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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服补子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论刍议

2024-01-08李晓玲罗家莉

关键词:补子官服武官

李晓玲 罗家莉

北京服装学院a.图书馆;b.文理学院,北京 100029

日纹是清代官服补子图案的重要组成纹样,代表如日中天的皇权,在图案布局中一般位于补子的左上方或右上方的位置。原本出现在左侧或右侧没有一定之规,只是中国古代有“男左女右”的传统文化,有些学者便将其运用到官服补子图案的日纹布局上,诞生了官服补子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论。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一、清代官补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论溯源及影响

(一) 中国“男左女右”说法溯源

“男左女右”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习俗,主要体现在墓葬的布局、正式场合的列位等方面。《五运历年记》认为,中华民族的日月二神是盘古氏双眼所化,日神是盘古氏的左眼所化,月神是盘古氏的右眼所化。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就是由此而来。中国传统上以左为尊,而古代几千年来都是父系社会,故“男左女右”的传统逐渐形成。

(二) 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论

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最早明确阐述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观点的是贝弗利·杰克逊和大卫·哈古斯。两位学者于1999年出版了合著的《天梯:中国阶级中的阴谋与传统》一书,书中写道“日纹有一个有趣的角色就是用来判断补服穿着者的性别”;同时,两位进一步写道“因此,根据惯例,我们对补子穿着有一个更持久的规则,它规定官服补子图案中日纹在穿着者右上角是男性穿着,在穿着者左上角为女性穿着”[1]。(1)引文由作者本人翻译。文中作者也认为该观点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一再强调是日纹在穿着者官服补子图案的左上角或右上角,相应的方位对于观察者来说恰恰是相反方向。可见,作者在判断穿着者性别时,依据是相对观察者而言,日纹布局代表了“男左女右”。

(三) 日纹布局“男左女右”论的影响

“男左女右”论对后来的著作、博物馆收藏机构的藏品及拍卖市场的补子拍品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的藏家臧诺2016年出版的《清代官补》中有一章对官补日纹朝向作了专门的阐述,他首先对国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表示认同,也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来源于西方。他认为官补日纹布局“男左女右”的说法符合对称的美学效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清代中堂布局,以观察者的视角,女性坐在中间方桌的左侧,男性坐在中间方桌的右侧,“官员补服上的太阳位于官补左上角,而命妇补服或霞帔上的太阳位于官补的右上角”[2],官员及命妇这种图案布局使补子主纹看上去对面相向更加符合美学的向心视角。

国外一些博物馆的藏品说明也印证了补子“男左女右”论这一观点对博物馆的影响,如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一品官员夫人补子(仙鹤)”(馆藏号:950.100.117.A-B)(2)https://collections.rom.on.ca/objects/422605/insignia-for-the-wife-of-a-1st-rank-civil-official-crane?ctx=460dc846-a287-473d-8d85-8702a8c51b60&idx=144.,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品“四品官员夫人补子”(馆藏号: 52-23-26)(3)http://www.penn.museum/collections/object/240411.等明确指出了补子穿着者的性别。同样的情况也在拍卖市场的拍品说明中出现,如纽约佳士得2022年春拍第1157号拍品”白鹇纹盘金绣官补,补子”也在拍品说明中标示“为五品官员夫人制作”(4)https://www.christies.com.cn/en/lot/lot-6359457.。

二、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观点不适用于清代官服穿着者的性别判断

鉴于官服补子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观点在判断着装者性别上已产生较大影响,其依据又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笔者对此较为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此类观点。

(一) 供奉用祖先画像的藏品与“男左女右”观点相悖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极为强烈,常常在家中、祠堂或祖庙供奉历代祖先的画像及牌位。而中国文化中对供奉祖先的画像和牌位充满虔诚和敬畏,通常的祭拜活动也十分庄严和肃穆,不能有半分差池。这样的场合和用途,确保画像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如果异性画像补子日纹在同侧或者同性画像补子日纹在异侧,均可说明日纹“男左女右”的观点并不成立。

来自邦翰斯拍卖行(伦敦骑士桥)2015年春拍亚洲艺术专场的478号拍品是一幅清代一夫两妻祖宗像,见图1(5)http://www.bonhams.com/auctions/22656/lot/478/?category=list&length=10&page=48.。如果按照“男左女右”的观点,官员的补子日纹在自身的左侧,不符合从观察者的视角“男左”的观点。而且从画像看来,两位妻子的补子日纹均与官员的日纹是同侧的,按照“男左女右”的观点,无论从穿着者的视角还是从观察者的视角,男性与女性补子的日纹一定是异侧的,而该画像的日纹在同侧,明显与“男左女右”论相悖。

图1 清代一夫两妻祖宗像1(来自邦翰斯拍卖行官网)

来自2017重庆淳辉阁秋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的0257号拍品也是一幅清代一夫两妻祖宗像,见图2(6)http://chunhuige.69ys.com/result/detail/162070.。两位夫人同坐座位上,她们的补子图案中日纹一个在左侧,一个在右侧。如果按照“男左女右”的观点,她们的日纹应该在同侧,而不是异侧。可见,该画像两位夫人补子上的日纹图案并不支持“男左女右”的观点。

图2 清代一夫两妻祖宗像2(来自重庆淳辉阁拍卖公司官网)

(二) 官员画像藏品中补子日纹布局与“男左女右”观点相悖

从某些官员的画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补子日纹位置与“男左女右”观点相悖。2008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春季拍卖的2609号拍品是一幅清代一品文官坐像,以19.95万港元成交,画像如图3所示(7)https://www.christies.com/lotfinder/paintings/a-portrait-of-a-mandarin-of-the-5086981-details.aspx?from=searchre-sults&intObjectID=5086981&sid=e2b2ea44-c70f-4c5e-9cf9-8da0c023d290.。拍卖会的专业性和成交价的有效性基本保证了拍品的真实性,由放大图可以清晰看出日纹在观察者的右侧,与“男左女右”论支持的观察者左侧完全相反。

图3 清代一品文官坐像(来自佳士得拍卖行官网)

如果认为画像的历史久远其事实不可考或对画像能否如相机一般如实记录现实情况存有疑虑的话,有一位画家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释疑。在曾波强主编的《文物艺术品鉴赏与行情论丛》一书中,有一章《如摄影一样真实:外销西方的中国画》专门描述了外销画。其中特别提到画家周培春的作品真实记录中国人生活、传统和民俗街景的内容。“事实上,有一个画家画得很真实,以至于可以和摄影比较,他就是周培春,北京顺治门(也就是玄武门)外达智桥旁一个作坊的店主”[3]150“公平的说,周的作品没有尝试作成高雅艺术,他宁愿像照相机一样努力真实地去描绘日常生活的场景,而这并没有使他在中国著名画家的长长列表中获得一个高的地位”[3]152。书中也详细记载了周培春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力,“从现存的作品看,单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有648幅周的作品”[3]150。

此外,冯骥才主编的《“原生态·新生代传统木版年画的当代传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马义德和俄罗斯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副研究员波琳娜合写的《Г.Ф.斯梅卡洛夫(1877-1955)收藏的北京风俗画——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珍稀藏品》一文也如此描述,“周培春在中国艺术史上虽然不算是一位很著名的画家,但是他还是值得被称为历史学家和文化大人物。在照相机还没有深入人类的生活时,周培春把自己的画坊变成了一个广角镜头,全面记录着中国清代市民生活,这样就为后人保存并留传下来市民俗文化、风俗习惯,甚至体现了一些有关经济历史的信息”[4]。

关于周培春的记载远远不止于此。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培春的画作真实记录了清代官员的服饰特征,通过检索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周培春所绘《清朝文武官员品级图册》,发现其中包括17幅文官和武官的画像。这些补服画像中,日纹在观察者左侧的有7幅,右侧的有10幅。如图4所示三品武官豹纹补服画像中,“北京周培春画”的款识和穿着者补服左侧的日纹清晰可见,并不支持日纹“男左女右”的观点。

图4 周培春绘制三品武官豹纹补服(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三) 武官补子藏品的日纹布局与“男左女右”观点相悖

研究表明,有些清代武官的补子藏品也不支持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观点。一般而言,不同于文官补服男性和女性均有可能是衣服的主人,武官补服明确属于男性衣着,按照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论,武官补子的日纹图案均应在穿着者的右侧(观察者的左侧)。而笔者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拍卖会和收藏网站等272幅清代武官补子图片,发现日纹在穿着者左侧的有138幅,在穿着者右侧的有134幅,体现出日纹的位置较为随机,并没有按照“男左女右”的观点一味地布置在穿着者的右侧。图5、图6和图7展示了三幅清代武官补子,其中,清武官一品麒麟纹补子来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清武官二品狮纹补子和清武官三品豹纹补子来自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三件武官补服均由男性穿着,但其补子上的日纹图案却都在观察者的右侧,与“男左女右”论支持的观察者左侧完全相反。按封建等级制度,一品、二品、三品的武官已属位高权重,深刻理解日纹代表皇权,如果日纹的位置受传统文化“男左女右”论的限制,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忤逆规定的。

(四) 清代不同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官服图片的日纹布局与“男左女右”观点相悖

众所周知,洪承畴是明末清初的重臣。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志强先生撰写的《天地清风:图说清代》以典型历史文物为证,介绍了清代历史中重要的制度、人物、事件等。其中引用的洪承畴画像与北京南锣鼓巷59号洪承畴故居内收藏的画像一致,见图8[5]。从右侧的放大图中不难发现,画像中人物官服补子的日纹在观察者的右侧,虽不甚清晰,但从鸟头朝向亦可以较明确地作出上述判断。可以说,这一清初官补的日纹布局并不支持“男左女右”的论断。

图8 明末清初官员洪承畴画像(现藏北京洪承畴故居)

同样,在于庆祥先生编著的《清宫图典·政务卷》中引用了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弗利尔博物馆的于成龙和年羹尧朝服像,见图9[6]92和图10[6]20。作为康熙时期和雍正时期的汉族重臣,若补子日纹位置有规定两人是万万不可能僭越的,但从画像局部的放大图中,两幅补子的日纹均在观察者右侧。

图9 清代康熙时期官员于成龙画像(现藏美国弗利尔博物馆)

图10 清代雍正时期官员年羹尧画像(现藏美国弗利尔博物馆)

如果说清代前期补服制度尚未完善,自乾隆二十四年《皇朝礼器图式》完成后,补服的形式再无大的调整,补子使用亦有了具体规定。乾隆五十二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湾叛乱,为表彰功臣特绘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其中包括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福长安画像,见图11[6]51。图11右方的官服补子放大图显示,日纹位置在观察者的右侧。此画像的绘制年代距离《皇朝礼器图式》完成约30年,补服制度已完全确立并稳定下来。据此,日纹“男左女右”的观点并不成立。

图11 清代乾隆时期官员福长安画像(出自《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美籍华人Dominic Shi Fong Lee(李士风)先生的曾祖父李致祥是清代道光时期的一名官员,也是禁烟名臣林则徐的得力助手,他迎娶了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女儿。李士风先生所著《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中,记载有一幅由美国麻省萨勒姆皮伯第·伊赛克斯博物馆提供的19世纪40年代画家司保林绘制的曾祖父李致祥的油画肖像,见图12[7]。虽然李先生并非专业史家,但作为李致祥大人的后人,他对自己家族历史上祖辈人物图片资料的认定,更经得起考证。众所周知,西洋油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写实风格,画中李致祥大人身着官服,补子图案中的日纹清晰显示在观察者的右侧,与“男左女右”的观点完全相反。

图12 清代道光时期官员李致祥画像(现藏美国萨勒姆皮伯第·伊赛克斯博物馆)

及至清代晚期,两江总督府出现了数位近代名督,南京总统府网站上有相关信息资料。其中,林则徐、耆英、张之洞、魏光焘和端方5人身着官服的画像上,补子上日纹的位置均在观察者右侧。图13是笔者截取的南京总统府网站上展示的清代光绪时期两江总督张之洞的画像,其余诸位所着补服大家可以自行考证。

图13 清代光绪时期官员张之洞画像(南京总统府网站截取)

如果说普通画像人物不可考使其参考价值受限的话,朝廷重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位高权重,其画像僭越朝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笔者对明末清初至清朝末年诸多朝廷重臣官服画像的考证自始至终不支持日纹“男左女右”的观点,基本排除了补服规定调整带来前后变化的可能。

(五) 清代末期重要历史人物照片的日纹布局与“男左女右”观点相悖

清代末期,摄影技术传入我国,照片成为研究当时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风俗的一手资料。为了进一步求证,笔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发现一张民族英雄刘永福的珍贵照片。他是清末民初军事家、民族英雄,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因入越抗法、赴台抗日并在战斗中屡建战功而广为人知,今广西钦州有刘永福故居。该照片被《中国名人与广西》[8]、《正说清代风云人物 II》[9]和《抗法名将刘永福》[10]等诸多书籍广泛引用,见图14。受当时摄影装备和技术所限,照片中补服的日纹图案不好识别,但兽头方向较为清晰,按规制兽头望向日纹,由此可推断日纹应在观察者右侧。

图14 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照片

至此,笔者从先祖画像、官员画像、武官补子图片、清代历朝重臣画像和官员照片等多个角度考证了补子上日纹的布局,结论是相关图片资料完全不支持“男左女右”的观点。

三、结论

补服制度是通过服饰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礼仪规范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服饰文化的研究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溯本清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正确的方式向世界展示。

(一) 补子日纹的“男左女右”观点不成立

经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某些场合确实有“男左女右”的风俗,但本文已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清代官服补子图案中的日纹布局并不遵循这一传统,进而指出根据补子图案判断穿着者的性别是不准确的。世界各博物馆、拍卖行、网站以及收藏家们以此判断藏品的穿着者性别,并对之进行介绍或描述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二) 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同时要有探究文化的自觉

在研究补子图案的过程中,我们陆续浏览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相关藏品介绍和前文所提到的相关书籍,从中了解到国外研究者对此所持的观点和其产生的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尚未见相关评述和判断。经对补服制度的溯源研究,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补子”起源于唐朝,经历了蒙元的“胸背”发展阶段后,明承元制使补服制度得以定型,在清代进一步得到沿袭和发展。可以说,从补服出现到制度建立,直至今日的展示传播,已历1300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文化如同基因般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努力正本清源,防止西方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其进行断章取义式的解读,才能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延续。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时刻葆有文化探究的自觉。

(三) 重视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播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1]。因此,“华夏”一词与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服饰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服饰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但因服饰所用材质的限制,其发掘、保存、研究和传播均存在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于服饰文化的研究有巨大影响。希望越来越多的各级政府及研究保护部门,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学者自觉加入到服饰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播工作中,为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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