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延 刘京京

摘 要：我国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发展肇始于清朝末期，在当时教育界先驱对东西方教育经验的求索中，这一组织形式以不同形态被引入到我国教育领域之中，呈现出了集会活动、全体师生联合组织、毕业生联合组织三种历史面貌。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基本经历了以联络情感为目的的交往组织、以关怀母校为取向的服务组织及以“总会—分会”为表征的系统组织三个发展阶段。在校友会组织的历史演进中，其宗旨、结构和职能逐渐完善和拓展。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主要功能包括联络感情、援助校友、襄助母校、服务社会四个方面，对当时的学校建设、校友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同学会

校友会组织是依学缘关系而组建的以同一所学校毕业学生为主体的社会团体，发挥着连接校友与母校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近些年，由于国家对高校办学政策的放宽，以及高校对校友资源的愈发重视，各大学校友会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对于校友会组织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学界的热点问题。我国高校校友会组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友组织几经发展完善，已在高等学府中广泛普及，并且对于当时的学校建设、校友发展和社会进步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前校友会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着“厚今薄古”现象，大多数成果为聚焦当今高校校友会组织现状的分析和探讨，研究缺乏时间纵深；部分比较与借鉴研究的路径则为单一的取法美国。目前相关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校友会组织缺乏足够的关照，在仅有的我国校友会历史研究成果中，主要为对校友会组织起源的追溯[1]、运行逻辑的分析[2]、功能作用的探讨[3]和个别典型高校校友会组织的个案研究[4][5][6]，缺乏系统梳理民国时期高校校友组织发展历史和深入探讨其功能的研究成果。对于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发展历史的梳理及其主要功能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丰富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史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可以为当今高校校友会组织发展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清末民初校友会组织的滥觞

     早在清朝末年，“校友会”这一名称已在国内学校中出现，但当时的校友群体并非完全以毕业生为主体，其组织和活动形式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校友会有所区别。清末民初的校友会主要有三种呈现形式，是为中国近代校友会组织的滥觞。

（一）集会活动形态的校友会

此类校友会在形式上是一种定期的集会活动而非毕业生所组成的组织，主要存在于当时的高等小学、师范学堂以及一些专门学堂之中。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学校教育活动经验的借鉴。据1903年由黄兴、李步青等湖北留日师范生在东京合编的《师范讲义》介绍，当时日本的校友会或称同窗会。“在寻常小学校中设者甚少，高等小学校中设者多，皆卒业者及充教习者所设。每年约会一二次，开会之时，或演说学校事宜，或讲论新学及处世之方，或互谈教育及经验之事。”除谈及小学阶段外，该书还继续介绍了更高层次学校校友会的设置及活动情况，“中学校、师范学校以上未毕业者亦可设立，或出报纸以论其开会之事及其益处”[7]。这一记载说明当时日本学校中的校友会是一种供毕业生和学校定期交流的集会活动，届时学校教职员向在校生及毕业校友报告学校教学管理近况，同时与会者还可以借此机会交流学术，增进知识。

    ; 伴随着当时教育领域以日为师的风气，这一形式也被借鉴到国内，一些与上述介绍相符的校友会开始在中国本土的新式学堂中涌现。如龙门师范学堂将开校友会的日期定于每年4月25日即学校成立日，在这一天毕业同学返校与学校师生相聚，联络感情、交流学问。在校友会上，学校监督或教职员报告学校发展近况，再由部分毕业生报告近况，未及报告交流的内容将登载于学校为校友会创办的期刊——《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8]可以看出，这类校友会尚未发展成专门的组织，仅停留在聚集性活动阶段，属于一种毕业生与母校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专门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校管理者已然关注到校友智力资源的开发。具体表现在吸纳毕业学生对于学校教学、管理上的意见建议以协助学校改进办学。《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等刊物登载了校友会上教职员的《报校友会书（教授上管理之困难）》等多篇学校面向校友的报告，就报告内容来看不仅是办学成績的展示，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为教学与管理上问题和困难的诉说，其中表述极为谦虚恳切。如李廷翰的《报告校友会述办学情形书》中自言其“学识寡陋，经验浅薄，安有所谓心得者报告于师长同学之前”。“虽然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故不敢自掩其孤陋。仅略述状况，愿诸同志有以教我焉。”[9]可见关于学校教学及管理问题的交流是校友会上的重要环节之一。此外杂志还登载了一些校友的教学类和学术类文章供学校师生参考学习。通过上述种种途径，学校将校友的经验体验与学术专长转化为学校发展的一种智力支持。

（二）全体师生联合组织形态的校友会

这类校友会的形式已是一种相对系统规范的组织，但其主要成员及服务对象是在校教职工和学生，是一种增进师生情感联系，服务学生德行、智力与身体发展的师生联合组织。如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友会规章规定，该会以增进智识、锻炼身体、联络友谊、督促进步为宗旨，由学艺、运动两大部门组成，其中又下分数种，全体同学于每部中自由选习一种或数种。[10]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组织大纲规定，该会以观摩德艺、锻炼身体为宗旨，会员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会员为本校教职员，乙种会员为本校学生。[11]可以看出，这类校友会组织基本由在校的教职工和在读学生组成，组织的目的也是丰富师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德智体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校友会组织并非与毕业学生毫无关联，诸多此类以“校友会”冠名的师生联合组织都在组织章程中将毕业同学纳入成员范围。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简章规定本会以现在本校肄业生为普通会员，同时以本校现任及前任职教员毕业生为特别会员。[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简章规定该会成员包括前任及现任职员、在校学生和毕业学生。[13]

这类师生联合组织一般具有正式的章程文本规定其宗旨、成员、职员设置、会务、经费等内容，所设部门多样，开展的活动也十分丰富。如1918年初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所设部门已有职员部、学艺部、体育部和编辑部，同时正在筹建毕业学生部、修养部、交际部。职员部下又成立了职员交谊会，学艺部成立了哲学、教育、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农业、工业、商业、体育等研究会及演说、摄影、国乐、西乐、图书等会，体育部成立的运动会又下分足球、篮球、网球、技击等队，编辑部下设杂志科。[14]可以看出，这一类校友会虽已成为一种组织，但仍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校友会组织，具体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组织的主要组成人员并非毕业生，而是在校师生；其二，组织的宗旨和职能为满足在校师生的需求，促进在读学生全面发展，而非服务母校，服务校友。但是，这一组织也与“校友”发生着关联，具体表现在毕业学生是这一联合组织的部分成员，是一种作为“配角”的存在。

（三）近于现代意义的校友会组织

除上述两类“校友会”形式外，清末民初时期还出现了一类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校友会的校友组织，即符合某些现代校友会组织特征的毕业生联合组织。这类组织命名除校友会外，更多命名为同学会或毕业同学会，这一命名方式也为整个民国时期大多数高校校友会组织所沿用。《教育大辞典》将校友会定义为：由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及曾在和正在该校任教的教师所组成的群众团体。旨在保持和加强校友之间、校友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交流信息，增进友谊，为学校发展献力。[15]据此可以得出现代性校友会具有如下特征：（1）一般成员资格为在同一所学校已毕业的校友；（2）是依学缘关系建立起的毕业生联合组织；（3）该组织职能包括服务母校、服务校友等方面。在中国最早成立的具备以上特征的校友会组织为圣约翰书院同学会。据一位校友回忆：“先是联旧会之设，掌院卜先生实为先导。其纵恿赞助以底于成者，则为前后卒业诸同学。会中宗旨约分两大端，一以同学之余力，辅助母校，一联络前后诸同学，以广声气之应求。”[16]1900年，圣约翰同学会正式成立。不难看出，这样一所由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传教士院长所执掌的教会学校，其校友会组织的成立必然存在对美国高校校友会组织发展经验的借鉴甚至移植。卜舫济本人表示，希望这个组织“使毕业生们保持对母校的兴趣，在将来，正如西方那样，他们或许能够成为母校积极的捐赠者”[17]。

此外，中国一些本土学校也产生了近于现代意义上校友会的校友组织，这些组织以毕业生群体为主要成员，以加强母校与校友的联系或服务母校、服务校友为宗旨，在会务上更加关注对校友的信息收集和联络。如1909年成立的闽省法政学堂校友会以增重本校与毕业人员关系为宗旨，会员为本校监督教员、管理人员和毕业人员。为了实时掌握校友的种种信息，该组织还进一步规定会员应报告本会之事件包括：一、就何职务及职务之变更；二、住址及住址之变更；三、因事外出之时期及缘由。[18]吴淞复旦公学校友会于1909年暑假前发起成立，以联络情谊、砥砺学行、扶持公学为宗旨。[19]再如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同学会以联络同学感情、促进母校发达为宗旨，会员函告住址或通信处变更被作为义务规定在组织章程中。[20]

     中国近代早期的“校友会”基本上是以上述三种不同形式出现在教育领域中。三种校友会形式的产生均借鉴于国外经验，由于借鉴的方向和程度不同，所以呈现出的面貌也有所差别。但是不论是集会、全体师生组织抑或是毕业生组织，均与“校友”即毕业学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关联。可以说，这三类“校友会”是中国近代校友会组织的发端，对民国时期校友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历史影响。

  二、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发展

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形成依附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可能存在的基本前提在于高校的存在和发展，使毕业校友达到可以结成团体的规模和数量。随着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高等学府的发展，大学校友会组织逐渐出现并普及。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以联络情感为目的的交往组织阶段

民国早期高校校友会组织的形态一般为同一所学校的毕业生按照不同地域所自发组建的毕业生团体，主要类型有毕业后前往全国各地就业谋生的毕业同学所建立的毕业同学会和出国留学同学所组建的留学同学会，一般称之为某大学毕业同学会或直接称为同学会，并加以地域限制。民国早期成立的一些校友會组织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

一方面，这些校友组织的产生源于毕业生的情感需求和社交需求。因此，校友组织的建立一般也多为数名毕业生自动发起。如1912年，北洋大学毕业生朱庭祺、王正廷、王宠惠等人在上海组织了北洋大学同学会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助行事[21]；1919年，在江西一所中学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钟灵秀发起组织江西北大同学会[22]；1920年在岭南的沪江大学毕业生组织了沪江大学岭南同学会[23]；同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的毕业生为联络感情、促进学术，组建了旅沪北大同学会[24]；1927年上海商科大学校外同学二十余人发起成立商大校外同学会，其目的在于互通声气以谋求各同学事业上的发展。[25]

另一方面，校友会组织尚未与学校发生密切的关联，也较少有校友组织明确将助力母校发展作为意向明确的组织职能。这一点在校友组织章程中有明显的体现。1919年北京大学留美同学会成立，其简章规定“本会以增进同学友谊，交换专门知识为宗旨”[26]。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同学会总纲规定，该组织以敦笃友谊、交换智识、调查各地学务之情形、力图教育之改进为宗旨。[27]在宗旨、会务等规定上更多地关注于校友之间的联络和互助，均未提及服务母校。

可以看出，一所大学的早期校友会组织，大多是由于某一地方的同一所高校毕业生形成规模后根据联络感情和拓展人际关系的需要，自动发起组建而成的，在成立的过程中母校参与度较低。这类组织的职员基本由本会会员推选毕业校友担任，经费来源也相对独立，与母校关联性较弱，两者实际联系在章程规定上的体现仅有将母校教职员纳入校友会组织会员范围。也因此，民国早期校友会组织对于服务母校方面缺乏关注，并未将助力母校发展作为一项主要职能来看待。

（二）以关怀母校为取向的服务组织阶段

随着校友会组织的发展，其与母校的联络和互动日益频繁，联系更加紧密。具体表现为：其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直接参与到校友会组织的成立和定期活动中，增加对校友会组织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如震旦大学同学会于1924年在母校内举行成立大会，先由校长致辞，次推选职员、讨论会章，并由母校教员邀进茶点，整个成立过程母校校长、教员都有参与其中。[28]再如1921年东吴大学同学会聚会，葛校长和马寅初博士分别进行演说[29]。1923年11月，南开校长张伯苓约同学会在津会员在中学校务会议室开会，于同学会会长陈同燮报告各会员近况后，发表学校对于该会前途之希望及母校与毕业生联络之方法。[30]

其二，校友会组织逐渐关注到学校的发展和需求，将服务学校作为一项宗旨或职能规定其中。如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同学发起成立毕业同学会时说明，毕业同学会负有两重重大之任务：一在谋毕业同学之联络，一在维护母校之发展。[31]震旦大学同学会章程规定，会员有谋助母校发达的义务，会务之一为办理母校委托事件[32]。1923年成立的南开大学毕业同学会则直接将爱护母校作为组织宗旨之一写入会章之中[33]。岭南大学同学会会章亦规定组织宗旨为“增进同学间之友谊，及互助精神，并赞助母校事业”，以在经济、智识等方面协助母校发展为本会会务。[34]

校友会组织对于母校的关怀除见诸组织章程文本外，更有许多助力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实际行动。复旦大学同学会于1921年责成理事部拟定办法六条，两度为母校募捐建筑费，以分师长之贤劳。[35]大夏大学毕业同学会于1929年3月31日全体会员大会上议决，现有职任者每人捐助一月薪水，未得职务者，亦须捐助二十元，为母校建筑新校舍之费。[36]一些私立大学同学会甚至推选代表加入学校董事会，直接参与到学校的发展规划之中，如沪江大学同学会于1918年开始推选代表，加入母校董事会。[37]

（三）以“总会—分会”为表征的系统组织阶段

随着各地校友会组织与母校互動的增加，校友会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原本就存在的各地校友之间建立联系的情感需要，各地校友会组织之间彼此联络的需求逐渐增长。在彼此联络和互动的过程中，大学校友会组织之间的总会分会之别更加明确，逐渐形成全国总会—各地分会的校友组织体系，这种更加系统的组织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发展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分会的成立条件被明确写入总会的章程之中。如南开学校校友总会简章规定凡有会员五人以上之地皆可成立分会[38]；复旦大学同学会简章规定，各地会员满十人以上者得组织分会，组织法另订之[39]；浙江大学毕业同学会简章亦规定本会会员在一地有五人以上，得组织某地分会，有三人以上得组织通信处，但其组织法不得与本会简章抵触。[40]总会负有登记备案、沟通联络的职责，如清华大学同学会总会成立后第一次董事会议决，各地分会应按照新章办理登记，由总会发给证书，并分函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长沙诸分会请其照章登记。[41]而分会则有向总会报告会务、承办总会委托事项的义务，如之江大学同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上，先由旅沪同学支会款以西餐，席间各地支会代表相继起立报告各该地支会情形，并对于之大复校问题，提出各项重要议案。[42]

总会的成立对于本校校友分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使校友会组织规模更加扩大。如清华大学同学会总会成立后致信太原、福州、青岛、厦门、济南等地校友，请其组织校友分会[43]；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由秘书处通函或登报，告知京内外各地同学，遇人数在六人以上者，即组织分会，同时由组织部拟定表格，托各地分会，从速请同学登记。[44]在校友总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各地校友分会纷纷成立，与总会共同构成一支系发达的校友组织体系，此后成立的校友分会也与民国早期各地校友会组织有了明显不同，不再是相对孤立的松散的情感联络组织，而是与母校及其他校友会联系紧密的校友组织网络的一个单元。

以校友总会为枢纽的校友组织体系的形成也使各校友会之间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彼此通信常规化，会务日益发达，影响也因此而扩大。如东吴大学校友鉴于同学会事业，因缺乏中枢渐有停顿之象，遂发起组织同学总会。总会成立后，各地支会会务亦均蒸蒸日上，同学会之组织益形固结[45]；东大南高毕业同学会就教育部无故停办母校、摧残教育行径致电各地分会，获得一致声援。[46]

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基本经历了以联络情感为目的的交往组织、以关怀母校为取向的服务组织及以“总会—分会”为表征的系统组织三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三个阶段的发展关系并非单纯的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在原有基础上丰富、更新和完善的迭代关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校友会组织与母校关系日益密切，在组织宗旨及职能上有了向服务母校甚至服务社会方向的拓展；而同一所大学各校友会组织之间联系也更加紧密，最终成熟于以“总会—分会”为主体的校友组织体系的形成，这种校友组织体系使得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规模和结构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其影响。

  三、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的主要功能

大学校友会组织作为一种中介平台，起到了连结母校与校友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民国时期，通过大学校友会组织的成立与运行，校友与母校之间因学缘关系而产生的朴素的情感联系得以进一步固化和强化，形成一种融情感交流、资源互换、需求互补为一体的共同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母校与校友之间的情感联络被诸多校友会组织的活动固定下来，通过在校友会平台的信息交流与资源交换，校友需求得以满足，母校发展亦获取到更广泛的外界资源。同时，在民国时期的特殊背景下，以校友会为媒介的校友资源更发展成为一种公益性资源，对社会事业有所助益。

（一）联络感情：再续求学之缘

联络感情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这种联络既体现在校友与母校之间，也体现在各校友之间。对于学校，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尚属于稀缺资源的民国时期，毕业离校的校友仍然有着眷恋、关怀、感激、自豪等朴素的情感，而同学或朋辈学友之间毕业之后失去联络也被校友们视为一大憾事。因此，以校友为主体组成的校友会组织必然以联络感情为一项重要职能，可以说自校友会组织产生之日起，联络感情、互通声气等类似表达便被列入组织宗旨之中。

通过校友会组织的各类集会活动，各有事业的校友们得以定期相会，欢聚一堂。这种集会一般包括年会、季节大会、恳亲会、校友返校日等多种活动。如南开大学毕业同学会1928年议定以每年各季之聚会为联络之工具，计有：春节会——春假前后举行，欢迎新会员会——夏季毕业时举行，母校纪念会——秋季学校周年纪念时举行，新年联欢会——新年假期前后举行。[47]在年会、季节大会等活动中，除报告会务、选举职员等公事，更多环节则为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上海金陵大学同学会1925年2月举行的年宴，其秩序包括：聚餐，演说，会务报告，京曲，经济报告，滑稽谈，第一公学报告，致欢迎新会员辞，选举新职员，并有其他游艺临时加入。[48]沪江大学同学会年宴，预定活动有唱校歌，致欢迎词，檀香山音乐，演说，月琴独奏，合唱级歌，西剧，答词，女同学合唱，双簧，抽奖，同学会歌。[49]恳亲会是更为纯粹的以情感联络为目的的聚会娱乐活动，不仅校友会会员有资格入会，更可以携带家属参与其中，使校友之间的个人联系拓宽为家庭联系，加深了校友之间的情感。如1923年6月东吴大学上海同学会举行的恳亲会，凡系该会会员，均可偕眷属前往。会中秩序，有茶点、音乐、笑谈、摄影等项。[50]圣约翰大学校友会所组织的恳亲会则有形式内容更加丰富的互动活动（见表1）。这些活动中学校的部分管理者及教职员也是参与成员之一。因此，这些集会活动不仅使校友之间增进了情感，同时也加强了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络。

除上述定期的活动形式外，民国时期大學校友会尚有宴请校长教职员或知名校友、学术演讲、临时聚餐等各种灵活形式，实现校友、母校各主体之间的彼此联络。1929年张伯苓赴国外考察，自出天津起便处处受到毕业校友的欢迎招待，至辽宁“同学会招待周备”，抵达横滨时“同学会作热烈之欢迎”，在东京“每日有日本军政教育各界及同学会之欢宴”，赴旧金山“有同学及各界欢迎”，在美国各大城市参观时“到处均有同学欢迎招待，备极周密”。自纽约至伦敦，与南开校友“相遇于饭馆中，备极欢洽”。自英国至法国巴黎，有“同学十余人欢迎”。自国外考察归来后，南开校友会上海分会、天津分会分别开欢迎会迎接校长归来。[51]另外，各校友会组织一般会在各自所办刊物上登载校友信息或印制校友通讯录分发给各校友，以便校友之间私人联络。

在校友会组织的运作下，校友之间彼此的情感联结被不断加强，而校友对于母校的积极的、朴素的情感体验则被维系绵延下来。正如当时一位毕业同学所说：“现在有了这‘同学会’，就可以得有见面的日子了，因为每年定有一次开会，并且还有特别的会议，所以我们的感情，就可以联络起来了。”[52]

（二）援助校友：彰显互助之风

校友会组织最初的产生源于校友之间的交往需求，而这种交往需求除情感因素外，一般还带有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即将校友关系视为一种未来有可能利他和利己的社会资源。因此，互助精神一直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所倡导，诸多大学校友会组织均将互助精神作为宗旨之一写入章程之中。通过校友会组织的运作，校友能够得到的援助是来自工作生活多方面的，如南高东大中大农学院毕业同学会总章规定，会员所享受的权利有居住会所，请托介绍工作，托办可能事件，请代募抚恤金，请执委会予以物质上或精神上之扶助等多项。[53]

就校友会组织为校友提供的各方面援助而言，最为主要和典型的则是就业帮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互助互利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成立的一个初衷，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校友们在职业谋取上的相互提携。[54]在民国时期，校友会组织将为校友谋取工作视为一项应然的职责，诸多校友会都把这一职责规定在组织章程的会务之中。在当时校友的认知中，校友会“对于同学将来出路问题，尤应负责维持。”[55]在具体运作上，校友会组织内部一般会下设一个职业介绍部门，专门负责对接校友的招聘信息和求职信息，服务校友的用人需求和就业需求。如南高东大中大农学院毕业同学会总章规定本会执行委员会权责之一为介绍会员工作，其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会员工作介绍一事议决：本会会员如需要相当工作，可函知本会，由本会负责介绍；本会会员如需要相当人才，可函知本会，由本会在会员中斟酌介绍。[56]

不同的校友会组织在介绍职业的具体工作方式上有所差别，但其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换招聘和求职信息的中介平台。很多大学校友会组织在本会刊物上开辟专栏公布这方面信息，如东京工业大学旅沪同学会在其刊物《工大同学会月刊》“介绍职业消息”栏目定期发布本会会员的招聘和求职需求信息，待有会员报名后再由校友会组织负责进一步接洽。[57]一些校友会更进一步将职业介绍工作流程化规范化，如复旦大学同学会职业介绍部的《委托介绍职业简则》规定了委托人登记和职业介绍流程及经介绍成功就业后承担的义务，并专门制定了登记表格供会员索取填写。[58]在部分校友会的职业介绍工作中，本校管理者和教师亦参与其中，承担一定任务。如南开大学毕业同学会于1928年组织了职业介绍委员会，担负调查出校同学在社会上所处之状况，及介绍职业等任务。并且聘请了校长和本校教师黄钰生、凌济东、何醉帘、徐叔谟为介绍职业委员会的顾问。[59]包括就业帮扶在内的各方面对于校友的援助，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互助精神的充分体现，通过校友之间的资源互补使校友群体更稳固地团结在这一组织之中。

（三）襄助母校：凝聚關怀之情

经历过大学生活的学生往往对学校含有眷恋、自豪、感恩、热爱等情感，校友对曾经就读的母校所怀有的这种朴素的积极的情感也被称为母校情结。校友的母校情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表现为校友对其母校的一种不由自主地想报答的行为意向，即校友总愿意选择自己认为最恰当的、与自己的愿望和能力相匹配的方式来为母校做点什么。[60]在高等教育资源更为稀缺的民国时期，进入高等学府的不易使学生更为看重在校的求学经历，毕业后所具有的母校情结也更为强烈，这种情感的抒发在具体行动中则表现为校友对于母校发展的关注和助力。所以，在体现校友集体意志的校友组织宗旨之中，辅助母校发展的类似表达也广泛出现。

研究校友工作的学者提出了校友资源的概念，认为校友资源是校友自身作为人才资源的价值，以及校友所拥有的财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等资源的总和。[61]在民国时期，经过校友会组织的聚合，大学校友们对母校的支持和帮扶已表现出了上述种种资源性特征。首先，作为物力资源，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进行了各种募捐活动，为学校获取办学资金、扩建校舍、增添设备做出了重要贡献。如1935年南开校友总会为纪念南开学校成立三十周年暨张伯苓六十大寿而发起的“三六”募款，数额目标定为三万六千元，最后获得捐款五万余元，超过定额颇巨。[62]类似捐款还有1944年校友总会发起募集“伯苓四七奖助基金”运动，成绩美满，募得六百余万元。是年特设清寒优秀学生免费学额多名，青年学子受惠至大。[63]张伯苓回顾学校四十年发展的经费筹集经历时感慨：校友总会发起募捐运动，建筑科学馆，及奖助学生基金，成绩尤为圆满。[64]圣约翰大学梳理本校发展简史时对本校同学会的历史及捐助贡献做了专门介绍：

同学会者，始于千九百年。……千九百十三年毕业生，为校建大门。千九百十七年毕业生建日晷，以云母石为之。千九百十九年毕业生建流泉，亦用云母石。施肇基复独力为土木工程学院购置设备，施，亦同学会会员也。[65]

     在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校友会的捐助成为其重要的资金来源。据圣约翰校方统计，截止到1920年，圣约翰校友至少为学校带来了10万两银元的资产。[66]

其次，作为智力资源，校友会组织对母校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成为母校的校外智库。如1922年11月27日，南高师同学会沪分会举行聚餐活动，校长郭秉文到会并详述了南高师近况，略述了学校改组事宜，与会会员们对于学校改组一项进行了广泛讨论。[67]清华留美同学会鉴于母校改革尚无具体计划，特组织一委员会专研究清华改革诸方面的事项，并讨论形成一份报告寄送外交部、董事会、校长、各同学会及学生会等处，对于清华改大学问题、留学生选科选校问题均有提议。[68]

此外，作为社会影响力资源，校友会常在母校发展受挫时集体发声，支援母校。如东大南高各毕业同学会就校长郭秉文被免职及学校停办事数度发声，并被当时报纸多次登载，这种团结一致的对外声明造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南洋公学同学会的这种作用更被时人赞誉有加：

上海南洋大学的同学会，精神真好，会员的□□□，时常有发展母校的思潮，学校的进步，实在他们助力不少。逢着母校陷于危险时候，他们常有开会，打电报，派代表的各种举动，真正尽他们的“救护”责任啊！[69]

综上可见，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的运作下，校友个人所具有的种种资源被整合起来，聚少成多，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物力、智力和社会影响力等集体资源，对母校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服务社会：担负公益之责

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对社会事业投以了相当的关注，如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同学会设立初衷为“维护母校造福社会并谋同学共同之利益者，非仅联络感情已也”[70]。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毕业同学会直接将服务社会列入组织宗旨之中。有学者指出：“近代校友会是一个嫁接于本土之上的西方事物，同时随着高校的发展，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中国特色。”[71]可以说，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即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的“中国特色”。究其原因，宏观层面在于诞生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被寄予着教育救国的历史使命，所培养的人才多具有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微观层面则在于学校领导者个人风格及学校校风对学生的深刻影响。如历来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多次在面向校友群体的演讲中表达对校友们“努力于有益国家的事业”“在复兴民族工作上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期望。再如燕京大学校训“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对校友影响尤深，上海燕大同学会鉴于发扬母校之精神，贵在作具体之事实，服务社会，须有一定具体之事实始能谓服务，于是全体一致通过在上海创一中学校，既可使母校之精神发挥光大之，且使之具体化。[72]

校友会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和助力，最集中体现在兴办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很多大学校友会都积极筹集资金，兴办学校，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如圣约翰大学上海同学会在无锡创办辅仁中学[73]；金陵大学同学会在上海创办金陵大学同学会第一公学[74]；复旦大学绍兴同学会为使失学者有识字机会，于绍兴创办平民学校一所。[75]校友会对于社会事业的推动，其实质也是通过一系列会议和活动将学校和校友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进而促成社会公益项目的完成。如燕京大学上海同学会为发扬母校服务精神，议决在上海创一所中学校。随后即推出筹备委员十人，负责推行一切事项。筹备委员会曾有二度之会商，计划分校务与财务二方面进行，并向下列各方面募捐：（一）燕京大学（学校方面，男女学生会方面，男女两部各团体，教职员等）；（二）各地燕大同学会（如北平，南京，天津，广州，河南各地之同学会等）；（三）各地与燕大有关之要人（如孔祥熙先生，李德全先生，简又文先生等）；（四）在沪同学（本人认捐及向友人劝募等）。燕大亦在校刊登载上海同学会募捐事宜，号召全校教职员及同学为之慷慨解囊。最终募捐成绩颇佳，孔祥熙先生等亦允帮忙，各地同学亦皆踊跃援助。[76]可以看出，在燕京大学上海同学会的运作下，母校及校友的各类资源被充分整合到一起，最终促成了一所中学的成功创办。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组织还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的帮扶和救助。如1935年10月，南开校友会天津分会与总会合作举行救灾游艺大会，有国剧、游艺及杂艺等项，筹款942.89元，交天津各界救灾联合会，请其转拨鲁冀苏鄂豫等省水灾区，以资救济；12月，南开校友会天津分会与总会请南开新剧团公演《财狂》，筹款268.17元。后又联合南开中学社会作业部，亲赴本市西广开调查贫民实况。用所筹款项购买玉米面3800斤散发给贫户七百六十家。[77]这种对苦难同胞的人文关怀彰显了校友群体的社会担当。

概言之，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的大学校友会组织已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历史发展，活跃在高等学府内外，并呈现出了多个层面的功能，不仅将毕业离校的校友彼此及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再次搭建起来，还构建了校友、母校与社会互动的桥梁。大学校友会的职能定位、作用发挥及与社会的互动也是当前相关研究正在关注的问题。就今日高校校友會组织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而言，对民国时期大学校友会历史的追溯都不失为一条可供选择的借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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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3-02-17

作者简介：付延，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刘京京，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石家庄/050024）

*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民国时期乡村教师日常生活及社会角色研究（1912-1937）”（BJS2023038）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