张黎明

摘要：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自问世以来，既受到历代诗人与读者的热烈追捧，同时也不时有人对他引用史实的方式提出质疑。诗词以言志、抒情为主要目的，所引述的任何史实都不过是思想感情的载体，因而它不仅不必拘泥于客观事实，甚至还可以通过想象去虚构事实，这是由诗词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 史实引用 历史真实 艺术逻辑

《念奴娇·赤壁怀古》被历代文评家认定为苏轼诗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整个宋词的代表作之一，属于无可争辩的“千古绝唱”，体现出中国古代诗词艺术的最高水平。但同时，这首词也因几处表述与史实不完全吻合，而常常被后人所诟病。许多学者对词中所引史实的考证严谨细致，厘清了作者描写与史实之间的出入，对于读者全面而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有重要意义。但令人感到意犹未尽的是，大多数学者似乎止步于揭秘真相，对于苏轼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写探讨不够，而对于这样写为什么在诗词创作中是成立的则讨论更少。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试图在进一步分析和评论史实的基础上，能够从诗词艺术的本质属性出发，来深入探讨史实借用所体现的艺术逻辑。

一、三处较为明显的史实错误

为了便于后面的讨论，在此简要回顾一下相关史实及学者的考证结论，必要时对其作以简评或补充。

首先，苏轼所描写的赤壁其实以假为真。这首词为公元1082年苏轼被贬官到黄州时所写，此时距离发生在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已经过去了800多年。古黄州城西北有座赤鼻山，靠江边的岩石突出下垂，屹立如壁，而“赤鼻”的发音如同“赤壁”。赤壁之战的确切地址究竟在哪里，到苏轼写此词时就已经说不清了，当时传说中的赤壁遗址就有5处。据后世历史学家考证，真正发生大战的赤壁在蒲圻县，即如今的湖北省赤壁市境内，而非苏轼所写的位于如今黄冈市境内的黄州赤壁。苏轼当时无法确定真赤壁究竟位于何处，于是在词中特意有分寸地表述为：“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由于苏轼多篇与赤壁有关的诗文的影响，黄州赤壁由此名声大振。清康熙末年，黄州知府郭朝祚景仰苏轼文才，将黄州赤壁命名为东坡赤壁，又称文赤壁。于是蒲圻赤壁，也相应地被人们称为武赤壁。

其次，所谓“小乔初嫁”纯属时间倒错。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孙）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1]从时间上推算，周瑜与小乔结婚是在公元198年，而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差了整整10年，因而所谓“小乔初嫁了”，完全是苏轼“信口开河”。以苏轼之头脑，他肯定不会将周瑜与小乔结婚的时间搞错，但他为什么会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其中必定大有文章。如果说前边他将黄州赤壁当为赤壁之战的真正战场，是当时限于各种客观条件无法确认，而不得不人云亦云地话，那么接下来他将周瑜与小乔成婚的时间推后10年，完全是有意为之。不知道苏轼是否想到过，他留下这样明显的“破绽”，会容易被后人抓住把柄呢？

再次，“羽扇纶巾”说法实为移花接木。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东吴大臣诸葛瑾、步骘，曾向孙权评价周瑜说：“臣窃以瑜昔见宠任，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2]。又据东晋文学家裴启所著《语林》记载：“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3]以上史料说明，周瑜是一个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威武勇猛的武将，不大可能会是“羽扇纶巾”的打扮。而相关史料恰恰表明，作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将，诸葛亮才是真正的“羽扇纶巾”。魏晋时期，上层人物以风度潇洒、举止雍容为美，“羽扇纶巾”则是“名士”的一种代表性装束，史书中对此多有记载。比如《晋书·顾荣传》中记载：“广陵相陈敏反……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4]《晋书·谢万传》中记载：“万早有时誉，简文帝作相，召为抚军从事中郎。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5]除苏轼在《赤壁怀古》中称周瑜是“羽扇纶巾”之外，未见到有任何史料描述周瑜也是“羽扇纶巾”，而几乎所有描述诸葛亮的史料，都将“羽扇纶巾”与其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后来成为戏曲、评书中诸葛亮的标志性服饰。苏轼自然也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他偏偏又移花接木，将“羽扇纶巾”派给了周瑜。

黄州赤壁是不是赤壁之战真正的战场，不是作为词人的苏轼当时能够解决的事。这一点苏轼心里明白，但他仍然以“人道是”的不确定语气，表达了自己谨慎而保留的态度，因而即使搞错了也不能怪他。但“小乔初嫁”与“羽扇纶巾”，却是明摆着与史实相违的事，凡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會搞错。苏轼为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要将其弄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二、苏轼为什么要这样写？

对于黄州赤壁到底是不是赤壁之战的真赤壁，苏轼其实也一直心存疑问。他曾在《赤壁赋》中写道：“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在《与范子丰书》里又一次说：“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6]而在《赤壁怀古》中，他用一句“人道是”，延续了自己对黄州赤壁的疑问。以上文字清楚地表明，书生意气、激扬文字的苏大学士，其实对于重要的历史问题并不含糊，而是表现出学者般的精细与认真。

既然苏轼心里明白黄州赤壁，未必是周瑜打败曹操的那个真赤壁，那他为什么还要在词中煞有介事地去追忆和描述当年的战事，并为此大发人生之感慨呢？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苏轼要借赤壁之战这杯酒，来浇自己心中块垒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以至于无法抑制、欲罢不能，于是古战场究竟是真是假，他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再说了，他这篇《赤壁怀古》是作词，主要目的是借古论今，抒发心中的感慨而已，并不是考古或做历史研究，所以用不着他对地址较真。尽管他也不乏基本的历史知识，也想拨开时间的迷雾弄清真相，但他毕竟不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也不是写严肃的学术论文，就算说错了又能怎么样呢，人们并不会因此去责备他。而同样的事，如果换成司马光恐怕就不行，司马光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人们一般不会容忍他出现史实错误。所以苏轼洋洋洒洒地写出这样一首词，人们明知他将错就错也不是太追究，反而还为他开一代词风而叫好。清代诗人朱日浚在其《赤壁怀古》一诗中云：“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朱氏点明苏词“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谓一语道破诗词的本质。

不过，古战场的地址就算弄错了，问题还不算严重，但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令人大跌眼镜。听他口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好像历史上英雄豪杰的档案，都尽在他充分掌握之中，绝不会出现明显的失误。然而，当他称赞起自己理想中的“风流人物”周瑜时，却有些荒腔走板、颠三倒四，一会儿“小乔初嫁”，一会儿“羽扇纶巾”，让人怀疑他似乎喝醉了酒。这显然不是他苏大词人不知实情、信口胡诌，而是他假痴不癫、故意弄错，需要我们从其创作意图以及追求的艺术效果角度，去深入探究其中的奧秘。

苏轼究竟为什么将“小乔初嫁”的时间，有意推到10年后的赤壁之战时呢？大多数学者分析指出，这是苏轼为了彰显周瑜少年得志、红袖添香的特点，而特意将其这段人生经历浪漫化，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是也。的确，小乔在当时是著名的“国色”，如果按周瑜“纳”她的真实时间去写，就只是周瑜人生中一个十分普通的事件，算不得有多少浪漫之处，对于塑造周瑜的形象并无特别意义。但如果将他们婚配的时间推后到赤壁之战时，则会显示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时所说的干戈队里见红裙、旌旗影中睹粉黛的效应，英雄豪杰与绝色美人两相映衬、各自成趣，从而使春风得意的周瑜显得更加飘逸潇洒。但仅仅指出“小乔初嫁”时空错位的事实还不够，还有苏轼对史实的灵活引用与特殊处理，甚至是对其性质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和升华。如果稍微深究一下“小乔初嫁”的背景资料，便会发现这段被涂了一层玫瑰色的故事背后，竟然隐藏着惊人的内幕。从《三国志》等史书对周瑜与小乔姻缘的记载来看，小乔是孙权长兄孙策攻打庐江郡治所皖城时，从庐江太守刘勋手中获得的战利品。只因“桥公两女，皆国色也”，所以才受到“豪杰”们的垂涎，“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当时的正史，对于战争中获得的敌方女眷的处理，常常记载得十分详尽，似乎打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抢夺女色充实内室。这种情况是由古代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春秋无义战”，而三国争霸战大抵也是如此。别的不说，只说孙策这次攻破庐江，被东吴“豪杰”作为女色瓜分的，并非只有二乔，还有袁术的女儿，更有孙权的步夫人，等等。据《三国志·吴书·步夫人传》记载：“吴主权步夫人，……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7]《三国志·魏书·袁术传》记载：袁术死后，“妻子依术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破勋，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8]原来，周瑜与小乔并非青梅竹马、自由恋爱的一对，其看起来十分抢眼的婚姻完全是战争的结果，对小乔是“纳”而不是“娶”，说明小乔大约只是周瑜诸妾中的一个妾而已。而“多情”的苏轼，为了充分凸显周瑜的少年意气，竟然将小乔看成了自己的红颜知己朝云，把周瑜对小乔的人身占有，渲染和夸大成一段风流“佳话”。常言道，英雄不问出处，其实美人也不必论来历，苏轼将周瑜与小乔的婚事，有意与赤壁大战拼接到一起，也算是巧思妙构、飞来神笔，为登上事业巅峰的周瑜，凭空增添了一种风流倜傥的韵味。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千古风流人物”呢？一些学者认为，苏轼在《赤壁怀古》中盛赞周瑜，因而在他心目中，只有周瑜才是“千古风流人物”，而曹操、诸葛亮似乎都算不上，这是对苏词的误读。其实，从苏轼所写的《诸葛亮论》《诸葛武侯画像赞》《魏武帝论》《赤壁赋》等诗文来看，他认为曹操、诸葛亮、周瑜都是“千古风流人物”，创造历史的“豪杰”。虽然赤壁之战是曹操的滑铁卢、周瑜的成名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会以贬低曹操来抬高周瑜，相反，他仍然将曹操看为是“一世之雄”。而诸葛亮以军师、丞相的身份，带领弱小的蜀军与曹魏大军抗衡数十年，苏轼必定也无法否认，仅论军事谋略与指挥能力，诸葛亮肯定不在周瑜之下。苏轼本身是文学家，难免以文采来衡量三个人，曹操、诸葛亮都有文章或诗篇闻名于世，属于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而周瑜在这方面却无法与他们比肩。因而，在苏轼看来，周瑜与诸葛亮、曹操固然同属于“豪杰”，但是周瑜作为“风流人物”的成色似乎欠了点。从古到今，但凡在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军事集团中，军师或谋士的地位与价值，一般都是要高于武将或猛士的，因为他们往往比武将们更具有高超的智慧和眼光，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另外，从人生经历来看，“苏东坡不是范仲淹，他没有亲率铁骑克敌制胜的实践，他理想中的英雄，只能是充满谋士、军师气质的英才。”[9]而周瑜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一副武将的装扮，恰好缺少谋士或军师那些标志性的行头，这在苏轼看来有些“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但苏轼在词中一心要褒扬周瑜，乃至要将他打造成理想中“风流人物”的模样，于是，他便“不择手段”地将名士们的“羽扇纶巾”，临时借过来让周瑜用一用。这样，周瑜便在“雄姿英发”之外，又有一般武将不常有的儒雅与从容的风度，从而显示出文武双壁的“风流”气质。苏轼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三、这样写为什么是合理的？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自问世以来，既受到历代诗人与读者的热烈追捧，同时也不时有人对他引用史实的方式提出质疑。其实，质疑者在诘问时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苏轼所写的是词，而非以纪实为特征的散文，更非以严谨的考证为主的史学论文。诗词以言志、抒情为主要目的，所以它不仅不必拘泥于事实，甚至还可以通过想象去虚构事实，这是由诗词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历史学研究的最高标准是真实，真实是历史学、考古学的生命。不可想象，“黄州赤壁”被误认为赤壁之战的真战场，“小乔初嫁”被推后10年，“羽扇纶巾”被移花接木等等，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在历史学论文中，甚至也不会出现在散文中。诗词与散文虽然同属于文学，但判断其价值的标准不一样，散文以纪实为主要特点，因而散文中所引述或所认定的史实，往往也如历史学论文那样需要遵循真实的原则。但诗词与散文、论文有很大的不同，它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主要目标，真实与否并不是衡量诗词高下的标准，作者往往并不在意史料是否真实、确切，重视的只是史料能否恰当、充分地承载他要表达的情感。所以我们从苏轼的诸多诗文中，常常会看到两种面孔的苏轼：在《石钟山记》《六国论》等文章中，他俨然是一位正襟危坐、满腹经纶的学者，行文称得上中规中矩，生怕哪里引用的不准确或论证得不严密，而被方家所质疑、所嗤笑。而在《赤壁怀古》《密州出猎》等一大批诗词中，他又完全是一位潇洒飘逸、不拘小节的诗人，他对于史实的引用和处理，称得上是随心所欲乃至“简单粗暴”，只为了能充分抒发他复杂而深沉的情怀。“小乔初嫁”被推后10年，“羽扇纶巾”被移花接木，这样的事出现在《赤壁怀古》中，可以成为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倘若出现在《赤壁赋》中，则只会大煞风景。什么情况下必须严格引用史实，什么情况下又可以不拘泥于史实，苏轼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因而在他笔下对此区分得很清楚。

苏轼二十岁出头进士及第，文章名震京师，堪称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之后在朝廷及各地做官，也算仕途有成、前途无量。谁料“乌台诗案”祸从天降，他被贬官黄州，从此命运发生逆转，他的人生一步步走了下坡路。在黄州期间，他心中有无尽的怅惘、悲凉无从诉说，于是四处游山玩水以放松心情，而黄州城外的赤鼻矶以三国古战场的传说，一次次触动他心中的隱痛，于是他写下了不朽之作《赤壁怀古》。写这首词最大的目的，是让他心中积蓄已久的复杂情愫，像上涨的江河找到一个泄洪口，因而在词中他指点江山、纵论古今，淋漓尽致地展露了自己丰富而复杂的心境。至于黄州究竟是否真正发生过赤壁战事，他在词中既无须像考古学家去考证，也不必像历史学家去论证，他只是将其当成一个怀古的平台，赤壁真假与否一点儿也不妨碍他抒情。

诗词最大的文体特征就是言志、抒情。在作品中，诗人或词人除直抒胸臆之外，更多的是“寓情于景”或“托物言志”，也就是借助一定的事物，比如风景、实物或史实，来形象或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由于主要目的是以情来打动人、感染人，所以就不以追求客观、厘清事实为能事，也不在意所引史料是否准确或真实。这些物象或事实一旦被用到诗词中，就作为“意象”失去了其客观真实性，而成为作者思想感情的承载物。比如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意象，来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冰塞川”“雪满山”字面上看是写景，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自然环境，而是诗人为了抒发情感再造的一种景象。怀古类的诗词无疑会引述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为了表达主题或情感的需要，有时并不会原模原样地复述事实，而常常会对一些事实作以改动，甚至还加上自己的想象，这样便使史料虚实相间或真假参半。苏轼将“小乔初嫁”的时间推后10年，同时将当时名士们的“羽扇纶巾”借给周瑜使用，从而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苏轼做了如此“手脚”之后，反倒突出而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从而使作品大放异彩、流传千古。

其实，这种以假为真、时空错位、移花接木等活用史实的情况，不光会出现在诗词中，也会出现在历史演义类的小说中。比如《三国演义》，人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其实往往是作者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结果。诸葛亮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大军的故事，给读者带来了惊险而刺激的强烈感受，然而在诸葛亮真实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未运用过这一计策。倒是其他将领曾经运用过空城计，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便将其搬过来用到了诸葛亮身上。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中注引《云别传》记载，赵云某次带数十轻骑行军，与曹军大部队遭遇，赵云边战边退入营垒，有人主张闭门拒守，赵云却反而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疑赵云有伏兵，急忙撤退，赵云令士兵擂鼓呐喊，又以弓箭从背后射曹军。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退走。[10]又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某次孙权亲率大军突袭魏将文聘据守的石阳，当时文聘处于劣势，自忖出城应战固不可能，闭城坚守也难拒敌，于是他想出一条计策，命令城里人都藏起身，自己也躺在官舍里。孙权见状以为有诈，不敢进城，文聘得以守住石阳城。[11]《三国演义》中类似的事件或情节，还有“温酒斩华雄”“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等等。同一段史实，在不同体裁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功能，用到历史学论文或散文中，它是厘清事实、说明真相的论据；然而用到诗词、小说中，它不过是抒发感情、刻画人物的依托，艺术作品本质上的虚构性，会消解了史料的真实性。

总之，历史学追求的是真相，文学追求的是美感，史实对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意义。而要鉴赏以抒发作者思想感情为主要目的的诗词，就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诗词中所引的史实不过是抒情的假借，作者所遵循的只会是艺术逻辑，而不会受限于历史事实。因此，面对一首诗或一首词，我们只需调动全部身心，去深入感悟和体会作者所要传递的情感即可，史料的真实与否，并非衡量诗词艺术高低的依据。

参考文献：

[1][2][7][8][10][11]陈寿.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995，1001，949，170，758，435.

[3]裴启.语林[M].转引自鲁迅.古小说钩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7.

[4][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03，1388.

[6]苏轼.苏轼文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52-1453.

[9]孙绍振.月迷津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