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治

一直有个错觉，以为少功先生在中國现代化启动之初的那个“天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是他踏上湘西那片巫风犹存的土地之后才触发的。

人往往被自己的错觉和固念所操控，却浑然难察，个中，必有个人之隐。

今年（2023）端午前夕，值此屈原怀沙明志2300年祭，少功先生应邀出席汨罗承办的“屈原精神及时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他演讲的题目《“文学寻根”的汨罗缘》，开口便如蒙太奇：

“我十六岁来到汨罗，是全国数千万下乡和回乡的知青之一。那时我对屈原和楚文化所知甚少，对列入禁区的诸多文化遗产也习惯于绕行。有一次，参与湖区的灭螺围垦，我曾夜宿一个破旧的老屋，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屈子祠。当时那里老墙剥落，破窗漏风，木板楼梯松动咔咔响，是一个公社机关占用了多年的大杂屋，有广播站、伙房、仓库、化肥和农具，还有‘农业学大寨’之类标语的涂抹和覆盖。”

“正是那一个夜晚，使我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写下了第一句话：‘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

原来，那夜，从云缝中泻出的深秋月光有如一枚悬空的问号定格在他漫开的思绪中。多年之后，他把那个夜晚留下了，留在《人在江湖》这篇美文里。让我再当一回文抄公：“这也是我第一次靠近屈原——当我躺在木楼板上呼吸着谷草的气味，看着木窗外一轮寒月，我已知道这里就是屈子祠旧址。当年的屈原可能也躺在谷草里，从我这同一角度远眺过天宫吧？”

不远处，汨罗江水已流过不知多少年，还将继续流逝，亦不知多少年，江水划出的文字可随心而解，可1975年的这个深秋之夜注定要进入“一条江的文学史”，一前一后，越两千年，汨罗江畔两个闪光的灵魂发生了量子纠缠。莫言先生曾脱口而出，挥毫写下：“古有屈大夫，今有韩大爹……”少功先生一再申明，咯是打油诗，不足信，只增笑也。谁敢攀比屈老夫子？折煞我了。如今，在八景学校，在一库碧水之畔，可看到由旧校址因陋就简而成的韩少功文学馆，前院门口可能是所有这类馆院建筑中最简陋低调的，无牌楼，无高门，唯上世纪老款镂空铁门一张，门顶焊铁艺字六枚。门旁，莫言的八句诗被抽走四句，留下残句，右侧，“楚人肚量大湖南好汉多”；左侧，“文学根何在龙舟下汨罗”。虽不成对联，却别具一格，常见观者驻足，诵之琅琅，笑声盈盈。少功先生亦笑道，莫言是在给汨罗打文旅广告，你们也不用出广告宣传费。

我的乡友黄灯有言，屈原之后，韩少功是汨罗土地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和心灵事件。学者立言，长于归纳，要言不烦，此句够我琢磨的，越琢磨越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若把时间的坐标稍稍拉长，一个点就会显现出叠加的意义。他十五岁下乡来汨罗，二十五岁离开去读大学，千禧年选择八景阶段性定居，一住二十三年矣。他寻根的起点在汨罗，他把根扎在了汨罗，根深而叶茂，我们能看到的是，他生出的每一片叶子都不复重，都在超越自己，越长越像那烂陀寺里菩提树上的叶片——那座寺早已被毁，毁灭之处，想象方可涌泉灌之，绚烂使之，楚文化亦如是。我老是傻想一个问题，若韩少功不来汨罗去了其他地方，还会出现《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等等这些韩家作品吗？至少，丙崽和他的两句经典口头禅不会有，你若不信，可去查看韩少功《长岭记》中1972年3月28日、29日的日记，里面言之凿凿，不必我来饶舌。还有，那本词典小说也不会在方言的巨大子宫里孕育而生。也就不会有那本读山水、亲耕种、写自己的散文长卷，假设有，肯定是另外的景象和“心经”。我还可以进一步犯傻，他还会选择做一位作家吗？原本，他理想中的第一选项意不在此，数学或其他理工科，更是他的长项。看来，人生的“修改过程”在虚拟里才可能实现，但那决非虚幻，自有它的意义，写作就是一种叠加态里的不断寻找和发掘，谁否定其意义也就在自我了断，并切断与族群的血脉，粗俗地说，便是一只阉狗，或是一个野种。

韩少功的根系所至，远不止上述这些，他和我脚下土地的关系，他从中汲取的供养、体认、智识、思辨，他和我父老乡亲的相融，他将人民性和实践性完美地结合，很多都超乎我的认知和臆测。他对楚文化及其他诸多文化的纵深把握，总给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惊叹和醒悟。

他是难说清、道不完的。

他委婉拒绝了我们将他的演讲刊发到已联系好版面的某家大报上，他是有更多的不想说破吧。

我还是回到对自己错觉的勘误。一九八五年，《归去来》和《文学的根》几乎同时发表。我在那年下半年进了师专，图书馆对我来说，如同身边的洞庭湖，而自己像一只傻乎乎的旱鸭子，喜水却不知从哪里下水。我跟着师哥学姐们进了期刊阅览室，那里，穹顶的日光灯太亮堂，至今还在我记忆里闪烁，新时期的文学氛围如同阿里巴巴唤开的藏宝洞，回想起来，饥不择食的青春是真实的，所见的黄金钻石是虚拟的，那真实感愈强，那虚拟感便愈灼痛，那虚拟感愈弥漫，那真实感便愈恍惚，两相交织，此消彼长，构成了被我消耗过的黄金时代。我是在那时那里读到了《归去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得不知所云却让读者欲罢不能？人物还可以这样摸头不知脑地将错就错，错上加错？环境，还真有这样的地方么？与我老家山上的村寨一分相似九分迥异，倒像梦里去过的某地，那梦却不可能如此连贯漫长。“我累了，妈妈！”——小说还可以这样结尾吗？《归去来》里的情节、人物、细节，大多我已模糊，可初读时那种惊异感、梦幻感和驱之不去的压抑感却记忆犹新，如一场跟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梦魇。最近，再读，我感觉这个短篇有入口而无出口，所有的活人活物均在里面空转，谁也跑不出来。卡夫卡以几十万字构建的《城堡》是阻止你进去，韩少功以数千字布局的山寨是默示你怎么也不得出来。两者的效果均已达成。再读，我发现山寨人对进山人的嘘寒问暖、体贴关切，看似憨厚热心，可转念一想，却步步算计，步步惊心，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韩少功在这个语境里转换成了“他人即陷阱”“他乡即梦乡”。三十多年，前后读来，《归去来》不减它充满诱惑的魅力，于审美，于心智，它都是中国式的迷宫，当然是韩少功式的匠心。

我总感觉摆在案上的《归去来》与我当初看到的期刊本上的《归去来》有几丝异样，是它让我产生了误判，认为从我家乡走出的韩少功一头扎入了湘西的迷雾中，他的寻根也就与我和我的老家没多大关系。再者，后来他对这篇小说是不是悄悄作了些修改？记忆中，小说结尾那句不是这样的，似乎是：“妈妈！我再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自我。”当然，我现在看到的结尾更有意思，是我记忆有误吗？或是我在某篇文章里看到了这个似是而非的句子，以至发生了神经元的错串？我知道，少功先生隔一段时间喜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作一些修补，于自己的文字文本，他有“清洁的精神”，而“清洁”一旦“精神”了，便会心痒上瘾。我找到了他自己的坦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给我出了一套系列作品集，就是一套绿皮本。我当时多多少少做了一些修订，所谓修订，就是尽量减少写作中的遗憾。修订的总量大概有四五万。”（引自郝庆军2011年12月9日的采访，《九问韩少功——关于文学写作与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我找不到1985年那期的《上海文学》，但我更愿意像小说中的“马眼镜”一样将错就错……

以我手头2011年的东岳文库版和2012年的上海文艺版作比对，《文学的根》有数处文字作了修订，均无伤大雅，只是这些细处，可见他读书、写作、思辨的嗜好，几乎与每一个字都较上了劲。他为人却是另一种风范，大处原则，小处随和，待己严而待人宽，他调侃自己“没心没肺”何尝不是菩萨心肠的个人立场呢？有学者专门研究过他的修订版，以《爸爸爸》为例，以为有些地方改成了遗憾，应该保留原貌。改与不改，都有道理，少功先生讲的是道，学者考证循的是理。我从道，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这些隔壁的人，很可能就是化了妆的人类史。”忍不住要化用他的话来添加一二句，因为大家都被生活痛加“修改”，我们就少不了诸多伏笔，少不了各种严肃的追问。

窃喜能做他“隔壁的人”，套用黄灯所言，这是我个人最为重要的心灵事件。不敢奢谈文化，在屈原、杜甫和韩少功都“把根留住”的土地上，在余光中诗情泛滥开来的“蓝墨水的上游”，文化纵横谈，只会让自己出丑，那就整些记忆碎片，以兹拾遗。记得2007年，我们编了一本收集汨罗文史资料的书，拿着打印书稿，去梓园请他提意见，他笑道：“你们搞出这么厚一大本，先容我看看。”我知道，汨罗人喜歡麻烦他审看文章书稿，他却从未露出过不耐烦，从不敷衍了事，他给我们看过、指点过的何止是文学作品，族谱、碑文他读过、润色过，学生作文也批改过。只是呈阅古体诗、新体诗，他常推辞，笑曰：“我不懂诗”。每次提意见，他必加一句：仅供参考，不必在意。月余后，对那本书稿，他书面提出数条意见。当初，我们拟书稿名想要显得有点文化，便从咏汨罗的诗句中找了两句，一句是韩愈的“自古流传是汨罗”，另一句是崔桐的“更有清流是汨罗”。他的建议是，诗是好诗，可这本书不是宣传片，不宜搬出古人来站台喝彩，不妨简朴一点，旨在恢复共同的记忆，《汨罗江记忆》如何？编委会一致认可。根据他的洞见，书稿又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补。一年后，我们得寸进尺，想请他给本书作序，电子邮件发过去，11月初，收到他的序，隔几日，再收到一则邮件：“改动了几处，请用此稿。”

我想录下第一段：“很多年前，我在汨罗插队落户，曾与农民一道去垦荒，在山坡上挖出一堆堆锈迹斑驳的铜矛和铜镞。这些深绿色的小物件很轻，一捏即为粉末，显然是铜器时代的遗物，来自锈蚀和风化的漫长岁月，见证过这块土地上面目不详的战争与王朝。可惜的是，中国古史多为北方书生所撰，对南蛮的了解失之粗疏，以至我们难以找到确切史料，确知远古汨罗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些时光深处的青铜杀器让我走神乱想，我在哪里见过它们呢？

想起来了，它们出现在他三十多年前一篇笔记体小说《史遗三录》的前言中：“我落户于长乐镇以西，随老农开荒时曾挖出大批铜矛铜镞，轻捏即成粉末，怵然察出脚下荒岭原是铜器时代的惨烈战场，禁不住惶惶四顾心空良久。罗地奇事异物颇多……”

它们也被我想当然地认定在《日夜书》中出现过，那些知青起早摸黑开荒，挖出了一堆堆白花花的碎骨，旁边也应该有这些青铜碎片呀。被饥饿驱使，被热血点燃，叙述者陶小布与人打赌，竟吞食死人骨头，赢了十张饭票。陶小布如此行为，真像一个南蛮！再回到楚国往事中，他身上不是投射出“操吴戈兮被犀甲”“矢交坠兮士争先”的猛士影子吗？我把《日夜书》相关篇章重读了一遍，没有找到铜镞的踪迹，可找到了少功先生对我的会心一笑：“读者其实是没有留下痕迹的一些篡改者，文学史是程度不同的偏读史、浅读史、误读史——即使这些误读有时也有积极意义。”（引自相宜2018年的采访，《重启记忆的保存关卡——韩少功访谈》）

他一再写到的这些青铜箭镞，散落在我脚下的土地上，有些被人挖出，见者总会为之凛然，而后惶惶然。与它们相关联的人事历史早已归于大地，也归于暗区，几乎不可能还原现场、追寻案底，却打开了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冥想与深思。文学就是在其中生发而浩荡的，我们的来时路是由无数条湮没的路组成的，我们的根连接着无数面目模糊、大多无名的祖先，正是以过去的无限纵深为背景，我们此生此时“这一个”的意义才显得特别珍贵。少功先生在那篇序中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作为人性的证明，这种记忆使我们避免道德与智能的退化，能够向过去与未来展开宽广眼界，成为历史进程中积极有为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记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几乎是一种没有尽头的长征。”

我沉湎于对铜镞的遥想，更多的它们已经看不见、找不着，很多时候，让人内心惶然无解。而少功先生将它们展示于掌心，如一个魔法师，他让我们看到铜镞从往日射来，其飞行的流线体如此奇妙，其破空之声如楚人的呼啸，无数道青影掠过，回看飞矢的慢镜头，某些时点会膨胀内爆，或是坍塌变形，这些时点便是文学艺术的高光时刻。与流星划过天际不同的是，铜镞或射入血肉之躯，或纷纷坠入泥中，它们不会虚化掉，它们的故事或是滴着血，让受者和听者均灼痛，或是被尘封，等待挖掘发现，成为根一样的存在。

我仿佛看到，折回的箭镞已成齑粉，钥匙能开的门也已成灰烬，但要说寻根是“风流云散的象征”为时尚早。令我慰藉的是，少功先生手里还捏着帮助我们打开记忆宝藏的一串钥匙。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