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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育视域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价值意蕴及行为路向*

2023-12-26周玲烨付庆科马利云

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2023年12期
关键词:乡土儿童学校

周玲烨 付庆科 马利云

摘      要  乡村学校处于乡土文化场域,其乡土文化教育富有自然优势,却因“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而未凸显其应有价值。位育视域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之意蕴在于“安所”和“遂生”,即基于乡村乡土文化场域安乡村儿童活动和情怀之所,涵养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以遂其生。位育视域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行为路向是“位育中和”,即立足乡土文化教育之本,定位其教育实施路向;坚守“乡土文化”之所,探寻其教育资源以促儿童生长;革新乡土教育之法,致儿童与乡土文化和谐统一。

关 键 词 乡村学校  位育  乡土文化教育  乡村儿童

周玲烨,付庆科,马利云.位育视域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价值意蕴及行为路向[J].教学与管理,2023(36):36-39.

乡土文化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儿童认识家乡文化的途径,更是促进乡土文化兴旺的有力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傅道彬指出要将文化教育作为振兴乡村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此背景下,乡土文化教育的“不可或缺性”进一步得到彰显。乡村学校处于乡村这一个地域文化浓厚的社会空间,在乡土文化教育上赋有天然优势。然而,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变迁,乡村逐渐演变为城市。受此影响,乡土文化被视为异于社会发展的“异物”而受到漠视。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被认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并将兴盛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乡村学校如何重振乡土文化风貌,开拓一条具有价值意蕴又不失风情的中国特色乡土文化教育之路,进而培养“爱乡之士”,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革新的当务之急。本文从位育视角探析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价值蕴含,分析乡土文化教育的现实困境,并试图找到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中和位育”之道,以促乡村之振兴。

一、位育概念分析

“位育”源于《中庸》首章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位焉”。郑玄和孔颖达认为该词包含“天地正位、万物养育”之意。朱熹释位育为“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1]。因此,天地有序,万物生长是谓“位育”。《中庸》提及“中和”是指人对自己的情绪要有所控制,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中和”是个人实现位育的手段或途径。《中庸》二十二章又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句话阐释位育教育思想,其意为只有天下非常诚恳的圣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从而使众人和万物发挥本性,达到与天地并列的狀态,去帮助天地滋养万物。由此可知,《中庸》强调个人位育优先于社会和自然位育,且只有通过中和的方式实现个人的位育,方可实现天地万物之位育。

我国近现代教育家潘光旦对其作出了创造性解释,促使它成为了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指出“位育”即安所遂生,它不同于“适应”“顺应”,是人和历史环境相互发生影响的过程[2]。潘光旦认为“位育”是先安其所,而后遂其生。只有个人、地方、通国等天地万物在固有的环境中形成有序的秩序,才能得以生长[3]。以该“位育”思想观照当今社会,可以得出人、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以致良好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的结论,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

二、位育视域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价值意蕴

为进一步促进新时代乡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在十九大报告中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于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其精神引领力是乡土文化,复兴乡土文化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4]。在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乡村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位育”,即帮助乡村儿童在乡村这一特定的场域中发展。因此,位育视域下的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立足乡村场所,以安乡村儿童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在于涵养乡村儿童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以遂其生长。

1.安其所也:筑实乡村儿童活动和情怀之所

“所”即地方、处所,是居留之地[6]。乡村具有田园风光靓丽、地方文化浓厚、家族聚居现象等特点,与城市共同构成了人类居住的两大地域。乡村是乡土文明的存在载体,是乡村人民日常生活和情感沟通的活动空间,蕴于其中的乡土文化构成了儿童热爱乡土的精神食粮,是培养“有根”之人的基点。然而,由于城市化发展迅猛,乡村学校在教育内容和途径上也趋于“城市化”,甚至丢失其乡土文化教育的主体性,致使儿童的乡土文化认同感低且离乡意向强烈。

尽管乡村是儿童生活和成长之地,但是在乡村学校日益“城市化”的背景下,他们渐渐对乡村文化产生隔膜,面对乡村的变迁历程、地形地质、名胜古迹等乡村文化知识常常表现出瞠目结舌、不知所对[7]。即使儿童长期居住在乡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对乡村文化接触不多,城市趋同教育让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根”。为提升乡村儿童的乡村情怀,乡村必然要成为乡村教育尤其是乡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乡村不仅是乡村儿童居留之地,还是成就美好生活和精彩生命的活动场域。立足于乡村的乡土文化教育有助于提高儿童对乡土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在一方山水人文资源中体验乡土文化的韵味,进而使其沐浴在乡土文化之境中,安乡村儿童“活动之所”。此外,驻足乡村开展乡土文化教育亦助于乡村儿童在乡土文化环境的熏陶下浸润心灵,从而培育乡村儿童对乡土的美好情感。正如苏联诗人里德所言:“文化不能从上往下压,因为它应该是从下面高涨起来的。”文化只有扎根于土壤才能有活力地生长。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天然地位于乡土文化土壤中,儿童在乡土文化的潜移默化中,与其产生“相遇相知”的亲近感。这将有助于乡村儿童真切地体验充满乡土文化的场景、参与真实的生活实践活动、接受积极向上的健康乡土文化影响,使其乡土文化根脉无声无息地扎入乡村土壤,在乡土大地的养分中徐徐舒展,最终发展其对乡土的热爱与责任,从而安其“情怀之所”。

2.遂其生也:涵养乡村儿童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

“安其所”是乡土文化教育引导儿童正确认识和热爱乡村土壤,“遂其生”则是以乡土文化教育涵养儿童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在《乡土中国》的“乡土本色”一章中,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乡土”一词不仅代表着乡村人民活动的场域,还蕴含着具有地方特色的伦理道德和民情风俗。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涵养乡村儿童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遂其“弘文尚德”之生。乡村因其别样的人文地理环境,显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乡土文化教育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培養儿童的乡土文化认同和传承精神,教其学做“弘文”之人,实现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人文合一,促进儿童从文化认同萌芽阶段向文化认同稳固阶段转化,从而遂乡村儿童“弘文”之生。乡土文化教育不仅是提升乡村儿童乡土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精神的源泉,也是增强儿童道德观念的重要助力。乡村学校远离城镇的纷扰,为静谧的田园生活环抱,使得儿童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更紧密。在乡村空间中组织乡土文化教育,易于发展儿童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以及理解诸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等的传统文化道德理念,使他们形成亲近、尊重自然和关爱生态文明的品质,参与建设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同时,乡村也是我国优秀传统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乡建院士”孙君指出乡村是道德的源头。在乡村学校开展乡土文化教育,儿童不仅能体会乡村生态环境之美,还能在文化教育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从而进一步领悟与认同中华文化的道德品质,进而遂其“尚德”之生。

三、位育视域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的行为路向

乡土文化教育想要永葆活力,要在外力协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内生性发展[9]。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从位育视角来看,乡土文化教育内在发展的动力是要找准其定位、内容和方法,即“位”“育”和“中和”。为此,乡村学校需要立足于乡村这一乡土文化教育之本,准确定位教育实施路向;探寻乡土文化教育资源之在,发展儿童乡土文化情怀;革新乡土文化教育之法,致儿童与乡土文化和谐统一。由是观之,乡土文化教育犹如一个圆形,“位”是该圆的圆心,决定着在何处实施教育;“育”象征着儿童知识的生长,圆的大小即体现出儿童学习和内化文化知识的多少;“中和”则是促进儿童和乡土文化达到和谐的手段,它需要平衡各种教育方法在乡土文化教育中的使用,它关系到该“乡土文化”之圆的匀称性,得法的乡土文化教育呈现的是一枚正圆形状。

1.“圆心”在“位”:立足乡土文化教育之本,定位教育实施路向

圆心决定着圆的位置,确定圆心之所在后才能进一步选择半径绘制成圆。位育视域下的乡土文化教育中,圆心所在的位置代表着乡土文化教育实施的场所,即“位”。乡村学校处于乡村这一空间中,乡村地域的生态环境和民风民俗为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实施奠定基础。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不但要安乡村儿童活动之所(即提供文化学习的自然环境),而且要安乡村儿童情怀之所(即培育儿童对乡土文化的热爱与责任)。潘光旦指出位育教育中要讲求本末,并强调乡村是乡土教育之本[10]。因此,乡土文化教育展开要立足其教育之本,坚持“圆心”在乡村,准确定位教育实施路向。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不论是物质文化教育还是精神文化教育[11],都必须立足乡村这一教育之本,决不能盲目跟随城镇学校。众所周知,城市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城市文化依托于城市主体而集合成的共同价值观念,城市学校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联结着信息社会下城市主体对外源文化的认知。相较于城市学校文化教育,乡土文化教育是以乡村学校作为实施主体,它的展开也要以儿童赖以成长的乡村为根基。乡村作为一种礼俗社会,乡村学校要基于乡村民风、民俗来展开乡土文化教育。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鼓励乡村自办文化和开展有村情的教育,为乡村学校开展不同于城市学校的乡土文化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据。因此,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不能一味地效仿城市学校开展文化教育的模式,而应立足“乡村”凸显乡土文化教育特色,精确定位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实施的路向,以培养乡村儿童保护、顺应自然的生态环保理念和成为未来“有根”青年,助力乡村儿童“安其生活与情怀之所”。

2.“大小”在“育”:坚守“乡土文化”之所,探寻乡土教育资源

在位育思想下,乡土文化教育以遂儿童生长为目标,“乡土文化之圆”的大小直观反应儿童的发展水平,它是儿童对乡土文化认识多少的体现。乡土文化教育资源是乡土文化教育的核心,亦是促进儿童在乡土文化知识方面得以永续生长的必需品,故挖掘资源所在是实现乡土文化教育目标的龙头工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能否实现乡村路向,取决于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资源是否富有乡村特色。乡村学校座落于乡村,乡村儿童的个性气质、心理需求和社会意识与城市儿童不同,尤其是社会意识与城市儿童有很大差异,所以乡村学校的乡土文化教育资源有别于城市学校。位育视角下乡村学校的乡土文化教育需要坚守“乡村文化”之所,积极探寻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资源构成。首先,要正视乡村传统社会意识,确保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具有乡味。近年来,多个中央文件皆与乡村传统文化振兴紧密相关,并将挖掘优秀乡村传统文化摆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地位。乡村学校位于乡村,其文化教育应以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有效避免儿童因缺少对乡土文化内涵的阐释和理解而造成的“嫌弃”家乡现象。其次,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资源的探寻要关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个主体。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各主体也会或多或少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然而,乡村家庭、学校和社会处于乡村场域,他们各自的独特之处可以成为乡土文化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所以,乡村学校应该基于现代化乡土生活挖掘家庭、学校和社会多主体蕴含的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并激活它们互通有无、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最后,乡村学校要基于“乡土文化”之所开发公益性乡土文化教育基地。在基地中开展各类活动,如举办乡土文化知识公益讲座、听乡土文化故事、赏乡土气息音乐等,发展儿童对乡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

3.“均匀”在“中和”:革新乡土文化教育之法,致儿童理解乡土文化

“中和”不仅是妥善调和儿童与乡土文化关系的手段或途径,在儒家思想中,它更是强调整体和谐的价值取向[12]。以平衡有效的乡土文化教育方式,培养学生向“乡土文化”之正圆发展,是位育思想下乡土文化教育的最终目的。首先,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要重建利于实施教育的文化环境。一方面,乡土文化教育要抓住文化主体的作用。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知识精英,他们在引领儿童培养乡土文化情怀上有着无以取代的作用。政府可将乡土文化教育作为衡量指标来建立一种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管理,同时将该指标纳入教师晋升体系中,从物质和制度两方面合力强化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内求意识。另一方面,构建乡土文化教育的文化情境。乡土文化教育要调动乡村社会中各方主体积极参与,从而铸造乡韵悠悠、生气勃勃的乡土文化教育情境。其次,坚持在实践活动中实施乡土文化教育。在实践活动中开展乡土文化教育,帮助乡村儿童身体力行地感受乡土文化之亲、之美,培养“乡土文化实践者”。例如,儿童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田地耕作、特色工艺品创作、节庆象征物制作等实践活动,在这样的实践中增长乡土文化知识和发展乡土文化情感。最后,在系统、科学的乡土文化实践活动中逐步地、有序地、渐进式地发展儿童对乡土文化的情感、知识与技能。譬如,户县农民画是陕西关中地区的特色工艺品,完成一幅画需要经过“写生-制作底稿-描稿-复制-填色-装裱”多重步骤。在开展户县农民画教学时,教师从写生开始就要有计划地指导和布置相应的任务,要求儿童坚持观察田间地头的生活并在速写本上记录感受,针对观察农民进行农耕工作时产生的疑惑展开探究学习,由解开疑惑到了解农耕知识与规律,用画笔将不同时间农耕的美好场景整合并绘成一幅农民画。同时结合美术填色知识为画作赋予色彩活力,在装裱后一起欣赏劳动成果,实现集写生、观察、记录、研究、绘画、填色、装裱于一体的全景式教学。在这样的长镜头式的乡土文化创作体验活动中,儿童在教师循序渐进的引导下,逐渐发展了对户县农民画这一个乡土文化的认识和情感。通过乡土文化环境再建、乡土文化实践活动开展及系统、科学地开展乡土文化教育帮持的“中和”教育方式,使得儿童在科学认识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在实践活动中涵养自然与人文情怀,做乡土文化的热爱者、宣扬者和传承者。

总之,乡村学校处于乡村这一蕴有乡土民情的特殊文化场域,其文化教育必然有别于城市学校。位育视角下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之意蕴在于立足乡村这一文化场域,筑牢乡村儿童生活及情绪之所,以安乡村儿童生境;涵养乡村儿童道德观念与精神文化,以遂儿童生长。因此,乡村学校需要立足于乡村教育之本,定位教育实施路向。探寻乡土文化教育之在,培育儿童对乡土文化的认识,确保他们科学地理解自乡文化。革新乡土文化教育之法,使儿童与乡土文化统一,避免人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失衡,逐渐生成乡土文化认同、责任及传承精神与意志。

参考文献

[1] 徐磊.《中庸》的位育思想及其诠释:兼论潘光旦的位育论[J].社会学评论,2018,6(01):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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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潘乃谷.潘光旦释“位育”[J].西北民族研究,2000(01):3-15.

[4] 纪德奎,张卓.乡村振兴战略中乡土文化教育的自觉与自信[J].当代教育科学,2018(07):25-29.

[5][7] 范会敏.乡村学校乡土文化教育融入与教育支持[J].当代教育论坛,2020(01):6-13.

[6] 中國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56.

[8]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16.

[9] 余应鸿.乡村教育发展的内生机制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02):107-114+193.

[11] 纪德奎,刘灵鸽.乡土文化教育开发:模式与流程[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8,10(01):20-27.

[12] 肖乐群.儒家“中和”之德与和谐社会构建[J].学术交流,2007,(08):19-21.

[作者:周玲烨(1998-),女,上海宝山人,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生;付庆科(1978-),男,江西樟树人,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马利云(1971-),女,浙江湖州人,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郭振玲】

*该文为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研究课题“乡村优秀教师职业特质与成长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2022SCG04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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