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 杨泽光

内容提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这一论述充分体现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人类历史发展问题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从其理论基础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从习近平大历史观出发，认识历史规律、探析历史演变、把握历史大势、勇担历史使命。就其内在要求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指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就其现实意义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有力地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等思潮，为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运用与创新性发展，要求以长时间跨度、大空间视野、整体性思维探析历史进程、领会历史规律以及把握历史大势。这是我们准确理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理论基础。面对充斥着“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当今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从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视角深刻阐释“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对唯物史观的守正创新：“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才能准确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进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刻理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应当厘清理论基础、明确内在要求、回应现实关切，这不仅能够旗帜鲜明地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侵袭，并且对党和人民昂首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理论基础：以习近平大历史观把握历史规律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指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8页。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应当正确理解与深刻领悟。

(一)识别历史方位：立足现实国情与具体历史阶段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立足本国的现实国情与具体历史发展阶段，准确识别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科学谋划与抉择。习近平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4)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唯物史观不仅从总体上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要求深入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在思维方法上摒弃抽象普遍性的外部反思，把握具体的历史方位与社会境况。如果一味强调宏观规律而忽视差异，势必会脱离实际、留停于外部反思。所谓外部反思是指将事物自身的实体性内容剥离开，把抽象的原理、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一切内容和对象之上。这种思维方法是从意识、观念的领域中获得事物的本质规定，而不是来自具体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可以说，这种思维能力退回到了黑格尔以前的水平。黑格尔批判了这种轻易地一般化给定事物的做法，“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5)〔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0页。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思考应当脱离主观臆想、触及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主体并未能真正深入社会现实、也未能与抽象的普遍性彻底脱离。按照唯物史观，主体“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主体的实践活动真正挣脱了意识内在性的束缚，深入到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了。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原理蕴含着丰富的实体性内容，超越了将抽象的普遍性强加给对象的做法，要求把握住具体对象的特殊规定性，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基于此，唯物史观实现的是普遍原理与具体化运用的辩证统一。

由此，只有在深刻认识历史规律与深入社会现实的辩证统一中，换言之，只有在深刻把握历史普遍规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殊内容和表现形式，科学判断当下的历史方位与世界格局，才能做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习近平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把握住了阶段性变化，以大历史观的开阔视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得出我国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习近平对于“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的判断蕴含着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正确就是要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一伟大事业。其二，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上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得“社会主义失败”的言论甚嚣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回击了这种谬论。历史正确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创造出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支配与从属关系——“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似乎只能追随西方的脚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对西方的亦步亦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依据本国实际实现现代化的可选路径。因此，拒斥抽象的普遍性思维、以本国国情与特定历史阶段为出发点，作出科学的谋划发展，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二)认识历史大势：把握全球化发展趋向

明确历史发展规律与洞察历史方位才能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进而更为深刻与全面地领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内在意涵。唯物史观通过批判性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世界历史观阐发了历史发展大势，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系统地阐释了原始、分散的人类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指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乃至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康德以抽象的自然法权为思路，率先提出了世界历史必有目的，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的计划”(9)〔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页。，但康德未能进入社会现实之中来理解世界历史。黑格尔立足理性自身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双重特质，深刻地洞察到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趋势，“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我们都当作是‘精神’方面对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10)〔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19页。。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变动结构中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而是人类劳动实践带来生产力进步，使得社会物质联系从局部的地域性交往转向世界性普遍交往，形成了世界市场，同时由于追求资本增殖而进行着全球化扩张；世界历史的走向则是在资本逻辑悖论中，扬弃资本走向共产主义。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味着遵循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11)《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1月18日第1版。。历史正确就是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习近平一方面强调要把握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1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另一方面，强调还要把握经济全球化这个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00页。。

经济全球化最初是由资本逻辑所驱动，在推动世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招致了诸多风险与挑战。在此背景下，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一时火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看，这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自身全球化主导地位作出的策略性改变，依然无视资本逐利性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然而，历史前进的大趋势无人能阻挡，“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66页。。辩证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影响，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历史机遇迎难而上才是正确的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味着既要顺应经济全球化，还要抑制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在一条惠及更多人群、利益更加合理化的道路上实现全球化，释放出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页。

(三)勇担历史使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是在历史进程中作出正确选择的基础，深刻把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内涵，还应当厘清唯物史观的价值指向，明确历史使命。唯物史观主张实践包含着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即历史发展规律中蕴含着人类的价值目的，而人类的价值目的又不能不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揭示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存在着“人学的空场”。事实上，历史发展规律在唯物史观中处于显性位置，价值原则是一条隐性但不可忽视的中心线索。就唯物史观而言，实践活动是人类为了实现主体价值目的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人类通过这种实践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产生联系。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唯物史观的价值指向在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非服务于少部分人的利益。黑格尔认为伟大的英雄人物才是绝对精神的受托人，担当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大任；鲍威尔甚至将人民群众视作“精神的真正敌人(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9、176页。”与历史发展的阻力。唯物史观则关注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不难看出，唯物史观描述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规律，是建立在以外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生产力系统之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演变这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简言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味着既要依循历史前进的趋势，又要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无论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习近平都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并列使用，这说明历史正确的选择就是要尊重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资本在追求自身无限增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限制自身、否定自身的因素。“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基于此，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以其本质特性所展现的行为规律与逻辑运动，有利于打破封建社会的桎梏，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但同时又“像高利贷一样”(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9、176页。，会阻碍和破坏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其国家内部招致了少数人掌握大量财富与大量国民的相对贫穷；在世界范围内同样是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牺牲品换来个别国家的现代化。质言之，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资本逻辑中无法自我克服的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全面的危机。

历史正确与人类文明进步必定不是追求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致力于满足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9)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类幸福》，《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准则，这意味着要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需求和利益，探索和提炼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内容，确立能够反映大多数人利益的评价准则，广泛凝结不同主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这样既能够充分保障不同诉求中的共性内容，还能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差异性和个性，“包容互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与之相反的“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00页。

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内在要求：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仅要尊重历史规律和历史大势，还要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当代世界中把握历史规律、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作出正确的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通过人的实践把握历史机遇、通过创造性实践深化历史担当才能朝着历史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准确识变：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味着主体需要在特定历史阶段作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那么，有必要澄清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马克思对主体的阐释是以“对象性活动”为定向的，实现了对思辨哲学的精神主体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主体的批判与超越，揭示出主体是现实性与能动性的内在统一。尽管马克思最初是站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自我意识主体，但马克思很快发现黑格尔的主体留停于抽象的思辨理性，疏离了社会现实。于是在写作《巴黎手稿》期间，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以“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对黑格尔的“颠倒”，将主体表述为“肉体的主体”，突出强调了主体的客观现实性。但马克思通过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很快发现费尔巴哈仅仅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把握客观世界，而感性直观主体阉割了主体的能动力量，沦为僵死的存在。实际上，“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330页。，自然界确实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前提，人类可以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使其满足自身需要。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实现了主体能动性与客观现实性的统一，只有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力量，尊重主体的现实需要、维护主体的现实利益，才能符合唯物史观的理论要求，进而作出历史正确的选择。

就主体向度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非站在“自我意识”的一边，而是要站在“现实的人”的一边，不仅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和首创精神，还要始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8页。历史多次向我们证明，诸多难题的破解与关键机遇的把握往往要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人民作为意志自由之主体发挥着真切的现实力量，发挥历史主动必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与巨大能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迎难而上，创造出令世人景仰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为我国综合国力跃升尽心尽力，也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2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充分彰显出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来自于国内外的诸多困难压力，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服务于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显然不能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作出历史正确的选择就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历史大势，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应该致力于加强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57页。不难发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满足各国人民的发展需要，这是符合唯物史观人民立场的正确选择。

(二)积极应变：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强化历史担当

马克思提出实践活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建构某种理论体系，而是要开展现实的革命性运动即“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费尔巴哈却对“实践中的革命”不屑一顾，只是要求揭示意识形态的幻觉，希望通过批判宗教实现人的复归。马克思认为这种做法“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330页。。观念领域的变革应当扎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实践才是真正改造社会现实的活动，才能“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践活动的革命性表现为基于历史进程带领广大无产阶级，主动采取革命行动。在以魏特林为代表的传统共产主义者看来，发生革命的原因是无产阶级“忍耐的线已经被扯断了”(28)〔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02页。，是人民被压迫到极点所采取的行动。这显然忽视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马克思批评道：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65页。。

按照唯物史观，“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主动应对风险考验，发扬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发挥历史主动与历史自觉，破除不符合历史趋势的霸权主义，创建新型大国关系。西方文明面对异质文明时，强调零和博弈，处处透露出霸权逻辑与“西方中心主义”，不承认世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常态，而是主张西方文明优于、高于其他文明。二战后，少数国家依然秉持霸权思维对发展中国家处处打压，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良性发展走向。在世界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尊重文化差异，积极推行国家间合作共赢，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30)习近平：《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味着不得不发扬斗争精神。资本主义文明内蕴着分裂对抗的特征，资本的存在方式——“死劳动”支配着工人的“活劳动”，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相对立、资本家与劳动者相对立、生产与生态相对立。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仍旧将满足资本的趋利性作为第一需要，处处充斥着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虽然唯物史观指明了资本文明内在矛盾的无法根除以及新文明类型的未来发展方向，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会尽力延缓自身的衰弱，想方设法维护自身的统治。面对“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要捍卫历史正确的道路，既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3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充分发挥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三)主动求变：在实践活动中抓住历史机遇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需要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准确地抓住历史机遇，其本质是对唯物史观的守正创新。抓住历史机遇是要在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切中社会现实，这一理论底色来自于马克思以对象性活动原则将意识内在性的基本框架彻底贯穿。马克思最初试图以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贯穿晦涩不明的理性世界，但他很快发现唯有“对象性的活动”才能真正深入现实世界。尽管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为根据的“现实的人”掘弃自我意识的基本前提，开启了击溃意识内在性的序幕，但感性直观使得思考的基础成为被意识预设的现成之物——客观对象，事物自身的历史生成性维度被摒弃。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脱离的。”(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于是，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次批判，阐释了历史性的活动原则。在黑格尔那里，由于自我意识的活动过程实现了对外在对象的“产生”与“吸收”，但依然停留在意识内在性之中。马克思主张现实的活动应当被理解为对象性活动，将“对象”和“我”真正地发生关联，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对象性活动打破意识的内在性，真正进入社会现实。这样一来，“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196页。。唯有以对象性活动深入社会现实之中，才能从偶然性历史事件中识别出必然性趋势，进而在历史大势中把握历史机遇。

习近平通过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敏锐地洞察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34)《习近平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2年7月29日第2版。。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采取相应措施，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才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具体而言，其一，适应世界之变，推动建设多元化世界格局。马克思揭示出由资本逐利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以及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制度在维持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培养出了推翻自己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必然由共产主义所取代。当今世界尽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强权政治沉渣泛起，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世界秩序从霸权主义向各国平等协调利益的国际关系演变。由此，应当抓住历史机遇构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其二，应对时代之变，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依循唯物史观，时代之变的本质在于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21世纪的科学技术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甚至已基本上做到了万物互联互通。可以说，阻止全球化浪潮是逆历史大势的行为。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2页。其三，把握历史之变，推进历史发展大势。历史的发展既非排除偶然性的单线式进程，亦非缺失未来向度的终结论，历史的发展尽管会有曲折，但历史大势依然是前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不仅强有力地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还展现出了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现实意义：破除思想迷障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作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表达，意味着遵循历史规律、尊重历史大势，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但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思潮，对人们的思想文化、历史认知、日常生活等诸方面产生了不容小觑的消极影响。如果要与这些错误思潮彻底脱钩，应当深入地切中社会现实，实事求是地展开与社会历史现实的真正对话，“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36)《习近平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9月4日第1版。。

(一)澄清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唯物史观看来，历史在本质上是由人类的实践过程构成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196页。。不消说，历史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具有客观性与确定性。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对此表示怀疑，将历史阐释的思想意义空间无限放大，反而对历史的相对性阐释推崇备至。后现代主义史学者海登·怀特僭越了历史事实与历史文本的界限，认为“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38)〔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柯林伍德更是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试图以主观精神的运动消解历史的客观性。实际上，他们未曾看到现实的人是历史发展的前提，物质生产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不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做法是因为他们先验地将抽象的思辨理性作为出发点，必然无法破除意识内在性的重重迷雾。基于这种理解，历史虚无主义者质疑把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从而倒向历史偶然性的一边。例如卡尔·波普尔大肆兜售历史规律的虚假性，声称历史规律是“江湖骗术”(39)〔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522页。。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规律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既不能将历史视为无主体的机械进程，也不能将其看作一堆偶然事件的集合体。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与罔顾、曲解历史事实的各种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维护历史真相。习近平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40)《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第2版。历史虚无主义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圭臬，脱离了社会历史现实，罔顾历史事实，任意设定历史，尤其对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进行主观臆断以及任意裁剪编排，实则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与政治生活中的执政地位，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告诫全党，共产党人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观，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观察现在和审视未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习近平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守正创新，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从贯通古今的长时间周期、联通世界的大空间视野以及把握主流的整体性思维观察当代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问题，探索历史事件的本真面目、深化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科学预测历史未来趋向。简言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以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指导，以整体性的视野超越以个体主观经验和社会表象解构客观性、整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维护历史真相。

(二)凝聚人类价值共识，超越“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论”者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越地域限制、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价值，这种价值超越了一切阶级、民族、国家的界限，具有普适性与恒久性的特点。部分西方学者纷纷对其进行大肆宣扬，为其合理性辩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曾傲慢地宣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普世的政治制度，以此为人类发展在制度层面划上了句号。尽管这一学说招致了种种理论批驳与实践证伪，已然走向破产。但是“普世价值论”通过某些极具魅惑性的精心包装，仍旧活跃于当今世界。兜售“普世价值论”的实质在于将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强加给其他国家，以便于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自身的特殊利益。从唯物史观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普世价值论”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以抽象普遍性为方法原则，以消弭不同文化、民族和阶级的具体差异为目标。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处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主体，抽象的人性论只是达到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水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页。。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才是历史发展的前提，即便人性与欲望也都有其现实的社会历史根源。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味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与“普世价值论”划清界限，既要坚持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与文明的特殊性，又要凝聚人类的价值共识。从人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视角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普世价值论”试图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中，抽象出普世模式来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这种抽象丝毫没有、也不愿意把握各国的现实性与差异性，妄图扼杀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与特殊性。而在唯物史观看来，依赖于资本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的西方现代化“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3页。，建立起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分裂、人的异化和无休止的冲突对抗。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本国的现实境况、本土文化、民族特色为基础，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必然蕴含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换言之，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并且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就人类价值的普遍性而言，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尽相同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属性，但都存在共同的价值理想。习近平从大历史观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刻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4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5页。。与“普世价值论”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价值愿景上，强调和而不同，追求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及其和平相处；在思维模式上，主张合作共赢；在理论特点上呈现出平等、开放、发展、包容的特点。可以说，习近平提出的“共同价值”真正为文明的多样性共存找到了共同追求的最大公约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习近平强调，我们“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背后就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4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坚持胸怀天下和大国担当，摒弃“普世价值论”，尊重不同民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凝聚不同民族的价值共识。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西方中心论”

无论是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抑或是对“普世价值论”的推崇备至，在其背后都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普遍的和唯一的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将西方文明规则作为绝对标准势必带来对非西方文明的偏见，迫使其他文明依附于西方文明。驳斥表征普遍性与永恒性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潮，我们应当从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中揭示出暂时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诞生的论述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跃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以及启蒙理性招致的思想解放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进步性使得资本主义文明展现出对于一切人类文明而言的先进性，“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伴随资本增殖自身的需要，世界市场被进一步开拓，非资本主义文明从属于资本主义文明、东方从属于西方，进而制造出“西方中心”的假相。就其本质而言，西方中心主义的现实基础是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同时又肩负着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其资本的增殖提供便利。事实上，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不平等的、依附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罗宾斯所指出的，“这种文化从来都没能成功地把所有的人平等地结合在一起”(47)〔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英文版序言”第4页。。

马克思深刻地向我们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与环节，其内在矛盾决定了其无法永久持存，终究会被历史潮流所湮灭。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之下，物欲横流与膨胀的私欲蚕食着人们的价值理性，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难以隐藏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分化，“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这种非正义延展到世界范围，使得人类文明秩序呈现为剥削性和对抗性的存在样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矛盾必然丧失历史合理性，宣扬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已经昭然若揭。

依循唯物史观，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西方现代文明代表的仅仅是特殊阶级的利益诉求，而不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主张推动人类不同文明合作共赢、共荣共存才符合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面对青年黑格尔派带有浓厚的“德国中心论”色彩的言论，明确指出“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的民族”(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3页。，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作用时，从未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泛化为适合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生产方式。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在“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理念，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西方中心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文明的冲突与对抗，提倡文明交流、文明互鉴，要求实现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文明发展状态，为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应只有一种模式，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独断论必定会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开放的价值理念所替代。因此，习近平倡议：“携起手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50)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2版。。这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传统能够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共建美好世界和美好生活的人类新文明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

概而言之，习近平关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重要论断是对唯物史观的赓续发展：一方面，社会历史发展固然有着表征必然趋势和一般规律的“中轴线”，但并不是封闭性的既定原则，而是为人类活动的主体方面提供了开放性与可能性的空间，只有实现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动的辩证统一才能实现历史正确。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在理论与实践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群众原则”，将全人类的幸福与解放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只有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选择才是正确的选择。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行进至关键阶段，只有“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才能不断深化并发展对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为现代化范式的多元建构提供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并充分展现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