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超 孟 楠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璧昌,又作壁昌,字星泉,号东垣,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 道光七年(1827 年),张格尔之乱平定后,随那彦成前赴南疆佐理善后,因“办理善后尤为出力”[1],擢升叶尔羌办事大臣。道光十年(1830 年),玉素普纠约布鲁特、安集延犯境,围攻喀、英二城,又犯叶尔羌,璧昌率众数次退敌。 战后因功擢升,担任总理回疆各城事务之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将叶尔羌守城经验加以总结,成《叶尔羌守城纪略》《兵武闻见录》和《守边辑要》①等书。 张银河编著《中国盐业人物》一书中略微提及了璧昌办善后、兴喀拉赫依屯田、修水利、安排各城防务等政绩[2],评价颇高。 《清史稿·璧昌传》称“璧昌力捍寇氛,卒安边徼,回疆安危之所系也”[3]。 奕绘《明善堂文集》中收录有顾太清送璧昌前往乌什换班诗,诗云:“庚寅浩汉反,寇我四新城,御敌多长策,开门接短兵,羽书宵告急,血战昼巡更,半载粮垂绝,重围马尽烹,功成班定远,身退赵营平,与我初相识,如何复此行,春风一万里,沙碛百余程,乌什回疆户,浑巴大水横,长途携妾子,世学继簪缨,客舍青青柳,怜君白发生。”[4]御敌多长策,称赞璧昌在守城中采取的诸多良策击退敌人,开门接短兵,展现出其勇敢无畏之精神,宵告急、血战、粮垂绝、重围马尽烹等词句,反映出此次守城十分不易。

叶尔羌守城是璧昌整个仕宦生涯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其开始走向清廷权力中心的重要转折点,他将守城中采取的诸多策略加以概括,写就《守边辑要》等书,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治边守边措施及思想。 因此,笔者试图对叶尔羌守城进行研究,以期更为清晰地了解璧昌西北边疆守御思想。

一、叶尔羌守城始末

道光十年(1830 年),玉素普纠约浩罕犯卡,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道光皇帝闻奏紧急谕令玉麟、容安等携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官兵前往南疆支援,并要求南疆各守城大臣“严密防范,婴城守御,不可稍有疏虞,其现在贼众如何,即各迅速由驿具奏”[5]。 二城固守得力,来敌未能得手,遂犯叶尔羌,时任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听闻消息后,立即调拨官兵分防各处要隘,并不断派人探知喀什噶尔等地消息。

九月二十三日,敌进犯叶尔羌东北奎里铁里木回庄,璧昌派遣委署守备黄泰等带兵前往剿捕,在击退敌先头部队之后,双方对峙一夜,璧昌令人将叶尔羌汉城西北两门堵砌,又在城墙上多插旗帜、排列官兵,布置已定。 次日数万来敌开始围攻叶尔羌汉城,被城守官兵击退,扑入回城又遭“回众”②攻击,仓皇逃窜,“余贼扑入回城西门抢掳,又被本城回众按名捕捉,殴毙无数,擒获活贼二百余名,贼势溃散”[6]。 战后,璧昌上奏皇帝,又“发帑银四千两交阿浑分赏有功,其商民回子中尤为奋勇者均奏保蓝翎”[7]。 道光皇帝闻奏大喜,称“此次该逆贼等潜来叶尔羌窥伺,经壁昌等分派官兵回民前往进剿,于援兵未到之先即获全胜,足以破贼胆而张国威,甚属可嘉之至”[8]。同年九月上旬,容安等率四千五百名援军抵达阿克苏,道光皇帝本意无论何路援军先到,均应立即进援,然容安却以兵力不足进剿,尚需等待乌鲁木齐等各路到齐为由拒绝驰援,引起皇帝不满,怒斥容安此行是“畏缩迁延,无谋无勇,丧尽天良,实属可鄙可恨”,“观望迁延,坐视不进,舍二危城于度外,是何居心……”[9]。 容安最终被革职,改由哈丰阿带兵前往各城援救,“诏逮容安,以哈丰阿代领其众”[10]。

十月初七日,敌人再次进犯叶尔羌,璧昌亲率城内官兵、商民等出城迎战,“自督商民三百余人出城,随后排列调拨各队”[11],双方隔河对峙,互放鸟枪,利用大炮连击、乱敌阵脚之际,任贵邦奋勇当先,守城各队一齐冲杀之下,敌众作鸟兽散,阿布都尔满率领回众追杀数十里而还。 十一月初,喀什噶尔敌军首领得知叶尔羌数次击溃其众消息后,再次集结大军前来,在西南回庄处扎营,但并不急于攻城,璧昌觉察到对方意图采用久住迭攻,以众为胜的战术,于是趁着敌人刚来叶尔羌,扎营未稳之际,采用夜间偷袭方式再度解围“是时兵民已扑进贼营,攻其不防,大乱而逃”[12]。 十一月初四日,哈丰阿率援军赶到叶尔羌城南玉河大桥处,与敌人再度交战,一举将所遇之敌击溃,并顺势捣毁城外大批敌军所处营地,与璧昌会师,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的叶尔羌守城战至此结束。

二、璧昌守边思想

(一)团结人心

团结人心是指将一切能够争取得到的人心集中在一起,将一切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同守城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入侵。 璧昌在《守边辑要》中将固结人心放在突出位置,“防边之计首在固结人心乃为至要也”[13],平时应关心下属,赏罚公正,减免徭役,以忠正之心对待官兵,以仁爱之心宽待回众;战时要与士兵同生死共进退,同甘共苦一起作战一起休息,关心照顾受伤的士兵。同时要消除汉回之间的互相猜忌,对其晓以利害,无论汉回凡有私通外贼者皆禀官严惩,如此才能“回子必感众人也……汉人亦必信回众矣”[14],建立汉回之间的彼此信任、相互依靠,方能众志成城、共御外侮。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叶尔羌守城中璧昌能以极少数兵力击败数万之敌的首要原因是:其能将所有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来犯敌人。 徐继畲认为“公以千余瓜戍之兵当数万日滋之贼……得力处全在收回众之心,使向之附贼者转为我用,官兵民回联为一体”[15],将璧昌以少胜多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其聚集了叶尔羌城中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力量,取得了包括回疆民众在内的支持。 吕玉良在《璧昌略论》中盛赞璧昌是一位注重民族团结、有勇有谋的疆臣,叶尔羌守城充分展现了团结一心的力量,是民族团结的赞歌[16]。 邹礼洪在《清代新疆开发研究》一书中说浩罕再度围攻叶尔羌,璧昌率领清军与阿布都尔满率领的维吾尔义军协同作战,共同粉碎了浩罕的凶猛进攻[17]。 甘桂琴在总结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大臣的治边经验时,就团结人心一节将璧昌之思想及践行作一显著例证,同时指出璧昌在敌众我寡情况下,协调了多方力量,最终获得了成功[18]。 笔者在查阅《叶尔羌守城纪略》《清实录》《圣武记》等资料,还原道光十年玉素普之乱期间爆发的叶尔羌守城战经过时发现,璧昌团结人心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他与城内兵民之间信任关系经历了从猜忌怀疑到初步相信再到完全信任这三个阶段。

叶尔羌守城战初阶段,璧昌对回民们抱有警惕之心,至少在此时双方之间存有一定的不信任因素。 因此璧昌才在得知叛乱消息时,将居于城外的商民货物全数迁入城内,召集伯克、阿浑,对其晓以利害,恩威并用,据《圣武记》载“璧昌闻警,尽徙城外商民于城内,传集各回伯克,谕以祸福利害”[19]。 璧昌所著的《叶尔羌守城纪略》中自称“时修守虽已齐备,惟虑回性怯懦或致摇动,因召阿奇木伯克郡王阿布都尔满暨阿浑等,晓以利害”[20],惟虑回性怯懦或致摇动反映了他此时担心回疆民众会因为害怕而倒向敌人,从而导致守御更加艰难,所以要求回疆民众们只需自闭回城,看官兵杀贼即可,又以如有一回出城官兵先杀之相约束,当然这也与此前皇帝所下的谕旨有关,杨遇春报告叛乱消息后,道光皇帝即令其调派各处官兵救援,令杨芳、胡超带兵出口,同时谕令西四城各参赞、帮办大臣,称各城的回疆民众们容易被煽动迷惑,如果内外勾结会导致情况更加糟糕,要求各大臣严密防范,闭城固守,“各城回众性情反复,易于煽惑,倘内外勾结,或径扑阿克苏,截我后路,则贼势益炽,愈难剿办”[21],要求各处大臣们对此要进行严密防范,闭城固守,绝不可稍有懈怠。 也正是因为这一不信任因素存在,璧昌才会在初次退敌、回城民众派人前来报知擒获不少敌人时仍保持狐疑猜忌态度,又作出小心翼翼的试探动作。 《叶尔羌守城纪略》描述了敌人窜入回城后璧昌的内心活动和处理方法,他发现此情后认为此前曾劝谕回疆民众只需闭守回城,绝不可放贼进入,而此时民众却背约放敌入城,认为“回性不足信也”[22],只得收兵入城,登楼观望,不久后回城那边派人前来报知杀敌以及捕获俘虏情况,此时他仍然怀疑这会不会是回城民众与敌人约好的诱敌之计,于是下令将捕获之敌在城边就地正法,直到看见民众准备动手时方才下令留下活口,开门放入之外大加奖抚,交给阿浑们四千两白银令其犒赏有功,其尤为出力奋勇之人纷纷奏请赏戴蓝翎。 这些心理活动或处理手段都可以看出,此时璧昌对于回众们尚且抱有一定的警惕心理,对于他们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虽然这与他小心谨慎的性格有一定关系,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双方之间彼此信任、同心御守的关系网络尚未完全构建起来,而这次回城民众对待敌人的态度,主动参与杀敌擒敌的行为令璧昌大为欣喜道:“从此官兵民回联为一体,争先出力。”[23]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与官兵、商民、回众之间的信任程度才算是到达了初步信任阶段,这从叶尔羌第二次击退敌人围攻时,回疆民众和其中的伯克们不仅主动参与守御,而且积极建言献策的举动足以看出。 《清实录》载:“叶尔羌境内贼匪,复行勾结惰兰回子,并在附近驱逐本地回子,抢掳马匹,据壁昌等差探,有骑马贼匪五六百名,步贼六七千人,全聚东北二十里之内亮噶尔屯扎,已断两城台路,经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伊什罕伯克斯底克等,将通大河渠道上游挖开,使贼匪不能近城。”[24]十月初七,双方隔河对峙,枪炮齐发,任贵邦带领兵民成功击退敌人。 《叶尔羌守城纪略》也称“伯克等始各献策,以回城较大,西面有汉城官兵庇护,其东南北三面太空,请开城北五里亮噶尔河渠,其水南注,回城周围皆成草湖,以省回力,并求发官兵分回城内防守”[25]。 最初遇到紧急情况时,璧昌只是要求回疆民众们只需自闭回城,看官兵杀敌即可;而这次当敌人再次来袭时,回疆民众们不仅主动提出关于如何退敌、如何守御的计策,还要求派官兵入回城协同防守,璧昌能够予以采纳,可见此时双方之间互信程度在不断地加深。

守城最后阶段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璧昌同叶尔羌城内兵民间的信任关系已达完全信任阶段,也是他团结人心思想成型阶段。 据《清实录》璧昌奏折称,“十一月初一日,贼众绕城而攻,经壁昌调派官兵出城接应,常丰在城上督率,调拨枪炮,打死贼匪甚多,南关外又有贼匪窜入,复剿杀十余名,余皆窜逃,我兵民遣等仅阵亡四名,受伤五名,初三日贼众竟扑回城,经官兵伯克等用枪炮打死五十余名”[26],由于是给皇帝所上奏折,所以对于事情经过的细节描写较为简略,更多是报告战绩和事件结果。 魏源《圣武记》则更加简略,“十一月朔,败贼复聚攻城,日夜相持”[27],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更多细致描写。 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对此次战斗的记载是:“三十日,大批贼众再次聚集于叶尔羌,十一月初一日,绕城而攻,被璧昌击退。 初三日,再扑回城,又被击退。”[28]而《叶尔羌守城纪略》记述则更加细致具体,叶尔羌守城战最后一次贼来围攻,这伙敌人与之前的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急着攻城,而是在西南的回庄驻扎,璧昌看出其围困孤城,以人海战术取胜的意图,当即决定趁着敌人扎营未稳之际,趁夜采用突然袭击之策以求退敌,可当深夜敌人熟睡,璧昌传令任贵邦带兵出城之际,却被任贵邦以“不日大兵即至何必送兵于死”[29]为由拒绝,璧昌愤恨之下一人下城开门而出,而城内兵民见状也纷纷紧随其后,出城后直奔敌营扑杀而去,敌军大乱而逃。 在这种情况下,璧昌敢于孤身一人出城迎敌,可见其胆识过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相信身后兵民肯定会紧跟自己一同出城冲杀,而兵民们也确实没有令他失望,眼见他出城也纷纷跟随而出,这使得璧昌深感欣慰,由这一处细节可以看出,他与叶尔羌城中兵民们之间相互依靠、众志成城的纽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

(二)积极防御

就战略角度而言,璧昌认为小到驻防城池,大到驻守边疆,都要采取积极防御态势。 毛泽东认为事实上消极防御是不实的防御,仅积极防御方为真防御,积极防御是为之后反攻、进攻进行准备的防御[30]。 要做到积极防御,把握战略主动权,既要提升自身实力,同时也要在主观上进行正确指挥,一昧被动地挨打,拆东墙补西墙是极其愚蠢的守御策略。

驳西四城守弃之议。 关于南疆西四城是弃是守问题,清廷上下曾有过两次激烈争论,第一次是道光六到八年(1826-1828 年),鄂山、长龄、武隆阿等先后建议弃守,遭到了那彦成等人的反对。 第二次发生在道光十一年(1831 年),担任陕甘总督的鄂山仍然坚持主张弃守,玉麟、长龄、璧昌等人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弃守主张表示反对[31]。 张格尔之乱爆发时,道光皇帝下令让各个参赞大臣和将军们商定善后之策,长龄主张在回疆西四城分封伯克,让其自治,并奏请开恩将阿布都哈里放归回疆,赏给官职并令其管理回疆西四城事务。 武隆阿也随之附和道:“留兵太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 前此大兵进剿。 幸克捷迅速,奸谋始息。 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 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如归并东四城,省兵费之半,即可巩如金瓯,似无需更守此漏巵。”[32]长龄和武隆阿的主张完全就是要放弃回疆西四城,集中兵力驻防东四城,这一想法遭到了道光皇帝的严厉申饬,“至所奏善后之策……尤为纰缪之极。 长龄老誖糊涂,一至于此,武隆阿随声附和,俱著严行申饬。”[33]长龄、武隆阿等放弃西四城的主张遭到了诸多大臣的反对,璧昌认为若我方放弃派兵驻守西四城,那么不久后,该地区就会被敌人所占据,如此一来,便需要在阿克苏以东各个地方额外增添兵丁加强防御,且须在各处布置重镇以备防范,搞得原本是节省兵力之法,现反而不仅又要增兵又要修筑重镇,更是将西四城那些可以产出、供应粮食之区拱手让与敌人,绝非良策[34],会同玉麟条陈七不便之处,并与长龄商议,然而此稿未被采用。 玉麟、魏源等大臣也与璧昌持相同看法,道光十年,伊犁将军玉麟上奏称:“伏思回疆自入版图,设官驻兵,不惟西四城为东道藩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番子部落,皆赖以巩固。”[35]魏源认为:“若捐西守东之议,固王者不勤远略”[36],东四城富庶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如西四城,一旦放弃驻兵,西四城必定会相互攻伐,互相吞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量;反之,即使没有出现上述情况,西四城不久也会为布鲁特所占,边疆永难安宁。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就长远角度而言,捐西守东,放弃回疆西四城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正如璧昌所言,一旦弃守就是反资于敌,使我方战略防御主动权全数丧失,此消彼长,反而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边疆安静之时,认真备战屯田修守。 修城、屯田这是璧昌在守御思想中经常强调之事情,也是他在边疆地区所做最多之事,虽然修城屯田这些行为并不只是他一个人这么做,但是他无疑是这群人里面准备最充分的,所以也是最成功的[37]。 督修城池方面,璧昌不仅两度亲自参与修建了喀什噶尔城,而且在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等处重修城池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督促兵民们照式修筑。 随那彦成处理善后时璧昌就曾参与筹建喀什噶尔新城,将街市铺房全部包护在城墙之内,在黑色热巴特地区新建军台,“新建汉城,始与回城隔别,百货辐辏,倍于往时……于黑色热巴特增建军台,开渠水,种苜蓿,士马大便”[38]。 玉素普之乱处理善后时又以抄出叛产作为经费,将喀什噶尔城加高筑厚,城高三丈,池深宽五丈;见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承办者只算士兵数目而修,导致城又修小,提出了将商民迁居城中的建议,以及之后两次出关路过阿克苏、乌什等城时都曾提出过自己的主张,督促兵民按照方法修建,在看见南五城回众有心固守时,璧昌也提出“商民仍居城外,然亦应有墙围护为妙”[39]建议。 尤其是其中这段看法更是将其积极守御的战略思想完全展露了出来,“西疆各城有三四门不等,如有紧急贼万不能立至,可留两门出入其余之门顺城墙自外面砌平,以省人力而免火攻,若全堵闭是城内弹丸之地仅为我有而城外地势尽让于贼矣”[40],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能把所有城门尽数堵死,这样做是困守城内弹丸之地,而将城外可以利用的地形优势全数让给敌人,换句话说就是要牢牢把握住战斗主动权,留下足够大的战略空间给自己,进可攻退可守。 屯田实边方面,道光之前西四城屯田极少,而且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大,道光早期西四城屯田,都和璧昌有关[41]。 巴尔楚克屯田,道光十一年(1831 年),璧昌亲自带领副将唐奉前往巴尔楚克勘探地形,令士兵在周围放火烧树,发银一万两纠工筑城、开渠引水、招民种地,“不数月而成街市,近又搬眷民生聚已成,所产麦、谷、瓜、菜无一不佳,商旅称便,穷民携眷安家,以为乐土”[42]。 一直到道光十四年,巴尔楚克一共开田两万四千多亩,招收种地民众三百六十余户,引用大河拐浑水,其渠道长达八百余里,到十六年,已经开垦十万余亩耕地[43]。 喀拉赫依屯田,十二年(1832 年),璧昌以抄获叛产作为资本,招佃承种,严令以河为界不可侵占回疆民众原有的土地,“招练民户五百人,修渠筑坝,以牌博为界,不侵回地,凡垦屯地二万二百四十亩”[44]。 至道光十五年,喀拉赫依处屯田亩数发展到二百二十顷六十余亩,招收种地民众达到五百六十户,“喀什噶尔新城周围一带之喀喇赫依换回地二百二顷六十二亩零,招集屯民五百六户开佃”[45]。

边疆不靖之时,寻找战机主动出击。 同样是在玉素普之乱时负责守御各城的参赞大臣,应对危机时的表现却有很大的不同。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在战争伊始便接到了回部郡王伊萨克的报告,然而却并不相信这份情报,并未做任何安排,伊萨克等人的报告正是玉素普之乱爆发前内外勾结、宣传组织阴谋活动的征兆,但是却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和警惕[46]。 直到边城告急文书到了跟前,才匆忙派赖永贵带兵迎战,结果误中贼计大败而归,“卡外贼势遂猖獗”[47]。伊犁参赞大臣容安率领五千余官兵抵达阿克苏后,却以贼势猖獗,尚需等待各路援军到齐为由,拒绝援救被困各城,致使叶尔羌、英吉沙尔二城迟迟无法解围。 札隆阿、容安在面对敌人来犯时采取的措施都偏消极被动,札隆阿不仅没有及时了解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还在不明敌情时就仓促派兵出剿,最终导致大败;容安手握五六千兵马却怯懦畏敌,不敢派兵救援,导致叶尔羌等城一直被敌人围困。 相比较而言,璧昌则更加积极主动,在发生战争的特殊情况时,他积极寻找时机,运用包括以水阻敌、虚张声势等多种策略,在敌我气势此消彼长下粉碎敌人数次围攻;在平时,积极督修城池、囤积粮食、整理军械,梁国东认为璧昌修城、练兵、屯田、积粮等行为是为了增加自身实力[48],不过增强实力也是为了在守御过程中把握战略主动,只有自身实力增强才能在遇紧急情况时能够有更大选择空间。 在三次退敌中,璧昌都没有一昧固守孤城,而是在努力寻找战争中稍纵即逝的机会,利用多种策略进行守御,“办事大臣璧昌闻警……城内虽然只有六百官兵和千余回兵,仍然不是被动地守城,璧昌指挥军队出城,排兵布阵,主动向敌人发起冲击”[49]。 当敌人第一次来攻城时,璧昌一面指挥兵民在城墙上对敌人打放枪炮,一面仔细观察敌我双方之间气势变化,度民心士气可用,方才下令一齐冲杀;第二次退敌也是及时抓住了大炮轰击导致敌人阵脚紊乱的时机击败了敌人;第三次更是利用夜色掩护采取夜袭。 此外还利用在垛堞上多插旗帜用来虚张声势,利用河水灌溉形成地势迟滞敌人进攻锋芒[50]等多种计策,其目的皆是为了更好地保守城池,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最后阶段就是采用了虚张声势之策,为了延缓叛军进攻南京的步伐,王守仁精心设计了两封疑兵密书,并将其发往各个州县,为叛军截获后呈交宁王,宁王果然上当,迟疑不前,最终导致兵败“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泄之。 宸濠果疑。 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51],陈伟认为朱宸濠发起的叛乱最终走向失败,与王守仁使用“无中生有”的缓兵计策有较大的关系[52]。 此外,即使是在求援容安被拒之后,璧昌也没有一昧消极困守,而是积极练兵以备来敌,他挑出官兵、民勇、回兵等千余名,让他们头上缠上红布作为标记,以防误杀,每日早晨击鼓出兵,在城外五里附近进行操练,以期熟悉地形,养精蓄锐,静待敌人来攻[53]。

不论是思想还是行实上,璧昌都是主张积极防御的一方,因此他反对弃守回疆西四城;平时积极地督修各城,发展屯田积蓄粮食;应对突发情况时积极地寻找战机,运用各种计策退敌。 正是这种偏向积极主动的思想才使得他比别人更快一步,守御的成功性也就会更大一些,这也是他最终能够以少胜多,保守住叶尔羌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知己知彼

璧昌十分注重了解周边和战争中敌我双方形势,他在《守边辑要》夷贼情势、慎选侦探等节说:“夫量兵申令已行其贼势不可不晓,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夫侦探为一军之耳目,人失耳目则为废人,军失耳目则为废军,不可不慎选其人也。”[54]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思想家孙武就曾提出知己知彼思想,《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迨”[55],在了解敌军各个方面的情况的同时也应该对自身优劣态势有清晰了解,打有把握的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次作战都能获得胜利。 因此不论是发兵进剿还是就地驻防,军队的行动与情报都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探听清楚周边情况,才能有利于领兵将领做出最为准确妥当的判断,“欲攻敌,必先谋”[56],曹操在就谋攻篇所作注中称在进攻敌人之前一定要事先制定好计策,而要想制定相应计策,就需获取大量情报,这里面包括的不仅仅是敌方各路以及有可能前来援救之敌等动向、兵数,同时也要对我方各路援军以及自身有一定了解,不然仓促出兵就有很大可能遭受失败。 玉素普之乱中,札隆阿轻派赖永贵带兵剿贼,结果却误中贼计,导致大败而归就是不重视情报重要性导致失败的明显例证。 因此,要在平时就做好准备工作,令阿奇木伯克派遣老实可靠的伯克、回疆民众扮作商人,前往卡外与各布鲁特部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以便获取周边各部落情况;战时选派勇敢诚实之人,派发给快马干粮,“令其往来不断,以多为妙”[57]。

《清实录》有多处璧昌向皇帝奏报叛乱情况的记载,道光十年九月,叛乱伊始璧昌即奏称:探明叶尔羌所属的亮噶尔卡伦外有一千多名贼匪抢劫色哷库勒地方,但由于叶尔羌守城兵丁人数很少,没有办法抽调出足够的士兵前去剿贼,只能分派兵丁以及阿布都尔满所率的回兵分别把守住各个卡伦。 “本日据壁昌等奏,探明贼势猖獗,大路断截,情形甚为紧急……本日又据壁昌等奏称、现在贼已扑近旧城。 甚为危急”[58],皇帝得知情况后立即下旨催促胡超迅速带领手下士兵前往阿克苏驻扎,并派人立即探明各处情况,与长清商议如何保守城池,又谕令玉麟、容安、成格等即刻调集兵马,前赴喀什噶尔救援,探明札隆阿如今在何处,与之汇合共同守城。 “兹据奏,分路侦探虚实,探得西路英吉沙尔所属黑孜尔庄,有贼潜伏未动,西南路卡外色哷库勒地方,有布鲁特贼匪千余人在彼滋扰,又东北路贼匪前经剿杀后,仍有逃回奎里铁里木庄屯聚,其被胁回子亦逃往树窝藏躲”[59],璧昌派人将叶尔羌四周各地的情况都打探明白,然后根据西路、西南路、东北路各自情形派拨官、回兵进行防堵。就容安所奏贼势猖獗一事,璧昌曾派人探知叶尔羌境内敌人情况并报知容安,请求迅速派遣两千兵马前来支援,却被容安拒绝,“叶尔羌境内仅止贼目三名,乃容安张大其词,称该处贼回势甚猖獗,且所接壁昌等来信,只令速行发兵二千”[60],这场叛乱最终以哈丰阿所率不到两千人就轻松平定,肃清敌人,足以证明壁昌探得的情况属实[61]。

璧昌所著《叶尔羌守城纪略》中也有多次派出侦探了解敌人情况的记载,初次敌人来犯时璧昌曾连续派出三批负责侦察的士兵前去探知敌情,得到了有数万敌人从东北直扑叶尔羌,已经到达距城十里处的亮噶尔地方,“探马分三叠出探……次日巳刻,探马报有贼数万从东北而来已过十里亮噶尔”[62],璧昌调拨官兵准备应敌,密令黄泰等人设置伏兵,将汉城西北门堵砌,在垛堞上多插旗帜,安排持鸟枪士兵在垛堞内做好准备,令任贵邦带人派拨持长矛、抬炮士兵在东门外列队迎敌,令阿布都尔满、阿浑等率领伯克回众们在回汉两城间大路上进行堵截。 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布置安排,叶尔羌守军最终成功击溃了这伙来敌。 这些上奏的情报不仅有助于当局及时地了解叛乱的最新情况以做出应对之策,比如调派援兵先去何处支援或者先去何处讨贼,减少因错误判断而导致人员伤亡,城池丢失等等,也可以帮助守城将领及时把控周边形势,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运用各种策略灵活退敌。

(四)令行禁止

璧昌对保持阵型和听从号令较为重视。 其所著书中使用了诸多篇幅来描述战场中对敌时应如何布置阵型,《守边辑要》量兵申令一节将抬炮、鸟枪、长矛各队在整个阵型中的排列细节描述的非常清楚,按照璧昌设想,是想将抬炮队居中,阵型两翼则由鸟枪队围护,长矛队排列在尾部。 并且反复强调当率领部队与敌军处于相持之际,我方部队一定要保持住阵型稳定,绝不能出现临敌自乱阵脚或者空发枪炮的情况出现,“兵贵如山,千摇不动百震不惊”[63]。 追击时绝不可贪功冒进,部队追出五里以外之后就要停下,以免误中敌人计谋,各自按照阵型要求站好队伍,在收到鸣金收兵指令后,才可慢慢退回至城中修整,“矛手开号呐喊齐出追剿不可贪功你前我后枪炮随后装药随行,俟贼跑远又发枪炮以五里为度,站队听鸣金收军,仍整队徐徐而退不得紊乱进城”[64]。 且《兵武闻见录》行军一节也有类似想法,在军队扎营之后,每天派出营内官兵按照阵型开赴附近十里的山村各地进行巡逻,在听到鸣金收兵号角后,排队回营休息[65]。 据《清实录》记载,道光十年十月初七,敌先锋骑兵扑叶尔羌回城,璧昌派任贵邦等领队迎剿,自督商民三百余人出城,随后排列调拨各队……贼竟踏水而过,将及南岸,任贵邦即将后队擡炮调前,连环打放,贼势稍退,任贵邦奋勇当先,各队兵勇抢矛,一齐赶抵北岸[66]。 由亲率三百余商民随后排列调拨各队可以看出,这三百多商民是紧随着出城作战的各队官兵之后,而且是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好,再由璧昌调派到各队之中的,而任贵邦见敌人意图渡河进攻,将后队抬炮调前,连环打放以及各队兵勇枪矛,一齐赶抵北岸等内容,可以看出璧昌督率的这支部队是按照一定阵型进行排列的,前后队伍所使用武器有所不同,因为是双方隔河对峙,故手持鸟枪之类远程武器的这队士兵是在整个队列最前沿的,方便其对着敌人开枪射击,而手持长矛等近战武器的队伍则排列在队尾,等待出击命令然后一齐冲锋。 这些与敌人作战的各种细节足以反映出璧昌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中都是极为强调军队的纪律性,在平时要严加训练,听从指挥官的号令;战时更要保持阵型稳定,严格服从指挥,绝不可自乱阵脚给敌人可乘之机。

三、结语

叶尔羌守城战距今已经过去将近两百年,虽然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但是它对于新疆历史而言,其所具有之历史意义是没有时间界限的。 这是一场多民族共同参与反抗外来入侵、以少胜多的伟大胜利,对于现世如何更好地守御边疆、治理边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重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团结对我国各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民族团结对中华各族而言都居于重要位置,历史上璧昌之所以能够在敌众我寡的极大劣势下数次击溃敌人,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将城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论汉回、不论兵民全都凝结在一块抵抗外敌入侵;现世中,每个民族每个个人都必须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构筑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思想上的长城,坚决抵制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

了解周边形势,发展自身实力,战略上把握主动。 惟有正确地认识边疆,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67]。 璧昌对新疆以及周边的浩罕、安集延、布鲁特等几大势力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在《守边辑要》今昔情形、查诘奸细等节中,对南疆地区情况以及附近布鲁特等部落情况如数家珍,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各个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未定南路以前回部最弱……有一村名安集延,其人唯利是图,善于经济……而浩罕奸诈……”[68],战时更是不断派出探马打探各处情况汇报,做出相应的调度安排。 只有充分掌握自身和周边实力、动态等情况,才能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时拥有更多选择余地,才能在诡谲多变的形势中找到正确应对方式。 发展才是硬道理,璧昌兴巴尔楚克、喀拉赫依等处屯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疆等地在经济实力上的增长;修筑喀什噶尔及叶尔羌等各处城垣、整顿军纪训练士兵,增强了南疆地区军事力量。 不停增强本身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遇突发情况时就能掌握更多战略主动;反之则会遭遇受制于人,左支右拙的为难场面。

注释:

①关于《守边辑要》一书的作者,欧军、张富在论文《德楞泰守边方略论—读〈守边辑要〉》称《守边辑要》是清蒙古族著名的将领德楞泰的著作这一说法是有明显错误的;原因有三:首先,《清史稿·德楞泰传》提到回疆的是“将叛将蒲大芳等遣戍回疆”,而并没有所谓德楞泰“嘉庆后,调赴新疆守边”的记载,也没有提到此人著有《守边辑要》等书;其次,论文第一部分所提的“戒贪污、慎夫役、宣教化”并不是《守边辑要》书的内容,而是道光二十年,龄山在读完此书后,补以四则要言刊行,除上述三点外还有“明赏罚”;此外,《守边辑要》一书中有多处关于“张格尔之乱”“玉素普之乱”等记载,这些都是道光六年(1826 年)、十年(1830年)时候发生的事情,且有不少自称,“昌于内外两次守城”“昌于善后”等等,而德楞泰是乾隆、嘉庆时期的人物,嘉庆十四年(1809 年)就已经去世了,他如何能够得知十几乃至二十年后的事情并且参与进来的呢,因此所谓德楞泰著《守边辑要》的说法是不对的,该书真正的作者应该是璧昌。

②由于中国语境中民族一词的复杂情况,笔者在论文中使用的回民、回众、回子等均来自清代新疆相关文献中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