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费晗璐

[摘 要] 随着数字化媒体发展，新阅读模式不断解构传统文学阅读体系，认知能力不足的农村儿童更容易陷入浅层化、娱乐化的误区。在农村居民整体数字阅读意识薄弱的情况下，如何完成农村儿童的数字化素养培育显得尤为关键。本文选取浙江省嘉善县农村地区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导向，采用民族志、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等，总结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发展现状，从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两个层面提出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路径。

[关键词] 社会支持 数字阅读素养 农村儿童 嘉善县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6-0066-10

Research on the Real Dilemma， Cause Mechanisms and Action Paths of Improving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for Rural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A Case Study of Jiash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Liu Chang Fei Hanl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new reading modes continuously de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reading system， making it easier for rural children with insufficient cognitive abilities to fall into superficial and entertaining reading. In the context of weak overall digital reading awareness among rural residents， it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cultivate digital literacy among rural children. This study takes rural children in Jiash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social support theory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using ethnographic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among rural children. Then， this study proposes action paths to improve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for rural children from two level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Social support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Rural children Jiashan County

[基金項目]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乡村儿童的复合阅读行为及阅读推广研究”（22NDJC116YB）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畅，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费晗璐，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生。

1 引 言

儿童时期是培养阅读兴趣和阅读行为的关键时期，新阅读模式对儿童时期的阅读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因而在社会转型的当下对农村儿童进行科学、高效的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符秋眉研究表明农村地区早期阅读教育开展不足，贫困地区农村家长的文化素养和教养方式导致幼儿早期阅读缺失，从转变家长理念、发动社会力量、优化资源整合等多通路出发，为农村儿童阅读推广扫清障碍[1]。沙垚和张思宇关注到在不同媒介发展阶段，媒介在乡村文化中发挥了“呈现”和“连接”作用，肯定了农民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崛起[2]。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少学者关注到不同媒介发展阶段对儿童阅读的影响，把视线转向高速增长的硬件更迭和农村媒介素养匮乏之间的矛盾。从已有研究可知，当前学界对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认知已经从传统的接入沟中抽离，将目光转向技能沟和使用沟，但仍未把关注点落实到数字阅读素养的培育。学者们从儿童个体、数字阅读途径等角度探讨了儿童数字阅读能力的提升，但大多停留在个体对数字阅读的接受和采纳行为上，少量的学者关注到了社会支持对于儿童数字阅读素养的作用[3]。到目前为止，社会支持相关研究中有关数字阅读的文献集中于社会支持在提升数字阅读效率和能力方面的作用，少有专门针对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和数字阅读使用的研究。同时，基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拥有较少教育资源的农村更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培养和优化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促进数字乡村建设，从而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普遍富有。因此，本文从嘉善县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现状以及儿童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出发，分析数字改革过程中，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困境，并从社会支持视角，研究完善数字化阅读改革系统，为改善社会支持系统、搭建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概念界定

学界、各类国际组织对于数字阅读的素养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影响了数字阅读素养概念内涵的理论建构及其评测应用的发展[4]。国外有关国际组织以阅读素养的概念界定为基础，通过增加数字技术要素来测试数字阅读素养能力水平。结合国际和国内学者对阅读素养的定义，本文将数字阅读素养的概念界定为：为了获取知识、发展潜能，通过对电子媒介呈现的各类形式的文本进行认读、提取、推理、整合、解释、评价以获取意义的技能与策略，其中包含数字阅读意识、数字阅读知识、数字阅读能力、数字阅读道德4个维度。

2.2 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浙江省嘉善县农村地区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总结嘉善县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发展现状，分析其面临的问题，并探讨如何从社会支持视角提升该地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选取嘉善县农村地区作为田野调查开展地点，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研究价值。嘉善县获评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示范县，魏塘街道获评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示范街道，大云镇缪家村文化礼堂获评2022年浙江省特色文化礼堂，由此可见嘉善县的乡村文明建设在省域范围内已取得一定成效，具有一定示范作用。虽然嘉善县农村地区不能代表浙江省所有村落，但对于嘉善县农村地区儿童数字阅读素养的研究可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共性问题，探索其解决办法，为其他正在进行数字化改革的乡村提供经验借鉴。二是研究的可行性。调查者为嘉善县本地人士，首先对嘉善县乡村较为熟悉，其次本地人的身份在调研中具有优势，能够更贴近被调查者，最大限度地获取真实的一手资料。

2.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调查。调研伊始，对嘉善县农村总体发展情况进行摸排评估，并与嘉善县乡村图书馆运营负责人取得联系，进行沟通，获取嘉善县乡村儿童文化推广工作现状。分别在嘉善县魏塘镇里泽小学、嘉善县大通小学、嘉善县干窑中学、嘉善县天凝中学、魏中村文化礼堂、大通村礼堂书屋、干窑村礼堂书屋、天凝社区礼堂选取调查对象进行非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文围绕研究主题，选取农村儿童、农村家长、乡村教师、乡镇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社会组织工作者共14名进行自由访谈，深入了解儿童数字阅读情况、数字阅读设备利用水平、数字阅读素养以及对社会支持程度的感知，访谈完成后整理资料，进行定性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为获得更多量化数据，补充发放问卷73份，回收有效问卷60份，回收率82.2%，作为对访谈所得信息的补充。

出于方便记录访谈信息及保护受访者个人信息考虑，对受访者进行分类编码处理，分为儿童组（A）、家长组（B）和其他人员组（C），并以数字标记单个受访个体，如将1号受访儿童编写为A1，儿童组A1—A5共5名，家长组B1—B4共4名，其他人员组C1—C5共5名。表1—表3为三组人员基本信息表。

3 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困境

根据调查结果和访谈文本，农村儿童数字阅读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针对学生端的数字化改革尚不完备

通过走访了解到，嘉善县乡村数字化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并已取得一定成果，嘉善县教育系统的数字化改革成果是推进“嘉善县教育大脑”数字化平台建设，经过智慧教育一体化平台的建设，将学校、家庭和社会统一起來，实现资源统筹规划和教育的一体化管理。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县域的数字化改革更偏重于管理、教学层面的信息化，平台的建立、数字化设备多服务于管理及教学，而学生层面的数字化阅读硬件设施配备并不完备。

“我们的武塘书咖里就配备了电脑，原来我们设置的电脑更多，但是现在孩子家里手机电脑普及率高了，电子阅览室的使用率就低得多了，所以我们就进行了改造，减少了电脑的放置，原来这里有十几台电脑，现在就只剩下了4台。”（C-2）

嘉善县文化礼堂通过推行“总站+支站”运行模式、“线上+线下”动员模式、“需求+供应”对接模式、“普惠+专项”服务模式、“骨干+沙龙”聚集模式、“标识+典型”推广模式，已经具备成型的运行模式，具备盘活社会资源，聚民智汇民力的能力。实际走访中，受访乡村图书馆（文化中心）并未充分运转理论上的运行模式。观察发现，各乡村图书馆（文化中心）均配备了电子阅览室，但实际利用率并不高，近年来由于家庭网络配备趋于完善，居民自主接触互联网的渠道增加，对公共互联网设施的需求降低，部分村部出于“高效资源利用”的考量，将图书馆利用率极低的电脑设备移作他用或关停。而且乡村图书馆管理方自觉地将数字阅读排出自身管理范围，认为数字阅读应由家庭负责，乡村公共图书馆没有能力负担儿童数字阅读相关事宜。

嘉善县乡村数字化改革在管理上已经完成较高程度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型，绝大多数村部活动已具有向上级单位汇报工作的数字化权限，但同样是数字化改革产物的电子阅读机，却在实际应用中被摒弃。从表面上看，乡村数字化在稳步推进中，农村儿童家庭数字产品普及率高，数字阅读接触率高，但实际上，无论是村部领导的管理，还是实际落实的数字化硬件设施都未触及深处。

3.2 农村家庭教育理念略显偏狭

农村家庭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监护人陪伴儿童时间较少。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关于被调查者“主要监护人每天陪伴学习时间”的结果中，绝大多数家庭在1小时以内，30分钟以内占比25.0%，30分钟—1小时占50.0%，1—2小时占21.7%，2小时以上仅为3.3%，此外，亲子共同进行数字阅读的占比仅为25.25%，绝大多数家庭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陪伴孩子学习，而不会选择陪伴孩子进行数字阅读。监护人管理儿童进行阅读通常分为两个阵营：缺乏管理的“放任派”和积极管理的“传统派”。

访谈中有家长表示会在课余、放假期间放松对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管理，对于孩子接触电子设备时长、频率、内容疏于控制和引导，孩子自主倾向于选择娱乐性内容，同时也有家长表示无法管控孩子使用电子设备行为。当涉及数字阅读技能或道德引导问题时，家长并不会正视问题，而是选择逃避。

“我爸的手机经常让她拿去用，妹妹使用手机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妹妹经常会用手机来看动画片，偶尔我们会让她接触一些识字软件，就在我带她这么久时间里面看到的，她基本上用手机多的都是看动画片，看书基本上比较少，没有动画片那么频繁。”（B-1）“就是寒假的时候大人不在家也管不住小孩了，游戏啊抖音啊小红书啊她自己都会看的，放假的时候她用平板干什么我们都不管她的。”（B-2）

家庭管理缺失还表现在监护人本身的榜样作用不曾发挥，农村家庭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文化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学占比58.3%，小学及以下占比23.3%。首先，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得农村家长在儿童的教育方式理念上存在“先天不足”；其次，通过访谈发现，家长对于自身在儿童面前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并无顾忌，未意识到家长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

反观积极管理的家庭，他们属于在农村家庭中教育观念较为成熟的家庭，对儿童的阅读有清晰的规划和引导。但这些家庭对数字阅读的态度并不乐观，他们更偏向于让孩子阅读纸质书籍，认为只有使用纸质书才能够培养好的阅读习惯。这部分家庭对儿童的教育理念相对传统，忽视了儿童在网络时代接触数字化信息的必然性。访谈中家长表示孩子能够接触到网络，有进行数字阅读的机会，但家长會加以干预，采用强制手段减少儿童对互联网信息的获取。两种极端的教育方式最终都指向农村儿童数字阅读低频、低质的问题。

3.3 功利化教育挤压阅读素养教育空间

问卷调查显示27.73%的儿童接触数字阅读是使用“儿童认字、英语等早教软件”，可见在早期的幼儿阶段，家长主导下的数字阅读具有目的性强这一特点。31.09%的儿童表示选择“QQ阅读、微信读书、晋江小说网等阅读平台”进行阅读，表明儿童个体拥有了自主选择读物的能力。该地儿童数字阅读表现出有丰富可供选择的阅读工具、多样的阅读平台的特征，“数字阅读的强大功能能帮我更好地阅读”获得了28.13%的响应率，“数字阅读能让我更方便地获取读物”有25.78%的响应率，表明儿童个体主观意愿上乐于接触数字阅读。与此同时，有23.28%的儿童表示影响自身接触数字阅读的原因是“家长、学校不让使用电子设备”。在访谈中有2/3的受访者提到“升学”“考试”，均表示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减少了数字阅读的频率，或选择对考试有直接帮助的读物而非自己喜欢的读物进行阅读。

笔者在嘉善县农村地区的5所中小学内，就“教学过程中是否涉及（数字）阅读素养教育”这一系列问题随机采访了19位教师，其中包括13位语文老师，4位班主任，2位信息技术老师。11位教师表示在日常教学中未曾涉及阅读素养教育，13位教师未曾忽视阅读素养，但在问及是否在日常教学中涉及数字阅读素养教育时，仅有两位教师表示会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字阅读素养。剩余的17位教师均表示未曾在日常教学中涉及数字阅读素养教育，其中42.1%的教师因为主课教学任务紧张而未在教学中涉及数字阅读素养教育。

部分家长和老师仅将阅读作为考试、升学的工具，提供有限的阅读范围，将阅读内容作为考题，逐步把阅读、数字阅读推向功利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扭曲了儿童数字阅读的动机，使得儿童对数字阅读的积极性降低，不但忽略了对儿童数字阅读素养的培育，而且有可能对儿童数字阅读素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会用手机搜索资料，看跟学习有关的一些东西。老师让我们提前做好课前准备时候会用，让我们搜资料提前预习。老师每次开学的时候会说教完一课书的时候，回家自己搜索资料写在书上。”（A-1）

4 社会支持视角下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困境的成因

当前嘉善县农村儿童数字阅读面临多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正式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和非正式社会系统支持缺位，农村儿童在数字阅读层面缺少完整的社会支持网络。

4.1 正式社会支持层面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困境的成因

政策改革落实在基层深入不够。嘉善县当前的教育数字化改革成果，通过“嘉善县教育大脑”平台，城乡资源能够共享，对于偏远的乡村也能够实现覆盖，农村学校可以同步使用城区优质学校提供的资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对于乡村文化建设也十分有利，但在县域的数字化改革中，更偏重管理层面、教学层面的信息化，数字化设备均服务于管理及教学，没有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中心，仍没有达到泛在学习和随时随地阅读的硬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受教育主体。

“嘉善县教育大脑”平台已经在村镇学校实现了硬件覆盖，但嘉善县农村教育数字化改革还未深入基层，在调查乡村图书馆运行状况时，相关工作人员告知数字化转型工作其实并未下达到乡镇。部分学校、基层社区无法依靠自身解决数字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导致不同程度地弱化原有数字化改革成果，而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上级政策下达不强硬，下级部门执行不充分。“（乡村数字化转型工作）暂时上层的工作还没有推进下来，有些文件在省里、县里已经下达了，但我们的工作需要得到街道的指示，现在街道还没有关于文化方面的数字化改革工作指示。如果说政府有（推进）方案下达，那我们一定是照做的。”（C-2）嘉善政府总体呈现出重基础设施投资，轻文化素养的状态。素养培育成本高、见效慢，政府工作往往将重点放在农村产业升级等基础建设层面，对农村居民素养教育的关注稍显不足，尤其在到达基层后，其重视不足的问题尤为明显。

乡村教师专业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在实际教学实施过程中，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双减”政策出现冲突，部分教师在访谈中表示阅读素养培育本身就是一种隐性回报，对学习成绩没有即时助益，利用信息课程或加开课程开展数字阅读素养培育会对课时造成挤压。在随机采访的19名教师中，除去2名信息技术教师，剩余17名教师中有64.7%的老师曾占用信息技术课进行主课教学。采访中学生也表示，从低年级开始原有的信息课就受到挤压，“一年没有上过几次副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接触电子设备三年，但“不知道电脑开机按键在哪”“不清楚电脑键盘如何操作”，实际上并不具备基本电子设备使用能力。由访谈可知，除了学校对课程不合理规划外，教师并不具备足够的媒介素养，出于数字阅读素养是一种隐性回报的考虑，缺少对学生媒介使用行为加以科学的规范和指导。“数字阅读素养的培训不是不必要，就是在现在的学情和教学情况下，它是很悬空不落地的，在实际教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首先这个课既然开了，就需要解决师资的问题，第二个耽误学习进度，我们没有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天都在忙着赶进度，因为现在的教学跟考试就是很紧凑。”（C-1）

社会组织机构松散，针对性活动匮乏。通过对当地妇女儿童协会、新华书店等地走访发现，书店对传统图书的阅读推广活动在稳步推进，没有开展关于数字阅读的推广活动。此外，走访了学生电子阅读器、学生电脑商家，商家表示会在开学季推出促销活动，在学校门口、书店门口进行地推工作推销产品，这部分推广并未涉及引导儿童正确使用电子设备、提升数字阅读素养等方面问题。

嘉善县的读书会活动多依托于党政机关、基层社区等机构开展，笔者暂未查询到民间自发形成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整个嘉善县域内呈现社会组织匮乏的状态。嘉善县惠民街道萤火虫公益服务社是依托于嘉善县民政局的一个公益性社会组织，其活动发起多是承接政府各类公益活动，活动对象虽然涉及儿童群体，但主要关注的是贫困、残疾等特殊儿童，并非具有针对性阅读推广性质的社会组织，较少举行具有广普意义上的阅读活动。

由此可知，政府、学校、社区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处于割裂的薄弱状态，政府政策没有完全下达基层，学校由于繁重的教学压力忽视阅读素养教育，社区及社会组织将阅读素养的培育排出自身工作，各机构不仅缺少打破藩篱的创新意识，且支持主体之间网络结构趋于表层化，体系之間处于分散、割裂状态，存在结构性缝隙，没有搭建起提供高效社会支持服务的网络[6]。

4.2 非正式社会支持层面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困境的成因

家庭教育存在无序化现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对未成年人上网影响重大，提升家长网络素养实有必要。家庭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场所，家长对未成年人上网的管理和引导方式直接影响未成年人上网行为和习惯[7]。

儿童作为发展中的个体，其社会支持网络由家长、监护人等亲密社会关系向外辐射[8]，儿童数字阅读素养问题需要以家庭为抓手。大量研究证明家庭阅读环境对孩子阅读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问卷调查发现，嘉善县农村地区家长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呈现教育手段极端化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儿童家长对数字阅读出现认知偏差。

访谈中家长表示从一年级就给孩子接触网课，在课外补习数学和英语，但并未关注过孩子的阅读素养，当孩子出现理解障碍时家长无计可施。该家长认可数字化教学带来的便利，但在管理上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禁止”，处于对数字阅读认知不足的状态。“现在家长他还不是很明确，就是数字阅读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很多人对数字阅读的一个狭隘观念，就是看小说，网上小说，和玩手机、玩电脑差不多性质的，整个数字阅读给家长的感觉还是一个非常虚，是没有办法带来直接回报的东西，是没有群众基础的。”（C-1）

总的来说，农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功利性较强，将数字阅读素养培育是否对学习有用作为其态度的评判标准，家长对阅读回报的认可度低，需要有具体的媒介将阅读回报具体化，例如以某识字软件为中介开展数字阅读素养活动，由此来引导整个数字阅读的认知、使用、道德培育，家长的认可度、接受度才会有所提升。

朋辈支持偏弱。儿童对环境的适应受家庭、同伴与个体特征影响。由于儿童正处于特殊心理发展阶段，加之农村儿童父母或监护人忙于务工，对于儿童陪伴较少，农村儿童在情感层面的获得感较低，此时同辈的陪伴和帮助有助于儿童突破心理障碍，打破自我封闭[9]。农村儿童的朋辈群体主要是由学校同学和地缘距离相近的邻里朋友构成，朋辈对儿童的影响在于情感支持、信息共享对态度、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儿童社会支持感知总平均分为45.08，处于中等水平。其他社会支持均分为15.13分，家庭支持均分为14.9分，朋友支持均分为15.03分，朋友支持均分略高于家庭支持均分。“我很愿意在数字平台上跟我有一样爱好的伙伴交流，会在平台上互动，如果我们都很喜欢某个悬疑小说，还会一起互动分享更多读物。”（A-2）

结合问卷及访谈结果，儿童与同学、伙伴有一定的亲密度和信赖感，一部分农村儿童对“同伴共读”有较强的意愿，或已经有了“同伴共读”的经验。仅有36.67%的儿童表示会“和同学伙伴共同阅读”。这与访谈及问卷中涉及的大部分儿童实际学习生活中朋辈处于缺失状态有关。亦或是朋辈能够提供情感支持，但对于阅读学习方面的信息支持较少。“（跟同学讨论阅读）好像是从来没有过，我们都是在学校里说话的，很少说我们读的什么书。”（A-3）“通常我会和同学在周末的时候约着打游戏，或者打球，我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特别放松，平时学习压力都那么大了，很少跟朋友聊这些（学习）。”（A-2）

通过访谈得知，该地区农村儿童与同伴之间缺乏学业帮助，大多数农村儿童在课后倾向于和同伴交流游戏、追星等娱乐行为，访谈过程中的儿童主要以个体学习、个体阅读形式为主。积极正向的朋辈支持能够提高儿童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儿童学习、阅读积极性。

5 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的行为路径

儿童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和社会支持息息相关，儿童对家庭等亲密社会关系的依赖度比成年人更高，儿童社会支持是以儿童为主体，由其亲密社会关系逐步向外辐射，即正式社会支持同样需要以非正式社会支持为抓手提供支持。

5.1 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路径

政府多措并举保障政策落实。学校通识教育受挤压，村镇相关工作推进缓慢，导致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培养工作困难重重，这与乡村教育数字化改革工作指导不全面、不到位有直接关系。政府要围绕农村居民进行战略部署，亟须建立健全乡村教育数字化改革配套支持政策，从具体政策条款出发，推动下属各单位提高自身数字化素养，进而完成认知根本性转变，以便推进后续工作。政府部门应积极向村镇学校、乡村图书馆等基层组织下达具体的工作指导。完善对覆盖街、镇、乡的公共图书馆分馆的管理制度，在设施投放、人员配备上做到与总馆协同发展。积极统筹调动市、县级公共图书馆、民间团体等各项资源，提高对儿童阅读管理机构、书籍材料、阅读环境建设等方面的经费投入，并向薄弱乡村倾斜。

学校优化课程体系，提升教师媒介素养。将数字阅读素养视为信息素养的重要组成，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活动、整合教学活动。我国对于计算机、信息课程的开设其实并不滞后，但现实开设过程中时常被主要教学任务挤压，因而可以借鉴优秀的媒介素养课程设置模式，将数字化内容和主要教学任务相结合，形成“融入式教学”。通过调查发现我国部分地区学校已采用“平板班”模式进行教学，将“融入式教学”真正实施起来，“融入式教学”能够成为学校培育儿童数字阅读素养的抓手，将数字化阅读纳入数字化学习体系。此外，教师团队的素养能够直接影响儿童，高媒介素养的教师能给学生提供科学、合理的媒介使用建议，合理安排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反之，则容易在教学实践中以“一刀切”的形式杜绝数字阅读，限制学生发展。学校应给乡村教师群体开设数字素养培训会，将教师的数字素养能力作为教育技术能力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职称晋升的考核项目之一。

社区加强立体化引导，社会力量共创价值。明确乡村图书馆设立目的，优化城乡资源分配，为农村儿童提供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文化资源。当前，嘉善县乡村图书馆发展滞后于县、市图书馆的问题在于制度性治理落后。乡村图书馆需要提升自身管理规范，明确自身权责范围，积极利用乡村图书馆原有的一体化平台，将各方主体、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弥合农村书屋与图书馆总馆体系之间的裂缝，提供高质量的供需对接和阅读服务。信息支持方面，乡村图书馆需要提供科学的引导和合理的内容服务。由于数字读物中大量的非线性表达，在赋予文本更丰富内涵的同时，容易分散儿童注意力，但正是超链接的呈现形式很好地锻炼了儿童学习能动性，此种情况下，设置专业人员负责馆内的数字引导尤为必要，让儿童在科学引导下进行数字阅读。情感支持方面，乡村图书馆应联合学校开展更多的阅读陪伴活动，定期指导、培训志愿者与孩子建立情感认同与联系。“阳光妈妈”是嘉善县魏中村发展起来的志愿服务品牌，其特点是发动村部妇女干部力量深入村民家庭，形成一对一关怀，这种模式可以借鉴到儿童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妇女干部由数字素养较高的青年干部代替，乡村图书馆可以招募本村部大学生志愿者，并定期对其进行培训，提高专业素养，以更好地开展阅读推广工作。

5.2 非正式社会支持推动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路径

共读共进：从家长教育破题家庭教育。由于农村儿童的社会支持感知是由亲密社会关系开始，逐渐向外辐射，因此，家庭教育在儿童阅读素养培育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处于中心环节。由于农村家长文化水平偏低的特殊性，家长层面的突破尤其需要借助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位的支持，结合家庭环境与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升家长家庭教育意识和数字阅读素养，使家长能够以身作则引导儿童正确认知，从而科学使用数字媒体。要让农村家长对于数字阅读有正确的认识，有意识地开展亲子共读，营造家庭阅读空间，有利于亲子双方阅读进入良性循环，亲子共读的意义不仅在于家长能够掌控整个阅读活动或是及时指导，更重要的是能够给儿童提供情感支持，提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同学同乐：建立高情感连接的优质朋辈关系。朋辈互助有利于建立学习共同体，通过高年级经验共享形成学习互助。朋辈群体是和农村儿童心理距离最近的群体，当前该地区农村儿童存在学习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同伴之间的交流趋向于娱乐，要改善这一现象除了从儿童本身的学习动机出发，还可以通过朋辈互助引导农村儿童改善学习、生活习惯。要发挥朋辈的力量需要充分调动高年级同学、有经验同龄朋友的积极性，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依托社区或学校，组织、引导儿童与同龄或高年级阅读经验丰富的同学组建阅读兴趣小组，将榜样作用融入小组，成员之间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督促，形成友好互助，相互依赖的支持网络。

6 结 语

本文以数字阅读素养为题，通过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嘉善县农村地区儿童数字阅读素养的发展现状，并对数据、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提出如何从社会支持视角解决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问题。首先，笔者对农村儿童数字阅读发展现状及其困境进行分析，从不同主体出发将困境归因，主要原因为农村整体环境和数字化本身的劣势。农村环境从政府、学校、家庭、同辈等方面影响儿童，限制其数字阅读素养能力培育。针对困境，从正式社会支持及非正式社会支持两个层面提出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提高的途径，政府层面需要强化其政策的推进与实施，以此来促进学校老师、社区相关负责人、家长的观念转变，引导全社会数字阅读态度的正向发展，同时推进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培育工作中的介入。最后，引导家庭和朋辈通过自身认知转变以及榜样作用，在提供高情感支持的基础上引导儿童进行数字阅读。建构以家庭为核心、政府为主导、社区社会为纽带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协同发展，从而提升农村儿童数字阅读素养，促进数字化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注 释

[1]符秋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域下贫困地区农村儿童早期阅读探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7）：1-5

[2]沙垚，张思宇.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J].新闻与写作，2019（9）：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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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德红，龚婧.PISA、NAEP和PIRLS阅读素养概念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16（1）：34-37

[5]廖彩荣，陈美球，姚树荣.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興：驱动机理、关键路径与风险防控—基于成都福洪实践的个案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3）：36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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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一舵，沈成平，丘文福.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状况元分析[J].教育评论，2017（8）：18-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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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