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星

摘要：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官服”与人生轮回交集论出发，引申出万物之间都相通相系，抑或可理解成为道所生，流通着道的血液，最终又要回到道中，往复轮回。因此，会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永恒的某些意义。

关键词： 官服；人生；轮回；交集

关于服装的定义，从不同即有多重意义。笔者对于人类的服饰生活及穿着习惯，可以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曾为早期人类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一些与服装相关的基本形式和内容，而后逐渐被礼法规范，成为规范制度，慢慢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象征意义，甚至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

在历史的长流中，冕服已渐渐超越其物质本身的价值，而渐渐凝聚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象征。例如，在古代，属于“民”的商人，虽很有钱，但其服装材料也受到限制。汉高祖刘邦巡视洛阳时，见到商人衣饰华丽，神气十足，为打击气焰，当即诏令全国：“贾人毋得衣锦、绣、绮、彀……”。服饰艺术不再是人类情感的自由宣泄，而是社会秩序的符号和标记，人成为特定包装下的套中人。服饰在社会伦理的体系中，诸种功能逐渐引退，不同服饰成为区别上下尊卑的重要内容：“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

一、“服”及“官服”概念及演变

（一）“服”的概念及演变。衣服是穿在身上的，自然是用来蔽体的。其最原始关键的功能是本着实用原则的，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煖身也。那么关于“服”的概念也理应从其最原始关键的功能来切入，首先，从其最原始功能视角分析，“服”与身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次，“服”有担任和衣服等含义。最后，关于“服”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穿在身上的衣服，而且还包括为我们身体服务的各个装饰物，因此，在对“服”进行定义时，就不能只提及衣服。服就是为身体服务的一种方式，并且要担任遮蔽身体的功能。一个概念能否成立就需要时间和历史的印证。纵观从古至今的“服”，无论后来其被赋予何种意义和形态，它都是为身体服务。

早期的上衣和下裳是分开的两件衣服。后来，人类逐渐将这上下两件衣服缝合成一件，便成为中衣。可见，冕服也完整的保留了人类创造和穿用衣服的历史。进一步便可知，“服”如同“人”一样，都具有些许一成不变的属性，变化的无非是表层而已。而这一成不变的属性或许便是造物主赋予的，是现实世界所不能给予的。

（二）“官服”的概念及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变得不再那样单纯，它被赋予了超出其本身价值的含义，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中国古代服饰有两种基本样式，即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制，这两种式样的服饰交相使用。不管历代的官服制度如何变化，通过服饰标示服饰者官阶品次的高低、确认服饰者的政治身份，却是不变的。

当然“官服”的出现，也成为了一种礼仪的规范形式，维持政界的一个工具。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下面且以南北朝时期为例，来进行讲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朝代更迭频繁，一个新的朝代诞生，首要的事情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官服”背后起着直接主导作用的便是这个朝代的官服制度，间接影响“官服”变化的便是政治制度。“君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腹”。

中国历史南北分歧，“五胡”时期，北方社会面貌和政治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度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破坏。同时政权也在缓慢汉化，部落军事传统和民族压迫造成的张力，跟汉式官僚制度结合起来，就孕育出了一个强大的军事专制皇权，并在北朝后期迎来了帝国体制的复兴。

时至南北朝，北方政权的汉化也越来越深，“南北旨妙选人才充使，以夸耀文化修养之高”。在这一时期的服色等级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汉化之后，以适应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北朝重军功，同时在礼乐建设上也很有能动性。魏孝文帝的改革便是一个例子。

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服饰颜色也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魏文帝曹丕的九品中正制，不但在官位等级上是个大贡献，同时提出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正式确立了以颜色区分官服等级的制度”。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早期的中衣款式，不是上下相通的，而是上衣和下裳相连的。也就是说，上衣和下裳分开裁剪，在腰部缝合而成。这样的中衣，历史上称“深衣制”。款式与中衣完全相同，只是穿在外面的称“深衣”，穿在明衣外面，上服里面时，相沿杂而用之。南北朝时期，北朝是不束发戴冠的.魏晋南朝沿汉制，皇帝仍戴通天冠，但冠形制与汉有所不同，冠前加金博山颜。皇太子则戴远游冠百官之进贤冠梁的数目有变化，人主用五梁，三公及封郡公县侯等为三梁，卿大夫至千石为二梁，以下官为一梁。佩缓仍为有高职者所佩。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

绶的使用，本来为了连缀玉器之用。后来，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作用，即玉玺印而挂于革带。虽然后来其实用功能亦不能随身佩用而逐渐淡化，其装饰功能却更进一步加强，成为冕服上一种十分重要的装饰。

人类很早就知道用玉器来装饰自己，华美的玉器也便成为身份的象征。在传统文化的意识中对玉的理解也便不言而喻，红楼梦中含玉出生的贾宝玉也便得到贾母的万分怜惜，也便能看出人们意识中对玉的喜爱及崇敬之情。

二、“官服”与人生“轮回”

自古以来，中国的先民们就有了认识和研究自然界的意识，世界的整体性是一，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阴阳相调，得以协调发展。另《淮南子·卷三》也曾提到：“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五行相克，五行相生”，五行为水、火、木、金、土，形成相生相克的体系。endprint

由此可见，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一开始就是受到了阴阳和五行说的影响。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道生万物，万物最终也要归于道。万物的归宿皆为道，“官服”和人皆在万物的范畴内，故必定要在这轮回的体系中往复生存。因此，无论在官服的历史中，还是在人类轮回中，都常被人们谈到的继承的根本原因。

“官服”的“轮回”迹象。在道的概念里，万物阴阳结合，从道中来又回到道的轮回说，在“官服”的历史长流中发挥着作用。

在服饰上，中国古人则充分运用了“五行说”和“阴阳”，“夏以木德，尚青；商以金德，尚白；周以火德，尚红；秦以水德，尚黑”。汉代虽曾几度易服色，但总体上以火为德，尚赤。

在阴阳思想的观念中，发生阴阳之“动静变化”的是太极。一动而生阳（变），然后一静而生阴（化）。阳有动的特性，阴为静的特性。天地开辟的过程，是太极的轻清和动的阳气上升而开天，重浊而静的阴气往下凝结而地辟。因此，阳气在上，阴气在下。通常衣在上，裳在下，所以说“衣在上阳，阳主轻浮，故画之。裳在下阴，阴主沉重，故刺之”。所以，根据上述观念，可以解释：象征阳的地方为画，象征阴的地方为绣。

即便如此，画为何与阳有关，而绣与阴相联呢？按照《周礼·司服》贾公彦的疏是以材料的区别来作解释的：“作绩者，绩，画也。衣是阳，阳主轻，画亦轻浮，故衣缋也。……裳主阴，刺亦是沈深之义，故裳刺也。”则画缋具有阳的特点，颜料轻薄，故主轻浮；刺绣相对厚重而有一定的份量，合乎阴的特点，因此，在表现文章的时候，分别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

目前不能确切把握的是，在东汉郑玄之前，是否真的己经形成了这样系统的观念及制度。而且，阴阳观念发展成熟是在战国时期，到了汉代才成为最受欢迎的理论。北齐河清年间，定为织成。北周的表现形式，上衣为“作绘”。其下裳的形式，因有关文献资料网失，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官服遵循了道的阴阳学说，同属道的产物。无论在任何的朝代，官服的制定都有着亘古不变的定律存在着，“旧”的官服看似是被“新”的替代，但实质上是官服以不同的形式轮回存在着，“旧”的官服也没有灭亡，“新”的官服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所谓的“新旧”官服实质上还是同一样东西，只不过是在轮回出现在了现实世界中，“新”里依然有“旧”的影子存在。这便为笔者所云的“官服”轮回说。

三、以小见大之万物“轮回说”

“官服”与人生“轮回”交集论。从道的角度来讲，开天辟地之时，道生万物也必赋予万物既定的含义；万物从无到有，一个东西的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

“服”从无到有，再到“官服”，都一直有“服”的最初关键的功能存在着，并且“服”一直都没有灭亡，一直都存在着，是以往复轮回的历史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官服”与人生轮回有着同样的交集，“官服”在轮回中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这与人生轮回中，天性里都有一种倾向“权威”的心理是一样的，人都为了成为那个所谓的“权威”而奋斗着。并且“官服”与人生轮回中都遵循着阴阳相生的原则，在“官服”制定过程中，从颜色到制作工艺上，正如“衣在上阳，阳主轻浮，故画之。裳在下阴，阴主沉重，故刺之”，都体现了“官服”的阴阳学说。

以小见大，“官服”与人生轮回中的交集论，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便可大胆假设万物轮回交集论仍然成立。首先，道生万物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官服”代表物，物与人生轮回交集论已得到认可，又因为人与人、物与物之间轮回交集也是普遍被认可的。因此，便可知世间万物的轮回都是由交集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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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