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莉

高考那年春天，我装模作样地申请去学校住宿舍，假装要冲刺了，我对母亲说，上晚自习来回走夜路一是太远，二是太累，也不安全，路边总有邻居家的狗冲我叫，还是住在学校里更好些。然而，功课在我当时看来是令人乏味的，经常说错别字的老师也让我生出许多不信任，八十年代的复习资料少得可怜，哪里有后来刷不完的题海，实在没法让我集中注意力反复练习。

我从莫旗图书馆偷偷借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自习室读完了四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长在我看来惊心动魄，对我尚未展开的人生具有某种启示性。我假装在学习功课，实则抄下一本的书中警句，于是我的高考顺理成章地落榜了。

当然要复读！在我们那个小镇，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几个是应届考走的呢？其实复读更像是一种逃离。功课仍然令人厌弃，但是前途的问题却在时时逼近，我到底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迷茫的。

彼时，我华姐刚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文研班畢业，参加完毕业典礼的她立即前往鄂伦春旗阿里河镇生产，很快外甥女晶达出生了。那时的我不曾想到，晶达的出生给了我一个以保姆的身份参加1987年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的机缘，从此开启了我的写作之路。

1986年秋天，在莫旗东南街一个小厢房，我华姐带着孩子租住下来。当时已患脑血栓的母亲不愿意让我姐回到阿里河她丈夫身边，大概病中的母亲总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不舍得女儿远离，而我父亲又跟我姐生着气不肯让她回家住。无奈中我华姐在我大姐家附近租了一个小厢房，被迫带娃和丈夫两地分居，而我自然成了她们娘俩的陪伴。我姐去劈柴、烧火、做饭、冲奶粉的时候，我就在屋里看护着仅有几个月大的小晶达。

那个小屋只要一停火就冷如冰窖。姐姐在那个厢房里对我说，考不上大学还可以写作呀！你写一个小说看看，明年呼盟要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了，我带你过去，推荐给编辑老师。那个冬天，莫旗忽然有个政策，临近退休的人提前申请退休的话，可以安排子女接班工作。我的父母退休了，劝说我接班。我听从了父母的建议，成为了莫旗粮油加工厂的一名工人，在米粉车间接面袋，在机器口等待加工好的面粉轰隆隆地传送过来，我拿着口袋接住，上称，封完袋口后扔到传送带上入库。在那个车间，我见到我们邻居朱家大丫头，作为临时工的她，见是我和她搭班还挺高兴。而我是不情愿的，我姐劝我说，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体验。上过文研班的人，想法就是不一样。然而，生活的际遇迫使我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前途，是努力争取自己的人生，还是一直在米粉车间接面袋？于是怀着某种压抑的、苦闷的心情，我开始写小说。

那个小厢房电压不稳，灯泡看起来比蜡烛亮不了多少。我写完一稿给姐姐审阅，她提出意见后我再修改，如此这般修改了四稿左右。这之前我所有的文字训练皆来自我的日记，我从13岁开始写日记，然后就是阅读姐姐们的枕边书，华姐去参加在莫旗举办的文学讲习班的时候，我也会去蹭课，孟和博彦老师的课也是听过的。诗人成子等等这些早期步入文坛的前辈也都是见过的。也许文学的种子早已播种，只等着我拿起笔来为自己而表达。

很幸运，1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内蒙古文联及呼盟文联下大力气宣传内蒙古，为此请来了全国有名的刊物和报纸的编辑来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作者讲课，被邀请来阿里河的就有《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萌芽》《儿童文学》《文艺报》《草原》等杂志的编辑。我姐提前跟会务组联系好，以孩子小为由，需要带个保姆。这样我就以保姆的身份跟着我姐和10个月大的小晶达去了阿里河。莫旗的第一位达斡尔族女作家阿凤姐带着新婚的丈夫前来参会，我也第一次见到了鄂温克族女作家杜梅姐，她们当时都在最好的年华里，意气风发，充满自信，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笔会上的每一个人。鄂伦春族女作家空特乐当时是鄂伦春旗文联职员，尚未开始正式写作，她作为工作人员在会上忙前忙后。我也见到了盛名之下的乌热尔图，他话不多，总是沉思的样子微笑着。我还见到鄂温克族作家涂志勇，还有为了培养作家殚精竭虑的冯国仁老师等几位前辈。

笔会上，我因为不是被邀请的作者，又没有发表过作品，年纪又小，性格内向，穿着姐姐的衣服，是自卑而胆怯的，吃饭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夹菜。尽管那些已经成名的作者得知我是苏华的妹妹，给我很多的关爱，也有人真把我当成姐姐的保姆，问她为什么不让我看着孩子，她来参会呢？当时，姐姐把我带到会上，就带着孩子去了孩子爸爸那里团聚。我住在给姐姐安排的房间，随笔会而行。记得当时是四人间，我和莫旗的刘素英、包玉霞还有一个鄂伦春旗的作者在一个屋。她的名字我现在忘记了，许是之后不再写作了。

这些大刊编辑，最没有架子的就是《上海文学》的张斤夫老师了，他到我们房间来问大家都是写什么的。刘素英老师说，我就写人的命运。我当时年少无知，并不十分了解《上海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听张老师用他的南方普通话给我们讲，他们杂志发过多少当时并没有名气，后来名声大噪的作家的作品，他又如何把别的编辑扔在废纸篓里的作品捡回来重新让作者修改后发表，后来这些作者都成了文坛名宿。他的职业精神让我感叹不已，我才开始对这个杂志肃然起敬。我的小说先是上交会务组，大概是觉得我还小，就把稿子先给了《青年文学》的黄宾堂老师。在去林区的小火车上，黄老师坐我对面，和我谈起我的小说，他说感觉我的文字很老练，不像一个初写者，但是他这次想要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显然我的小说不符合他的用稿标准。我很沮丧，但是觉得这也正常，哪有一开始写作就成功的呢？

后来，我们几个小作者和张老师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张老师还给我们做心理测试的小游戏，我鼓足勇气把自己的小说交给张老师，只说请老师过目，提提修改意见，这其实也是我真实的想法。哪里敢去想能够发表在像《上海文学》这么高级的杂志上呢，能给我指点一二就非常感激了。

第二天就是笔会结束的日子，大家都去开闭幕式了，我没去，一个人在房间里等着他们。我觉得这些仪式都跟我没关系。过了一阵，包玉霞冲进来对我说，你的小说被《上海文学》选中了！是你写的《红鸟》吗？还是你姐？无疑，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呆在原地，不知道怎么表达好，有点不确信，内向的我大概还是全程面无表情吧？我这个“小保姆”的处女作居然成了那次笔会上唯一被大刊编辑带走的作品。

后来《骏马》主编刘迁老师在评论里说我是跑步进入文坛的作者。

那是一个质朴的年代，编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写作不成熟的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也放得下身段走进小作者群里讲述文学的编辑和创作，讲述文坛轶事，作家轶事。张老师回上海后写给呼盟文联的信里还在嘱咐他们好好培养我，他说我会成为第二个乌热尔图，这是对我极高的赞誉和期望了。我姐拿着张老师的信开始为重新安排我的工作而奔走，多次去我们领导家游说，终于让领导同意把我从米粉车间调到粮食局老干部办公室做了一名干事，这样我坐起了办公室，因写作而改变了命运。

第二次参加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是在1991年夏天，我从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回家，恰好那一届的笔会在莫旗召开。从我1987年开始写作，直到1991年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先是我母亲终于同意我姐调动工作去阿里河夫妻团聚，过了不到一年，母亲去世，我姐的确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后来乌热尔图寄给我一个西北民族学院的招生简章，据说他们那里要办一个作家班，邀请了玛拉沁夫、张承志等名家授课，让我很是心动。我千方百计地去了。在那里上了半年有点失望，根本没有招生简章上许诺的东西，又和几个同学考去了南京大学的中文系作家班，期间我开始在《草原》《民族文学》发表小说。1991年我从作家班毕业回到莫旗粮食局工作，那时单位换了领导，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已经被人替换，我连一个办公桌都没有了。因为从南方回来，心态还没调整过来，感觉跟原生环境十分疏离而苦闷，很多很多想法满涨在心间，于是写出了散文《摇曳的午后》和《旧屋》，还写了一篇非常杜拉斯风的青春小说。

那次笔会邀请了《山西文学》的两位编辑祝大同和张承信老师过来讲课。祝老师十分健谈，看文章眼光十分犀利，看完我的青春小说后直接说，这不是你自己，这篇文章很做作。作为刚刚读完两年南大作家班的我直接被打蒙。他让我把发表过的小说拿来给他看，我拿来在《草原》上发表的小说《邻人》，祝老师十分欣赏这篇小说，夸我是有天分的，他说这才是你自己，还问谁是这篇小说的责编，太有眼光了。我忽然明白不同的杂志编辑眼光是不同的，《邻人》被好几个杂志社退稿，《草原》的白雪林老师留下发表，还给放在了小说二题的位置。祝老师忽然对我们姐妹都写作非常感兴趣，提出去我家里看看。记得那个夏天，我父亲还在世，在他屋里看着他的14寸彩电，我家那时连沙发都没有，但是在院子里，我春天种的向日葵和黄瓜、豆角都结了果实，夏日的黄昏十分湿润，祝老师摘了我们院子里的黄瓜吃着，听他谈论文学真是一种享受，他的阅读量超级大，而且文学品位非常高。他建议我们订阅《外国文艺》，我从那时开始订阅这本杂志直到现在。

从笔会上分别后，我写了一些小说寄给他看，祝老师写信交流对我小说的看法，基本都是批评的多，现在想来祝老师似乎是在雕琢一块璞玉，对我不断地敲敲打打，尽管备受打击，但是我的确慢慢找回了自己。直到我写出《冬夜》，他才说好。然而他喜欢的小说，当时的各家杂志并不喜欢，他怎么推荐也发表不了，反而是他批评我的那些小说在别的杂志上都发表了。有时想想文学的路，的确是艰难的，文学审美的把握是需要一些在寂寞里坚持的勇气的。祝老师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旋转》，写了去我们莫旗的感受，写到我们姐妹和他读到《冬夜》时的感受，感叹“谁有闲暇的时间来倾听死亡迫近的脚步？”我在出版我的小说集时，把这篇文章选做序，用以纪念我曾经写小说的时光。

那次笔会上的两篇散文大获成功，《摇曳的午后》在《山西文学》发表后竟然入选漓江出版社编选的《1991散文年鉴》，那年似乎是散文这个文体开始爆炸般繁荣的年代，这部选集也似乎是散文年选这类出版物的开山之作。在这本选集里我第一次读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还有非常多的名家之作，风格各异，能够列入其中的确给我巨大的鼓舞。然后就是《旧屋》在《骏马》杂志上发表后所引起的反响。冯苓植老师的长信给予我这篇文章充分的肯定，让我开始转而写散文，我突然发现写散文对我来说表达更加顺畅，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共鸣。我所参加的第二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直接使我转变了创作方向。

第三次参加民族文学笔会是在2003年夏天，也是莫旗的夏天。我的女儿刚满四个月。我像当年我姐抱着晶达参加笔会一样，带着孩子去了。这12年里我的生活又有了巨大的改变，比如我结婚离开故乡到通辽工作和生活，我的以《旧屋》为名的散文集刚刚获得了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成为我真正的代表作。因为跟《美文》杂志陈长吟老师通过一次电话，谈到我们达斡尔族多是女性作家的现象，让陈老师萌生了策划一期莫力达瓦女作者散文专辑的想法，我受命跟家乡的姐姐们组稿，竟然成功了。2003年8期，《美文》杂志推出了莫力达瓦女作者散文专辑，陈老师也受邀参加了我们的笔会。我是联系人。1994年陳老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的散文《早春纪事》，不仅发表并且还获得了当年的征文奖，获奖者一共三个人，另两位是戴厚英和车前子，这给了我极大的荣光，我必须得去见见陈老师。我又邀约了我南大作家班的同学，《东海》杂志副主编金学种和浙江作家朱俊，请他们来讲课，这也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跟他们见面。这次笔会因为我的女儿还小，我是忙乱的，带着孩子跟大家相聚，我时常还要躲到一边掀开衣服给孩子喂奶。已经是呼盟文联主席的艾平老师见到我的孩子欢喜地抱过去，大家这个抱那个抱的，我的女儿居然不哭不闹任凭大家的传递。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来参会的刘成老师说，达斡尔族女作家后继有人哪！从那次开始，我萌生了以达斡尔女作家为群体进行宣传的想法，苏华姐也很认同，她说服了我们莫旗文联的海英主席，在她们的不断努力下，最后居然获得了我们莫旗政府的大力支持，在2017年底成功地促成达斡尔族女作家群在中国作家协会开了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达斡尔族女作家群在内蒙古文坛依然活跃着，创作成绩斐然，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有8人，全部为女性，其中我家的华姐、我还有晶达都成为了中国作协会员，达斡尔族有两位女作家当选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

2023年9月初，远在福建的达斡尔族女作家梁星联系我，说想来参加今年的第二十五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请我帮忙联系，邀我共赴。我很犹豫，因为我生活不能自理的爱人我不知道托付给谁照顾，掐指一算，我居然有20年没有参加过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了。这20年里我在自己的生活中起起落落，经历着命运的打击和鼓励，五味杂陈。我忽然非常想回到这个给了我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又一直支持着我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的群体里，跟家乡的文友叙叙旧，重新感受一下来自血肉般的故土的怀抱。我把已经在上大学的女儿叫回家照顾我爱人三天，又请朋友协助她，跟单位请好假就直接飞往海拉尔。

我先是见了我十几年没见的外甥一家，他现在在鄂温克旗工作。看着小时候嬉笑淘气的小男孩已经成为沉稳的中年人，而我因为自己风雨飘摇的生活而缺席了他工作、结婚、生女的重要人生时刻。我缺席的还有这么多年历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还好人都在，就是都老了，年轻的后来者并不多见，带我步入文坛的华姐早已步履蹒跚，空特乐已经成为鄂伦春族文学的代表性人物。给了我创作舞台的《骏马》杂志依然尽心尽力地坚持着，年轻的新主编依然保有几代前辈们对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的情怀，令人欣慰。这次笔会吸引了福建和广西的两位达斡尔族女作家前来参加，还有一位旅居辉河草原的陕西作家房子先生，他笔下对呼伦贝尔草原的细腻观察又给了我们这些原住民一些新的观察自己脚下大地的视角。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正在融入更多文化元素，成为促进多民族团结的一种极好的方式。草原上的多民族诗朗诵唯美浪漫，鸟群在蓝天白云间掠过，牧放中的牛羊好奇地过来倾听人类的诗与歌的吟诵，用柳条编织的蒙古包伫立在初秋的辉河边，阳光透过缝隙一点一点地闪烁着，山河依旧，草原依然丰美，人心依然火热，等着我们继续为我们神奇的大地述说。

因为有了新的身份，家乡人把我请到主席台上，给了我极大的礼遇，让我这个从呼伦贝尔出走半生的游子有了一种和自己的族群重新融合的归属感。简单发了一个朋友圈，山西的祝大同老师看到后留言，几十年前的小姑娘，现在坐到了主席臺上。他的话忽然也让我心生感慨，不由得想起36年前，自己第一次以小保姆的身份参加笔会的那个夏天，心中的忐忑不安和窘迫，没想到从那时起，写作伴随了我的半生。

一个边地的文学活动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坚持了四十多年，举办了二十五届，让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这三个没有自己作家的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作家，并开始述说自己族群的生命故事，这已经成为一个传奇，而我不但是个亲历者，居然也成了这段传奇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 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