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路

韩非子说：“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诸葛亮说：“君子视微见著，见始知终。”而宋朝人呢，认为“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这回不说“圣人”、“君子”了，而说“人人”了，可见，从一点萌芽便预知结局，并非圣人们的专利。比如“三岁看八十”，我就疑心是草根阶层总结出来的，为的是在子女培养上看准苗头，及早调整方向，免得在投资时花冤枉钱。

在这个春光明媚的季节，我一直在读赵剑敏的十卷本史诗《大三国》，并陆续发表阅读札记。

读到第十卷，《三家归晋》，遇到了“见端以知末”的问题。原来，当时针对钟会这个人，有五个半人作出预言。

钟会是曹魏的司隶校尉，自小天资聪颖，悟性过人。司马昭伐蜀，他是最坚定的支持者，被司马昭任命为镇西将军，独掌十多万重兵。

五个半人中，有五个是：钟会的长兄钟毓、当时的女杰辛宪英、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西曹属邵悌、从事中郎荀勖。

钟毓说：“钟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

辛宪英说：“钟会行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我恐他将有异志。”

王元姬说：“钟会见利忘义，好弄事端，宠过分必起乱，不可大任。”

邵悌说：“今遣钟会率十多万众伐蜀，愚谓钟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他人行。”

荀勖说：“钟会虽受恩，然其性未见得能晓知大义，不可不速为之备。”

五个人的预言，归结为一句话：钟会迟早要出事！

还有半个人，是指钟会的母亲。《大三国》说：“他那伟大的母亲曾告诫他：‘君子当以屈求伸，谦恭慎密，行己至要。‘人情不能不知足，否则，损在其中。‘乘伪作诈，必不能久。”母亲是在钟会小时候，对他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告诫，即《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所载，“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而并非看到钟会“好弄事端”后发出警告，因而只能算半个人。

钟会图谋造反，是渐进的过程。《大三国》的优点，在于从多种典籍中找寻依据，对钟会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开掘。而且舍得花笔墨，反复强调，让人读得酣畅淋漓。钟会出征之初、进入汉中、吃掉诸葛绪、剑阁受阻，都不可能产生谋反的念头；而是在兼并了邓艾之部、独领了魏军和蜀军后，逐步形成的。一种野心，总有某种理念支撑，“他认定人性本恶，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在不遗余力地谋取私利”，“不能将信义、情谊、伦理看得太重，唯有根据客观情况，用以黑制黑的信条，打击一切竞争对手，搬掉大大小小的拦路石”。为有效地保存自己，他收敛起了傲骨，忍他人所不能忍。

钟会暗藏“阴的方面”，却在操作上，尽显“阳的方面”，即在公众面前，“树立美好且崇高的形象”——对此，《大三国》有如下描写：

“孝敬母亲，俯首帖耳的孝敬，成为天下的大孝子；廉洁奉公，贡献私财的廉洁，成为当今的大廉者；精通学说，融通各派的精通，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学者；运筹帷幄，未雨绸缪的运筹，成为旷世绝代的大军事家；善断政务，高屋建瓴的善断，成为无出其右的大政治家。

“他真想说，曹操、司马懿俱往矣，今天当轮到他钟会大显身手了。”

然而，司马昭深知钟会迷恋权术，绝对无信可言，“此人看似不贪，其实贪得很，贪在大处，得陇望蜀，和他母亲告诫相反，永远不会知足。”因此早早作了提防。当钟会暗中拉开了挑战司马昭的帷幕，其命运就一直走下坡路，以至在“摘取崎岖蜀道上的桃子”时，成为活靶子，被乱兵杀死。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评估那五个半人的预言了。钟毓、辛宪英等五人，未曾交流，却能同时精准地看到钟会的结局，这说明，即便在黑漆漆的封建时代，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佛家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钟会的野心，刚一启动，就没能逃过群众的眼睛，哪些属于表象，哪些代表本质，他们一读就懂了。而钟会的母亲，在钟会反叛时，已死去七年。假如让她活着看到，可能目瞪口呆，可能伤心得自尽，但嗔怪儿子违背母训、“乘伪作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则是一定的。

当然，“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高水平的警句，钟家妈妈是讲不出来的。

【原载2013年第4期《四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