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桐 闫自兵

(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回纥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 天宝三年(744 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建立回纥汗国,并遣使告唐。 不久,唐朝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 由此建立了与唐保持藩臣关系的又一民族政权。 此后,回纥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唐朝则因安史之乱国力衰落,欲借助回纥的力量实现平叛与安边。 于是,和亲成为唐朝加强与回纥的联系的重要方式。

对于唐朝与回纥的和亲,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多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 杨圣敏的专著《回纥史》[1]与林幹的专著《突厥与回纥史》[2]深入研究了唐朝与回纥和亲的过程及其影响。 马大正的专著《中国边疆经略史》[3]论述了和亲公主的历史作用。 崔明德的专著《中国古代和亲通史》[4]重点论述了唐朝与回纥和亲的特点。 薛宗正的专著《回纥史初探》[5]则基于唐朝与回纥和亲的史实,深入研究了唐朝与回纥的关系。 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专著《丝绸之路与唐帝国》[6]深入研究了和亲公主的政治态度影响了唐朝与回纥双方关系的走向。前辈学者对于唐与回纥的关系已有深入研究,但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探索仍值得推进。 笔者拟从和亲的视角对唐朝与回纥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唐肃宗至唐代宗统治时期:藩臣关系的弱化

(一)李承寀迎娶回纥公主

天宝十四年(755 年),拥有胡人血统的安禄山①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迅速控制了河北,叛军所经之地都望风而溃。 天宝十五年(756 年)六月,长安失陷,唐玄宗等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等人北上灵武。 七月,太子于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唐肃宗即位后力图平定叛乱,但安史叛军的兵力远多于唐朝政府实际控制的兵力。 就在此时,回纥“使者来请助讨禄山”[7],因回纥、吐蕃一同请愿助唐讨贼,唐朝只“宴赐遣之”[8],并未应允任何一方。 直到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唐肃宗“遣故邠王男承寀,封为敦煌王,将军石定番,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9]。 回纥葛勒可汗大喜,遂“遣首领朝,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毗伽公主”[10]。 回纥封李承寀为叶护,又遣叶护太子率兵助唐,唐肃宗命广平王接见叶护太子,双方“约为昆弟”[11]。 叶护太子派达干等人至扶风见郭子仪,“子仪犒饮三日,叶护辞曰‘国多难,我助讨逆,何敢食!’”[12]广平王率领郭子仪军队到达香积寺以东二十里,而敌人埋伏于大营以东,欲突袭唐军,是时“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指回纥驰救之”[13],与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联合破敌军,于至德二年(757 年)收复了长安。

李承寀与毗伽公主的和亲拉开了唐朝与回纥和亲的序幕,双方在姻亲关系之上又加有“兄弟”等伦理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唐朝与回纥的政治联系。 唐朝经安史之乱,国库空虚,国力衰败,因回纥驰援唐朝,长安与洛阳才得以收复。 回纥也因助唐平叛,军事实力得到了肯定,威望也有所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其在漠北地区的统治。

不过,在回纥助唐平叛的同时,双方的藩臣关系也开始弱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回纥兵对唐朝增加了掳掠行为。 “初收西京,回纥欲进城劫掠,广平王固止之。”[14]由此可知,回纥收复长安之后欲大肆抢掠,因广平王阻止才作罢。 等到严庄与安庆绪弃洛阳北渡黄河之后,叶护太子跟随广平王、郭子仪等人进入洛阳,回纥兵又“大掠东都三日……广平王欲止不可”[15],直到洛阳百姓主动拿出万匹罗锦送与回纥,才停止抄掠。 究其根源在于唐朝与回纥密约:“克城之日,土地、土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16]回纥乃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依赖游牧业的兴衰,生存上的需要驱使他们发挥马背上的优势,武力掳掠和军事征服也就在所难免[17]。由此,回纥愿助唐平叛是因其看重中原城市的富庶。 早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回纥助唐朝击败阿史那贺鲁,又随王师征讨高丽。 战争结束后,回纥兵便返回漠北,在此过程中回纥并没有对物质财富表现出强烈的欲望。 与安史之乱前回纥协助唐朝开展军事行动后的行为相比较,此时的回纥对唐朝提出了物质要求并且增加了掳掠的行为,其原因应为回纥进入了武功盛世,而唐朝势力日渐沉陨,趋于“兄弟之国”②。

第二,回纥与黑衣大食“争长”,唐朝对此妥协处理。 乾元元年(758 年)“五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阁之等六人并朝见,至阁门争长……”[18]从回纥出使人数来看,自天宝二年(743 年)二月,大将军多揽等十五人入朝至此次出使,出使人数有所增加。 可以推断,回纥增加出使人数,意在彰显日趋上升的国力,以便与唐朝谈取更多的有利条件,或欲获得唐朝更多的封赏。 回纥与作为唐朝邻国的黑衣大食共同朝见,说明了回纥认为助唐平叛能够功标青史,可与黑衣大食等量齐观,从而出现了“争长”的局面。 见此,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入”[19]。 唐朝虽解决了双方的矛盾,却模糊了敌国关系与藩臣关系的界限。 唐朝与回纥虽有所谓的“兄弟之国”关系,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藩臣的因素[20]。 而在藩臣关系中,也并不含有“兄弟之国”关系。 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并非平等的两国关系。 唐朝处在东亚封贡体系中心的地位,之所以肯承认有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国家,无疑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国力下降情势下的无奈选择[21]。 唐朝应允回纥与黑衣大食“并入”,此举一方面默认了回纥此行为,助长其气焰,使得回纥后期敢于挑战并欲颠倒藩臣关系的传统次序。 另一方面,鸿胪寺官员有“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22]之责,此时却出现了“争长”与“并入”的局面,这应是统治者授意下的结果,而非鸿胪寺官员的失职,从中体现出唐与回纥的亲疏关系。

(二)宁国公主和亲回纥

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原因有二:其一,将回纥助唐比作西汉时期的“乌孙之助”,以答谢回纥收复两京;其二,为继续向回纥借兵而巩固关系。所以,宁国公主的使命显得尤为重要。

乾元元年(758 年)秋,唐朝“诏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出降”[23],并以汉中王李瑀为册立使,册立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 唐肃宗亲送宁国公主至咸阳磁门驿,公主泣言:“国家事重,死且无恨。”[24]宁国公主出嫁,是轰动京城的大事,文武大臣与宁国公主的兄弟姐妹都来为其送行。 至李瑀护送公主到回纥牙帐,葛勒可汗身穿黄袍,头戴胡帽,坐于中塌,对其进行反复盘问,并对李瑀进帐不进行跪拜而恼怒。 李瑀反驳道:“唐天子因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汗结姻好。 比者中国与外番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礼数,岂得坐于塌上受诏命耶!”[25]可汗遂起身下拜,接受诏书,册立宁国公主为可敦。 册罢,可汗派王子骨啜特勤和宰相帝德等三千人帮助唐朝平叛。 同年十二月,可汗又派三千妇人“谢宁国公主之聘也”[26],唐朝与回纥双方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

宁国公主是出嫁回纥的第一位真公主。 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维系与回纥之间的关系。 在和亲之后,回纥继续协助唐军作战,加快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步伐。

虽然此次和亲使唐朝在军事上有所获益,但是双方的藩臣关系也进一步弱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和亲公主的地位有所下降。 《唐大诏令集》所记载的《封宁国公主制》中明确指出,此次和亲之目的为“答勤王之志”[27],并且在和亲之时,葛勒可汗欲让随行人员向其行跪拜唐天子之礼,最终在李瑀的辩驳下化解,双方的地位有颠倒的趋势。 可见宁国公主初到回纥时并不受重视,从而成为了为完成“冀定四方之业”而付出的牺牲品[28]。

第二,乾元二年(759 年),回纥对外作战失败,肃宗仍以奖励慰之。 因唐朝还需借助回纥的力量开展军事行动,所以对此次战争的失利表现出不以为意,继续维持双方同盟的现状。

第三,葛勒可汗去世后,回纥上层官员欲让宁国公主殉葬。 对此,宁国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 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 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29]最终,宁国公主依回纥习俗“婺面大哭”。 宁国公主无子,于同年八月回到长安。 从回纥官员胁迫宁国公主殉葬的史实可以得出,因宁国公主是在唐朝衰落时派往和亲的,且《磨延啜碑》中有“把其二女作为献礼”的表述,其在回纥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仅有可敦之名,却无可敦之实。 由“北蕃夷俗,可贺敦知兵马事”[30]知,可敦在游牧政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操控司法和军政。 因此,回纥内部的反唐势力与守旧势力相互勾结,欲铲除作为回纥可敦的唐朝真公主[31]。 但守旧、反唐势力相对弱小,未能引起巨大风波。

综上,回纥虽臣属于唐朝,可汗由唐朝册封,藩臣关系仍然存在,但唐朝因国力吃紧,无法有效地控驭回纥,从而引起了回纥可汗乃至回纥内部对唐朝的轻视。

(三)小宁国公主和亲回纥

宁国公主出嫁回纥时,唐肃宗又将荣王之女以陪嫁身份嫁与回纥可汗,被回纥人称为“小宁国公主”。 葛勒可汗去世后,依照回纥收继婚习俗,小宁国公主又嫁牟羽可汗。 至武义成功可汗即位,小宁国公主出居在外,生有两子,但都被可汗所杀。 顿莫贺以血腥手段夺取政权,并且将拥有唐朝贵族血统的前可汗子嗣杀死,以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小宁国公主也于贞元七年(791 年)去世。 小宁国公主在回纥生活的时间较长,与回纥人共同生活,深得回纥人崇敬。 回纥人称她为小宁国公主之外,还尊称她为“毗伽公主”。 虽然小宁国公主的和亲在政治上的作用相对较小,但她作为第一位在回纥生有子嗣的和亲公主,无疑促进了双方民族间交流与融合。

(四)仆固怀恩三女和亲回纥

回纥葛勒可汗出兵助唐平叛,唐朝统治者为了酬答回纥,满足了回纥和亲的要求,将仆固怀恩三女嫁与葛勒可汗次子移地健。

史书记载仆固怀恩有三女远嫁回纥,一女被封为光亲可敦。 乾元元年(758 年),在宁国公主出嫁回纥时,葛勒可汗又为其次子请婚,唐肃宗以仆固怀恩之女嫁与可汗次子,葛勒可汗死后,因“叶护太子前得罪死”[32],由次子即位,为牟羽可汗,并立仆固怀恩之女为可敦,代宗加册其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 一女身份不详,或许是作为光亲可敦的陪嫁,一同嫁往回纥。 幼女崇徽公主在仆固怀恩死后嫁入回纥。

至唐肃宗驾崩后,回纥“十有五人犯金口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能禁”[33]。 此次回纥对唐朝官属机构的冲击,笔者推测应与唐朝新帝继位,统治基础根柢未深,以及牟羽可汗被史朝义以“唐家天子频有大丧,国乱无主,请发兵来收府库”[34]所诱有关。 回纥此举或许是为了试探唐朝态度。 事实证明,唐朝对此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牟羽可汗即偕同光亲可敦率众南下,兵至太原时,可汗与可敦要求与仆固怀恩相见,仆固怀恩心存顾虑不敢去见,唐代宗“因赐铁券,手诏以遣之”[35]。 仆固怀恩见可汗,劝其不可违背恩信,于是可汗转变策略,协助唐朝攻讨史朝义。牟羽可汗在仆固怀恩的劝说下轻易改变策略的原因,虽然在史料中未曾提及但有迹可循。 回纥的对外行动一直以获取财帛、奴隶等为目的,在助唐朝收复两京之时就有过抢掠行为,加之仆固怀恩到达河东之时,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认为回纥“每入我界,必肆贪狼之性”[36],以回纥与仆固怀恩或相互勾结为由闭城自守,双方原定于太原城中的会谈移至郊外。 在仆固怀恩与牟羽可汗的谈判中或许有出卖河东人民利益的内容[37]。 因河东处于唐朝西北的第二道防线之上③,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回纥可借此削弱河东地区的力量。 所以,牟羽可汗舍弃了史朝义的重金诱惑而协助唐朝。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不再信任少数民族武将,是时宦官诬告仆固怀恩谋反,仆固怀恩想到“女嫁绝域,再收两京”[38]却遭到猜忌,随后反叛唐朝,并在其女光亲可敦的协助下“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39]。 光亲可敦先助安史叛军反唐,再到助唐平叛终至助父反唐的政治态度变化,深刻影响着唐与回纥之间的关系[40]。 仆固怀恩暴毙后,回纥请降,却提出了“然怀恩子,可敦兄弟,请勿杀之”[41]的请求。 郭子仪为稳定回纥对唐朝的藩臣关系,以达到共同抗蕃的意图,对回纥作出“若起负心违反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42]的警告。

从牟羽可汗与唐朝的交涉行为来看,此时的回纥与唐朝皇室成员的关系也极为紧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牟羽可汗继位之初就欲杀宁国公主殉葬,并打击内部亲唐势力。

第二,雍王李适④在前往回纥谒见可汗之时“可汗责雍王不蹈舞”。 唐朝使者药子昂辩解道:“王,嫡皇孙,二宫在殡,礼不可以蹈舞。”[43]回纥宰相坚持让药子昂等人行胡礼。 遭拒后,将药子昂等人“各搒捶一百”[44],这使雍王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牟羽可汗对唐朝皇族的态度与前代可汗大相径庭,足以说明回纥内部的反唐势力有增长的趋势。

综上,在光亲可敦和亲的这段时期,因唐朝内部大丧,统治基础不牢固,致使敌人有机可趁,策动破坏双方关系。 加之仆固怀恩叛唐,导致了唐朝与回纥之间的藩臣关系趋于破裂。 仆固怀恩死后回纥请降,使者请唐朝勿杀仆固怀恩之子。 由此可知,在光亲可敦出嫁回纥、仆固怀恩引回纥叛唐之时,仆固家族的势力与影响在已在回纥内部逐渐扩大,并深入至统治阶级内部。 随着仆固怀恩叛乱与暴毙,光亲可敦不再能帮助唐朝控驭回纥,和亲的政治作用逐渐减弱,也说明了因吐蕃进攻的加剧,唐朝并不想失去这个可靠盟友。 因此,唐朝在接受回纥投降,对其口头警告之后,也尽量满足回纥的请求。

仆固怀恩死后,唐代宗将其幼女收养于宫中。 大历三年(768 年),光亲可敦去世,唐代宗将“幼女”封为崇徽公主和亲回纥。 据常衮所作的《册崇徽公主文》中记载:“肃雍之道,能中其和,缛丽之功,自臻于妙。 不资姆训,动会礼经。 甫及初笄之年,眷求和凤之对,用开汤沐,方戒油軿。我有亲邻,称雄贵部,分救灾患,助平寇虞。”[45]不仅描述了唐代宗视崇徽公主为亲女,崇徽公主的性格人品,还清楚地阐释了此次和亲的原因与目的:为答酬回纥“分救灾患,助平虞寇”。 除此之外,回纥怨唐不及时偿还马价,唐朝为了平稳回纥的情绪,也是促成了此次和亲的原因之一[46]。

崇徽公主虽出嫁回纥,可汗却派人传语:“唐约我为市马,既入,而归我贿不足,我于使人取之。”[47]由此可见,可汗的首要目的是获得绢马贸易的资财,而将和亲置于次要。 对此时的回纥来说,所谋取的经济利益要远远大于政治利益。唐朝在《册崇徽公主文》中有意强调回纥的贡献,使回纥更加有恃无恐。 大历六年(771 年)“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48];七年(772 年)“回纥出鸿胪寺,进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49];十年(775 年)“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劫囚而出,斫伤狱吏”[50]。 不仅如此,双方还展开了军事行动,如十三年(778 年)“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我师败绩,死者千余人”[51]。 同年,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回纥兵败。 基于上述,回纥扰乱坊市,轻视唐朝官吏及法制体系,多次击伤官员,证明回纥国力如日中天,崇徽公主也无法有效干预回纥的行为。 唐代宗对这些行为都予以容忍,但引起了朝廷反回纥势力的兴起。

除上述回纥的侵扰行为外,绢马贸易也是损害唐与回纥关系的因素之一。 早在乾元年间,唐朝与回纥就展开了绢马贸易。 因吐蕃占据陇右,阻断商路,唐朝不得不取道回纥,加之陇右地区原为唐朝养马基地,失去陇右后,马匹供应不足,而回纥产良马,唐朝统治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战马,双方达成一致,开展绢马贸易。 回纥将输入的布帛输出至中亚、西亚获得暴利,从而加大了对唐朝的马匹输出,以获取大量财帛。 但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衰退,劳动力锐减,自然灾害频繁,进而无法支撑庞大的布帛生产,加之对于马匹的需求逐渐减小,回纥又存在强卖马匹的行为,致使唐朝未能如数支付绢款。 因此,唐朝与回纥在经济贸易上也产生了矛盾。

从唐朝与回纥和亲的整体历程来映照双方关系,从李承寀与毗伽公主和亲到咸安公主和亲之前的这段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唐朝与回纥矛盾重重。 双方传统的藩臣关系持续弱化并趋于破裂。

二、唐德宗统治时期:藩臣关系的正常化

唐德宗刚继位时就遣使回纥,牟羽可汗却“不为礼”。 回纥内部的九姓胡又乘代宗驾崩之时,策诱牟羽可汗南下攻唐。 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上谏请求停止攻唐行为,牟羽可汗不为所动。于是,顿莫贺达干发动政变,杀牟羽可汗及亲信,并自立为可汗,唐朝封其为武义成功可汗。 可汗初立,因先前的宫廷政变,导致内部统治基础不牢固,并且因重用传统贵族,致使财政大不如前,而外部又有吐蕃联合葛逻禄加剧对北庭的进攻。在这内忧外患的局面之下,武义成功可汗竭力与唐和解,并多次向唐请求和亲,欲得唐朝之支持,但德宗并未应允。 唐德宗之所以屡次不应,并且实行“德怀吐蕃”政策来打压回纥,是他对前代可汗及部众对唐朝轻视行为的考虑,以及他本人与回纥的恩怨,即上述雍王谒见回纥可汗之事。

此时唐朝内部藩乱严重,多数藩镇趁此联系回纥,欲得其助,极大威胁了唐朝的统治。 唐德宗洞悉回纥并非真正想与自己为敌后,经平凉劫盟⑤事件发酵,彻底打消了“怀德吐蕃”的想法,重新恢复了与回纥结盟共抗吐蕃的策略。 贞元三年(787 年)八月,回纥可汗请和亲,李泌劝说唐德宗同意和亲,唐德宗在权衡利弊后许之。 贞元四年(788 年)十月,唐德宗将第八女咸安公主嫁与武义成功可汗,并加封可汗为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 由此可知,咸安公主的和亲,是唐朝与回纥共抗吐蕃的政治、军事意图共同促成的结果,也是唐朝统治者希望能达到“安边”与“稳定”的结果。 长寿天亲可汗奏请改名“回鹘”⑥并派回鹘公主等人迎娶咸安公主。 一年后,可汗病死,依回鹘婚制,咸安公主又相继嫁与忠贞可汗、奉诚可汗、怀信可汗。 至元和三年(808 年)咸安公主薨。

咸安公主嫁入回鹘与可鹘可汗生儿育女,促进了双方民族融合。 公主的陪嫁侍女、仆从也有可能与回鹘当地百姓通婚,繁衍后代,加速血亲的融合[52]。 “或衣华服,诱取妻妾”[53]证明在和亲后,回鹘有很多商人留居中原城市,并在统治阶级的示范下与中原人通婚[54],繁衍子嗣。 由此可见,当时已流行回鹘人入唐娶居。

咸安公主嫁往回鹘,对于维系唐朝与回鹘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朝与回鹘实行的绢马贸易此时有回鹘埋怨绢布尺寸不够,唐朝不满回鹘马匹瘦小无用的棘手问题。 《白氏长庆集》记有:“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值。 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 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采。”[55]的描述。 咸安公主在双方经济关系上起到了调解斡旋的作用,减少了双方矛盾冲突,为各族人民争得了更多的安定生活[56],回鹘也得以继续在绢马贸易中获利,这也使咸安公主在回鹘的地位有所上升。

咸安公主出嫁回鹘之时,回鹘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据《新唐书》所记:“可汗上书恭甚,言:‘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57]武义成功可汗向唐称儿称臣,对唐推行友好政策,一是为了保证稳定的财富收入[58],二是为了巩固其凭政变上位的脆弱统治地位。 回鹘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唐朝有极大的需求,所以由先前的“居功自傲”变为了“辞尊居卑”。 唐德宗以和亲的方式顺利地将双方“兄弟之国”关系还原为藩臣关系。 但此时的藩臣关系较之前有所差别,体现在唐朝逐渐失去对回纥的控驭。

三、唐宪宗至唐武宗统治时期:藩臣关系逐步松懈

自元和三年(808 年)咸安公主去世后,回鹘多次要求和亲,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回鹘多次遣摩尼教徒入唐请婚可知,回鹘重视摩尼教,意在重视信仰摩尼教的粟特胡,且欲通过和亲巩固绢马贸易,弥补战争亏空;第二,此时的回鹘已经由盛转衰,面对四方压力,急需获取唐朝支持。 然而,唐朝的军事行动重点已转移至内部,对藩镇的全力讨伐造成了资金困难,所以多次未允。 但回鹘没有气馁,终以“宪宗以北虏有勋劳于王室,又西戎比岁为边患”[59]为由,使唐宪宗同意和亲。 适值唐宪宗驾崩,和亲未成。 唐穆宗即位后,回鹘再次遣使请求和亲,唐穆宗许诺“封第九妹为永安长公主,降嫁回鹘可汗”[60],但适值保义可汗去世,双方和亲被搁置。 至崇德可汗继立,唐朝依约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和亲回鹘,“宜特置府,其亲属宜视亲王例”[61]。 可汗派摩尼教徒、公主等入唐迎亲。 唐朝的送亲规模也非常高,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为主使,李宪加为副使,殷侑为判官护送公主。 这说明了双方对于此次和亲的重视。

据《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至于贼境,长驱横入,自将数骑,发号施令,取其必胜,劲敌果摧,追奔逐北,直至大败,杀万人有余。”[62]太和公主出嫁回鹘激化了回鹘与吐蕃之间的战争,且战争以回鹘失败告终,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回鹘的力量。 回鹘在与吐蕃的战争后,对唐朝的经济依赖性日益增强,史料记载“八月丙子,对入朝回鹘安宁四十人于麟德殿,宴赐有差”[63];“文宗初,又赐马直绢五十万”[64]。 由此可知,朝贡所得与绢马贸易已经成为回鹘的主要经济来源。

宝历元年(825 年),崇德可汗死,太和公主嫁与昭礼可汗。 大和六年(832 年),昭礼可汗被部下所杀,其侄胡特勤被立为可汗,唐朝封其为彰信可汗,太和公主继为其可敦。 在李昂所作的《册彰信可汗文》中有“两国咸欢”、“慎固封疆”、“愿申永好,彼无侵轶”[65]的字眼,这说明因回鹘的衰落,唐朝竭力提高自身的宗主地位,并欲以和亲得方式来稳固双方藩臣关系,以达到“天下一家,与我同轨”[66]的政治格局。

至开成四年(839 年),掘罗勿杀彰信可汗,盍馺特勤成为回鹘可汗,太和公主又为盍馺特勤的可敦。 在此期间,回鹘遭受了天灾疫病,“运属天亡,岁久不稔,畜产大耗”[67]。 自然灾害打击了草原的农牧生产,致使百姓流离,人心四散。 开成五年(840 年),“黠戛斯破回鹘,得太和公主”[68]。 黠戛斯自称李陵⑦之后,与唐朝同姓。由此可知,此时的黠戛斯欲得到唐朝的支持,取代回鹘在漠北的统治地位。 在黠戛斯破回鹘之后,其首领“阿热”派达干等人护送公主返回长安。 但在途中,达干等人被乌介可汗与所属的回鹘兵攻杀,太和公主为乌介可汗所劫留。 至回鹘受灾,乌介可汗挟太和公主“南渡大碛,至天德界”[69],而后又挟太和公主南进,“频劫东陕以北,天德、振武、云朔,比罹俘戮”[70],回鹘从此拉开了向唐索援的序幕。 乌介可汗挟持公主逼近边城,使百姓人心惶惶,与南下回纥嗢没斯屈身请求唐朝庇护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伏以自古御戎,只有两道:一是厚加抚慰,二是以力驱除”[71]的传统思想,促使唐朝统治者对回鹘从望其渐复旧疆,到劝其早务归还旧地,再到计会驱逐的策略转变。

唐武宗始终心系太和公主,关注其在回鹘的一举一动。 李德裕在《论讨袭回鹘事宜状中》建议:“令石雄以义武马军一千骑……衔枚夜袭,必易成功。”[72]会昌三年(843 年)乌介可汗与卢龙节度使张仲武“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73]。 可见回鹘想以太和公主送于幽州为条件与幽州结好。张仲武“使密赂其下,尽得阴谋”[74],欲出兵回鹘。 但刘沔之军已屯于云州,刘沔召派石雄夜袭乌介可汗。 石雄所派间谍发现可汗牙帐,并转告公主:“天子取公主,兵合,第无动。”[75]夜晚,石雄突袭回鹘牙帐,抢先一步救出太和公主。 但根据《全唐文新编》所记:“(蔡)袭入帐中,挟公主于马上……石雄闻,以步卒三十人夺之归。”[76]证明最先救出太和公主的应是蔡袭,石雄为抢功加爵从蔡袭处夺取了公主[77]。 随后乌介可汗仓皇而逃,投奔室韦,“(二月)廿五日,和蕃公主入城”[78],预示着乌介可汗索援意图的终结。

太和公主虽未完成唐朝统治者交予的任务,但是随着唐朝与回鹘的和亲程度不断加深,回鹘人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如居住在长安的回鹘人有“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79]之例。不仅如此,回鹘的日用品也进入唐朝,给唐朝百姓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了其日常生活,加深了其对唐朝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感知。太和年间,“入朝回鹘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人二人”[80],太和公主作为中间使者将回鹘的日常娱乐活动引入了唐朝,加深了唐人对回鹘人的认知。

综上,太和公主和亲前后,回鹘内部的频繁政变,导致原有的继承原则被破坏。 对外战争屡屡失败,国库亏空,遂寄希于唐朝,使传统有序的藩臣关系得以短暂恢复。 杜笑倩在《唐朝回纥“化俗”政策研究——以德宗时期为重点》中进一步将德宗之后的双方关系描述为“子婿关系”[81]。其实,在漠北回鹘政权的瓦解前,唐与回鹘关系已经逐步恢复为传统的君臣关系。 在回鹘瓦解后,尽管西迁与南下的回鹘相继建立政权,可因地域的限制,双方再未形成强有力的藩臣关系。回鹘的衰落对于唐朝而言有利有弊:其有利方面,意味着与回鹘的绢马贸易逐渐停止,减缓了在大规模贸易活动下百姓的生活压力;其不利之处,第一,回鹘的衰落,使唐朝失去了抵御外族的可靠盟友;第二,对于和亲公主而言,无疑是给她们的生活以沉重打击,且其作为可敦,在混乱的回鹘社会中话语权也无法发挥作用。

四、结语

在唐朝与回纥的和亲中,体现出了藩臣关系的变化:在李承寀至崇徽公主的和亲中,和亲人员多以“献礼”、“答谢”的身份和亲回纥。 由此可以推断,因唐朝的国力衰弱,需借兵回纥以平叛,使臣属于唐朝的回纥有了轻唐之色,回纥在助唐平叛之时不断地挑战着唐朝的底线,但还需唐朝的加持来稳定对漠北的统治,这使双方保持着微弱的藩臣关系。 从咸安公主与回纥和亲史实可知,回纥的武功盛世逐渐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回纥内部政治的动荡,这给唐朝提供了一个加强藩臣关系以达安边目的的契机。 而后太和公主前往和亲,但此时回纥处于衰弱的态势,随着漠北回纥的灭亡,回纥部众的四散,因路途遥远,信息闭塞,双方的藩臣关系逐渐停止。

就唐朝与回纥的关系而言,双方的关系经历了“君臣”、“兄弟”、“父子”再到“君臣”的过程。由此可知,唐朝与回纥结成的多种关系,并非唐朝单方面强制的产物,而是唐朝与回纥基于各自内政的需要和切身利益共同构建的[82]。

纵观唐朝与回纥和亲史,双方的和亲都服务于政治且影响了对周边政策的制定。 无论如何,和亲本身都加速了人员的流动,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加之回纥对唐朝“藩臣”关系的认同,推动了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注释:

①据《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中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

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3《唐纪四十九》唐德宗贞元三年八月条中记载:“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知乎?”唐与回纥存在“兄弟之国”关系,是唐德宗的认识。

③马俊民在《论唐代马政与边防的关系》中将唐朝西北防线划分为两道:安西、北庭为第一道;河西、陇右、朔方、河东为第二道。

④李适:唐代宗李豫长子,最初封为奉节郡王,宝应元年(762 年)改封鲁王、雍王。 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即位,为唐德宗。

⑤据《旧唐书》卷196《吐蕃传》记载,平凉劫盟是指贞元三年(787 年)吐蕃大相尚结赞诈降,图谋劫获唐朝使臣与随行官员之事。 参与会盟的唐朝主盟者浑瑊乘乱逃脱,其余会盟使及唐朝将士多人被俘。 平凉劫盟事件发生后,唐朝与吐蕃关系恶化,战事再起。

⑥《旧唐书》卷195《回纥传》中记载,贞元四年(788年),武义成功可汗奏请改名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得到了唐德宗的许可。 因本文需要,自此之后使用“回鹘”一词。

⑦李陵,字少卿,李广之孙,据《汉书》卷54《李陵传》中记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李陵随李广利出征匈奴,被匈奴单于所率的八万骑兵包围,因救援不及而投降匈奴,单于以女嫁与李陵,后居匈奴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