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钱是钱锺书，杨是杨绛。“钱杨”已是当代文坛上一个醒目的符号，就像“苏张”除在极个别场合下指苏轼与张怀民，一般只专指苏秦和张仪那样。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钱杨伉俪，著作至今在印，传记至今在出。不过读遍这些存世材料，我仍然感到，他们的若干显得奇怪的举止，没有得到必要的留意，而成了身后之谜。出于对现有钱杨传记在观照这些谜、揭示传主立体面目方面的不满意，我将这些怪举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四个，写出来向大家求教。也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期待今后新出的钱杨传记能从正面来解这些谜。

本着对两位先生令名的钦敬，我仿照学术体例，在逐一提出四个怪举的同时，分别以注、鉴、评三层结构展开。这或许也能在目感上显得清楚明白些，更便于列位看官浏览和裁断。四个怪举里，钱杨各占两个。女性优先，先谈杨的两个，再说钱的两个。

怪举一：担心小说被后人随意续写，自己提前写出续书并出版。

【注】因为偶然听到一个读者令她“嫌恶”的故事走向猜测，杨绛先生便自行了断故事的结局，匆匆忙忙地出了薄薄一册《洗澡之后》。看前言：“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我把故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书最后不忘再强调一句：“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可见戒备之深。小说问世后，反响平平，甚至颇多批评意见，和当初《洗澡》在读者中的深入人心不可同日而语也。

【鉴】在我有限的见闻中，一个健在的作家因怕自己的小说被后人“糟蹋”，而赶在生前亲自锁定续书结局者，只此一例。续写，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一、作家没把故事写完便去世了，比如《红楼梦》；二、作家已把故事写完并去世，但后人意犹未尽而对原故事续貂，且另有寄托，像陈忱的《水浒后传》、张恨水的《水浒新传》以及佚名的《后西游记》；三、作家已把故事写完并去世，后人借题发挥，以续书形式讲今天的新故事，有童恩正的《西游新记》等为证；四、夺胎点金，李清照的《如梦令》，便是对唐人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创造式续写，褚同庆的《水浒新传》也可视为此种类型。唯独闻所未闻，有作者活着时给自己作品写好续书的，难道不叫人奇怪？

【评】作家珍视声名，连带爱惜自己的作品，本无可厚非。但为防止后人续写不合己意的结局，急着自己封死情节，分明流露出“我的东西你碰不得”的心态，和杨先生激赏的兰波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自相矛盾——不仍在斤斤计较，和后人“争”吗？谈不上做人的大透彻。请原谅我拟于不伦，油然想到前尘梦影里那个拿《富春山居图》陪殉的故事。复再寻玩“我们仨”这个被人津津乐道的书名，觉得个中的独尊情绪和意味，也真蛮有意思的。

这是一层。另一层是，以为作者提前写毕续书，就保证了后人老老实实夹紧尾巴、不再打这部作品的主意，未免也让人哭笑不得：创作时间的终点不代表故事的终点，作者能一厢情愿地“把故事结束”？忘了接受美学的原理吗？古人云，“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别说续写是正常的文学史现象，就算流露出翻版必究的用意，大浪淘沙，作者自家的续作良可备一格，却不妨碍别人同样可从自己的角度继续平等往下写，焉能赋予自己垄断文本意义的特权？

至于杨绛本人仓促杀青的这个带有大团圆俗套色彩的续书结局，是否成功，倒在其次了。熟稔中西戏剧理论的她不会不知，中国戏剧对团圆的看重，归因于中国文化的“一分为三”特征，较之于西方文化重视“一分为二”、擅长形成矛盾与争论，我们一上来笃信人之初、性本善。固然不能由此简单判定两种戏剧观孰优孰劣，我感慨的只是，期颐之年的杨先生太心急了，观念上，艺术上，都未能将这件事处理得更漂亮——本来岂非可以更大气些不是？

怪举二：在预感远行前亲手毁去自己的日记。

【注】从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得知，杨绛在年事渐高之后，“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这倒给了好奇如我者一个意外的收获：原来杨先生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

【鉴】对照两年前问世的皇皇十二册《夏承焘日记全编》，真不知该对这类老来自毁日记之举作何评骘。一名有高地位的文化人，日记里会涉及有价值的人和事，客观上可以为后代留下信史，作为作者就真没隐隐考虑过这些文字将来的用途？带着这个疑问，与作家韩石山海侃，极力鼓动也坚持记了半个多世纪日记的老韩，择机出版自己的完整日记，至少可仿效今人对清代李慈铭日记的整理，从中清理出涉及读书的部分，先勒为一编《越缦堂读书记》。满以为这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盛业，是文人乐见其成的，不料此议被老韩断然拒绝。碰了一鼻子灰后犹自在想，到得杨绛的岁数，韩石山总不会也舍得一把火，将自己堆积成山的日记本烧个干净吧？那到时又会如何区处呢？

【评】如何处理私人日记，本无须外人置喙。此中透露出杨绛对隐私的维护，矜持和孤高仍旧一贯。然而，不是只有杨绛才在记日记，钱锺书不也在记日记吗？不错，杨绛说过“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但后来影印出版的《容安馆札记》里，不仅不乏记“苗介立”等生活内容的日记，而且有着多少口不择言、臧否时人的言论啊。不恤出版丈夫对人的私下评议，却不惜销毁自己的日记，是否让人感到有两套彼此打架的标准，在左右着杨绛的内心？

实际上，出版笔记手稿是钱先生生前不会认可的事情。硬着头皮公之于世，固然不失为一种保存方式，避免了让数量巨大的笔记从此湮没于天壤间，但潦草的字迹影印推出，可能带来误读误识和以讹传讹，这种毁不如存、存暗含毁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看透了这层后，用火攻之法对待自己的日记而片纸不留，委实就显得没太大必要了，反容易引发后人不尽的猜疑。倒莫若从容坦诚地留下它，庸何伤？

怪举三：对甲说“你正确”，转身对乙说“甲不正确”。

【注】先看钱先生当年的同事、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者追溯：

我一到那里，他就说，刚才××到这里，认真地说，《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他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但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纪念钱锺书先生》）

如上表明，钱锺书对这位朋友甲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以这一理论为观念指导而写成的畅销书《性格组合论》、以及推动了全国“方法论热”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都持肯定态度。再听钱氏在同一时间对当年同事乙所说的话：

先生说：我看到一些文章，错误太多，一知半解。我看你们研究室（我当时在文艺理论研究室）很活跃，就一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说了不少意见，真是，文章经不起推敲，这可是不行的呢！（《“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忆锺书先生》）

此处“就一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说了不少意见”云云，指刊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后收入《文学主体性论争集》的《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等文章。被提“意见”的，就是上面甲的文章。鉴于批评意见占了很大比重，这又显示，钱锺书迅速收回了刚才对甲的肯定，转而埋怨其“文章经不起推敲”——你看得懂这种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吗？

【鉴】前面的赞语是不是钱先生的客套？会不会后面的批评才体现了老人家的真实心声？比较一下类似的情形，会发现并非如此。钱氏之赞语，发生在书信往还中，尤其是对不熟的通信者。其身后大量披露的信札告诉我们，对这些人，钱锺书往往不吝溢美之辞，鼓励居多，确也给不少写信的崇拜者带去了受宠之乐。可在当面场合，钱氏褒贬起人来，不见得有那么多虚套。上面两个片段都涉及熟人，谈不上口是心非的虚与委蛇，其间的矛盾便令人由不解而骇怪了。

【评】就此抱以“阳奉阴违”之讥，是容易的却也是平庸的。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怪举表现出来的钱锺书的深层性格：自己对自己的矛盾不甚敏感，自我反思不够。有时，我们觉得他对矛盾似乎很敏感，比如为钟叔河主编的丛书作序时说：“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但有时我们又觉得，他的说法颇有矛盾，比如口口声声“打通”——“通”的就不需要刻意去“打”，靠“打”出来的“通”，那还是真“通”吗？

或许也正因对矛盾不够敏感，钱著在整体上，便缺少一种以自我反思为核心的哲学深度，放眼望去尽以平行铺排为主，缺乏正反交错、展开辩证驳难的深入哲思。迄今哲学界罕有谈他的，没什么研究者将他的书作为学术研究的必需取径，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往深处窥探，其实也很少有某个专题的研究者，把钱著奉为绕不过的参考文献。他的书可看可不看，看了自可增添些知识的兴味，不看，对研究专业问题也没啥损失。随着时日的推移，我以为钱氏治学的某种局限恰恰就在这里。这和他重广度明显更甚于重深度，不能说没有联系罢。

怪举四：送客时忽然发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注】事见刘永翔怀想近四十年前拜谒钱府的文章。前面都正常，有点古怪的一幕发生在宾主告别之际：

最有趣的莫过于临别之时了。先生突然问我：“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我知道，这是钟会去见嵇康时嵇康问钟会的一句话。若照抄钟会原话“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来作答，岂但拾人牙慧，不是还自比陷害嵇康的钟会了吗？因此我笑而不答。（《受知记遇——回忆与钱锺书先生的缘分》）

这里钱氏驱遣的典故并不陌生。三国时钟会不认识“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邀人同去寻访。正巧碰上嵇康在大树下打铁，并不停下，旁若无人。待钟会起身要走，嵇康才问他：“听到了什么才来？看到了什么才走？”钟会只能回答：“听到了所听到的才来，看到了所看到的才走。”各种钱锺书访问记中，记叙钱家大门难进的很多，鲜见描写辞别之际细节的。这段文字难得地为之留下了风采。只是这样一种辞别语，怕够客人猜详一辈子而不得其解了。

【鉴】在这个场景用这个典故，要表达什么意思？用钟会欲害嵇康，比拟于刘对钱的“拜之倒”？把远道而来的后学说成加害自己的钟会？但自己热情相待的行为迥异于嵇康，又无修辞上的对应性，缺乏相似点，比喻不当，好像也不能说是想反讽什么。这算钱氏幽默？

溯自十余年前，我曾研究过钱氏幽默的几种类型，发现多数幽默效果是运用比喻实现的，如形容汉赋的“板重”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啰嗦有如“老婆舌”，称韩愈老是话刚出口便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臣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清人钱载的诗则像“肥老妪慢肤多褶”，如是等等。少数幽默效果则来自反讽，像抗议医院里吵闹的小护士：“你把我的病都吓跑了！”唯独吃不准，这从原文里掐头去尾截割出来的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唱的是哪出幽默？思来想去，也只能叫它“断章”了。淡化上下文语境而“断章”为我所用，事实上正是钱锺书特有的说话和为文方式。

【评】“断章”本身不是没有可取点。《左传》就总结了春秋时“赋诗断章”的文学传统。再联想到漫漫科举制长河中那一道道试题，譬如“维民所止”，每每也在断章中截搭，对钱锺书这份癖好，自可见怪不怪。卞之琳还有名诗《断章》呢。将之用于日常生活，开开玩笑则可，可是钱锺书把它大剌剌地用到学术研究上去，窃以为却是问题很大，甚至充满了危险的。

举个例子。对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文《艺术作品的本源》，钱锺书“断章”截取出一句“真理即非真理”，然后用“亦见亦隐”四个字，联想式地迅速打发了它。这不但没有诠释清楚海氏原文之意，只同义反复了一下，而且在“断章”的拼接中造成了三个不良后果：其一，把哲学本体论问题偷换成“见/隐”的日常生活经验问题，简化了思想语境；其二，海氏原文讲的是“有”和“无”这对范畴在本体论上的关系，“无”在此是绝对的，钱锺书却用“见”和“隐”置换两者，没有考虑到，“隐”只是相对于“见”的暂时遮蔽状态，把一样东西藏起来让人看不见，这样东西仍在，并没有趋于哲学上的“无”，以此类比，便从根本上导致了对这句哲学表述的义理曲解；其三，“亦见亦隐”在切换频率上的稳定性，又逐渐凝固成不变的同一性实体，那种形而上学嫌疑，恰是海德格尔此文试图避免的，他要还原的“无”乃是一种非同一的差异——大道从中涌出的事件性发生源。你看，仅仅基于这三点，靠“断章”搞研究的短板不是已历历可辨吗？

因为“断章”毕竟是前现代的文化现象，若据此信心满满地把治学当作聪明有余、实绩有限的跳跃式变奏和诗性活动，是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难以长久的。乍一看五湖四海、满目琳琅，一旦穷形极相，却到底说出了什么呢？它不能和现代学术精神对话。从现代学术精神看，符号需要置身于符号关系中，在和所有其他符号的区分中才有意义。一句话的意义，因而无法脱离它所处的整部作品，孤立地把这句话拎出来去和别的话拼接，便失去了对这句话刨根问底的专业化深研姿态，成为漂浮于话语效果水面上的自指游戏，真理便要打个折扣了。

于是可以理解，同样是对疑难字词作解释，虽然钱锺书的《管锥编》知名度大于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今天的人们却似乎相对淡化了对于前者的热情，而正在给予后者越来越高的评价——“永垂不朽，堪称万世楷模”（鲁国尧语）。个中奥妙，我想在于钱氏在“断章”中连类比附，思维上是横向辐射的，百科全书式面面俱到，却难免东点一下、西点一下；蒋氏则咬住每个对象本身深钻细锥，思维上是纵向一竿子通到底，更趋专精的，其书终成敦煌学领域人人案头必备之书。时过境迁来衡量，更为彻底、对学界更有助益的是蒋著而非钱著。据蒋夫人回忆：“我和云从（按：即蒋礼鸿）对钱锺书先生有些‘微词’，……如果他确是中文系的，那就确是有点‘杂’了！……他的博是惊人的，我老伴对他有些‘微词’。”（《蒋礼鸿与钱锺书鲜为人知的交往》）具体有何“微词”，后人已不得而知，但估计和蒋对钱“断章”的、东鳞西爪的治学方式的看法，多少有关系吧。热衷于学界佚闻的有心人，何妨沿此来做做钩沉的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