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形象的百年嬗变

2024-01-12卢绍维邵献平

理论观察 2023年9期

卢绍维邵献平

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形象对国际交往和国际活动产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国家形象的构建成为了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历史性转变，它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民主主义时期追求的民主和独立的反法西斯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树立的独立自主、反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的改革开放、谋和平求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9 — ００31 — ０6

一、国家形象

（一）形象的内涵

人类对形象的认识由来已久。史前时期，人类通过壁画等形式留下他们对当时自然物形象的描绘。进入文明社会，人们对个人、组织以及国家等社会性形象则愈加重视。《周易·系辞上》提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这是“形”“象”二字的首次并用，此時取“天象变化、山川形貌”之意。二字的首次连用则见于《尚书注疏》：“审说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求于民间。”此处，“形象”一词已经接近我们现代人所一般理解的形象之意了，即指人的形态相貌。

在现代社会，学者们对形象内涵的认识已较为深入，不再局限于事物的表面形态，而开始追寻形象背后所隐藏的象征意义以及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反应机制。学者徐国定在《形象学》一书中将形象定义为客观具体事物的主观映像，认为“形象是精神气质的外化”，具有形、色、性、态四个要素，缺一不可。”［2］学者孙有中把形象看作是人们对对象物的主观感知，并指出：“形象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二者具有相似性，但不可等同。”［3］有的学者则详细介绍了形象的发生过程：形象是由物质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即“源像”，通过符号中介进入大脑受到加工形成映像，最后再通过符号中介进行输出的结果，整个过程中还会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数次变形，因之将形象定义为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4］。以上学者虽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对形象进行了分析，但都包含了一些形象的共性：首先形象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认识，属于意识范畴；其次，一物之形象一方面包含在场的感性形象，如事物的形状、色彩等等，另一方面还囊括了不在场的意识形象，如事物的精神、气韵、指代意义等等；另外，形象与其所代表的实际对象只是具有相似性，两者不一致乃至大相径庭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它在产生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变形。

（二）国家形象

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活动的兴起与发展，国家的形象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众说纷纭，一类从反映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国家形象侧重于对国内实在因素的反映，一国的物质条件、经济实力、文化氛围等因素组成了该国国家形象的基本框架；另一类提出国家形象是国家进行国际互动的产物，是国内外认知主体系统、综合、集体建构的结果。因此，我们既不能离开物质本源空谈形象问题，也要注重对国际行为体的主体间性研究。自存在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国际活动以来，国家形象问题就产生了。追溯历史，中国自古以来便开始注重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春秋战国时期就留下了晏子使楚、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佳话。汉朝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建立一个“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5］的国家。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深化，国际交往和国际活动深刻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其间“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大行其道，我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已是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6］并把我国的国家形象概括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四种形象，这指出了我国国家形象的建设方向。

然而，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的形成离不开三大要素，即它以国家的活动为基础、由信息来建构、在认知中改变［7］，这为我们提供了构建国家形象的基本思路。从国家的活动方面来看，学者管文虎提出国家形象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8］，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国家自我定位、自我塑造的结果。另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国家形象也表现为一些具体的主体形象，比如该国的官员活动、文化氛围以及人民生活等等；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有学者发现一国国家形象的“源像”经过本国国家系统的主控族群的描述和加工之后，会继续被国际信道中的传播者以及其他国家系统中的主控族群处理，中间信息会经过n次变形，且不排除改变的可能，然后才会形成一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源像”与最终的国家印象会存在差别［4］；从认知主体的角度来看，国家形象既是对内的，亦是对外的，传播是双向度的，国内外认知主体在国家形象的形成中既会扮演信息的施动者，又会成为信息的接收者，具有主客二重性，而且由于认知主体往往并非是客观看待信息，会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教育程度、价值立场、心理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认知主体形成不同的国家形象。由此可知，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当是一个多维度的庞大工程，我国历史底蕴丰厚、文化多元丰富、人口规模巨大，这就要求国家形象的塑造既需要宏观的顶层设计，也要注意局部的细节推敲，才能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形成对国家发展的积极效应。

（三）国家形象的特点

一是建构目标的政治性。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范畴，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形象建构服从于国家利益的要求，每个国家的利益不同，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国内的建构主体来说，其目标必然是对内增强和维持政治认同，对外加强和扩展国家的国际交往以及国际联系；对于国外的建构主体来说，其目标则是增强该国的国内外威信。政治性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十分突出，有时甚至超越了客观事实本身。

二是建构主体的多元性和建构结果的多样性。国家形象的建设主体是广泛的，除了政府、媒体等影响力较大的组织和机构之外，各种网络、跨国活动等事业的发展，个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国家形象的建设之中，这种建构主体的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建构结果的多样性。美国新闻人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观点，认为现在的媒介信息并非是对事实的镜子式反映，大多是经过选择和加工的结果，“新闻广告人为记者制作的画面乃是他希望让公众看到的画面”［10］，从而引导人们的价值与行为选择。因此，国家形象固然具有客观性，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主观派生形象，多元的建设主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自身的经济需求、政治目标、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建构出多样的、具有差异的国家形象结果。有学者把这种复杂结果分解成“我形象”“他形象”“错位形象”三种类型，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11］。

三是建构过程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历史性。国家形象的相对稳定性一方面来自于国家本身发展的渐进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人们思维和认识的规律性。国家的变化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短时期的量的积累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显著的，而人们对于一国的国家形象是在長期、大量地接触该国的信息、材料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鸟笼效应”“晕轮效应”等心理学规律的影响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和心理定势，不会被轻易改变。但国家形象也并非一个既定的信息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阶段式的发展过程。因为作为国家形象物质基础的国家是在不断发展的，国际上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也是瞬息万变的，作为这两者产物的国家形象也必然随着主客体、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二、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形象的嬗变

我们认为，国家形象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这里的“变”指的是因时空的变换所显示出的国家形象认知结果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既表现为时间维度的纵向流变，亦包括空间维度的横向差别，其中时间维度显示了国家形象的历史沿革，侧重于其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而空间维度则更多体现了国家形象的地域和文化分歧，强调对其多元化理解。回顾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形象的变化中一直发挥着探索者和建构者的伟大作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国家形象的根本逆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塑”了积极辉煌的中国形象，虽然在某些时期也碰到了形象“他塑”的困境，但百年来中国形象的蜕变无疑是中国形象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转变与革命：中国形象破旧立新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树立了争取民主和独立的反法西斯大国形象，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这项抗争事业符号的传播者与先行者。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的封闭、落后逐渐被西方所认知，中国形象也开始被打上不好的标签，英国作家萨克斯刻画的傅满洲这一虚拟形象正是彼时西方对中国人形象认识的缩影。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用自己抗击法西斯的实际行动和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向世界传递了坚持和斗争的积极符号，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叶挺的“铁军”战功卓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击败军阀、反抗帝国主义的生动写照。土地革命时期，美国人斯诺实地考察并走访了中央苏区，在其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详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政策主张、群众生活等内容，此书一经发行便轰动了世界。另一位美国人史沫特莱是一名女记者，她相继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著作，其中的长征故事、领袖访谈和生活写照等等记录都是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动材料。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占了中国东北、华北地区，面对当时的紧迫形势和甚嚣尘上的投降主义和亡国论，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号召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揭穿了所谓求和派卖国求荣的谎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斗争立场，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12］这无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击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

抗日战争时期，西方媒体塑造了一个鲜明的法西斯斗士的中国形象。在新闻报道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亦是英美等国媒体的重点关注的对象，涌现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英国记者贝特兰、阿特丽等人，他们通过实地考察，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精神传递到了世界各地；在银幕上，关于中国抗战的电影、纪录片也开始增长，如电影《飞虎队》，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四万万人民》《中国的战斗》等等。这些媒体符号一改以前丑化中国的倾向，向世界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以及日本侵略者残忍暴虐、灭绝人性的一面，为争取到世界各国对华的同情与支持、改善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建设与困境：中国形象应然实然之辩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树立了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使然，彼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贬抑与污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中国实际的国家形象焕然一新。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对内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基本立足点。对内，独立自主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宏观的方针政策上，如毛泽东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指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独立自主还体现在人民群众具体的奋斗和建设中。在1961年的大庆石油会战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它是大庆精神的重要体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内涵。对外，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边倒”政策为新中国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成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六七十年代，苏联走向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双重压力，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指明了方向。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上受到了诬蔑和中伤。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随着亲美的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美国及西方过去在中国几十年的经营和影响化为了泡影。由于信息缺失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这一时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与认知无疑是充满着想象与偏见的，法国记者吉兰在《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一书中杜撰了“六亿中国人穿着同样的蓝制服”的虚幻景象，美国《时代》周刊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饥荒、领土问题、文化大革命等的报道更是罔顾事实，幻想出了一个充满极权、控制和洗脑的虚假的中国形象。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中国和苏联处于关系上的“蜜月期”，中国抗美援朝、援越等行动树立了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

（三）机遇与危机：中国形象焕然一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树立了改革开放、谋和平求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经济上实现了体制的转轨，这是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性连续变化的转向过程。在农村，六十年代一度实行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再次兴起，生产体制的转换使得农业逐步走向社会化、专业化；在城市，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乡镇企业和外资工业“异军突起”，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打消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政治上实现了体制的改革。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1978年以后得到恢复与发展。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邓小平相继提出了“两手抓”、加强党内民主、防治腐败、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等等理论，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3］这一系列措施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邓小平说：“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13］

在国际上，中国力求树立一个和平和发展的形象，然而某些国际势力却开始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崩溃论”等谬论。七十年代末，中国相继与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世界局势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3］邓小平的思路就是利用这个和平时间加快发展。江泽民也指出：“我們要顺应世界潮流，高举和平的旗帜，高举发展的旗帜，在国际上树立维护和平和致力于共同发展的形象。”［14］然而，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西方世界却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崩溃论”等谬论。20世纪末，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期，但是此时的中国却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在文化和价值上完全异己的“他者”在后冷战时代的迅速发展仿佛拿破仑所比喻的那头睡狮已经睡醒，这无疑使西方世界产生了疑虑和惊惧。一向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奉为圭臬的西方国家难以相信“和平崛起”，而更愿意接受所谓的“中国威胁论”。21世纪初，西方一些学者又抛出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有人称中国经济数字“掺水”，还有人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有学者指出，其实无论是“威胁论”，还是“崩溃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反应的是同一种心态，即遏制中国［15］。虽然这种虚无缥缈的理论并无事实根基，但依旧给我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目标与行动：中国形象理想样态的逻辑理路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国家形象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6］，指明了中国形象发展的理想样态。

“可信”强调正确性，即“真”，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上下求索、值得信赖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中国可信，最根本的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发轫于西方，西方对某些现代化的理念、途径、传播等探索的贡献不可否认，然而，底层的资本逻辑却决定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高度与格局。对内剥削与镇压，对外殖民与扩张的模式把现代化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导致社会中异化与物化现象盛行，这种现代化模式难以持续且不具有普适性。削足适履实为下乘，人类对现代化的探索因理念与现实的差异应呈现出多元可能。

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这样一种西式现代化道路，而是独创性地发展了现代化理论，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7］这句话指明了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主体性的复归。2015年，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内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我国追求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价值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消解了对立两者的西式逻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点，从主体力量、价值取向、全面发展、和谐共生、命运共同这五个维度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宏伟蓝图，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特色。近年来，中国不仅以反腐倡廉、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实际行动给国内民众树立了值得信赖的国家形象，而且以中国的现实发展为蓝本，驳斥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一条焕然一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现代化之路，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可爱”强调吸引力，即“美”。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东方文明大国形象。“美”在学理上不是单指客体自身感性形态的合理或是主体主观情意的满足，而是两者的交融合一，美是一种具有感性形态的精神产品，而并非一个单纯的物质实体［18］。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美的，并非是指其具有单纯的“形”或“意”美，而是指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其形表意，其意衬形的情景交融、形意合一的状态。十八大以来，党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现实，使中国之“形美”有了显著的提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启了中国由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向多维全面发展的转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优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有学者指出它塑造了富强文明、开放创新、公正有序、风气清正的中国形象［19］；精准扶贫政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使中国之美建立在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近年来，物质条件的进步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0］

中国之“意美”，在于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人类共通的本质理念，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审美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审美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21］。2019年初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引起了国内外观众的观影热潮，激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电影里面“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一充满智慧的中国方案所传达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赞誉和认同，澳大利亚影评网称：“电影在惊险刺激的情节中融入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谦卑、自我牺牲和忠诚等美德……这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西方大片里难得一见的价值观。”地球只是一个“村落”，世界早已结成了一个互依互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天下情怀”等理念，也是中国现今一直在推行与致力的“万物一体”的宏大审美观。有学者探讨了中国精神与中国形象的关系，认为中国形象是对中国精神抽象表达的“现实摹写”，其向世界传达的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愿景［22］。无疑，这些精神和理念给世界讲好了中国故事，既具有中华文化的个性，彰显了中国人民对其文化的自信自觉，还体现着人类最纯粹的价值追求的共性，因而能得到他国人民的接受与喜爱。这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可爱的中国形象大有裨益。

“可敬”强调道德与责任，即“善”。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以身作则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善是美的必然结论，善的行为以美的理念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理念，这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中国的国际身份和国际责任。有学者认为：“国际身份和国际责任之间是构成性关系……这种构成性关系体现为，国际身份可以定义相应的国际责任，国际责任的承担同时反过来也重新定义国际身份。”［23］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和对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参与度的提高，中国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但是国家的责任不是无限的，须与自身的能力和地位相匹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责任的容量大小。有学者指出，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维护并增进发展中国家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重要目标，中国的国际责任应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进而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24］，这是符合中国与国际秩序实际情况的责任划定。

中国履行国际责任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行为，而是秉持着正确义利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目标。义利问题一直是伦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中国一直有“何必曰利”的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在国际交往中做到了两者兼顾，实现了义利的辩证统一。义字在前，习近平总书记将它概括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5］。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促进节能减排等活动，体现了中国鲜明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树立了中国以义为先的大国形象。利字在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核心利益，而是强调合作共贏、共同发展，这样的理念从根本上跨越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推动多边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合作共赢理念的生动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合作共赢显然已成为我国国际经济活动的主旋律。以义引利、以利延义，二者并非对立性的存在，这种思维为推动构建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百年沧桑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形象的华丽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形象的百年转变史亦是一部中国人民共和国发展和奋斗史，它反映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形象建设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凸显了现今面临全球化挑战时我国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策略相对薄弱、国外舆论宣传力量缺失与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等等困境。令人欣慰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共同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这也势必会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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