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毅,姜长运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核心驱动因素[1]。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动,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优化的最重要动力。世贸组织的全世界进出口贸易详细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极大地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指出,数字化和智能化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深度融合,要积极应对和化解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中的困难与挑战,促进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和产业协调发展。因此,如何提升国家服务贸易,促进中国各省市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直接缓解企业服务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贸易成本,从而提升贸易规模[2]。其中,贸易成本主要包括搜索成本、交流成本和制造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升级效应间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一)贸易成本节约效应

从微观角度分析,服务贸易是生产和销售同时进行的贸易。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让企业和消费者提前了解相关信息并降低了购买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数字技术还可以影响生产者在生产和采购等环节的决策,进而减少企业的搜索成本。

从中观角度分析,由于各地区能够借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增强交流与合作,因此有效降低了服务贸易发展中产品的交流成本。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缩短了出口生产企业与原进口生产企业在空间上的距离,并进一步借助实时自动可视化无线通信,如微信和Skype等软件实现实时沟通,有效提高了沟通效率,降低了交流成本。

从宏观角度分析,垂直整合能够有效降低制造成本。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以促进全球垂直整合与合作,进一步提升原有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效率。借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数字经济能够将涉及设计、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的国家有效串联起来,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效率。此外,发展数字经济还能够减少出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发生,促进出口市场向完全竞争市场转变,倒逼出口生产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二)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许多新业态新模式[3],如数据驱动的预测分析催生了新零售、数字金融和智能物流等新服务。通过客户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新模式能够分析客户的消费习惯,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或者对整个服务过程进行监控和追溯,确保服务的平稳运行。同时,基于数据的流动性,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和跨境电商等新型服务贸易应运而生。因此,新业态和新模式不仅拓宽了服务贸易边界,还提高了服务贸易的交易量。

(三)数字经济的结构升级效应

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融合性[4],可以引领技术、资本和人才向服务领域流动,促进服务业资源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优化,大幅提升服务贸易比重。同时,零售、旅游度假和交通等传统服务贸易依托数字经济,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促使异地甚至跨境交易达成,从而扩大了服务贸易规模。

(四)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空间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平台驱动效应

服务贸易具有无形和不易储存的特点,相较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更依赖运营商和服务交易平台。数字技术不仅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也给予了数字服务完整的平台[5]。数字经济创造的服务平台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集交易、供应链解决方案和售后服务质量等功能于一体,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服务贸易发展物资运输代理平台。另外,数字经济平台的创新资源配置作用尤为显著[6],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具有空间正外部性。

2.渠道畅通效应

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趋势对传统贸易渠道存在的渠道拥堵、效率低下、布局与治理结构不合理、管控不力和境外流通密度低等瓶颈问题造成了根本性改变[7]。数字经济促进线下线上交易相融合,减少了手续过程并畅通了交易流程。因此,数字经济即使在有限的地理条件下也能保持服务贸易渠道的通行顺畅。

3.贸易提速效应

数字技术具有跨地域、跨时空和跨行业的特性。数字技术渗入服务行业能够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和碎片化,促进服务贸易的快速完成。此外,服务供应商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快速准确地了解消费需求,进而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服务,并能够依托数字技术对服务进行全链条跟踪、监管、反馈和售后管理,提高客户满意度。因此,数字技术本身具备的网络性和外部性可以使服务贸易交易双方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提升贸易速度。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能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假设2: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升级效应间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假设3: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二、研究设计、指标构建及数据说明

变量指标的构建和数据的处理是模型建立的基础,下文主要介绍文章构建的基准模型及其所用变量的数据处理和来源。

(一)基准模型的构建

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Yit=α+βDigit+δXit+μi+vi+εit

(1)

其中,i表示各省市,t表示时间。Y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服务贸易规模;Digit是解释变量,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是控制变量,代表一系列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μi是省份固定效应;vi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服务贸易发展规模,用各省市各年的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total)代替,并以2011年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折算。

2.解释变量

借鉴刘军等[8]的经验,以互联网发展为衡量核心,按照构建数字交易指标体系的思路,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方面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其中,省市两级互联网发展状况参考黄惠群等[9]的研究方法,采用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者、相关产出和手机普及率4项指标来测度。这4项指标对应的实际内容分别为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人均电信服务总量和每100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数字金融的发展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0]予以衡量。最后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5项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行降维,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居民消费水平(CS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市GDP总量代替。一般来讲,GDP越大的省市,其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就越高;居民消费水平用各省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与各省市人口总数比来表示,衡量各省市的平均消费能力;外商直接投资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各省市GDP的比重来衡量。

4.数据说明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行政单位(不含新疆建设兵团)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被解释变量服务贸易发展规模数据来自《中国商务年鉴》和各省市商务厅;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EPS数据库。为减少异方差,对服务贸易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对数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文章使用计量软件Stata 17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为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1)列和(3)列分别是未加控制变量和加了控制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2)列和(4)列是未加控制变量和加了控制变量的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都会对中国各省市服务贸易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证明了假设1成立。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确实会对服务贸易产生显著积极作用。但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还需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使用各省市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SG)代替原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3(1)列和(2)列。

表3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2.缩尾处理

对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两边2.5%的缩尾处理,用于避免离群值的干扰,结果见表3(3)列和(4)列。

3.滞后处理

由于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存在滞后性,并且服务贸易的发展可能会对数字经济产生反向作用,造成互为因果问题。因此,文章采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降低反向因果问题的影响。结果见表3(5)列和(6)列。

从表3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缩尾处理和滞后处理3种稳健性检验中,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都会对服务贸易规模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这进一步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检验

由于各省市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经济情况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文章使用分组回归方法,分别从东中西部省市和服务贸易类型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1.地理位置类型

按照中国各省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各省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并将总样本分为3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表4)。从表4可知,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在东部最大,其次是中部,最后为西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东部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更优,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更加先进的数字技术,这使得其服务产业有能力实现快速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作用也更加显著。

表4 异质性检验估计结果

2.服务贸易类型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和全球投资头寸手册》(BPM6)的概念和定义,将服务贸易分为数字服务贸易和非数字服务贸易进行回归。从表4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和非数字服务贸易均有显著影响,并且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服务贸易的影响比对非数字化服务贸易的影响更大且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非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服务在可贸易性、贸易成本和贸易效率等方面都更具优势,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字化服务原有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而促进了数字化服务贸易更好发展。

(四)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各省市的服务贸易规模,但具体的传导机制有待深入研究。基于理论机制分析,文章认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作用增强服务贸易发展。为了验证上述机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11]构建如下公式进行检验:

Mit=α0+β1Digit+δXit+μi+vt+εit

(2)

Yit=α0+β1Digit+θMit+δXit+μi+vt+εit

(3)

上式中,Mit为中介变量,代表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用发明专利的对数(TI)代替;结构升级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SM)来代替。其余变量皆与前文基准方程保持一样。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无论是技术创新效应还是结构升级效应,数字经济都对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的估计系数也一直显著为正,由此验证了假设2。

(五)空间效应分析

上述内容已经论证了数字经济发展确实会对各省市服务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存在平台驱动效应、渠道畅通效应和贸易提速效应,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各省市的服务贸易发展产生空间溢出影响。为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大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该空间效应的大小,设定如下模型:

Yit=ρWijYit+α1Digit+βXit+α2WijDigit+β2WijXit+μi+vt+εit

(4)

上式中,Wij是空间反距离权重矩阵。若i=j,W=0;若i≠j,W=1/|dij| ,dij为两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ρ为空间相关系数,其余变量与基准模型中一致。

空间回归的前提是要有空间相关性。因此,先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表6)。由表6可知,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的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P值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服务贸易与数字经济存在空间自相关。表7为空间杜宾模型适用性检验结果,从表7可知,LM检验确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而LR检验和Wald检验都拒绝原假设,这说明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化为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同时,Hausamn检验确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因此,文章最终选择双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来测算数字经济对中国各省市服务贸易的空间溢出效果。

表6 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的莫兰空间相关检验

表7 空间杜宾模型适用性检验结果

鉴于相邻区域之间的交互信息量大,仅用回归系数来解释空间回归结果会形成偏差,因此将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的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表8为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各省市服务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分解结果。从表8可知,空间自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并且Dig的系数和直接效应以及间接效应皆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促进本省市服务贸易发展,还有助于发展周围省市的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验证了假设3。

表8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及分解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各省市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果在经历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尾处理和滞后处理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在异质性检验中,文章将31个省市分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并分别检验,发现分地区回归的结果也符合最初的结论,东部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最后是西部。并且相对于非数字化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服务贸易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在机制检验中发现,数字经济确实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升级效应促进各省市服务贸易的发展。第四,各省市的数字经济不仅会对本省市的服务贸易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也会对其他省市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果。据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深度共用、规范发展和普惠共享的新发展阶段,打破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此,国家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重视农村或边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和共享率,缩小数字鸿沟,开放全球和国内数字渠道,为数字经济增强服务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优化数字服务贸易与非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平衡,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同时,由于各省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对各省市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中央财政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助推其数字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开放合作,共同促进服务贸易多方共赢。发展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自身服务贸易的发展,还能够借助平台带动效应、渠道畅通效应和贸易加速效应对其他省市形成积极的空间连锁效应,从而促进国内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因此,国家应在达成数字经济空间传播的积极效应下,发展外省市经济,助力贸易共赢。

综上,对中国各省市而言实现服务贸易快速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今后要快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服务贸易稳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