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静

(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步入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迎来新的挑战。通过澄清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区别,有助于正确认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范畴、富裕途径,在借鉴西方福利社会的经验与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有效避免落入“福利陷阱”、形成不良社会风气。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理论支撑差异、发展历程差异、实践效果差异方面。二者各自具备独特的国家形态,具有一定的对立属性。西方福利社会是由福利国家改革而来,福利国家是经由战争苦难的“战争国家”发展而来。社会主义国家大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形成民生国家,民生国家是通过政治民主、经济高效和社会公平的方式保障改善民生、实现民生幸福的国家形态,集政府主导性、目标层次性、制度公平性、动态发展性、共建共享性五大特征于一体,是一种新的国家治理形态,又是一种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的民生保障政治体制[1]。福利国家与民生国家的执政党都需要解决好民生问题来取得执政支持;福利事业覆盖面广、发展较为复杂,需要多元主体共同推进,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推进。

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之前,西方世界就已经提出了“福利国家”及西方福利社会等概念。分析两者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将有利于二者内涵与外延的把握,厘清二者实践过程中采取的道路,明确未来发展的趋势。首先,存在部分群体对于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概念理解不清晰、不明朗的现象。促进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否蕴含“福利陷阱”?是否会助长社会形成“等靠要”或“养懒汉”风气?针对这些疑难问题,一部分人存在片面化、碎片化的理解。其次,一些富裕群体或阶层担忧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推进会影响他们的获益。他们认为,后富群体的富裕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他们的损益上,将会影响正当合理且合法的收入,这其实是将西方福利社会里面的要素混淆进来,没有充分澄清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之间的区别。最后,学术界对于西方福利社会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以“福利社会”为主题词在知网进行搜索,期刊论文不足三百篇,以“西方福利社会”为主题词搜索则更少。通过充分的外部研究,具备国际视野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西方福利社会实施的现状、存在的特征、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联系与区别。

2 理论支撑差异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都具有雄厚的理论支撑,分别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与西方福利思想。除开二者的阶级性差异外,西方福利思想的理论支撑还具有相对稳定与不稳定性的特征差异。西方福利思想历经数个世纪的跨越,存在各种流派思想且同时发生作用,呈现“非此即彼,争夺主流”的内部斗争,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执行的分歧,从而致使落实不顺畅,效果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折中的“第三条道路”诞生的原因之一。

首先,西方福利思想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交替,总是在经济危机出现时失灵。西方福利思想呈现较大变动性,这与其福利国家的两党制存在一定关系,其中存在内生分歧与对立的逻辑。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倡导国家干预经济,促进充分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甚至达到收入均等。在这一点上,与凯恩斯主义十分契合。二战后出现了经济萧条,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无法应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发展窘境。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福利国家发生的石油危机,使新自由主义又成为社会福利思想的理论主流流派。

其次,西方福利思想其中的一些流派思想存在内生对抗性。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对流派思想是典型代表。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一种,其本身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理论,在政治上发展社会民主,强调阶级之间调和与合作,有利于劳工利益的改良。主张国家对公民福祉承担责任,政府的角色是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人提供资金与服务,维护社会公平。由此,资源再分配上奉行平均主义目标,也促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概念具有社会主义特征,在社会分析与方法上和自由主义具备相同点。社会民主主义重视社会福利制度,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极其重要的方面。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它本身也明白福利制度只是“缓冲”了社会矛盾,并未真正解决矛盾。20世纪初,其作为改良主义思潮之一在西欧盛行,但二战后才广为传播并被运用。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折中的“第三条道路”成为主要社会福利理论流派,并且这两种流派也依旧盛行[2]。

新自由主义则表现较为激进,其基本原则包括: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还从个人、国家、国际三个层面推崇自由。首先,推崇个人自由主义,认为这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与经济自由的基本出发点。国家不应该干预个人在市场中的选择,个人拥有自由选择权才能保证社会进步与创造。其次,推崇竞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引导与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市场经济是民主的基本堡垒,通过财产所有权分离,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要遵循市场本身运行的规律,国家调控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最后,主张私有化,推进全球自由化。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通过市场调节就能实现经济均衡,各国应该取消经济保护,实现生产要素、贸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与国际化,这样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

新时代共同富裕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较之于西方福利思想的多流派具有相对稳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福利思想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点的分析,从而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限于历史局限性,在他们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完全确立,因此,这一思想是较为原则性的。马克思从生产资料占有的归属出发,认为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还指出,社会保障的基金来源于六项扣除并且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角度说明了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必要性。同时,他剖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工人阶级所得到的社会保障是自己剩余劳动的一部分,而不是源于资本家的恩惠。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欺骗性,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不是为了改变工人阶级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而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工资的本质。

3 发展历程差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回顾西方福利社会的生成逻辑与理论范式有助于推动当今世界福利事业的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福利社会起源较早,自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之后,西欧其它国家(法国、瑞典、挪威、丹麦、联邦德国、意大利等)纷纷进行了追赶,相继建立福利制度[3]。考斯塔·艾斯平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首次提出了“福利体制”概念,由此开启了比较福利国家研究的新架构。他采取了“全景”的研究并使得福利国家研究“社会学化”,从三种不同体制类型来认识福利国家,即: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法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包括历史上的合作主义国家与德国俾斯麦以来的家长式威权国家);以瑞典、挪威、丹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4]。金佳厚认为,因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影响,西方国家人们的社会福利观在适时地调整变化,形成了“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范式、“福利社会-道德经济”范式、“福利组合-混合经济”范式、“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并旨在通过几类范式的系统梳理与分析,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与构建提供一定启示[5]。伏佳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诞生以前,中西方具有一组相似的社会政治概念,即中国传统社会“均贫富”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观念,将两者进行梳理有利于我国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6]。林闽钢指出“福利社会”是用来代替“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体现了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变,从政府单一主体向国家、市场(包括企业)、社会主体(个人、家庭、慈善机构、民间组织)转变,通过对西方福利社会的经验吸取与教训总结来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7]。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提出是基于对已有社会福利实践经验的丰富总结,经历了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开启了我国“社会政策研究”时代,社会政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社会政策由此备受重视。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中央文件先后提出了社会政策发展的几个原则,即:适度普惠、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福利社会化、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政策要对经济形势相适应与协调[8]。共同富裕从邓小平时期就已经注重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他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六大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三位一体”理念,即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缺一不可;党的十七大增添“社会建设”,形成“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四方面并列,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民共富;党的二十大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即全民共富的现代化,体现了全面性。

4 实践效果差异

首先,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福利初衷”与实践途径不同。从时空上看,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最早建立,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较早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福利制度体系。威廉·贝弗里奇被公认为福利国家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他在英国工作时,就较为关注失业问题,并随后撰写了《贝弗里奇报告》。他阐述了民众需要社会保障的八种原因,即:失业、伤残、失去生计、退休、婚姻需要、丧葬需求、对16岁以下的少年或儿童接受全日制教育补贴、身体疾病或失去劳动能力。并且提出了由社会保险、国民救助、自愿保险三个层次构建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为民众勾画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思想和实施方案。西方福利国家所构建的福利社会主要依靠两招:一是公共产品供给,教育、医疗、社保等体系比较完善;二是财税政策保障,累进税制及转移支付力度较大。西方福利国家呈现高税收、高财政支出、高财政转移等特点。高福利制度本质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统治地位。高税收对富裕阶级的资本家以及中产阶级进行征收,遗产税等直接税税种往往使得富裕阶级的资本家以及中产阶级缴纳高额赋税,使得财富代际之间的转移削弱,福利制度的实施让他们收益有限,却更多惠及的是社会底层低收入群体,所有人不是平等地享有社会公共财富,形成西方式“劫富济贫”。高福利制度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因此,不能够抑制贫富两极分化。

新时代共同富裕是民生国家福利的集中体现,其中具有丰富的制度体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逻辑起点,以社会保障体系为民生依托,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逐步实现人民对于高质量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为提升民生福祉而不断努力。党的十七大后才明确提出“中国福利社会”一词[9]。虽然时间上对于社会福利的明确起步较晚,但却呈现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随着“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中国的福利制度体系将不断完善。

其次,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实践效度不同。西方福利社会的高福利制度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绝创造了条件,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力,确保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持续性。市场容量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固定的,而工人阶级与社会底层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富裕的资本家其本身的消费存在一定的限度且这类群体本身就只占福利国家的少数,因此,高福利制度能够促进市场消费,只有完成消费这个环节,商品的生产才会显得有意义。高福利制度使得民众懒于劳动,光是国家福利就足够他们生活,呈现“躺平”之势。高福利在西方福利国家的政治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选举人在选举前常常为了高支持率而作出高福利保证,选举后因为高福利代价巨大而“失信”,只能通过一些政治手段避重就轻,延缓福利的落实速度。而当民众发现时,这一代人已被换代更迭,高福利引起的弊病传导至新的当权者手中,形成政治上的顽疾。福利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与人民福利要求的无限增长越发明显[10]。高度依赖高福利的民众对福利程度较为敏感,福利降低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民众懒于劳动导致国家整体收入降低,同时,高福利制度使得国家财政支出年年加大,容易造成财政赤字。国家为了缓解这一状况常常向他国借款,扩大国家债务,甚至形成债务危机、信任危机,最终导致恶性循环,陷入“福利陷阱”,导致国家发展止步不前。

新时代共同富裕是逐步提升福利程度。立足国情,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注定不能实行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确保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通过脱贫攻坚战来扶志扶贫;通过按劳分配原则,有劳动能力者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避免“养懒汉”现象的出现。同时,倡导共建共享,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事业成果的享有者,又是建设者。一方面,能够使得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事业出一份力,为社会需要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应该汇集人民的力量共同建设,创造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时,又通过公益事业与慈善活动,关爱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使弱势群体感受到温暖,体现人文关怀。

最后,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实践广度不同。西方福利社会看似福利内容覆盖面广,但却存在一定的欺骗性。西方福利社会虽然福利范围涉及人的全过程生命周期,但却十分缺乏精神层面的内容,这样就导致了人的单向度发展。即使福利中的教育与假期方面也只是仅限于维持劳动力的自身再生产,而不是真的从劳工身心健康出发,《资本论》就揭示了这一成因。沈斐指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不足在于忽略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试图用物质生活需要代替人民群众的全部需要,试图用片面的物质主义发展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1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的是高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他们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却不愿投资精神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原因在于:精神产品与公共服务并不能有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投资这类产品不如物质产品获利更快更多。此外,物质层面的福利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更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候选人往往通过物质层面的福利获得选民的青睐从而赢得竞选。西方福利社会还在生态层面具有短板,那就是割裂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的逻辑关系,没有达到“三边平衡”。我国学者明确提出了构想,一种以生态主义为导向,注重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边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必将形成,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绿色生态致富体系[12]。“三边平衡”实际上把物质文明纳入“经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纳入“社会”,把生态文明纳入“环境”。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观所强调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新时代共同富裕不仅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还积极致力于生态治理,倡导生产、生态、生活“三生合一”的系统治理,注重整体性,达到“三边平衡”。在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可持续性的同时,还强调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互相协调,运用这种可持续性与协调性达到共同富裕治理目标[13]。

新时代共同富裕贯穿新发展理念,通过“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来实现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人本逻辑发展。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其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明确提出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14]。狭义的福利就是经济福利,广义的福利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文化繁荣、社会安全、生态优越都是非经济福利。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已经形成的“五位一体”涵盖了庇古的“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是全面的福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5]。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这个全面性不仅体现在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更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全面提升,构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将是对西方福利社会的全面超越。

5 未来展望

福利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共同富裕要切实推进户籍改革,确保福利落实。我国由于快速城镇化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结构,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与程度差异较大,也相应地导致了城乡之间福利水平的差异。共同富裕势必要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缩小城乡福利差距,不断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量人口流动既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又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城市既对人口流动具有吸引效力,又存在一定排斥力。福利磁吸假说就表明了低福利水平流出地作为排斥力,高福利水平流入地作为吸引力,当两地之间的福利差异达到一定程度,低福利水平地区居民将会被吸引,迁入高福利水平地区[16]。我国的福利享有存在城乡分离的现状,通常以户籍进行绑定。农民工群体工作在城市,户籍大多在农村,本应享有的福利保障因城乡分离问题形成堵点,往往因为身在城市,福利需要在户籍所在地才能落实,导致存在福利落实不到位甚至错失的问题。此外,由于大量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无法获得应有的福利待遇、福利保障,他们容易被社会边缘化,进而在原有的城市人口过多与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的问题上滋生新的治理问题。福利待遇的缺乏,使得农民工群体陷入社会底层,子女可能无法获得城市公立学校的教育,失去教育公平,丧失阶层流动性,导致阶层固化问题加重,从而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学者蔡昉指出,户籍改革唯有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协调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有效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17]。我国人口众多,户籍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虽困难重重但却是未来落实社会福利、促进公平正义的必行一步。

综上所述,新时代共同富裕所达到的福利水平呈现逐步提升、城乡福利差距不断缩小的特征,并且实现方式、实现手段都与西方福利社会中的福利存在差异,不能够完全等同。澄清这一差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限于西方诸多福利国家的具体状况与成果差异,基于新时代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中西方比较研究存在研究角度的狭窄性,这一比较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并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立足于历史现状的逻辑分析,又要着眼于当今时代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