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称“赤色中国”。“赤色中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从成立至撤出的那段历史（1931-1934年），即为瑞金时期。“赤色中国”的最高肃反机关即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

瑞金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接连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围剿”，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派遣大批特务分子潜入苏区，从事危害革命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这些使得中央苏区的肃反形势复杂而严峻，肃反任务繁重而紧迫。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将这项任务赋予国家政治保卫局。

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所列反革命各罪释义，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在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1933年春，福建省保卫局协同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破获国民党第19路军派遣到苏区进行秘密活动的两个坐地侦探张海泉与李炳春。两人原是共产党员，当国民党第19路军进攻龙岩时即叛变投敌，为敌刺探红军与苏区消息。两人先后被龙岩县革委会和福建省保卫局抓获，经法庭判处死刑。

1934年春，江西于都县禾丰区破获反革命暗杀团案。该团成员15名反革命分子鼓动或胁迫群众反水，侦察预备暗杀的革命干部，设置所谓的“通信员”，专门替他们传递消息。3月25日，暗杀团成员悉数落网。

瑞金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去广东偷运国民党军阀伪造的苏维埃银毫170元，企图运进苏区使用，扰乱苏区金融流通秩序。经寻乌吉潭关税处查获解往瑞金，交由瑞金政治保卫分局审处。类似赖以辉这样扰乱苏区金融流通秩序的犯罪，国家政治保卫局及省县分局查处了多起。

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在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团体支持配合下，还相继进行了查禁烟毒、打击赌博犯罪斗争，收效甚大;甚至国民党方面报刊都报道，瑞金“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

警卫中央机关、中央首长和重大会议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后，一直担负着警卫设在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中央委员会）、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以及工、青、妇等群团中央机关、中央首长安全的责任，还有警卫重大会议、重大活动安全的责任。执行任务时，通常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谋划、组织和部署，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单独或联合瑞金县苏维埃、瑞金政治保卫大队具体执行警戒、保卫任务。

1931年11月上中旬，苏区党代会（即赣南会议）和“一苏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瑞金召开。当时还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前身的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及其保卫大队，就承担了这两个大会的警卫任务。

时任保卫处处长的邓发（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交代保卫大队队长吴烈和政委海景洲，要求选派政治上可靠的党员和老战士担任会场的警戒，对进入会场的人员要严格查验证件，保证出席会议人员和会场的安全。 吴烈和海景洲按照邓发指示，挑选了20多名党团员和老战士担任苏区党代会会场的警卫工作，并由吴烈具体负责;对通往会场的大小路口的警戒，则由海景洲负责。这次警卫任务最终顺利完成。

对“一苏大”的警卫工作，因会议规模大、会期长、来往人员多，加之警卫工作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一夜而变得更紧张。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邓发亲自给吴烈和海景洲下达任务，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务必把通往叶坪的大小路口、山头、会场、代表住地详细察看，选好哨位，布置好哨兵。经过一天一夜紧张工作，全部警卫措施均布置到位，保证了大会安全。

1932年10月初，邓发指令吴烈和马竹林政委派员去警卫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宁都会议）。吴烈亲率一个保卫队到达宁都，担任这次会议的警卫，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比上一次规模更大，对代表和大会的安全警卫任务更繁重。为此，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根据上级指示，日夜备战，在会场周围挖了很多防空洞，并在会场后面山上设置防空哨，以防备敌机轰炸;还在领导人和代表住地、往返路线、会场周围布置严密的警戒哨。同时，吴烈和马竹林及有关人员还拟定了几条安全警戒规定，由大会秘书处通知与会人员执行，有力地保证了会议警卫任务的圆满完成。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了保证转移途中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安全，特地举办了一期警卫训练班，借以挑选和培养素质过硬的警卫人员。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警卫理论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國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人不仅亲自严把学员的政审关、体能测试关，而且亲自给学员进行忠实教育，要求他们做到在中央首长遇险时挺身而出。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学员们的政治觉悟、军事素质都有很大提高，纷纷走上了警卫岗位。邓发就亲自带着这期学员、原红20军战士康念祥向博古报到。作为警卫员，康念祥陪伴博古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安全地把他护卫到陕北。

武装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重要人员

党内交通产生于中共成立后不久，包括秘密交通、武装交通和国际交通。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管理的党内交通，主要是依托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进行的秘密交通和武装交通。

中央苏区交通系统对外之所以冠以“工农通讯社”名义，是由于1930年夏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中国工农通讯社，简称“工农通讯社”，作为中共中央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样做，便于隐蔽。

国家政治保卫局下面的工农通讯社，具体归白区工作部内设的交通科管理，科长陈彭年。交通科负责与在上海的中央交通局联系，接转从白区经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关系，并安排苏区干部赴上海事宜;此外，还负责把从白区购进的重要物资运进中央苏区，把党的文件运进来、运出去。

1932年，邓发指示在局内组建武装交通班，负责将从上海党中央行至大埔的党内要人武装护送至中央苏区中心瑞金。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为武装交通班负责人，从特务连挑选10多名精干战士组成武装交通班。

1933年1月，卓雄奉命护送博古、陈云到瑞金，但接受任务时并不知情。卓雄挑选十来人带上武装，到目的地接上身穿长袍、打扮成生意人的“来客”，返程经过几道封锁线。到永定县境时，他们被闻讯赶来的粤军陈济棠部和反动民团围困。卓雄临危不乱，当机立断，一面命令战士们保护博古、陈云在山上一处废弃煤窑暂避，一面自带两名队员绕到山的另一面连连打枪，引开敌人。调虎离山成功后，博古、陈云他们终于脱险。

9月底10月初，卓雄奉命率队去大埔接一个“大物件”，此物既不能拎，也不能扛，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其安全运到瑞金。就在谜一般的情况下，卓雄和他的武装交通班战友想方设法、历尽艰险，把这个后来才知道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运”回瑞金。

（摘自《党史博览》曹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