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勤

没有一个奖是圆满的，包括诺奖。一般说来，奖的名头越大，争议也就越大。这是常规，没什么好稀奇的。刀郎的新专辑《山歌寥哉》一出手，全网用多个语种多个剧种在翻唱，以至有人认为刀郎该获诺奖。乍一听，这提议极不靠谱。细琢磨，这思路却也足够清新。

刀郎是歌手，这毋庸置疑；再往高处说，刀郎是音乐人，也没人反驳。说刀郎是诗人，可能有点牵强；但说刀郎是词作家，应该没有疑义。

词作家也是作家！

刀郎不是诗人，但他所写就的歌词，却有着当下不少诗人的诗作也远未达到的诗意浓度和艺术品质——“你总是随手把银簪插在太阳上面，万道霞光蓬松着你长发的波澜。你总是不小心把倩影靠在月亮上面，万顷月光舞动着你优美的梦幻。谁与美人共浴沙河互为一天地，谁与美人共枕夕阳长醉两千年。”（《我的楼兰》）“风似刀割我的脸，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无言这苍茫的高原。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西海情歌》）且从《诗经》起，诗与歌就是不分家的。为什么我们会对《诗经》中的很多诗作，有“不过如此”的感觉？就是因为今天的我们没有加曲吟唱的能力，还原不出最初的那份诗意情怀和文学质理。

在《山歌寥哉》专辑中，《罗刹海市》《花妖》《画皮》《颠倒歌》等这些从《聊斋志异》故事中重新淘洗出来的歌词，无一不质疑着现实的困境，表达着理想的高蹈。不妨罗列几则诺奖诗人的授奖词——1906年，意大利诗人乔祖埃·卡尔杜齐：“不仅是由于他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颂扬他诗歌杰作所固有的特色、创新气势，清新风格和抒情的魅力”；1959年，意大利诗人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1987年，俄罗斯犹太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或是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及浓郁的诗意”；1996年，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由于其在诗歌艺术中警辟精妙的反讽，挖掘出了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假如我们把这些诗人的授奖词全部用到刀郎身上，也并不存在太多违和感。

何况，作为歌手获奖，早在2016年已有先例。或许，鲍勃·迪伦正是想堵住一些人对自己获奖身份的质疑，所以他在获奖的书面演讲中，提出了文学“另一面”的概念，大意是，文学从来不只有专业人士所欣赏的那一面姿容，它更本真也更多彩的另一面，更应始终朝向具体甚至庸常的日常民生。他一方面列举了自己对吉卜林、托马斯·曼、赛珍珠、加缪、海明威等文学大师的景仰，认为自己早已汇入到了特定的文学传统之中，又同时表达，这不过是一个纯粹无瑕、理想高蹈，同时又脱离生活、狭小局促的文学专业圈子。他认为，文学精神早已洋溢于音乐、电影、报纸、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介平台，文学场域也早已不再孤立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之外。他说，我敢打赌，在莎士比亚的头脑中最不需要考虑的事情是：这是文学吗？

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文学无界，无界文学。并非“纯”文学，才是文学，而稍有一点不“纯”，就不是文学了。

诺奖的定位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和包容。诺贝尔文学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者，而且，在诺奖的评奖历史上，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文学作家、纪实文学作家、散文作家、思想家、哲学家等都有过获奖的先例。

刀郎大多数的歌词，既是叙事诗，也是抒情诗。而像“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展开来，就是一篇小小说；“君住在钱塘东，妾在临安北。君去时褐衣红，小奴家腰上黄”（《花妖》），展开来，就是一部唯美和凄艳的爱情小说……

作为词作家的刀郎，他写出了作家笔下的人性；作为歌手的刀郎，他唱出了人生的理想；作为音乐人的刀郎，他击中了人的灵魂；作为文化人的刀郎，他秉持了对现实的批判。

不怕作家写作品，就怕音乐人懂名著。刀郎用十年时间，一网抡下去，从三百多年前的艺术海洋中，打捞出了口口相传的曲谱和扎心溅泪的诗句。

我把他专辑中的歌，串烧成这样一首——“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一江水冷月光满城的汪洋。我在时间的树下等了你很久，期待渡鸦的只言片语。天上鸿雁往南飞，你藏在哪一层遥远的泉台蒿丘。眼前风烛皆故人，阳光照不亮夜里的鬼。路也滑来人也滑，提着东侧的世界的鲜花。当我们的过往变成了未来的幻想，告诉他吻过的山川与河海已经醒来。谁在法坛里藏牌弄千，总有人偷偷拨弄镜月的罗盘。这世界我们来去轮转，等过畅往烟消云散。”怎么样？算得上一首不错的诗吧？

所以，要说刀郎获诺奖，从可行性上说，并无障碍。但从获奖的可能性上说，也许并不大。好在，诺奖不过是一个奖，获不获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