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小学课间十分钟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不少家长和学生反映中小学课间十分钟学生活动受限制——“只能呆在教室”“不许大声说话”“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有甚者在有些学校，学生课间十分钟连座位都不能离开。一时间，“中小學生被圈养”“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等话题多次冲上热搜。

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此后，许多学校尝试作出调整，但一些学校仍对课间自由有所限制。追溯根源，学校最大的顾虑是学生安全问题。由于校园安全立法仍有留白，更多学校在引入保险的基础上，正探索从“事后赔偿”向“事先预防”转变，找回消失的“课间十分钟”。

“生怕有个闪失”

9月5日，某地一年级家长张毓在网络上发起关于小学生课间情况的投票。截至10月8日，参与的1560人中，约72%的人表示，孩子的课间十分钟活动受限。家长刘璐说，据她所知，部分小学的“课间限制”十余年前就有，越是低年级限制越多，并形成了相应的奖惩机制。

让家长更焦虑的是限制下潜在的身心危害。多项研究表明，非结构化运动，即自由、无组织的运动比结构化、有组织的运动对中小学生更重要;充足的户外运动和自然光照是预防近视的关键因素。“儿子朋友很少，找不到玩的人。”家长余霞担忧，“课间圈养”会让儿子更孤独，加剧厌学情绪。她忍不住给班主任发微信：“我们家孩子有点儿不太想上学，课间能不能让他出去玩玩，放松一下。”对方只答复，会找孩子沟通，但限制并没有发生变化。

学校也处在压力之下。9月22日早上，上海某小学课间，每层楼的走廊上都站着一位老师，他们别着红色的“值日”袖章，紧紧盯着教室门口。刚有孩子踮脚蹦跳，他们便拿起扩音器喊道：“小心，别跑！”

该小学校长徐锦华苦笑，学校一条走廊至少有5个班级，加起来200多个学生，走廊并不宽敞，“课间如果在其中来来回回，很容易发生擦碰”。但若允许学生去室外活动也不现实：操场在教学楼背后，上下楼就要花费一半的课间时间，学生回到教室后难以静心准备下一堂课。因此在徐锦华的小学，课间不会限制学生出教室，但会要求学生不能在走廊里跑跳，原则上不要上下楼。

徐锦华说，在走廊里看护的老师被称作护导，采取排班制，每个护导每天从早上7时半开始，包干管辖区域的安全监督责任。每个课间有总护导去巡查到岗情况，还有相应的A至D评分等级。“护导的补贴只有一点点，算在老师绩效里，但没有到岗的话，被发现一次就要扣20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学校空间、师生等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是“课间限制”出现的重要原因。“一所适度规模的学校，平行班不能超过5个，最多不能超过8个。超过这个数量，学校很难做到安全管理的精细与有效，风险大大增加。”储朝晖说道。

学校的责权边界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曾提到，解决中小学校责任能力不足问题的一种做法，是让社会分担公办中小学校的赔偿责任，建立学生伤害事故的保险机制。

在上海，2001年《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校方责任综合险已开始推广。

国内某保险公司职员林婕表示，和家长自愿购买的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险）不同，校方责任综合险的保险主体是学校，主要承保学生在校期间（包含课间）或在学校统一组织的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

林婕说，报案后，需要经过查阅法律规定，认定学校对学生受伤负有责任等流程，才可以进行保险理赔，转嫁学校经费不足等风险。校方责任综合险在一些城市由各区教育局以公开招投标形式统一采购，覆盖全区中小学等。

她强调，出现这类事故，如果是8岁以下的学生，不是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应该起到监管和教育义务;如果是8岁以上的孩子，家长有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学校若没有过失只需补偿一些医药费。“保险公司不仅是学校责任的分担者，也是家校矛盾的调解者。校方责任险到最后已经不是商业险，而是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她说，近千起报案最后走上法庭的是个位数，每次报案后，保险公司几乎都会赔偿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无限责任承担者”

“学校目前不是有限责任主体，成了无限责任的承担者。”储朝晖说。老师刘雨记得，去年在她护导的点位，一个学生在追逐打闹时，头磕到水池边的栏杆，额头缝了十几针。刘雨第一反应是护导老师会不会担责？她先询问周围同学目击情况，又赶紧联系班主任、教务处，学校调取监控。看到监控视频里清晰显示，孩子自己跑太快不小心滑倒了，她才长吁一口气。

刘雨说，安全问题在学校很常见，大部分家长是通情达理的，会去了解前因后果，但不免有家长完全站在自己孩子角度考虑问题。徐锦华遇到过，有两位学生课间发生小冲突，家长直接拨打110，放学站在校门外，指着对方的孩子责骂：“你昨天是不是欺负我家孩子了？”刘雨等担忧，如果课间完全放开，出现更多安全纠纷，老师的精力将都花在明晰事故责任、处理家校关系上。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主要看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的责任：事故发生前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事故发生时要及时发现并制止，事故发生后要尽到通知和救助的义务。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学校免责的，多多少少会判决学校承担责任”。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文说，学校始终认为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但缺乏证据保全的意识，比如没有安全教育、制止危险行为的记录等。

他和储朝晖都指出，出现安全事故后，学校容易有“维稳”思维，生怕家长闹事，会影响学校声誉、个人职位，从而包揽经济赔偿责任。长此以往，助长了“校闹”风气，导致“家长一闹，学校就是没理的”。储朝晖直指，部分责任最终容易落到一线教师身上。“哪怕一些当事老师没有责任，也会受到处分。”他说，一线老师有很大的责任，却没有足够的权力，从而“人人自危”。

在林婕看来，事后赔偿应该向事先预防转变。

10月18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答复记者，目前正在督促各地进一步完善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多部门联动快速反应机制，确保校园内一键式报警和视频监控系统配置全面达标并有效运用;同时表示，除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外，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同样要求，“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教育部将认真指导督促地方学校落实上述要求;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指导各地各校强化课间管理，在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把课余时间还给孩子。

而储朝晖认为，校园安全立法尤为关键，目前仍未提上日程。2022年8月，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35号建议的答复》中回应：“学校学生安全立法工作关系利益广泛，涉及问题复杂，需要做好多个部门、多部法律之间的协调衔接工作……但是由于立法资源紧张，学校安全立法没有列入相关立法规定。”

（摘自《解放日报》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