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轶男

(江苏海洋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地理意象属于文学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从意象属性上它可以分为自然意象,如山河日月、动植物、流水星尘等;人文意象,如道路、雕塑、园林、建筑等[1]。地理意象首先具备地理属性,其次被赋予社会价值,展现出一定文化意识形态。它可以作为研究方法提出,也能作为研究对象提出。

从研究方法来看,地理景观被“看作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而社会就是建构在这个价值观念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地理景观的形成过程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2]。换言之,地理景观构成了一个有人参与的社会系统,人与景观能在这个社会系统中进行有序合理的交流。作为研究对象看,上海的地理意象在晚清通俗小说中的显现主要表现在:道路样貌、公共基础设施、沿街而立的各城市建筑物等。这种地理意象为表意表情之象,成为人文景观符号化的隐喻。我们能从特定地理意象研究其对于小说叙事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探寻其在文学场域中散发出的文化内涵。它们不仅支撑了晚清通俗小说自身的结构,还见证了晚清社会历史的变迁,使地理意象具有文化意义,丰富了上海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将以晚清著名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例,探讨地理意象在文本中的叙事功能及审美文化意义。

1 晚清通俗小说中的上海地理意象

1.1 马路街景

中国通俗小说中,地理空间书写往往以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作为对象,从而展开故事情节,典型如长安之曲江、南京之秦淮河、苏州之虎丘。对于上海而言,租界的划分,正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地标”。

当时上海实行“一市三治”,划分出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英美合并),各国划地为界后便设工部局加紧筑路、收管军路,修建基础设施。品尝到利益后,各国纷纷不择手段越界修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便于管理并彰显自己的势力,英国人在《上海街道命名备忘录》中提出:东西走向街道以各城市命名,南北向街道以各省名字命名,以便为进一步殖民扩张做准备。由于英国是彼时世界势力范围最大的国家,1865年工部局采取了这种命名方法。东西向马路依次为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州路),南北则为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等。《海上花列传》中的大马路、四马路、咸瓜街、宝善街、棋盘街等,都是经得起推敲。这种治理格局、道路名称不同程度地在小说中进行了真实还原。

另一方面,街道上青楼、酒楼、茶馆鳞次栉比,三堂子倌人、洋商买办、留着长辫子身穿西式制服的巡警在马路上穿行自如,这是专属于晚清上海现代化异质化的街景。正是在这种地理空间下生产出了大量堪比风物志般的小说,对于城市风貌的描写详尽精准,“上海地图”在各通俗小说中被若隐若现地刻画出来,成为晚清独有的叙事特点。作为地理意象的马路、街景不仅串起小说文本自身的结构,还丰富了上海这座华洋杂居城市的文化内涵,记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上升为某种文化意义上的传承[3]。

1.2 妓院

晚清上海的高等妓院几乎成为这座城市繁华与堕落的标志。作为一个半开放的公共空间,妓院凭借其专属的运营模式,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牢牢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通常意义上,它可能只是嫖客欲望宣泄的一个地方,但若放在清末时期的上海,妓院除了性交易外,还成为政客、商客等有一定社会地位人群的避风港与情报交换所,妓院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感情。像《海上花列传》所描述的长三堂子这种高级妓院,就类属于良家家庭模式,蔓延出家庭的氛围,甚至会产生爱情。里面的长三也有别于低级花烟间的妓女,她们往往是权贵们酒局交际应酬的得力助手,甚至是利益捆绑的合作伙伴。

妓院依托着上海这座黑幕高涨,政界相互攻讦、女界风韵百态、商界尔虞我诈的城市,伴随着经济繁荣发展的是同样生长的恶之花。在上海这般的文化背景下,妓院被赋予更多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1.3 茶楼

茶楼是租界上海一道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景线。作为近代城市不断兴起的一种公共空间,它不仅给短暂流动人口提供了临时休息场域,更是集政治、商业、娱乐、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职能于一体的活动场所。

租界四马路上的青莲阁是沪上首屈一指的西式茶楼,共分两层。楼上摆着八仙桌,供人品茗、吸烟、观看风景。楼下布置弹子房、影戏房等,是一个集观影、摊贩杂耍、游艺于一体的小型洋场。《海上花列传》中各妓女与嫖客都爱去茶楼消遣聚会。文人雅士也会前去煮茶论艺,举办集会等。在这种以娱乐为主的场所中,人们原本的身份、阶级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情绪、欲望的高潮与满足。上海茶楼随着上海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兴起逐渐兴盛,它不仅是工商业繁荣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还体现出人们对于主观情感及欲望的极大追逐。

2 地理意象在小说中的叙事作用

时间与空间是叙事不可缺少的两个维度,但人们往往忽略空间维度的重要性,直到二十世纪末倡导“空间转向”,叙事的空间维度才得以被重视[4]。空间其实一直与主体性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晚清上海出现的这类通俗小说就常常把人物与空间糅合,人物性格特征与不同地理表象相联结,从而表达小说人物甚至是作家自己庞大的精神世界,甚而将隐喻的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外部表征。下文将从四个方面论述空间上存在的这些地理意象在小说中的叙事作用:

2.1 地理意象绘制上海小说地图从而串联故事情节

马路与街景已不单单是空洞死板的故事背景图,而是作为空间的连接介质,起到串联故事情节的作用。拿《海上花列传》十三回举例:

陆秀宝梳妆已罢,初换衣裳,一见朴斋,问道:“耐一早起来去做啥?”朴斋使个眼色,叫他莫说。

陆秀宝如何知道赵朴斋一大早就起来了?除非他就是在此处过的夜。根据上回赵朴斋连夜在陆秀宝处吃酒,可推测昨晚陆秀宝应是被赵朴斋开宝了。清倌人第一次留宿客人称为开宝,妓院大多会按照新婚仪式去布置房间,有的则会要求客人送戒指作为礼物,陆秀宝亦想要戒指,赵朴斋以没钱婉拒了她。从二月十二到如今十八,短短几天,赵朴斋身上的钱已花得差不多了,便决定去找在义大洋行工作的吴松桥。

遂叫把东洋车坐了,径往黄浦滩拉来。远远望见白墙上“义大洋行”四个大字,朴斋叫车夫就墙下停车,开发了车钱。

读者的视线跟随赵朴斋从西棋盘街转向了义大洋行。殊不知,在洋行工作的吴松桥也没什么钱。

方才见吴松桥穿着本色洋绒短衫袴,把身子扎缚得紧紧的,十分即溜,赶忙奔至帐里……足有一个时辰,松桥才来了,已另换一身绵襔马褂,时路行头,连镶鞋小帽并崭然一新……松桥说道:“我约小村来哚兆贵里,倪坐车子去罢。”随喊两把东洋车坐了。车夫讨好,一路飞跑,顷刻已到石路兆贵里弄口停下。

从着装我们可以分析吴桥松干的应该是体力活。更衣前,吴松桥只是个洋行打工小伙,下班换上自己衣服后,却成为与有钱人一同叫局打牌的体面人。这天晚上,吴松桥约了张小村、周少和、李鹤汀在兆贵里孙素兰家打牌,赵朴斋便随着吴松桥一起乘东洋车去往孙素兰家。读者视线随二人乘东洋车转移,后文故事发生的地点又在下一站孙素兰家中开启。

松桥把数好的两注车钱分给车夫,当领朴斋进弄,至孙素兰家。只见娘姨金姐在楼梯上迎着,请到亭子里坐,告诉吴松桥道:“周个搭张个来过歇哉,说到华众会去走一埭。”松桥叫拿笔砚来,央赵朴斋写请客票头,说尚仁里杨媛媛家请李鹤汀老爷。[5]

张小村与周少和已来过孙素兰家,这会正在四马路上的华众会里,一会儿回来,吴松桥便让赵朴斋写请客票请李鹤汀老爷来孙家吃饭打牌。

不难发现,场景的转换大都借助掮客与妓女在街道马路的动向来实现,马路与街道已从单纯故事背景的演绎扩展为空间的连接介质,将不同故事的发生地微妙串联,环环相扣。小说情节得以自然展开。这种网状立体的叙事结构让小说人物在稳定的空间环境中生存生活,在近真平淡中铺陈出一幅上海浮世绘。

2.2 作为叙事文本巧合式情节的发生地增强情节趣味性

无巧不成书,没有巧合,文学作品往往难以从现实世界的逻辑中跳脱出来,无法制造情节张力。巧合式情节的设置能让读者在“奇”与“巧”中产生精神上的愉悦。韩愈在《毛颖传》曾提到“以文为戏”[6],他用拟人的手法描写了一支笔的身世,角度新颖,故事传神。这种“以文为戏”的写作手法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文学性与趣味性。从叙事学角度看,把地理意象作为构建文本内容的某种手段,使巧合式情节戏剧化,这种艺术性的“戏”增强了情节的有机性与趣味性,展现了别样的叙事套路和审美意义。

《海上花列传》第九回中,罗子富、黄翠凤一行人与王莲生、张慧贞两人在茶楼明园巧遇。明园作为巧合情节的发生地,不仅衔接上文罗子富逐渐被黄翠凤吃定,更为下文沈小红拳打张慧贞作铺垫。两拨人下车相会一齐上楼就座,这时,王莲生的相好沈小红带着娘姨阿珠和大姐阿金大怒气冲冲找过来。沈小红瞪着眼睛喘着气扑来,一把抓住张慧贞抡起拳头就打,张慧贞哪有沈小红泼辣且没带一个娘姨,只有挨打的份。旁桌罗子富一群人也是看懵了不敢上前拉架。张慧贞被沈小红按倒在地骑着打,旁边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

作者利用明园相会制造巧合,读者的视野从罗子富一行人转移到了明园偶遇上的王莲生与张慧贞身上,引出沈小红拳打张慧贞的情节。这种巧合式的情节设计往往与读者的心理预期有出入,情绪上易产生间断性的紧张感与惊喜感,读者的思维被牵引到另一个世界,这种起承转合更能让读者感受到文章的艺术魅力,故事冲突更为鲜明与曲折,增加文章的耐读性。

2.3 城市建筑物的空间叙事能利用空间安排小说结构

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将希腊神话中的“叙述性”原型与中国神话中的“非叙述性”原型进行比较研究,得出 “前者以时间性为架构的原则,后者以空间化为经营的中心”的结论,也提到班固的观点:《春秋》尚事(events),《尚书》重言(words)。“言”与“事”是中国叙事文学中交替出现的两大型式,而在中国文学的主流中,“言”往往重于“事”[7],也就是说,空间感往往优先于时间感。而晚清大部分通俗小说都摒弃了传统线性结构,没有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等通俗贯式书写,选择用空间的转移来取代时间性与因果性。

拿《海上花列传》前几回目来说,按书中的日子,开篇2月12日赵朴斋拜访洪善卿,去聚秀堂打茶围;2月13日赵朴斋继续在聚秀堂吃花酒,王莲生托洪善卿替张慧贞买家具;2月14日王莲生哄沈小红,晚上老爷们在妓院吃花酒;2月15日张慧贞搬家,王莲生摆双台请吃酒,罗子富送礼黄翠凤;2月16日沈小红去茶楼明园打张慧贞,王莲生晚上被沈小红拿下;2月17日陈小云陪金巧珍去看望金爱珍,而后赵朴斋在陆秀宝的聚秀堂摆酒,王莲生在沈小云家摆酒;2月18日洪善卿去景星银楼换首饰,遇上赵朴斋又跟其去了聚秀堂找陆秀宝,结果发现赵朴斋昨夜留宿了聚秀堂,已将陆秀宝开宝。

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作者基本都是用空间的转移来承接故事情节。读者在一个个生活片段的彰显中,在空间地点的转移中渐渐摸清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不是由作者直接告诉读者各种事件的始末缘由。其余像《九尾龟》《海上繁华梦》《市声》等小说都是这样的散文式结构,小说内容是一帧一帧截取的生活画面,看上去是众人游走在不同的妓院、茶楼、饭店,散乱无序,各种独立画面并置而立,实则在故事情节上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所谓形散神聚[8]。

2.4 侧面塑造人物形象

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加布里尔·佐轮将空间分为三个层次:地点、行动域、视域。地点是叙事中的地点层面的场景,行动域与时空相关,视域是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及个人回忆、回溯的综合体验,是读者对于所呈现虚拟空间的感知[9]。由此可知,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就是从表层地点延伸到深层视域的过程。小说中的地理意象则为表层地点,通过对其的理解,加之个人经验的回溯,能将其拓展到更为深层的空间,探寻文本的深层内涵。

晚清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活是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许多作者都不约而同花费大量笔墨在妓院与茶楼上。通过妓院此意象的畸形色彩,能侧面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人物命运。从《海上花列传》第十一回的回目“乱撞钟比舍受虚惊,齐举案联襟承厚待”中,“联襟”一词的运用,就表现出妓女身不由己的悲惨命运。

因头天晚上租界起大火,妓女金巧珍想去看望被火势吓到的同为妓女的姐姐金爱珍,但姐妹俩同为妓女,身处不同妓院,不便看望,金巧珍只得拉着相好陈小云一同前去。众所周知,联襟指的是姐妹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文章这里只有三个人,却用了联襟。我们可以猜测:书中陈小云本是妓女金巧珍的相好,却到金爱珍那里打茶围,按照妓院的规矩,他的身份就变成金爱珍的相好,那么这里的联襟则指的是,陈小云自己和自己是联襟,作者用诙谐的笔法调侃此次看望。

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平常的探望,由于姐妹俩特殊的身份,所处的妓院的特殊空间,让三人形成了一种复杂苦笑的关系。韩邦庆通过对三人与“妓院”之间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呈现出对个体在都市中生存环境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关注,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悲悯。

3 地理意象的审美文化意义

3.1 租界现代化建设加强了市民的美感教育

美的创造不仅美化外部世界,同样美化着人类自身,能对人的情性施加积极影响,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塑造[10]。不论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还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他们都十分重视美育的作用,认为其是不断完善人的品格的一种方式。可见,美育在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陶铸优良的品性,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

租界内呈方正棋盘格状分布的交通网,临街依次屹立的茶楼、酒馆、饭店、青楼等建筑群,加上城建设置的广场、沿街设置的绿化、街上零散游走的人群等,一同构成晚清上海都市街景。这些马路与街景逐渐演变为一种城市意象,对当时上海市民起到一定意识与无意识交织的美感教育的作用。

晚清上海相比于其他城市,其租界内的街道由于受到工部局的管理,道路养护意识、行道树种植以及路政配套设施上,都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海上繁华梦》第十七回中杜少牧与谢幼安等人从南城访友回来的路上是一片狭长的黑暗,但当他们进入沪北租界区时,明亮宽敞的马路让他们倍感轻松。可见现代化道路与公共照明设施日俱完善的重要性。《上海租地章程》中也规定:“上述已定界址内,不得建造易燃之房屋,如草寮、竹舍、木屋等……公用道路不得阻碍,如札立木架、将房檐过伸、及在其上长期堆积货物,亦不得使人不便,如堆积秽物、任沟洫流满路面、肆意喧嚷滋扰等。”[11]法租界内的市政管理亦具规划,市政于1905年在董家渡等园圃订购了大量法国梧桐栽至道路两旁,让整个街道看起来幽静整洁,林荫加持,别有一番小资情调。公董局还引入大量绿地,使街道与周围建筑看起来协调美观。井然有序的街道管理与绿化设置让上海市民在有意无意中受到美的怡情养性的熏陶,林木萧森、好鸟和鸣,在这种幽静精致环境的长期影响下,上海市民的审美情趣也在与日渐浓。

3.2 反映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取向

在《海上花列传》第三回中洪善卿一天的行程为:从西棋盘街聚秀堂到西荟芳里沈小红家,再从公阳里周双珠家去到南周锦里找陈小云,再回西棋盘街吃酒,然后去尚仁里赴最后的酒局。

作为一个漂泊上海的圆滑商人,其一天行程就是来往不同的酒局、妓院,维持利益性的人脉从而更好在上海扎根。在烟花世界讨生活的女人也好,混迹名利场的男人也罢,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在不同的马路上奔波辗转,看似繁忙充实,实则内心空虚,都渴望能在偌大的上海滩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市政配套设施以及曲径通幽的沿街绿化,看似发达先进,实则是在列强的操控与压迫下被推着进步。

作者把两大块内容交织书写,一方面,展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身份人群内心的呼喊,繁忙外壳下掩藏着需要被救赎的灵魂;另一方面,不论是租界内街道的管控、道路的养护意识,还是中国传统烛灯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明晦悬殊的电灯等路政设施,它们都是在西方列强指导、规划下成长起来的,虽给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与美的感受,但始终是在操控与推动下被动进步,而不是自立自强由自己做主,其审美情趣也是受欧风美雨的浸染,并没有把本土的文化底蕴发扬光大。从此角度看,不难推测,作者在警醒国人应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产业,做到真正意识的觉醒,早日摆脱列强对中国的控制。

3.3 展现上海商业经济、娱乐文化的繁荣发展

晚清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各传统休闲空间都发生相应的变革,小说中对于茶楼、妓院的描写,体现出上海商业经济、娱乐文化的繁荣发展。

就茶楼而言,第一,租界茶楼在建筑风格与内部陈设上别具一格。有的临高而居,有的竹影婆娑,有的曲径通幽。并且,上海的茶楼多称为“楼”而不是传统的茶馆,这代表上海茶楼规模之大,楼层至少两层以上,从内到外都透出高档与奢华的气息。由于地处租界,茶楼的样式也各具形态:中式传统、西式洋气、中西结合,甚至出现园林茶楼。1884年,申报是这样描述印泉楼开张:“又有后园广计二十余亩,拟建楼台亭阁,择吉兴工,他日高成,更添游者之逸兴矣。”店家想扩建楼宇,让客人能游园与品茗兼顾,增添游玩乐趣。

茶楼内部,亦是陈设精致,极富情调。《海上繁华梦》中就记载了四海升平楼的精致内设:“这里四个人上得茶楼,要想拣个座儿,哪知逢辰早已到了,靠在窗口一张大理石桌上,泡茶候着。一见众人,趋步上前,笑脸相迎,忙唤堂倌过来,动问各人用什么茶。锦衣吩咐泡碗雨前,冶之、志和俱是洋莲,少牧是红寿眉,堂倌依言自去准备。”[12]租界内的茶楼所用桌子为红木镶嵌的大理石,一般茶楼则是纯红木桌,此外这里还出现了雨前、洋莲、洪寿眉等上等茶,一般茶馆多为绿茶、红茶之常规茶叶。

第二,茶楼除了常规品茗聊天功能外,更延伸出休闲娱乐区。由于层高扩大了空间,店家往往不拘泥于常规品茗,或开设烟馆、弹子房、点心局。《上海指南》写到大马路的财源聚宝楼,四马路的四海升平楼、青莲阁,南市的湖心亭茶室、“春风得意楼”、“也有轩”等皆供水烟。青莲阁楼上售茶,楼下放映电影,可打弹子,听唱曲。广式茶楼出售甜点吸引顾客,不仅有粤东茶食,还有西洋小食,荣昌茶楼开业时就在申报上刊登:“本楼巧制粤东茶食、蜜饯糖果、各国番饼,自办官礼名茶。”上海茶楼与都市休闲娱乐完美融合,不仅是西方异质文化入侵的证明,也是其经济、娱乐文化繁荣的表现。

就妓院而言,第一,其职能的多变成为晚清上海商业化的表征。晚清上海的妓院已不再是普通的风月场所,而是达官贵人们的情报交换所。小说中对性生活场面的描写极少,反而详写上流人士在妓院的社交活动。《海上花列传》中朱淑人被哥哥朱蔼人带到妓院去攀附权贵,目的就是让他多与上流人士交际,为将来铺路。此时的上海滩与往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大有不同,商业经济当道,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利益至上是社会的主流。书中吴松桥便是吃了权贵的红利,初期金融资本都倾向于名气大的人,而非有实际资产的人。吴松桥身为西崽,因为辗转跟上海滩的一些富商、流氓头子结识,有了名气,就能在上海业务与资本最大的汇划庄钱庄借到几千大洋。在妓女孙素兰家打牌时,张小村、吴松桥和周少和一起设赌局赢了李鹤汀老爷许多钱,即便是输,吴松桥也坦言他不怕亏钱,因为他能再次去钱庄借钱,毕竟交际应酬得来的人脉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第二,高级妓院精致的装潢、布局亦透出晚清上海经济、娱乐方面的繁荣发展。高等妓院的布局十分讲究,在《海上花列传》十九回中名妓屠明珠设西餐为人作寿,其寓所富丽堂皇,犹如水晶宫一般:

靠西两间乃正房间东首三间,当中间为客堂,右边做了大菜间,粉壁素炜,铁床玻镜,像水晶宫一般左边一间,本是铺着腾客人的空房间,却点缀些琴棋书画,因此唤做书房……在亭子间里搭起一座小小戏台,檐前挂两行珠灯,台上屏帷帘幕俱系洒绣的纱罗绸缎,五光十色,不可殚数。[5]

无独有偶,像《海上花列传》中的蒋月琴,她帽子上一粒包头珠子就要五百块洋钱,而此书第三回中,周兰将周双玉买回家才花了五百洋钱。背靠嫖客的妓女都富贵如此,对于沪上权贵而言,五百块洋钱自然是九牛一毛的开销。

上海自开埠以来,已逐渐成为远东第一大商埠,其商业经济在西方的影响下急速发展。无论是人口结构、娱乐消费、器物用具等都体现出大都市的特点,小说中的展示也仅仅是繁华上海的冰山一角。

4 结语

上海这座城市作为一个空间载体,它的存在与变迁会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写作。作为故事叙事中的重要元素,城市在很大一部分上给小说叙事提供了故事背景、时代特征、人物素材等,甚至能在某种政治环境下决定小说人物的命运。此外,城市也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吸纳不同的文化与精神,使城市成为某种特征鲜明的文化的表征,包含着属于这座城市专属的文化内涵。城市书写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地理空间就是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理空间视角出发来探讨具有明显地域特色与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是科学且创新的。它让我们从空间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文本,品味作者描写的独特的城市风景与城市品格。这些地理意象不仅代表了特定的地域文化,更影响了小说的结构、叙事语言、情节走向等,传递出一定的文化意义与美学价值。让地理意象不单是一种景观,更是一种文化的承载,唤起读者对文化的思考、历史的想象。从地理意象考察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多方面去探究艺术创作的动机、生成过程与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