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焦，薛晓宏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2488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1］。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因此，许多地方都在积极发展本地方的特色农业产业，以助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在过往的发展中，也能看到，有一些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如山东寿光蔬菜产业、烟台苹果产业、宁夏枸杞产业等，在依托本区域要素禀赋、选好产业的基础上，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甚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地方名片”，成功带动了当地民众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那么，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农业产业能够在较短周期内从区域特色走向全国乃至国际，但有些地方却还停留在不知发展何种产业的阶段，这些农业产业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地方存在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在研究农业产业选择和发展的过程中，应从何种视角来分析其发展历程都有待研究。

因此，文章在关注到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成功个案后，希望通过对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历程的整体研究，以期为其他地方的农业产业选择和发展提供参考。但限于篇幅，文章首先对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历程的产业选择阶段和产业链初步形成阶段进行详细阐释。关于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的产业升级、转型和辐射阶段则在后续文章中展开论述。

二、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以往大多数学者对于我国猕猴桃产业的研究，有关于猕猴桃产业链前端生产环节的一系列研究，如张清明［3］、孙雷明等［4］、雷玉山等［5］以及其他学者关于猕猴桃种质资源、授粉、品种培育、栽培管理等方面技术的研究；也有关于猕猴桃产业链中后端的贮藏、市场环节的研究，如雷玉山等［6］，张美芳等［7］、李晓静等［8］、林正雨等［9］及其他学者关于猕猴桃贮藏保鲜技术、猕猴桃销售、区域猕猴桃竞争力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基于猕猴桃产业链整体进行的研究，如涂美艳等［10］、翟金良［11］、齐秀娟等［12］及其他学者关于我国猕猴桃产业或省域、县域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的研究等。

综合来看，关于我国猕猴桃产业的研究，农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猕猴桃的生长和品质，从猕猴桃的选种、育种、栽培、管理等环节入手，致力于提升猕猴桃生产过程中的品质和产量；其他学者对猕猴桃产业的研究，主要是从猕猴桃产业的贮藏、销售、运输等环节入手，研究猕猴桃的市场前景、销售渠道、品牌建设、用户体验等，致力于提升猕猴桃的经济价值。而较少有学者关注猕猴桃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如何发挥作用，或者只关注产业发展过程中一方主体的作用，忽视了其他主体所发挥的作用。

此外，笔者也发现，部分学者在进行猕猴桃产业研究的时候，比较侧重立足某个县域或者某个合作社，缩小研究范围，去研究某个县域或合作社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发展状况，遵循“发现问题—寻找原因—提出建议对策”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做产业研究时，有时候研究范围聚焦到某个县、合作社，即范围比较小时，较难看到产业发展的全貌，从而忽视产业发展中的一些关键节点，难以整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所有发挥作用的力量主体，尤其是在做田野调查时，较难系统地看到一个地方产业由始至终的发展路径，进而有效地总结出其发展的规律。

（二）分析框架

文章采用的“二元社会”结构分析方法，是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社会理论、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指导下，在多年对中国“三化”的观察、思考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产生了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新认识：“伞式社会”①“伞式社会”，笔者在《“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一文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它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下，一种企业与政府之间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在属地经济和“官本位”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依然是原有的“庇护”与“被庇护”伞式关系。在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庇护伞状结构下，当地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伞式社会”特点。和“蜂窝式社会”②“蜂窝式社会”，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即普通老百姓）手中；平民老百姓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老百姓就像辛勤的蜜蜂通过自己的网络关系、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着自己的蜂窝，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自由职业者等不断增多。这两个对立统一的概念。它从整合的视角来解释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二元主体力量是如何在资源配置和权力运转中发挥其作用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是对“政府即厂商”“权贵经济论”的超越和颠覆，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发展起来的本土理论，以此来解释“中国式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等［13］。

此外，在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层级“伞式社会”力量实际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处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各层级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是有差异的。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包括省级、地级、县级和乡级4 个管理层级［14］。笔者在《“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一文中，曾对标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对“伞式社会”结构进行了细分，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州级、县级、乡镇级③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包括省级、地级、县级和乡级4 个管理层级。笔者对标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划分层级，加上国家层级，将“伞式社会”结构划分为5 个层级：国家级、省级、地州级、县级、乡镇级。5级，因此在文章中将会对不同层级的“伞式社会”力量在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区分，这对于总结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农业产业与商业产业发展历程中二元主体所发挥作用的不同之处具有重大意义。笔者也是在研究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才最终确定需要站在“国家级”的高度，从“二元社会”结构视角，更全面、系统、整体地去分层级、分阶段开展研究，更好厘清各层级“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在农业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二者所发挥作用的动态调适过程，以期对其他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三、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历程——产业选择和产业链初步形成阶段

我国是猕猴桃的原产地，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猕猴桃自然基因库的国家。我国虽然在大规模推广种植猕猴桃方面较晚，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猕猴桃产业已取得了极大发展。截至2021 年，陕西省作为我国猕猴桃种植第一省，猕猴桃种植面积已达65295 公顷，产量达1294288 吨［15］。猕猴桃产业目前出口加拿大、俄罗斯、马来西亚、智利等26 个国家［16］，成为陕西省果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了研究陕西省在最初阶段是如何确定选择猕猴桃产业，如何发展到如今的规模，笔者将从“二元社会”结构视角先对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的产业选择阶段和产业链初步形成阶段进行分析。

（一）产业选择阶段

1.宏观层面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的全局主导作用

产业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不同系统、子系统的要素和关系。为了本区域的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选定发展产业至关重要。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17］14，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有适宜其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以便在交换中占据绝对优势，国家之间通过生产自己的绝对优势产品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这样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有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绝对优势理论”，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18］，认为应按照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来实行国际分工和贸易。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应将产业结构重点放在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而非发达国家应重点发展农业、原材料等初级产业。后来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又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17］16，从长远发展角度提出当前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将来转化为优势产业的可能性，政府必须扶持和保护这些具有未来发展潜力、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业，使这些产业可以在今后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之后，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对产业选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产业选择的理论和产业选择模型，还有部分专家学者对不同区域的产业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为区域产业经济的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或实践参考。一个区域产业经济的选择，代表了未来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只有正确的产业选择，才能将本区域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在市场交换中占据优势地位。

对于陕西省当初是如何确定选择发展猕猴桃产业、在产业选择阶段，官方的“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笔者尝试寻根溯源从起点来看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历程。

新西兰猕猴桃于1904 年自中国引入，20 世纪40 年代开始出现商业化猕猴桃栽培，猕猴桃开始大量供应国内市场，50 年代开始进行猕猴桃出口贸易，20 世纪70 年代后迎来了出口贸易飞速增长时期，后来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猕猴桃出口国［19］。而这一时期，国内猕猴桃的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从1957 年至1961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和南京植物园（现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分别从陕西秦岭太白山和河南伏牛山调查、收集和引种了少量猕猴桃，开始了猕猴桃的研究工作［20］。直到20世纪70年代，猕猴桃的开发和研究工作才开始受到高度重视。而在1975 年，新西兰猕猴桃的出口收益已经达到290 万美元，1978年，新西兰猕猴桃大约80%的产量已经用于出口［21］。可以说新西兰在当时猕猴桃产业模式基本已转型为以出口为导向的阶段，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已日趋成熟。而这一年也是我国猕猴桃产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在看到新西兰猕猴桃产业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之后，国家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强大优势，为猕猴桃产业的发展推波助力。

因此，在1978 年，由农业部牵头，召集了全国猕猴桃主要分布区的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高校、供销、轻工和生产部门的科研及管理专家，在河南信阳召开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座谈会，此次会议总结了以往猕猴桃资源调查和引种栽培工作的成果，制定了1978—1985年的猕猴桃科研计划，明确提出了“中国赶超世界猕猴桃科研及产业”的发展方向，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开启了后续为期10 多年的多部门、多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猕猴桃资源调查工作［22］3。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国猕猴桃产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拉开了中国猕猴桃产业快速发展的序幕。随后国家持续发力，1982年1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攻关局针对猕猴桃科技攻关部署研发项目，于次年组建“六五”猕猴桃攻关项目，并成立猕猴桃科学技术开发总公司，拨款2000 万元助力猕猴桃品种培育和基地建设［22］3。这次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会议的召开，充分发挥了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的“全局观”作用，汇聚了全国猕猴桃产业领域的中坚力量，从宏观层面进行全盘布局，各部分齐头并进，汲取了新西兰发展的成功经验，猕猴桃资源调查、育种、试种、猕猴桃加工产业、人才培养等工作协调有序展开，为我国猕猴桃产业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技术、资金储备，可以说在我国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前期，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通过对其掌握和协调的人力资源、资金的强力整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猕猴桃产业科研、选址、试种、加工业等的基础框架构建，为猕猴桃产业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观层面省级“伞式社会”力量的中坚支柱作用

在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的强有力主导下，聚焦到省级“伞式社会”力量的层面，探索省级“伞式社会”力量在本省猕猴桃产业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1978 年的全国猕猴桃科研座谈会上，陕西省农业管理部门委托张有平同志会同陕西省轻工业研究所李宗正工程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后与农业厅处长徐茹洲向省委书记汇报会议详情后，得到了省级“伞式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省科委、农发办、农业厅随后联合开展了“猕猴桃资源调查”课题［22］72。在张有平同志的带领下，周至县、眉县、陈仓区、商南县等10个县（区）园艺工作站的果业专业技术人员，开始了大规模的陕西省猕猴桃资源调查工作。同时，为了方便调查工作和育种栽培试验的开展，项目组还在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司竹镇成立了猕猴桃试验站［22］72。直至1981年，陕西省猕猴桃资源调查工作结束，共在陕西秦岭发现8 个猕猴桃种和3 个变种，发现优良单株数十个。这些宝贵资源的发现，为后来在陕西猕猴桃发展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秦美”“秦翠”等品种的选育提供了可能［22］72-73。

1983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国家成立中华猕猴桃科学技术开发总公司后，也发文批准成立“陕西省中华猕猴桃科技开发公司”，其作为研究管理发展猕猴桃产业联合体形式的专业机构，属县团级事业单位，由省科委（现科技厅）归口领导，即今陕西省农村科技开发中心的前身（2017 年省编办批准更名为中心）［22］73。

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选择，除了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的全局主导作用，处于中观层面的“省级伞式社会”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作为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政策的执行系统，省级“伞式社会”力量能够整合全省猕猴桃领域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等将猕猴桃资源调查工作很好地落地执行，从而摸清了陕西省的猕猴桃资源“家底”，为后续的猕猴桃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本次省级“伞式社会”力量在猕猴桃产业发展初期，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资源调查过程中，发现和确定了本省猕猴桃的最佳适生区。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因地适栽，切忌盲目、跟风种植。确定最佳适生区、适生区、次适生区、不适区，在最佳适生区优先发展、重点发展，在次适生区适量发展，不适区不发展，这样既减小了县级“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在产业选择时的试错成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产品生产品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曾被定为苹果基地县，结果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却发现存在苹果树结果晚、品质不佳的情况，与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渭南市白水县、宝鸡市扶风县等优质苹果产地相比，其并非苹果的最佳产区。在陕西省猕猴桃资源调查中也发现，眉县其实是猕猴桃的最佳适生区，眉县的产业选择因此经历了从苹果改种猕猴桃的过程，事实也证明眉县发展猕猴桃产业是符合本区域实际情况的正确选择，如今眉县已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和出口基地［23］。因此在地方农业产业选择阶段，如果省级“伞式社会”力量可以发挥其优势，整合所掌握的人才、科技、资金等资源对本省的环境、土壤、气候等基础自然环境和要素禀赋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全省布局，给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规划，“搞清楚适合种啥再行动”，这对于一个地区农业产业的正确选择和健康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初期——产业选择阶段，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全局主导作用，短时间内整合了全国猕猴桃领域的相关资源，“拧成一股绳”，推动全国猕猴桃产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时，省级“伞式社会”力量的积极配合和落地执行，进一步让猕猴桃产业在陕西省落地生根、发芽壮大，成长为陕西省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二者的力量缺一不可，两个层级“伞式社会”力量的互相配合，完成了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产业选择。

此外，在这一阶段，产业选择阶段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所发挥的力量较小，民间也存在个别具有前瞻性的农户自己试种猕猴桃，但在这一阶段对于整个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较弱，所以在这里就不重点谈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作用了。

（二）产业链初步形成阶段

在猕猴桃资源调查工作结束之后，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开始快速发展，全省种植面积在2000 年已超过16000公顷，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西安市周至县（见表1）。

表1 陕西省猕猴桃1995 年和2000 年各基地县播种面积和产量情况

1.要素积累期两种路径下看官方“伞式社会”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推动地区农业产业链形成的主体力量是县级“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当然省级“伞式社会”力量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一阶段，省级“伞式社会”力量已经将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让渡给地方政府，省级“伞式社会”力量主要起到政策倡导和兜底的作用。

由于本阶段各个地区的发展状态不均衡，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和优势资源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地方政府在重新整合本地区资源和要素时，主要有两种发展路径——“增量”和“存量”①“增量”发展路径指的是在新的情况下，和旧有的根基上，还可能会随之激起缔造出的新的市场份额。“存量”是指企业或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可确指的资产或资源。“存量”发展路径是一个从有到优的过程。。一般来说，商业经济产业在发展初期，会视本地区实际情况而偏重一种路径，或“存量”或“增量”。但笔者在研究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初期的产业要素积累的路径时，看到了两种路径同时存在的“影子”。

（1）“增量”发展路径下“伞式社会”力量和“蜂窝式社会”力量的作用

“增量”发展路径下，为了推动“家庭蜂窝”力量快速发育和成长，地方“伞式社会”力量利用所掌握的政策等要素优势为生产要素的聚集创造条件。周至县和眉县在1989年前后开始推广猕猴桃种植阶段，县委县政府及时出台多项政策，推动猕猴桃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张。如周至县委县政府开始在农户中推广猕猴桃种植工作时，直接由县农业局无偿提供苗木。在1992年为鼓励支持农民种植果树建园时又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村民开荒种植果树，允许继承和转让”“新建果园免税3 年”“新建果园可以凭证在当地财政所申请低息生产借款”等［24］630。县园艺站、农技中心、果品公司从鉴定树苗、果树栽培、果品贮藏及外销上积极帮助果农。组织猕猴桃专业科研人才县猕猴桃试验站站长张清明到周围各村指导种植，组织技术人员指导农民嫁接改造野生猕猴桃等［24］630-631，可以说“增量”发展路径下，县级“伞式社会”力量全方位、多领域地给予了“家庭蜂窝”力量以“朋友式”的庇护，推动种植规模的快速扩大，推动生产要素的快速积累。

此外，地方“伞式社会”力量还直接采取了“父爱式”庇护①“伞式社会”是笔者于2014 年在《“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解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特别是市场转型）的新概念。在中国各地“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大大小小的各种庇护伞状结构，表现出明显的“伞式社会”特点。但是“伞式社会”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庇护方式是不同的，对下属企业是一种“父爱式庇护”、对合资企业是一种“亲戚式庇护”、对私营企业是一种“朋友式庇护”。参见张继焦.“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J］.思想战线，2014（4）：54-61。的直接参与经营和强干预的资源配置方式，利用所掌握的资金、技术、土地和政策资源鼓励部门的职工或技术人员建园种植，进行示范。如周至县委县政府在当地猕猴桃产业发展初期率先制定了《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的决定》，全县统一规划布局，机关单位干部带头兴建果园，喊出了“户均一亩园，园园连成片，三年消灭空白点”的猕猴桃发展口号，带动了全县猕猴桃产业的大规模种植，同时还间接带动了眉县、户县等周边县更多的民众开始自发种植猕猴桃，秦岭北麓的猕猴桃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直至1992 年，周至县猕猴桃试验站的百亩猕猴桃收入45 万元，育猕猴桃苗10 余万株，同时，县政府和省科委还达成协议，由省投资1200万元计划再发展猕猴桃园1333.33公顷，在周至建成全国最大的猕猴桃园［24］631。而眉县园艺工作站也在1988 年就从陕西果树所引进猕猴桃幼苗，在五会寺和红星村等地建示范园2 公顷，次年，又在青化村、横渠镇文谢村等地建立示范园24 公顷［25］24-25。1990 年，眉县还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猕猴桃基地县”，这进一步增强了全县人民发展猕猴桃的信心［25］24-25。此后几年时间，陕西省猕猴桃迎来了第一次快速发展期。

（2）“存量”发展路径下“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作用

“存量”发展路径下，如周至县猕猴桃产业链在要素集聚的阶段，即种植规模扩大的阶段，在政府作出统一部署之前，已经有前瞻性眼光的民间农民自育实生苗②实生苗即直接用种子种出来的苗。，这些实生苗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优株初选的试验提供了资源库，为前期猕猴桃的育种和培育工作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周至县哑柏镇商慎明，其选育出来的猕猴桃优良单株“周园一号”，后经审定命名为“哑特”，曾获得第二届农博会“银奖”［22］73，成为后来陕西省猕猴桃的主栽品种之一。这种初期形成的“家庭蜂窝”力量虽小，但是在当时当地猕猴桃产业“伞式社会”力量也在探索的时期，他们所拥有的实生苗资源和自我摸索的经验，给予了“伞式社会”力量相当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这些“家庭蜂窝”力量在“伞式社会”力量倡导种植猕猴桃之后，对其他“家庭蜂窝”力量在猕猴桃试种上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影响力，这对于当时新生的猕猴桃产业来说，是一股不弱的助力。在农业产业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熟人”关系或“地缘”关系的现身说法往往可能会比官方“伞式社会”力量的自上而下地动员更能打动人心。同时，“伞式社会”力量主导的猕猴桃科研工作在不断成熟之后，也优先对这些先行的“家庭蜂窝”提供了技术上和政策上的进一步支持，在已经具有一定栽培试种经验的基础上，“伞式社会”力量提供的支持和庇护为他们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大和优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此外，除之前提及的当下建园示范外，在猕猴桃资源调查期间，在“伞式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各园艺站早先购买土地建立的试验田，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研究，这些“存量”也成了带动当地猕猴桃产业发展的先驱力量。如周至猕猴桃试验站在猕猴桃资源调查时期，就曾购买土地建园开展猕猴桃研究，后因实验数据扩大的需求再次购买土地扩大规模，以及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承包土地，这些在“伞式社会”力量下先行建立的猕猴桃试验园所取得的成果，如多个本土猕猴桃品种的成功研发、先进的种植管理等经验，在猕猴桃推广期间，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猕猴桃的种植和发展。

2.产业链初步形成后期看官方“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作用

（1）产业链初步形成后期官方“伞式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

第一，“快、准、强”补足产业链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缺失节点。在种植规模迅速扩大之后，猕猴桃产业链形成的关键一环就是贮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政府尤其是省级“伞式社会”力量的支持，帮助猕猴桃市场打通了产业链发展中的关键节点，为当地猕猴桃产业的市场化打开全新的局面。1993年在陕西省科委（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陕西省中华猕猴桃科技开发公司在周至县辛家寨乡建成第一座600 吨高标准气调库，当年收贮全县猕猴桃300吨，每千克收购价为6元，开创了猕猴桃收购—贮藏—销售的新局面［22］73。这打破了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初期简单市场交易的局面，优化了当时猕猴桃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当地猕猴桃的销售不再是田间地头等待收购商的情况，通过反季销售以均衡资源，直接提升了猕猴桃的经济价值。

这一高标准气调库的建立，后续带来的影响不止如此，在建库所带来的市场价值体现出后，1996年，周至县委县政府又出台了《兴办猕猴桃冷藏、加工企业十项优惠政策》［22］195，简化建库用地程序，免土地出让金等，鼓励支持猕猴桃冷藏和加工企业的发展，全县冷库、加工企业猛增，这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猕猴桃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

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快、准、强”地介入产业链的构建环节，在完成基础的产业链搭建之后，又退后一步避免对市场的过分干预，通过政策支持、“庇护”等形式推动市场“蜂窝”力量的发展，让“蜂窝”力量快速参与到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来，使“池子里的水”流动了起来。

第二，规范市场早期发展中利益导向下出现的“产品质量失范”的情况。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过程中，在1995年前后，市场高价驱动下，出现果农为了高产开始使用“膨大剂”来增产、增个的现象，相比之下，不使用“膨大剂”的农户果实小、产量低，果商不收，导致猕猴桃很难卖出去。因此，其他农户、包括其他县的农户在看到使用“膨大剂”带来的经济效益之后，纷纷效仿，一时间“膨大剂”风靡整个猕猴桃市场。而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发现使用过“膨大剂”的猕猴桃虽然个头大、产量高，却不耐贮存、容易腐烂、果实口感变差，且给顾客带来了食用安全上的担忧，以致在未来的几年内直接让当地刚建立起的猕猴桃口碑下滑，外地的顾客在提起当地猕猴桃时都是“味儿不对了”“当地猕猴桃不能吃”等评价，产生了“信任危机”，这让陕西猕猴桃产业好不容易打开的良好局面陷入了困境。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导向下，会充分发挥其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膨大剂”事件中，体现的是市场逐利的另一面，只关注利益，却看不到长期对品质、品牌的破坏。由此可见，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弊端。而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县级“伞式社会”力量在维护品质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周至县委县政府在看到使用“膨大剂”给猕猴桃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后，开始禁止果农使用“膨大剂”，开展猕猴桃精品战略宣传，重视猕猴桃质量。在之后的几年中，各县也纷纷开始“重拳出击”，整顿猕猴桃生产环节，明令禁止使用“膨大剂”。直至今天，在陕西省各猕猴桃产区，在猕猴桃成长关键时期，各县级“伞式社会”力量依然充分发挥其处于“伞式社会”力量于微观层面可直接触及“蜂窝”力量生产状态的优势，通过政策等方式监督干预生产环节，保证猕猴桃品质，为猕猴桃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当然，官方“伞式社会”力量所发挥的作用，除了这两个方面，还有人才培养、技术攻克、深加工企业的扶持等，有些作用的发挥是持续性的，贯穿产业发展的始终。因此在每一阶段，主要来看“伞式社会”力量在一些关键节点的推力。

（2）产业链初步形成后期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变化

第一，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开始整合。1992 年以来，陕西省猕猴桃进入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周至县、眉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在看到政府在本阶段所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也不能忽视民间“蜂窝”力量的悄然成长。1995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猕猴桃协会成立，这对于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区别于官方“伞式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开展工作的方式，这是自下而上立足于实践经验的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一次整合，意味着这一阶段以家庭为单位各自为战的民间“蜂窝”力量开始尝试建构一个共同的互惠共赢网络，以便大家互相帮助，提高话语权，更好地表达需求、争取权益等，从另一方面成为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力量。

第二，民间“蜂窝”力量在销售环节从“先遣式”外出探索市场到“链式”“蜂窝”的构建。长期以来，当地果农和冷库的销售模式都是传统的等客上门的情况，鲜有当地人外出自己进行销售，价格高低全看果客，果农消息闭塞。1995年之后，一些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当地果农或冷库主开始尝试自主销售，开拓市场。在这种“先遣式”的领头人开始外出探索开拓市场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开始建立起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链式”“蜂窝”，他们开始介入市场的资源配置，不断铺开市场，从北京开始，辐射东北、西北地区，甚至是俄罗斯；南方以武汉、南京为突破口，扩展至深圳、广州、福州等地，并逐渐摸索形成了以业缘为基础的专业化组织，如后来民间的“猕猴桃中介机构”，销售队伍逐渐专业化，内部分工逐渐明确，有人专门负责长途运输，有人专门负责本地收购，有人专门负责销售地的销售……这打破了传统的“等客上门”的被动局面，一方面提升了猕猴桃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提升了本地猕猴桃的产品影响力、扩大了辐射区域。1997年，周至人丁小俊在明光寺开设了北京第一家猕猴桃专营市场，打开了周至猕猴桃销售北京市场的窗口①参见西安金周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简介（http://www.jzxdny.cn/h-col-114.html）。［2，6］。随后，一些有市场经验的周至人也纷纷开始效仿，在全国各地租场地，建立猕猴桃专营市场，不断打造当地猕猴桃在外的品牌窗口。后来，在这些民间“蜂窝”力量的影响下，周至县委县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猕猴桃的销售市场，直接抽调财政局、农业局、公安局等部门，在上海等大型城市建立猕猴桃直销点，对周至猕猴桃进一步打开市场、塑造品牌、扩大影响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说，在这一阶段，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通过前期“增量”和“存量”两种路径已经完成了初期的生产要素的积累，迅速扩大了种植面积，优化了猕猴桃品种和种植技术等，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在简单交易模式的基础上，完成了“贮藏”环节的介入，搭建了以“研发、生产、贮藏、加工、销售”为基础的初步产业链。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二元主体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官方“伞式社会”力量在许多关键节点、关键领域“及时补位”“保驾护航”，确保了基础产业链的顺利搭建。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也在逐渐成长壮大，从“先遣式”外出到“链式”“蜂窝”的出现，他们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分析，笔者看到，在陕西省猕猴桃产业选择阶段，官方“伞式社会”力量的作用值得其他区域借鉴学习，尤其是不同层级的官方“伞式社会”力量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总体来说，国家级“伞式社会”力量统筹全局，整体布局，利用其自身的权威性、领导力和所掌握的各类资源，强有力地自上而下推动全国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当时只有国家级“伞式社会”的介入才能在短时间内明确全国猕猴桃发展的方向和定位，制定猕猴桃科研计划，统筹多部门、多机构、多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短、平、快”地实现猕猴桃产业从自由放任的状态到有组织、有计划、有方向的发展，也为陕西省猕猴桃产业选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同时，省级“伞式社会”力量在这一阶段则是起到了中坚支柱性的作用，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落地实施，整合全省猕猴桃产业的人力、资金等资源，摸清本省概况和优势，确定最佳适生区、适生区、次适生区、不适区，这样让后续的发展有的放矢，明确了哪个地方重点推广，哪个地方适当推广，哪个地方不种植，这在陕西省后来猕猴桃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中也得到了印证。

笔者还注意到，在农业产业链与商业产业链的形成过程中，二元主体发挥的作用还存在差异，如笔者在研究化隆牛肉拉面产业时，发现在前期阶段，主要是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在推动，早期以“家庭式蜂窝”为主自发发展，到后来逐渐形成以价值链为中心的互惠互赢的网络，互帮互助，共同发展。而官方“伞式社会”力量则是在化隆牛肉拉面产业发展到中后期才开始介入的，助力拉面产业的壮大转型升级。因此，这也是未来其他区域在发展农业产业时应关注和考量的地方，农业产业的选择阶段如果由“基层自我探索”，那么就可能出现如产业定位不精准，发展思路不清晰；抑或产业选择不理性，部分地方没有根据自身实际特点进行产业选择［26］的情况。而从实际调研来看，一些地区在产业定位方面确实存在不理想、盲目跟风的现象，看见其他地区某一产业经过发展后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就发展相同产业，不考虑当地发展该产业是否可行，不考虑潜在的发展风险［27］，结果农业作物“一茬换一茬”，这几年种苹果，不合适又砍掉种梨，梨不行又换葡萄，这样反反复复，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老百姓的钱包也没有鼓起来。所以在区域农业产业选择阶段，要格外重视上层“伞式社会”：“国家级”和“省级”“伞式社会”力量的重要引领作用，顶层设计，全盘布局，调研先行，充分发挥上层“伞式社会”力量所拥有的权力、所掌握的资源等优势帮助区域摸清要素禀赋、相对优势，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帮助地方产业确定选择和方向，这样才能减少试错成本，为将来产业的长远、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

而在陕西省猕猴桃产业链初步形成阶段，官方“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则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来推动产业链的形成。在农业产业中贮藏是重要的一环，陕西省猕猴桃产业链在初步形成时期，官方“伞式社会”力量利用其所掌握的土地、资金等优势强力补足产业链的缺失环节，这大大缩短了猕猴桃基础产业链的构建时间。同时，官方“伞式社会”力量通过政策、规定等方式参与市场调节，及时调整市场调节中出现的“失范行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此外，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在这一阶段，更加成长壮大，不但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助力产业要素积累，而且在产业的营销环节，开始从“先遣式”外出探索市场到逐步构建“链式”“蜂窝”，干预市场资源配置，推动猕猴桃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总体来说，笔者从“二元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分析了陕西省猕猴桃产业选择和产业链初步形成阶段各主体是如何发力共同推动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实现从本地特色水果走向国际水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区域农业产业的选择和发展，离不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也再一次回应了“林张之辩”①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坚称：“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是建立一套“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经济框架，在这一体系下政府着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通过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策、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引导地方产业发现自身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并借此找到潜在的比较优势，同时对基于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进行相应的帮扶与支持，从而实现市场的有效性。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则认为企业家才是发挥市场有效性的第一推力，并认为企业家自身可以敏锐地发现比较优势并加以利用，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市场可能会变得更好，甚至提出政府的参与可能使市场后发优势变成劣势。，产业的发展并非靠单一“市场”或“政府”来实现，二者各有其优势。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要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市场定“效率”，政府控“方向”，各取所长，系统配合，才能更好推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