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礼慧，陈佳进，彭 琪，张珑于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国家纷纷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希望通过减少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如表1 所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计划在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于2020年宣布了自己的“双碳”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表1 各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时间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政府制定了具体的中期和长期目标，包括到203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到2060 年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将达到80%［1］。

我国具备碳减排目标实现的前提，第一，从现实发展看，中国宏观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经济发展增速在过去几年中一直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碳减排奠定了现实物质基础。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于环境保护、绿色减排等也愈发重视，纷纷加入环境保护的队伍中，另一方面，国家现在经济基础好，经济增速可以稍缓，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环境监管、保护等工作中。第二，我国正逐步推进经济转型，愈发重视技术的创新与绿色能源的研究和使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致力于将经济转型驱动力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节能技术创新、能源效率提升方面实现了系统化升级，并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日渐表现出“智能化”特征，这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经济各组成部门的能源使用效率和技术创新绩效。在能源结构方面，中国绿色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的使用效率显著提升，核心技术日渐成熟，中国能源结构逐步向低碳化目标迈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19 年，中国绿色能源消耗量年均增长达到9.1%，绿色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9.4% 提高至2019 年的15.3%，说明中国能源结构向低碳化方向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绿色能源的“并网消纳”①并网是指将分散的或独立的电力系统等连接或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电力系统；消纳是指电网将风电或光伏电站分布式电源的电能接入电网并合理分配使用。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这进一步促进了能源结构的优化。第三，从产业结构看，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从2010 年的44.2% 提高至2019 年的53.9%，第二产业比重从2010 年的46.5% 下降至2019 年的39.0%，中国产业布局已经呈现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业主导型结构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19/indexch.htm）。。由于第三产业的能耗比第二产业的能耗低，所以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中国稳步推进低碳化发展进程［2］。

为了实现碳达峰这个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等。同时，碳信息披露也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在碳减排方面的重要手段，通过碳信息披露，上市公司可以向公众展示其在碳减排方面的积极态度和行动，增强公司的碳减排意识和动力，提高投资者信心，提升其公司社会责任形象，从而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部分具有粗放式发展、能源消耗大和重污染特点的上市公司是碳排放的重点监控对象，而公司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经营活动会受到社会环境、政府政策和市场反应的影响。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市场资本已经越来越倾向在投资决策中考虑一些碳信息披露程度高与具有高ESG评级③ESG 评级就是从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评价一家公司。的上市公司，因此，这些上市公司必须加大碳信息的披露力度以满足市场投资者的需求。另外，碳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促进这些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碳减排。因此，如果不加以改变，未来这些高能耗、重污染的上市公司将会由于跟不上大众的需求而被市场淘汰。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碳减排的相关研究

部分学者进行了本国碳排放量现状研究，对本国碳排放总量、不同区域的碳排放量、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对碳排放量进行预测及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都有所研究。比如韩梦瑶等［3］以泰尔指数和Tapio 模型发现，中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目前还一直保持着增长的状态，预测未来也会一直持续这个状态，但从研究数据中也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在不断降低；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的差距，尤其是区域间碳排放差距逐年扩大；而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则经历了扩张负脱钩、扩张挂钩到弱脱钩的变化历程，但部分省份的脱钩稳定性相对较低。对于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的研究大致都是通过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Kaya 恒等式、基准回归、STIRPAT 模型等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宏观层面的人口规模及气候、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的不同，再者就是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产业增加值或产业占比。比如王勇等［4］不但验证了前人的研究，证实碳排放量宏观和微观的影响因素，而且提出了新的投资因素，其以实证得出投资规模是首要影响铁路、公路、航空及管道运输碳排放量的因素，运输规模则是首要影响水路运输的碳排放量的因素；在相同的一段时间段里，不同因素对不同类型运输方式碳排放的影响不相同；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同一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与促降效应也不同。同时他们也对未来交通业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选取了“蒙特卡洛模拟法”，以往文献所使用的方法都存在不考虑风险的缺陷，此方法是克服了以往方法的缺陷，在不确定条件下得到了最优选，并分为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及技术突破情景三个情景。除基准情景外，预测至2030 年碳排放量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在技术突破情景下预测的各种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最大。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碳减排目标、碳减排目标达成的基础及路径。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部分学者研究了碳减排目标达成即碳达峰的现有国情基础，研究者们从各个方面找到了碳达峰的前提，如刘彬［2］认为现今国家在实力方面、技术方面、社会方面、政策方面都呈现了碳达峰的可实现性，但其也认为国家这些方面有着实现碳达峰的基础。为实现这个目标还需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放松及政策偏向，保持现有良好的情况，稳步向目标发展。

（二）碳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部分学者研究了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信心、提高企业声誉等方面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对于优秀的公司，碳信息的披露在良莠不齐的投资市场上是一种信号发送行为，能减少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比如李秀玉等［5］以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和财务绩效进行回归，得出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财务绩效越好；并且其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探究得出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之间更明显，对非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更大。Tahami等［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ESG得分对企业的价值和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ESG表现方面的优势会带来企业市场价值增加的积极作用。王琳璘等［7］通过对A 股的3096 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有着正向相关关系，ESG表现越好，企业价值越高；并且以机制检验证实ESG是通过融资约束、企业效率、融资风险等中介变量提高企业价值。

同时，部分学者探讨了影响企业披露碳信息的各种因素，如企业规模、利润、声誉等。在影响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各影响因素中，一些学者表达了自己不同看法。王志亮等［8］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认为企业规模、发展能力、行业类型、负债水平等是影响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认为这几个因素都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促使企业碳信息披露；许曌等［9］随机选取30家入选标普500指数中的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盈利能力更好的公司更具有碳信息披露倾向，而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主要是通过社会压力、监管压力等因素实现的。温素彬等［10］认为，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媒体应积极调节企业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促进作用。在影响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各影响因素中，国外学者Kim E 等［11］以韩国企业2014—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引进外国投资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激励企业改善环境。

（三）碳减排与碳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

关于碳信息披露与碳减排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目前，有学者Aguiar & Bebbington 等［12］和Perera等［13］研究了环境规制与英国的碳信息披露、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强制披露政策的因果关系，同时有学者在美国背景下探究了这两者关系的问题，Stanny［14］探究了美国电力部门污染排放自愿披露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因果关系，探究发现存在规制更利于企业披露碳信息，自愿碳信息披露的企业还是占少数。Cong 等［15］则以整体探究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强制披露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其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实证研究得出财务绩效更好的企业可能更不愿意披露碳信息。章金霞和白世秀［16］通过对世界500强企业中连续对碳信息披露项目进行回复和披露数据的134家企业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论表明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越高。胡宗义等［17］以DID双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了区域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使碳减排的效果更好，并且其认为环境规章制度的建立会极大地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

然而目前学界能查阅到的大部分资料都在阐述碳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发展、投资者决策方面出发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而没有直接讨论碳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碳减排的影响，现有的相关文献研究的对象往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或500强的大企业为主，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碳排放企业的研究。

文章是基于ESG指标的上市公司碳排放强度与碳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视角，在参考现有参考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ESG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上市公司碳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使用Eviews 软件进行OLS线性回归分析，旨在丰富现有文献中有关碳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碳减排的影响的研究成果。与已有文献相比，文章的研究视角突出了ESG指标在碳减排中的作用，弥补了现有文献在ESG指标和碳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为深入研究ESG指标和碳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四）研究假设

我国在2013—2018 年间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增速过快时会相对地减少精力进行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实际上是在经济和环境中偏向于选择了经济发展，全世界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害处也是近年来才有相对确定的论说。我国全民对于环境保护、碳减排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而增强，并且部分公司进行环境保护和碳减排会增加其成本，公司在不考虑政企关系的前提下更倾向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公司会在无须碳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倾向于不增加环境保护成本，此时碳减排效果不佳。由于碳信息披露可以使公民了解到更多公司的碳排放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公司价值，因此公司应注重碳减排并促进碳减排。在激励效应下，企业试图通过减少排放来优化自身的形象，以获得CEL 支持政策承诺的利益。威慑作用包括试图减少评级不佳对公司生存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负面影响。高明华［18］在研究中发现现今各公司的关于碳排放披露的信息内容并不全面，可靠性比较差，并且披露方式过于分散，信息不够集中。武桃玲等［19］以煤炭企业为主研究视角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碳减排效率是与碳信息披露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鉴于此，若国家强制碳信息披露，公司会在碳排放约束中减少碳排放。

H1：碳信息的披露会使得上市公司碳减排的效果更好。

我国进行碳信息披露的时间还比较短，对于碳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不全面且披露的方式比较分散，对于碳信息披露的标准不能覆盖所有企业，这极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使得碳信息披露原想达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吴晓雯［20］提出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国内企业的ESG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市场中的各类投资者难以准确识别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行动和成果，无法作出合理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的问题出现；并且，在ESG信息披露方面有些企业为了自身良好形象的塑造可能会对ESG信息选择性进行披露，对正面信息大肆宣传却对负面消息避而不谈，降低了社会责任成本，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可能在一定层面上使公司不愿进行碳减排。

H2：碳信息的披露会更不利于上市公司碳减排。

二、我国碳信息披露情况与上市公司碳排放现状分析

（一）我国碳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情况，文章将从公司披露数量、披露内容、披露形式等方面进行说明。

1.上市公司披露数量

根据《2021中国上市公司碳信息透明度》报告①数据来源于《2021 中国上市公司碳信息透明度》报告（https：//zhuanlan.zhihu.com/p/462090240）。，在A股市场的3661家上市公司中有732家企业披露了有关碳排放的内容，占比约为20%，总体来讲，我国上市公司中选择披露碳信息的上市公司仍占比较小。在披露进程上，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暨双碳领导力榜（2022）》报告②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暨双碳领导力榜（2022）》（https：//caijing11.com/newsinfo/4366421.html）。，在2022 年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碳排放量前100 家企业中，其中有57 家在2021 年末的报表中未披露碳信息，而在2021 年末的年度报表中其中有7 家首次开始披露碳信息，虽然相较2020 年，其碳信息披露进程有着明显的进步，但是由于未披露碳信息的上市公司基数较大，因此碳信息的披露程度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见图1）。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主体ESG报告发布的碳信息披露情况，在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2124 家未披露碳信息，披露碳信息的公司仅占17.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主体ESG报告发布的碳信息披露情况，在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1451 家未披露碳信息，披露碳信息的公司仅占9.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主体ESG报告发布的碳信息披露情况，在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882家未披露碳信息，披露碳信息的公司仅占11.8%。

图1 联交所、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主体ESG 报告碳信息披露情况对比

2.披露内容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①数据来源于The State of Global Climate Action：How the World Can Still Hold Warming to 1.5 Degrees C（https：//www.wri.org/）。发布信息将碳排放信息分成了三层范围：第一层范围是指上市公司的直接排放，比如传统不可再生能源的燃放所造成的碳排放量；第二层范围指间接排放，包括外购电力与热力的碳排放；第三层范围是指企业经营上下游活动时产生的排放。在三层范围中，第一层和第二层范围的核查计算难度较小，且大多上市公司从2012 年起便开始开展碳排放报告，但是现在披露第一层和第二层范围的上市公司数量仍处于低位，而第三层范围的核算难度较大，在总体上能处于起步状况，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暨双碳领导力榜（2022）》报告中，碳排放量前100的上市公司中有57家上市公司未进行碳信息披露，在前100中的只有4 家对三层范围的内容都进行了披露，对于核算难度较小的第一层和第二层范围的内容也只有39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披露，所以可以看出现行碳信息披露程度不足。

3.披露形式

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年度报告，许多上市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披露碳信息，包括碳排放量、碳减排措施、碳税等。二是自愿披露，部分上市公司采用自愿披露的方式，在其官方网站或其他公开平台上发布碳信息。交易所披露，一些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碳信息，并对披露情况进行审核。三是第三方认证，一些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认证，并提供认证报告。四是社交媒体，一些上市公司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碳信息，以增强公众对其环保形象的认知。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公司的碳信息披露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有些公司可能会同时采用多种方式披露碳信息。

（二）我国上市公司碳排放现状分析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2022）》报告，中国上榜100强上市公司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了51亿吨，同比上年增加了5.8亿吨，涨幅达15.38%，从碳排放总量规模来看，有13家企业碳排放总量超过了1亿吨。

从表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与碳排放总量呈正相关关系，营业收入与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由榜单数据，基于此可以进行粗略分析，并得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越大，其碳排放总量越大，碳排放强度越小的结论。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碳排放排名的降低公司的营收总体呈下降趋势，例如在碳排放榜单前十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均在千亿级别以上，而榜单排名31~40 位置的上市公司中，营收超过千亿的只有首钢股份、马鞍股份和中国移动3家上市公司；营业收益越大的公司，其碳排放强度越小，例如中国石化与中国石油两家上市企业，营业收入均在万亿级别，其碳排放强度均值小于1，而同属石化板块的，营业收入为1770亿的荣盛石化其碳排放强度为6.09。

表2 2022 年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

鉴于万得数据库中有关碳排放的数据，不同行业碳排放强度差异，在碳排放强度方面，行业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从碳排放总量上看，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工业、公用事业和材料；从碳排放强度来看，公共事业、日常消费与材料板块分别占据前三位置。具体来看，我国的工业行业特征为碳排放总量大，但是碳排放强度低；消费行业虽然碳排放量在第五的水平但是其碳排强度较大，也能说明我国的工业行业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而消费行业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而公共事业行业的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均较高，这也是因为我国的能源结构呈“多煤、贫油、少气”的特点，其煤炭储量在世界排名前列，而我国的公共事业行业中的企业主要从事发电供能，火力发电在我国能源行业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公共事业行业的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均较高。

三、碳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碳减排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的样本选择为财经杂志披露的中国碳排放强度企业排行榜靠前的具有代表性的20 家上市公司。文章实证研究数据除前文所述外，其他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万得金融终端、同花顺iFinD，碳信息披露数据主要来自万得数据库并加以整理得到，小部分数据查阅相关资讯获得。文章涉及的样本数据整理主要使用Excel软件，计量回归分析运用Eviews等软件。

（二）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文章的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碳减排（Car），以上市公司碳排放的强度来衡量，上市公司碳减排的强度是指企业在实施碳减排策略时所采取的行动力度和所获得的效果。通常来说，这个指标会反映企业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碳足迹、实现低碳转型等方面的实际成效。测算企业碳减排的强度，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企业的规模、行业特点、渠道漏损、能源利用效率、产品设计能力等。文章用上市公司碳排放总量除以上市公司市值来衡量碳减排变量，其中上市公司碳排放总量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数据均来自万得数据库。

解释变量。文章解释变量为碳信息披露（ESG），以ESG指标来衡量，其中ESG指标评价系统包括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等三个方面，文章参考万得数据库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评级数据作为碳信息披露指标。万得软件的ESG评级最终给出一个评级结果，分为AAA、AA、A、BBB、BB、B、CCC 等七个等级。评级结果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公司的ESG表现，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控制变量。在选取控制变量时，文章参考田淑［21］对影响上市公司碳减排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资产负债率（Lev），即负债总额/资产总额；企业营收规模（Size），即一年为单位的企业经营收入；上市天数（Day），即企业上市至今的时间；总资产收益率（Roa），即净利润/期末和期初资产总额的平均数；盈利能力（Roe），净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经营能力（Eps），每股收益=净利润/股本；股权集中度（Top10），公司前十大股东比例之和（见表3）。

表3 变量解释及说明

（三）模型设计

通过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模型检验碳信息披露情况对上市公司碳减排程度的影响，OLS 模型是回归分析中最常用的模型之一，它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来估计自变量的系数，下文简称OLS。文章设置模型为：

其中Carit代表上市公司碳减排的指标，下标it表示第i个企业第t年的指标；α为截距项；ESG表示碳信息披露指标；Lev表示资产负债率；Size表示企业营收规模；Day表示上市天数；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Roe表示盈利能力；Eps表示经营能力；Top10表示股权集中度；ε为残差。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描述性统计分析

文章在Eviews 8中导入处理后的样本数据，对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得到以下描述性统计表（见表4）。

表4 描述性统计表

从样本Car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总体样本中，平均值为17.6117，最大值为29.6175，最小值为2.0703。可以明显看出企业之间的碳排放强度差别较大，标准差的值也较大。从ESG的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相差不大，标准差也仅为0.9268。表明企业的ESG评级相近，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水平比较接近。

从资产负债率（Lev）的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最大值为109.2860，最小值为15.0333。差距很大，企业的经营能力，经营状态之间有着较大差异从企业营收规模（Size）的总体样本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来看，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同样也很大；以及结合企业上市的天数（Day），企业在这两者的差距都很大，说明所选取的企业数据之间规模差别较大。总资产收益率（Roa）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企业之间的收入有着很大的间隔，最小的是一个负值，总资产的收益率是负数，最大的则达到了11.4926。净资产报酬率（Roe）的最大值为29.9584，最小值为-165.8338，二者相差较大，可见企业间的盈利能力有着很大的差距。每股收益（Eps）在企业之间的浮动不大，标准差为1.1574。从经营能力来看，各个企业相差不大。股权集中度（Top10）的均值为60.9235，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2.平稳性检验

为了检验样本数据的平稳性，防止回归结果出现伪回归，构建出有效的模型，接下来将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文章将在Eviews 中，通过ADF 对各模型变量的原序列进行检验，如若原序列检验的结果并不显著，则对其一阶差分序列继续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全部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总样本单位根检验

从表5 中可以看到Car、ESG这两个变量的原序列并不能单位根检验，不过在经过一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后，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95%和99%的置信区间下保持平稳，序列为一阶单整，由于是截面数据，一阶单整的序列同时具有协整的性质，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3.回归结果分析

文章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截面数据回归表

从表6可以发现，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都较好。

第一，ESG评级和碳排放强度之间一直呈负相关关系，在后面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也依旧保持为负数。也就是说ESG评级的分数越高，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就越低，证明了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得越多，企业的碳排放也相应地会越少。且随着控制变量Lev、Size、Day、Roa的依次加入，系数表现得相对稳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第二，从ESG评级的系数来看，数值也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在6 的上下稍微浮动。可见ESG评级的分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碳排放强度下降60%。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碳信息的披露程度对上市公司的碳排放强度有着严重影响，披露程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碳排放，有力地监督企业的碳减排。

4.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认所用变量解释能力和实证方法的有效性，若实证方法的稳健性较好，改变模型所使用的某些变量时，此方法还是会产生与之前相同的结果。文章选择替换被解释变量来进行检验，原有的被解释变量为该企业的碳排放量除以其市值来衡量碳排放强度，现直接用碳排放量替代碳排放强度，且对碳排放量对数化处理，将替换后的被解释变量代入原有模型再次进行回归，如表7所示。

表7 截面数据回归表

由表7 的结果来看，解释变量ESG评级的系数依旧为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未发生改变，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文章从对过去相关文献的研究，选取中国2012—2021 年的A 股典型的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概述目前我国碳信息披露情况与上市公司碳排放现状，以碳减排为被解释变量，碳信息披露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碳减排与碳信息披露的关系，从而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碳信息披露可以促进上市公司碳减排的进程。碳信息披露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了解自身的碳排放情况，从而制定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的计划。此外，碳信息披露还可以提高公司的环保形象，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和认可度，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完善碳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增强公司的责任意识。完善的碳信息披露机制可以规范公司的碳排放行为，促使公司更加重视环保问题，提高公司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公司可以通过制定和推进减少碳排放的方案来实现环保目标，如采用更加环保的技术、增加碳汇存储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此外，完善的碳信息披露机制还可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息了解，使投资者更加信任企业，提高公司的声誉和品牌价值。然而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可能会导致公司面临一定风险，从而迫使公司加强对碳排放的监控。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可能会使公司遭受环保组织或消费者的谴责、面临罚款或声誉损失等。然而，这些风险也可以促使公司更加重视碳排放问题，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从而降低公司的碳排放水平，达到环保的目的。

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公司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碳排放情况，从而制定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的计划。此外，公司还可以通过在碳减排领域的投资获得更多的收益，如获得政府的补贴或奖励、获得市场份额等。同时，公司还可以通过在碳减排领域的投资实现环保目标，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价值。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的文献研究与实证结果与当前我国市场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情况，文章从社会、政府以及上市公司几方面出发，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社会层面，支持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碳信息，加强企业的披露积极性。在当前双碳的大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是大趋势，由上述实证分析结果与研究可知，上市公司披露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碳减排进程，在实际市场中，主动及时披露碳信息的公司的数量仍处于低位，但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计量碳信息并具有披露能力的企业实际有很多，这是由于企业披露碳信息的意识不强，在碳信息披露方面积极性不强，因此需要社会对企业增加碳信息披露的要求，让企业意识到加强碳信息的披露度有利于企业的自我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政府层面，加快法律法规建设，扩大碳信息披露范围，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碳信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如上文所述，在披露碳信息的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公司只披露其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小部分公司会额外地再测度出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加以披露，而披露到第三个层面的公司则更加少，这既不利于监管，也不利于碳减排的实现。由于碳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备，多数企业仍采取自主性披露，其披露的碳信息质量也良莠不齐。一个成熟的碳排放披露体系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支撑，当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并不完善，上市公司对碳信息的披露全靠自主，企业靠自觉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是成熟的碳排放披露体制的保障，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底线，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并且引入第三方机构。当前企业所披露的碳信息报告的质量与可靠度是没有具体保证的，这也成为碳信息披露体制的一个缺陷，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引进，可以保证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漏洞。

第三，上市公司层面，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传统企业需要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同时完善其碳交易市场。上市公司作为市场重要的微观主体之一，应该在享受国家给予的权力同时，承担对等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应该积极地转变能源结构，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度，从而降低企业的碳排放量。此外，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完善碳交易机制，促进企业的碳减排。这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公司提供一种新的商业机会，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传统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寻找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同时，传统企业也需要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降低碳排放量。上市公司应该鼓励员工参与环保活动，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并通过公司内部的碳排放管理系统，实现碳排放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