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鹏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辽圣宗耶律隆绪(下文简称隆绪)乃萧绰长子,学界一般认为,圣宗即位后,军国大权长期由萧绰把持,隆绪只能聆听母训而“略无怨辞”[1]80。李锡厚曾指出,萧绰不给圣宗实权的后果是当圣宗亲政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真空,最终酿成了权力之争[2]104;苗泼和曹显征则将圣宗视作软弱无能之君,认为“如果没有圣宗母后摄政,就没有辽朝的中兴和鼎盛”[3]。与上述研究不同,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萧绰对隆绪的悉心培养。杨树森曾指出,在承天后的影响下,圣宗深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从经史百家中学习了许多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4]126-127;田禾指出,圣宗汉化程度较高与萧绰的教导分不开[5];周宝荣则认为,萧绰对隆绪实行的是一种儒化教育,萧绰高标准严要求的培养并未造成圣宗的逆反心理,反而很受圣宗欢迎[6]。以上研究均有一定道理,然须思考的是,圣宗作为一代“盛主”[7]1323,虽受其母萧绰“教训为多”[7]1323,却并非毫无个性。下文通过对相关史事的挖掘窥探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形象转变与个性特征。

一、强母威慑下的弱子形象

早在景宗朝,景宗因“婴风疾”[1]65而不能理政,时为皇后的萧绰便得以参决军国大政,史称“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1]69。乾亨四年(982)九月,景宗“次焦山”时突然“崩于行在”[7]113,年仅12岁的隆绪奉遗诏即位。此后,萧绰便凭借皇太后身份开启了长达27年的临朝摄政生涯,史称“军国大事听皇后(指萧绰)命”[7]113,直至其病逝前不久才归政隆绪,而此时的隆绪已年近40岁。

摄政之初,萧绰曾向诸臣问道:“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7]1322耶律斜轸与韩德让则以“信任臣等,何虑之有”[7]1322答之。一问一答之间彷佛描绘了一幅孤儿寡母无所依凭的景象,但事实并非如此。自保宁元年(969)五月“立贵妃萧氏(指萧绰)为皇后”[7]98始,至保宁八年(976)二月“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这一诏谕的出台,再到萧绰摄政,萧氏家族在朝廷中的权势一直在不断扩张。在此期间,虽发生了萧思温(萧绰父)被杀一事,但萧氏家族成员及其众多亲信已盈布于朝堂之上,如萧绰弟道宁(一作隗因)在景宗逝世前就曾任“同政事门下平章事”[7]116一职,圣宗刚继位,又让他“领本部军驻南京”[7]116;萧思温继子继先(一作继远)则于“乾亨初,尚齐国公主,拜驸马都尉”[7]1398;景宗藩邸成员韩匡嗣因满城之败被景宗“促令诛之”[7]1361,多亏“皇后引诸内戚徐为开解”[7]1361才幸免于难;匡嗣之子德让更是自比伯禽与伊尹,在萧绰临朝后,“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8],权倾一时。由此可见,萧绰与韩氏家族的政治联盟关系已久。耶律曷鲁之孙耶律斜轸于保宁元年(969)被萧思温赏识而为景宗所用,后又“妻以皇后之侄”[7]1434,萧绰摄政之初,斜轸“益见委任,为北院枢密使”[7]1434。此外,耶律休哥“总南面军务”[7]1432,萧思温于保宁初“为宿直官”[7]1445,萧绰之女长寿奴与延寿女又分别嫁与萧排押与萧恒德。通过拉拢亲贵和政治联姻的方式,萧绰最终建立并巩固了以其为首的政治集团。

萧绰还与韩德让等人密谋,力图干预帝位的传递,以便让隆绪能顺利继位。《辽史·景宗纪》称景宗崩后,“遗诏梁王隆绪嗣位”[7]113。遗诏之事不见于同书《后妃传·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和《耶律斜轸传》,但在《耶律隆运传》中却有“景宗疾大渐,(德让)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为帝”[7]1422的记载。关于此事,《契丹国志》云:“景宗疾亟,隆运不俟诏,密召其亲属等十余人并赴行帐。时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穉,内外震恐。隆运请于后,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不得私相燕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时赵王等俱在上京,隆运奏召其妻子赴阙。景宗崩,事出仓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1]197这段文本叙及萧绰与韩德让的“密谋”,其中部分内容与宋人所称的“初,萧氏与枢密使韩德让通,明记(指景宗)疾亟,德让将兵在外,不俟召,率其亲属赴行帐,白萧氏易置大臣,立隆绪”[9]533的意思大体相同,应是出自共同史源。从文本整体来看,虽有一些夸大和不实的成分,但在景宗逝世前后,萧绰暗中与韩德让勾结,最终拥立隆绪为帝,进而稳定政局这一事实大体可信。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也并未提到所谓景宗遗诏之说。

总而言之,在景、圣之际,以萧绰为首的政治联盟早已占据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此背景下,年幼的隆绪被“安排”登上帝位。隆绪的即位即使真出自遗诏,也应是萧绰为首的政治联盟步步为营的结果。

在强母的扶植与帮助下,年幼的隆绪顺利登上皇位,此为“子凭母贵”[10],隆绪的即位也进一步巩固了萧绰的领导核心地位。隆绪即位之初,凡事都由母亲萧绰决断,圣宗之所为体现的多是萧绰的意志。统和元年(983)五月,“诏近臣议皇太后上尊号册礼,枢密使韩德度以后汉太后临朝故事草定上之”[7]118。臣僚以东汉太后摄政故事为先例要求圣宗批复,似乎暗含着萧绰一派已将圣宗视为东汉时幼弱诸君的意味。此外,圣宗若要出行,萧绰也经常形影相伴,这一点在史籍中多有记载。特别提及的是,在统和元年(983)八月怀州之行时,“上与斜轸于太后前易弓矢鞍马,约以为友”[7]119,此时隆绪12岁,斜轸生年不详,但史载“保宁元年(969),枢密使萧思温荐斜轸有经国才”[7]1434,假设斜轸此时为15岁,两人年龄差距至少为18岁(可能会更大)。萧绰将年龄差距颇大的两人“约以为友”,显然是强化和巩固政治联盟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萧绰将圣宗视为巩固自身地位的一枚棋子。

统和七年(989),隆绪已是“弱冠”年纪,开始尝试接触国家政事。但出于游牧民族孩童的天性,圣宗的很多“不良”行为受到萧绰的直接训导或间接指责。如统和七年(989)七月,发生了“谏议大夫马得臣以上好击球”而“上疏切谏”[7]144-145一事。时任谏议大夫的马氏曾自称“得侍圣读”[7]1434,显是萧绰安插在隆绪身边的老师兼监护。马氏以“三不宜”劝导圣宗放弃击球,其中一条便是“万一有衔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7]1410?似有借萧绰要挟圣宗之意。再如统和十五年(997)八月,近30岁的隆绪“猎于平地松林”时,皇太后诫曰:“前圣有言:欲不可纵。吾儿为天下主,驰骋田猎,万一有衔橛之变,适遗予忧。其深戒之!”[7]162田猎乃契丹国俗,延续已久,时人便有“辽俗君臣尚猎,而辽主尤善骑射”[11]之谓,萧绰借《礼记》中的“欲不可纵”[12]为诫来劝导隆绪,也透露出萧绰有意把隆绪培养为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之意。

萧绰控制圣宗的一言一行,史籍中有“(隆绪)或府库中需一物,(太后)必诘其所用,赐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允”[1]80和“御服、御马皆太后检校焉。或宫嫔谗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1]80的记载。尽管其中可能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母专其政,人不畏主”[13]的说法应该不是毫无根据。

二、守成与叛逆之间:辽圣宗的个性转变

传统史家将辽圣宗耶律隆绪描述为“守成之令主”[1]83。“守成”最早见于先秦典籍,《诗》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孔颖达疏:“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坠也。”[14]由此可见,“守成”即有接续前人事业而不废的含义。因此,所谓守成之君,应既有治国理念上持中的一面,亦有为人君主时稳重的一面。就前者而言,萧绰临朝的几十年间,在大的统治基调上,辽朝对内政大加整顿,对外以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平衡与稳定和防范潜在的威胁为核心,与女真、西夏、回鹘、高丽和宋朝等国及国内诸部族虽有一些冲突,但仍以维护各方力量的平衡为旨归。辽圣宗亲政后,在内政上仍继承了萧绰摄政期间的基本政策,如赈济饥民、按察刑狱、录囚、整顿吏治、劝农、虚心纳谏和任用贤才等,此为圣宗“守成”的一面。就后者而言,萧绰尽力培养隆绪学习中原文化,意在让隆绪借鉴和学习中原王朝的统治理念和统治经验,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这也使得辽朝后来形成了“学习唐朝的一代风气”[4]126-127。隆绪本人也常以唐朝文化为美。他常以唐太宗和唐玄宗故事求教于侍臣,“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1]80,“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1]80,可见其对唐朝文化推崇备至。圣宗亲政后,虽无须再像此前那样谨小慎微,但从他身上依旧能看到萧绰苦心栽培的痕迹。如萧绰委派的侍臣马得臣曾谏言圣宗“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7]1410,萧绰死后,圣宗与兄弟隆庆和隆祐关系和睦,并对他们委以重任。开泰元年(1012)“赐皇弟秦晋国王隆庆铁券”[7]188,五年(1016)九月“隆庆来朝,上亲出迎劳至实德山,因同猎于松山”[7]195,兄弟情谊尽显。隆庆死后,圣宗追册他为“皇太弟”,并重用其子谢家奴[7]195-196。统和二十八年(1010)圣宗亲征高丽时隆祐“留守京师”[7]184,次年(1011)三月“权知北院枢密使事”[7]185,于开泰三年(1014)三月“留守东京”[7]187,备受圣宗重用。在“隆祐薨”后,朝廷给予“辍朝五日”和“赠隆祐守太师,谥仁孝”[7]187的殊荣。萧绰死后,圣宗服丧“终制三年”[1]80而不改元,极尽孝子之礼。圣宗对自己的过失也能及时纠正,如开泰三年(1014)七月颁布的“诏政事省、枢密院,酒间授官释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诏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其酒后常常随意赏罚之弊。此外,圣宗还经常“礼高年,惠鳏寡”[7]224。凡此种种,均体现了圣宗为人君主时值得称道的一面,这自然与此前萧绰的培养有密切关系。

重压之下的圣宗并非只会逆来顺受,圣宗本人亦非毫无个性可言。有学者认为,萧绰对圣宗的培养“并未造成圣宗的逆反心理,倒是很受圣宗欢迎”[6]33,笔者不敢苟同。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曾提出专断型教养方式的概念,她认为,专断型父母要求孩子绝对地服从自己,很少考虑孩子自身的要求和愿望,导致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与适应性都比较差。而在父母侵入式的教育方式下,有些孩子会变得软弱,有些孩子则会变得叛逆[15]。萧绰摄政时,圣宗表现得极为软弱,失去萧绰的约束后,其叛逆个性便彰显于世人面前。

萧绰死后,圣宗一反之前守成稳重的姿态,频繁地出现于猎场,将其母先前“欲不可纵”的叮嘱抛之脑后。据《辽史》统计,圣宗亲政前即萧绰摄政的27年间,有明确记载的游猎活动有9次;而在他亲政后直至去世的22年间,游猎活动至少有16次。少了萧绰的训诫,圣宗豪放粗犷和放纵的天性便得以暴露,史籍中“辽主岁时射猎,以示不忘本俗,虽奉太后命诫,不能改”[16]的说法应非虚言。此外,在萧绰死后,圣宗还沉湎酒色。开泰二年(1013)正月“以马氏为丽仪,耿氏淑仪,尚寝白氏昭仪,尚服李氏顺仪,尚功艾氏芳仪,尚仪孙氏和仪”[7]189,在纳妃的同时他还大肆迎娶女官,耽于女色。圣宗沉湎于酒的记载更屡见于南朝文献。《长编》中称“隆绪晓音律,与帐下纵饮或通昼夕,自歌起舞”[9]2559;《契丹国志》云“承平日久,群方无事,纵酒作乐,无有虚日”[1]81。这些记载的史源虽不可考,但从辽方记载中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圣宗曾下诏勿得“酒间授官释罪”,便从侧面折射出圣宗好酒的生活习性。此外,辽圣宗晚年还迷信佛教,生活腐化,与萧绰摄政时期的形象大不相同。

圣宗的独特个性同样可以从萧绰死后国家大政方针变动这一层面得到体现。前文已述,萧绰摄政时,辽国实行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中虽不乏武力征伐手段,但在征讨之后,往往会基于自身实力建立一种维持各方力量平衡的格局,如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同高丽和西夏等国及诸部族建立并保持良好的朝贡关系等。然而,圣宗在亲政后不到1年时间即打破了萧绰摄政时期的对外政策路线,甚至毫无预判便对高丽和西鄙等地大肆用兵。统和二十八年(1010),萧敌烈曾谏诤圣宗罢征高丽,理由是“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万一失利,恐贻后悔”[7]1473,萧敌烈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放弃对高丽的征伐,但依旧是“时令已下,言虽不行,识者韪之”[7]1473-1474。萧敌烈谏言中的“况陛下在谅阴”一语亦能彰显圣宗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此时正值“番汉群臣上言山陵已毕,宜改元”之际,为表达对母亲的追思,帝曰:“吾契丹主也,宁违古制,不为不孝之人”,最终得以“终制三年”[1]80;另一方面,圣宗又在服丧期间不顾臣僚反对,坚持征讨高丽,与其之前的孝子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

事实上,圣宗亲政后民族及对外政策的迅速转向不能被简单视为政策的自发调整,也不应单纯将其视作辽朝国家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圣宗本人的个性因素亦须考虑在内。圣宗幼时便有一个“征伐梦”,统和元年(983)十月时,“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7]120,三年(985)秋七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7]123,但到了次月便因“辽泽沮洳”而“罢征”[7]123,这在圣宗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自此次“罢征”后长达28年间,辽未对高丽大加征伐,而萧绰死后不到半年,圣宗便以“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为由,连年对其大肆挞伐,全然不顾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与“年谷不登,创痍未复”的社会现状。此外,对待其他各国和各部族,圣宗也是每遇小事便诉诸武力。这些都反映了长期隐忍的圣宗对母后萧绰摄政时期对外政策的一种反抗。亲政之初的圣宗很可能想借助东征西伐在朝廷树立威望,但因其好大喜功和过于固执急躁,最终导致民怨与起义不断。此外,有学者注意到,在萧绰当政期间,韩德让一人曾兼掌南北枢密院,权势极盛。但韩德让逝世后,圣宗便重新恢复了两院分设枢密使的旧制[2]105,史称“自韩德让知北院,职多废旷,室鲁拜命之日,朝野相庆”[7]1415。这一方面表达了韩德让为政一手遮天致使政事废弛的体制弊病,另一方面也暗示圣宗亲政后对萧绰摄政时期的统治集团成员有重新洗牌的考量。总之,萧绰摄政之下圣宗的唯诺与亲政后的张扬个性形成了鲜明反差,凸显出随着环境的更易圣宗内心活动的复杂状态。

综上,圣宗本性中带有放纵与享乐的特质,然而在萧绰在世时,这样的特质难以显露,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对母亲言听计从、谨慎守成和知书达理的帝王形象。萧绰去世后,圣宗的叛逆心理与张扬个性便得以充分彰显。

三、充满张力:辽圣宗的身份困境

萧绰意欲把隆绪培养成一位循规蹈矩且汉文化素养较高的“守成”皇帝,以便将来自己归政时圣宗能独立处理国家要政。但对于圣宗本人而言,自己的个性虽能够被隐藏一时,但终究有一天会得到释放。从萧绰的长子,到母后摄政下的“傀儡”,再到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君,圣宗身份属性递嬗的背后体现的是其扮演不同角色时产生的精神碰撞。

圣宗从小“精射法”[7]115,“弓矢鞍马”与“分朋擊鞠”[7]119亦不在话下,但这并不是萧绰心中理想的皇子形象。萧绰出自书香世家,其父思温“通书史”,“在军中,握齱修边幅,僚佐皆言非将帅才”[7]1397。思温虽身为契丹人,但少有豪放勇武之风。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萧绰深受汉文化浸染,喜读《尚书》和《礼记》等儒家经典。室昉曾“进《尚书·无逸篇》以谏,太后闻而嘉之”[7]1401。又曾用《礼记》中“欲不可纵”来劝导圣宗,这都证实了萧绰对儒家文化的仰慕。在母后萧绰的影响下,圣宗自幼便“喜书翰,十岁能诗”[7]115,年龄稍长则“晓音律,好绘画”[7]115,萧绰还委派侍臣陪读于圣宗身边,讲经说礼,对圣宗产生很大影响。

为防止圣宗因沉湎于游猎活动而导致“衔橛之变”[7]162,萧绰对圣宗严格管束,这是萧绰考虑到隆绪身为国君这一特殊身份之所为。早在景宗朝时,便因“帝数游猎”[7]1404而耽误国事,郭袭曾以“衔橛之变”来劝诫景宗,虽得到景宗的“称善”[7]1404,但并未被重视。更重要的是,萧绰父思温因“从帝猎闾山,(而)为贼所害”[7]1398,此事令萧绰实难释怀。有鉴于此,萧绰看到“帝(指圣宗)既不预朝政,纵心弋猎”[1]80的情况自然会进行规劝训诫。从这个意义上讲,此处的训诫或许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仅是萧绰推行“汉化”的一大表现[17]。面对母亲的强大压力,圣宗只得克制自己的天性并选择妥协,自萧绰劝诫之后直至圣宗亲政的12年间,史籍中明确记载的圣宗游猎活动仅有1次,对比其后的“放纵”,圣宗被萧绰约束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萧绰摄政期间,圣宗的压抑情绪长期得不到释放。直至亲政后,其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了辽朝皇帝。一定程度上讲,圣宗此后的尽情游乐和征伐四方是对他之前的皇子与“傀儡”身份的一种反抗,也是他走出身份困境的一次尝试。

综上,由皇子到“傀儡”再到真正的皇帝,身份的转化带来的是圣宗由守成向叛逆个性的转变。皇子及“傀儡”身份下圣宗的守成、谦谨甚至无能背后反映的是萧绰的影响;圣宗亲政后,其锋芒毕露和特立独行个性的彰显展现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物形象。学界一般认为,圣宗朝是辽朝的鼎盛期,甚至有学者还提出了“圣宗之治”[18]的理论命题。在圣宗朝,萧绰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对圣宗的培养上未必尽如人意。后世史家称圣宗为“守成之令主”[1]83,而“守成”的背后恐怕只是萧绰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