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介 山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诗人并称是诗歌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称谓方法,但其形式与“竹林七贤”及“大历十才子”等借助数词归纳的诗人合称不同,多为至少两个文学成就相当或文学风貌相近的诗人姓氏连缀①,如“屈宋”和“陆谢”等。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唐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诗人和作品,也相应地产生了许多耳熟能详的诗人并称。纵观近些年有关唐代诗人并称现象的研究,学界重点在于挖掘特定诗人并称组合的丰富意涵上,缺乏对整个唐代诗人并称现象的关注,唐代诗人并称现象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研究尚有发掘空间。因此,笔者拟小作探讨,以期为唐代诗人并称现象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唐代诗人并称的产生时代和原因

唐代,不少取得相当创作成就的诗人被时人标举和类比,由此形成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诗人并称。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人并称并不完全形成于唐代,有许多是被后人归纳总结而成,正如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写道:“至李杜、王孟、高岑、韦孟、王韦、韦柳诸合称,则出自后人,非当日所定。”[1]521他所举的例子虽不完全准确,却也说明许多唐代诗人并称实由后人评定的事实。为更加直观和全面地探讨唐代诗人并称的形成方式,且加以归类区分,笔者引入唐代文学史上较有代表性的25组诗人并称,并在现存文献中查阅到这些并称的最早出处(表1)。

表1 唐代诗人并称现象举例

由表1可知,从现存文献看,在唐代就已出现的诗人并称有王杨卢骆、沈宋、沈宋王杜、高岑、李杜、卢杜、陈杜、钱郎、钱郎刘李、鲍谢、元白、刘白、韩孟、皮陆、贾喻以及温李16组,其余9组都见于后代。唐代诗人并称既产生于不同时代,就有必要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类讨论。

唐代产生的诗人并称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受六朝诗人并称现象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自觉,日渐兴盛的文学批评与人物品藻之风相结合,使人物并称现象逐渐出现于文学领域,成为一种颇受文论家青睐的批评方式。特别是钟嵘在《诗品》中大量使用诗人并称来确立诗人的历史地位及树立诗歌创作典范,如在“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和“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2]等文中,就出现了“曹刘”“陆谢”与“孙许”等诗人并称,用以并举曹植与刘桢、陆机与谢灵运以及孙绰与许询等诗人,类似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唐代文学紧随六朝文学之波澜,一方面,不少唐代诗人都饱览六朝诗作,对六朝不同作家的艺术风格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唐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与扩展,不仅批评内容上承六朝,对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以及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就连批评方式也对六朝有所承袭。在此背景下,诗人并称现象大量见诸于唐代文学以及文论家的著作中,如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写道:“至于子美,蓋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3]元稹在列举多组前朝并称诗人的基础上,将杜甫对前代沈宋和苏李等诗人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高度概括,精辟凝练且切中要害。而在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诗人并称,如白居易《伤唐衢二首·其二》“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4]83表达了他对关心民瘼的诗人陈子昂和杜甫以及他们风清骨峻诗歌的喜爱。可见,诗人并称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承接于六朝,并在唐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二是唐诗创作高度繁荣的催化。首先,在唐朝300年的不同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流派,并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正是不同诗人并称产生的重要前提。其次,唐代诗人交往唱和之风颇为盛行,这也促使了一部分诗人并称的产生。中唐诗人徐凝曾因与张祜较量牡丹诗而得元稹和白居易赏识,诗名遂振于元和年间。后来,他初游长安因未拜谒权贵竟不成名,南归前作诗辞别白居易:“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5]5418,抨击了当时重名望不重才学的社会现象。该诗也是现存文献中元白并称的最早出处,是徐凝、元稹和白居易3人交游往来的结果。唐末诗人张贲与皮日休和陆龟蒙过从甚密①,《和皮陆酒病偶作》一诗就是3人唱和所作,这也是皮陆并称的出处。其他如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以及皮日休与陆龟蒙并称,是因为两人诗风相近,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唱和频繁,在当时就已名声在外。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诗歌自身的演进,许多诗人的诗坛地位在后人心中形成了基本共识,于是年代较晚的诗人在论及前辈时会在艺术风格之外将具有相当创作高度和文学地位的诗人进行并称,韩愈《调张籍》一诗就有耳熟能详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6]二句,体现了他对李白和杜甫二人文学地位的充分肯定。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也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7]2501,表现了他对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诗坛地位的认可。晚唐诗人和诗论家司空图在探讨唐诗流变时写道:

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贯达。大历数十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矣[8]。

司空图历数从初唐至中唐的代表诗人和诗风,有意识地将沈宋、李杜以及元白等诗人并称来代表唐诗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大致勾勒出晚唐之前唐诗流变的脉络,体现了诗歌风貌与诗人并称之间的紧密联系,更从侧面说明唐诗创作的高度繁荣催生出不少唐代诗人并称。

产生自唐后的唐代诗人并称②主要是逐渐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诗坛宗唐风尚的产物。由表1可见,韦柳和温李并称是出自宋人的诗论。至明清,诗坛上学习唐诗的潮流赓续不息:明代前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掀起了复古潮流,李攀龙和王世贞等人紧随其后。清人钱谦益终身学杜,虞山诗派冯班等人则多受温李影响。相应地,此时诗歌批评已高度体系化,论著颇丰,并出现了胡应麟和叶燮等批评大家。这些批评家在点评唐诗时,或为了语言的精炼,或为了论证自己的诗学主张,也会将一些具有相似性的唐代诗人进行整合,从而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唐代诗人并称,王孟、王裴以及张王等诗人并称即由此产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胡震亨《唐音癸签》中“至李杜、王孟、高岑、韦孟、王韦和韦柳诸合称,则出自后人,非当日所定”[1]521的观点。

二、唐代诗人并称的姓氏排列次序

有关唐代诗人并称的姓氏排列次序,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成就较高者会排在文学成就较低者的前面,这符合人们的思维定势,然此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宋人陈正敏的《遁斋闲览·杂评》中曾记载王安石对此问题的看法:

名姓先后之呼,岂足以优劣人哉?盖汉之世有李固、杜乔者,世号“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谓之“李杜”,当时甫白复以能诗齐名,因亦谓“李杜”,取其称呼之便耳……先时白居易与元稹同时唱和,人号“元白”,后与刘禹锡唱和,则谓之曰“刘白”。居易之才岂真下二子哉[9]?

王安石的论述可谓切中肯綮。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诗歌的通俗性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力,元稹都不如白居易,但他在“元白”并称中却排在白居易之前,这说明“元白”并称的先后顺序排列并非是依照诗人文学成就的高低。论边塞诗的创作,高适与岑参风格迥异且各有千秋,若言高适的文学成就一定高于岑参,恐怕过于牵强。因此,“高岑”并称的先后顺序也与诗人文学成就高低无涉。其他诸如“刘柳”“苏李”和“皮陆”等,也同样不是以文学成就作为排列依据。关于诗人并称的先后顺序依据问题,王安石有“取其称呼之便”一说。无独有偶,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也提出了“适齿牙”的理论:“凡词场称谓,要取适齿牙而已,非必在前则优,居后为劣。”[10]所谓“取其称呼之便”与“适齿牙”,是指人们在对并列称呼进行先后排序时,往往会自觉遵循汉语声调“平上去入”的表达顺序习惯。对这个问题,近代学者余嘉锡认为,“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毂、苏李、嵇阮、潘陆、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属皆然”[11]。他注意到并称排序时要先言平声,后言仄声。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许多并称结构并不是平仄组合,若同为平声,则阴平声字在前,阳平声字在后;若同为仄声,则上声字在去声字前。但由于唐代文学史上鲜有去声字姓氏与入声字姓氏组合的著名诗人并称,因此对这两者的先后顺序还难以判断。综观表1中的诗人并称可以发现,入声字姓氏均排在后。在不同声调组合的唐代诗人并称中,这些规律适用广泛。表1中不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有王杨卢骆、苏李、沈宋、高岑、王孟、韦孟、李杜、卢杜、陈杜、钱郎刘李、韦柳、刘柳、元白、张王、刘白、韩孟、皮陆、贾喻、姚贾以及温李共20组,全部符合上述规律,即平仄组合平声字在前,仄声字在后;平声组合阴平声在前,阳平声在后;仄声组合上声字在去声字前;入声字排在最后。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语音形式和称谓方法,唐代诗人并称在姓氏顺序安排上基本遵循了“平上去入”的声调顺序,这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即“取其称呼之便”和“适齿牙”,同时也是汉语自身秩序性的一种体现②。

不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有“平上去入”之分,相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排序也应有规律可循。如在“王杨卢骆”并称中,“骆”为仄声字,故排在最后,但相同声调的“王杨卢”的排列顺序又有何依据?有学者认为,相较于不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相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在顺序排列上并不严谨,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不然。笔者把“王杨卢”和表1中王裴、王韦、鲍谢以及钱郎放在一起分析,发现王杨卢、王裴、王韦和鲍谢均为含开口呼韵母“ang”以及“ao”的姓氏在前,含其他韵母的姓氏在后。这是因为开口呼韵母发音时口腔开合较大,唇部较为放松,且发出的音洪亮有力,顺口好叫,所以排列在前。但钱郎并称却是含开口呼韵母“ang”的姓氏“郎”排列在后,这又是为何?因为钱郎并称是前鼻音与后鼻音组合的结构,表1中与此相同的结构还有沈宋与韩孟,合计3组。在这种结构下,往往前鼻音姓氏在前,后鼻音姓氏在后,原因在于发前鼻音时,口形需较闭以免气流进入后鼻腔;发后鼻音时,口形需较开以使气流进入后鼻腔。因此,发音时口形先闭后开,气流先塞后入显得轻松省力,符合顺口好叫的原则,体现了汉语自身的秩序性。诗人并称作为一种便于记诵的凝练表达,声调安排上的顺口好叫尤为重要。因此,相同声调组合的诗人并称数量虽少,但在排列顺序上也并非随意为之,亦有声调规律可循,仍体现出“取其称呼之便”和“适齿牙”的语言习惯。

三、唐代诗人并称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都与周围事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12]。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唐代诗人并称也能在文学史的演进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唐代诗人并称是唐代文学鉴赏与研究的重要手段,人们可通过唐代诗人并称进一步揭开唐诗神秘的面纱。首先,诗人并称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是理解文学风格的一个视角。张珊认为,诗人并称是程式化的批评法,充分体现了传统品评含蓄简约而意义深远的特点,是中国特色的批评方式[13]。的确,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含蓄简约的批评方式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识某些诗人或流派的创作风貌,如“元白”并称能揭示元稹与白居易平易通俗的相近诗歌风貌,“韩孟”并称亦可展现韩愈与孟郊雄奇险怪的共同艺术追求。其次,唐代诗人并称可以视为唐代诗人的关系图,由此,建立起不同诗人之间的多样联系。李白与杜甫因同等的文学地位而并称“李杜”,此外,杜甫还与陈子昂并称“陈杜”。陈子昂虽为初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但其诗歌艺术和文学成就均无法与杜甫平起平坐。之所以将两人并称,主要是因为两人均有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关心民瘼的悲悯情怀和坎坷多难的人生际遇,在诗歌创作上亦注重展现社会生活,彰显入世精神。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更在一定程度上受陈子昂诗论“风雅兴寄”说的启发。因此,白居易将两人并举称颂:“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4]83王维不但与唐代另外两位著名的山水诗人孟浩然和韦应物并称“王孟”与“王韦”,还与裴迪并称“王裴”。裴迪虽然也以山水诗创作为主,但成就远不及孟浩然与韦应物。他与王维并称,一方面是由于两人情同手足;另一方面则如清人王士祯所评:“盛唐王裴辋川唱和,工力悉敌。”[14]王士祯认为,虽然裴迪的总体文学成就不如王维,但在唱和诗上两人水平相近。由此看来,“王裴”并称也合情合理。最后,不同时期的诗人并称是不同时期诗坛好尚的体现。能够并称的诗人往往颇具代表性,是所处时期诗歌风貌的缩影。整体审视一段时期的诗人并称,可以大致看出诗歌的发展进程和流变规律。明代诗选家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将唐代不同阶段的诗人并称简单罗列,并对他们的创作风格和文学史影响予以总结,既阐明了唐诗在不同阶段的创作风格,也大致勾勒出唐诗发展的整体风貌。人们可以从诗人并称中窥探到一个时代诗歌的创作倾向及人们的审美趣味,从而能对这一阶段的文学进行宏观把握。可以讲,诗人并称是不同时代文学风貌的缩影与诗坛风气的折射。

第二,唐代诗人并称为后人习诗提供了经典样板。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后,保留下来的诗人并称多数代表了唐代各个时期典型的文学风貌和较高的文学成就。因此,对后世的文人或初学者而言,不同的诗人并称代表着不同的师法门径,如“王裴”“刘白”和“皮陆”是唱和诗的典范,“沈宋”可作为近体格律的标杆。后世许多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正是在不断地学习前人中形成的,“晚唐体”代表九僧和林逋等人以姚贾为正宗,多写清幽邃静的山林景色;“白体”奉元白为圭臬,提倡元稹与白居易的闲适诗,并提倡作诗应通俗平易;“西昆体”则沿袭温李一脉,诗风雕润密丽且故实典重。更重要的是,后人还可以在学习与继承他们的作诗风格中创新发展,形成新的文学风格。例如,清初虞山诗派的代表人物冯班作诗虽同受温李影响,但能将明代灭亡的史实与今景交融,寄托遥深且婉而多讽,抒发故国哀思。清初大家施闰章和宋琬上承张王乐府反映现实与关怀民生的传统,如《新谷篇》及《壮丁篇》等作都真实而深入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但其厚重苍劲的风格已与张王的平易通俗有所不同,可谓继承前人又不落窠臼。因此,作为习诗的样板,唐代诗人并称也推进了文学史的发展。

第三,唐代诗人并称还可作为语料素材直接入诗,使诗歌语言更加丰富。唐代已有不少诗人有意识地将前代诗人并称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语料,如杜甫在《解闷二十首·其七》中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7]4940,表达了他对齐梁诗人阴铿和何逊的学习与借鉴。白居易在《哭王质夫》中形容友人王质夫“篇咏陶谢辈,风流嵇阮徒”[4]867,他连用“陶谢”和“嵇阮”两组并称来表达对王质夫高洁傲岸人格的赞美。既然诗人并称入诗的现象在唐代就已屡见不鲜,那么唐代出现的大量诗人并称自然也随着代代诗歌的继承与发展进入了后人的作品中,成为一种创作传统并被保留下来。唐代诗人并称作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语料素材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唐代诗人并称在后人作品中是某种文学风貌的指代。这种情况主要见于后代诗论家的论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代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元好问在这组绝句中广泛采用诗人并称入诗的方式来抒发其对诗人创作的见解,如第三首中“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心声奈若何”[15]42,表明了他对以温庭筠和李商隐为代表的绮靡之风的不满;第八首中“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15]46,肯定了沈佺期和宋之问在诗歌格律定型上的贡献,但也批评了他们对齐梁诗风的沿袭。清人王士祯模仿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作《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也大量运用诗人并称入诗的方式来评价唐代诗人,其中“风怀澄澹推韦柳”[16]370和“元白张王皆古意”[16]370等句颇耐人寻味。可以讲,在这些诗句中,唐代诗人并称是特定文学风貌的指代。其二,唐代诗人并称在后人作品中是某种品质的象征。诗人的人名会随诗名流传,后人将诗人并称作为语料素材不仅着眼于作品风貌,还关注并称诗人本身,这种现象在后代诗人述怀言志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例如,五代诗僧齐己在诗作《谢秦府推官寄丹台集》的颈联中写道:“钱郎未竭精华去,元白终存作者来。”[5]9605他认为像钱起和郎士元或元稹和白居易这样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创作出的优秀诗歌终究会流芳百世,齐己也以此自勉。在这联诗中,钱郎和元白是过人创作才华的象征,而非具体诗歌风貌的指代。宋代诗人姚辟在《游山门呈知府大卿》中用诗句“嵇吕重契旧,皮陆索酬酢”[17]6269表达了自己对隐逸情怀的追求,皮陆在此处并非指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隐逸诗风,而是指两位诗人的隐士人格。同处宋代的另一位诗人石介的表达则更为显豁,他在《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泂明远楚丘李缊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中直言:“先生道德如韩孟,四方学者争奔驰”[17]3409,认为老师富春的学问和品德可比韩愈与孟郊,“韩孟”并称在此处不指诗风,而是指深厚的道德学养。因此,作为诗歌创作中的语料素材,诗人并称不仅可以指代诗歌风貌,还可以象征并称诗人的某种优良品质。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唐代诗人并称现象也有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人们将不同的诗人放在一起并称,大多是因为他们都擅长某一类诗歌题材或诗歌有着相似的艺术特征,但这也会使人们在学习或研究他们时只关注这一类题材和艺术特征,却忽视了这些作家创作的其它成就。如在题材内容上,后人研究“王孟”更多是关注他们的山水田园诗,而事实上王孟二人的许多边塞之作和愤世嫉俗之词同样颇见功力,但这些作品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主流文学史教材上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介绍。在艺术形式上,后人研究“温李”主要关注他们辞藻繁丽的艺术风格,却没能注意到他们也有清新自然之作;研究“钱郎”多关注其五言佳作,而忽略了其部分七言精品。综上,唐代诗人并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诗人标签化和程式化,在突出了他们主要艺术风貌的同时也淡化了他们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不利于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并称诗人的创作情况,对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但尽管如此,唐代诗人并称仍是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时的重要切入点。

综上所论,唐代诗人并称产生时间不一。产生在唐代的诗人并称主要受六朝诗人并称现象的影响;产生在唐后的诗人并称则更多脱胎于逐渐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诗坛宗唐风尚。虽然唐代诗人并称看似是作家姓氏的简单连缀,却在排序上大有讲究,主要是从顺口好叫的原则出发,以声调为主导来排序。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唐代诗人并称在唐代文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是唐代诗歌鉴赏与研究的一种手段,又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素材。

注 释：

① 关于合称与并称的区别问题,详见袁世全《合称、并称“分家”论》,《辞书研究》2003年第三期,15-23页。

② 关于人物并称与汉语言秩序化特点的联系,可参阅胡佑章《人物并称的文化心理与语言的秩序化》,《当代修辞学》1996年第二期,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