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内容提要】2020 年大选后，特朗普个人及其代表的理念对共和党仍然保持很强的影响力。在政策议题上，特朗普时期加速保守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生命权”上作出的判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共和党的选举空间。在政府运作上，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力量在国会众议院导致议长“难产”的政治危机。在政治生态上，共和党继续呈现加速“特朗普化”的发展态势。随着特朗普表态竞选下届总统，其对共和党政治生态的影响更为凸显。无论2024年大选结果如何，2028 年之后的共和党政治态势或将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2023 年11 月7 日，距2024 年总统大选整整一年之际，美国肯塔基、密西西比、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以及多个地方层面举行了换届选举或政策公决。在这场下届大选的“热身赛”中，民主党迎来初步胜利，部分冲淡了对拜登高龄等因素可能拖累民主党大选的不安与焦虑。[1]11 月8 日，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举办了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的第三场电视辩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虽然再度缺席，却仍在各路民调中保持着领先优势，甚至被认为极有可能三度获得共和党提名，再战拜登、角逐白宫宝座。[2]事实上，自特朗普卸任、拜登上台以来的近3 年时间中，共和党并未摆脱特朗普所代表政治理念的影响，而且党内政治生态与政策议程不可避免地被特朗普个人所牵动，呈现出“特朗普从未离开”的微妙且复杂的政治现象。

走过头的“生命权”议题限制共和党选举空间

2020 年11 月3 日举行的总统大选确定了特朗普败选及其政府落幕，却并未阻碍美国制度框架下所谓“特朗普遗产”持续爆发难以预测的力量。在选举投票前一周，具有保守派倾向的艾米·科尼·巴雷特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誓就职，这也是特朗普执政四年中提名并就任的第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特朗普任内提名的这些人选快速推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司法体系的保守化。受法官长期在任的制度安排影响，美国司法体系的保守化态势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塑造美国政治与社会的面貌。

近年来，日趋保守化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刀阔斧地修正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所铸造的多项民权成果。2022 年6 月24 日，联邦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以5∶4 的判决在事实上推翻了1973 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否认了其所确立的全美范围内堕胎合法化的“选择权”原则，直接将关于合法与否的决定权退回各州。这一强调州权、彰显保守派宗教价值观的“生命权”判决，完全迎合共和党人特别是某些保守派势力长期以来的政治诉求。

不过，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保守化判决很快被证明已明显超越当前美国社会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对共和党阵营整体而言更像是一项不得不赞成但未必从中受益的政治议程。在宣布判决5 个月之后的2022 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并未迎来外界预测的“红色浪潮”或“红色海啸”，最多算是激起了以较为微弱优势重返国会众议院多数的“红色涟漪”。其中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对“选择权”的否认在美国选民中引发了极大关注，部分抑制了民众由于经济低迷而对民主党的不满情绪。[3]相关民调显示，认为堕胎议题是影响选举投票的关键因素者达到27%，仅次于认为通胀议题是最为关键因素者的31%，而且更为关注堕胎议题的群体中近八成投票给了民主党，更为关注通胀议题中的七成支持共和党。换言之，“生命权”的判决在当时不但分散了选民对经济与通胀议题的关注，而且激发了选民对自身民权被剥夺的焦虑与恐惧，从而使共和党原本期待炒作经济议题而获得大幅度优势的愿望落空。由此可见，作为共和党所谓“文化战争”议程的重大突破，“生命权”的判决却强化了民主党围绕“身份政治”展开的议题设置。

2023年7月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纽约举行示威游行。

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背景下，14个保守州确定了禁止“选择权”的州法，7 个州通过了不同程度上限制“选择权”的州规定，5 个州的禁止法律被阻止或存在争议，更多的24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选择权”。[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两党争夺日益激烈的关键州，佐治亚、亚利桑那乃至北卡罗来纳等州倾向于部分限制，威斯康星州则仍为争议状态。这说明“生命权”与“选择权”极可能再次构成两党持续斗争的关键议题。比较而言，俄亥俄、艾奥瓦乃至蒙大拿等相对保守州目前都阻止了禁止立法，甚至堪萨斯、阿拉斯加等传统保守州还支持“选择权”，这些都充分展现出“生命权”与“选择权”仍存在极大分歧，特别是在中间选民当中的争议更大，共和党选民也未必彻底推崇毫无选择余地的“生命权”。

面对2024 年大选周期的到来，经济议题极可能成为共和党针对民主党的主要攻击点，民主党阵营试图继续将“生命权”与“选择权”之争推高到选举中更为显著的主议题位置，以期调动女性、青年及少数族裔群体的投票参与，试图回应并动员64%对“生命权”判决表示失望的群体，特别是温和的中间选民。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共和党阵营开始尝试作出某些所谓软化甚至是技术性的模糊化处理。这种看似务实的模糊调整，事实上暴露出共和党人以“白人至上”为底色的“文化战争”在历史发展潮流中无法回避的局限性。

议长“难产”危机的深层原因

随着2023 年1 月第118 届国会开幕，共和党时隔4 年重返国会众议院多数，但受“生命权”判决拖累等因素影响，共和党的多数优势已被缩小至10 席以内。如此微弱的优势，直接放大了共和党内部各派系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更为得势的极端保守派与主流建制派之间的分歧。在碎片化的党内生态之下，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23 年内先后上演了两波议长“难产”危机。

2023 年1 月3—7 日，长期担任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凯文·麦卡锡经过15 轮投票的煎熬最终获得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职位。其代价就是与“自由连线”等党内极端保守派妥协，包括规则委员会的关键人事安排以及所谓恪守国会众议院规则第九条关于罢免门槛等相关内容。政治妥协所引发的不稳定性显而易见，不但增加了舆论关于第118 届国会能否解决债务上限等重大问题的忧虑，而且最终导致麦卡锡上任不到9 个月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极化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在院会中的微弱差距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峙，也促使两党各自内部极端派更加肆无忌惮。如果说，特朗普崛起及其当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更多体现在政党生态意义上的话，那么此次议长被罢免意味着这种影响蔓延到了美国政治制度与政府过程等层面。

为了选举新议长而持续22 天的闹剧将特朗普对共和党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暴露出政党碎片化特征以及共和党极端化在美国政治框架内的有限性。直到2023 年11 月24 日，即在议长缺位三周、临时拨款到期迫在眉睫的危机之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共和党阵营表达不满，并将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危机责任归咎于共和党，共和党才加速整合，提名因为资历有限而被各方认为未来都可以施加影响的妥协人选。

由此可见，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力量的确可以长期塑造共和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能在共和党内部与主流建制派分庭抗礼甚至阻碍主流建制派的议程，尽管这种破坏性影响仍未主宰共和党，也未冲破既有的制度框架。然而，贯穿2023 年的两波议长“难产”危机足以让美国民众看到一个分裂、极端的共和党，某种意义上也增加了对共和党内部关于特朗普及其所代表力量的进一步反思。[5]

共和党仍在“特朗普化”

自2023 年3 月底4 月初开始面对首个刑事起诉以来，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初选的民调一路飙高，至今仍保持遥遥领先的“独大”地位。未来一段时间，除非因宣布参与共和党初选的各参选人快速退出而仅保留一位挑战者，否则，特朗普将维持目前的绝对优势，并在2024 年3 月5 日即11 州同步初选的首个“超级星期二”提前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是2023年10月3日拍摄的美国华盛顿国会众议院投票罢免共和党籍众议长麦卡锡的直播画面。

一般认为，相比2016 年，特朗普在这次选举中将更为强调与共和党主流建制派的协调与整合。这也意味着，即便特朗普最终再次当选总统，共和党主流建制派也将更有可能参与到新的政府架构和政策决策当中。一方面，共和党主流建制派同样受到特朗普的牵动，因而相比于七八年前，他们与特朗普的配合度必然更高；另一方面，特朗普毕竟已非“政治素人”，与共和党主流建制派合作进而充分利用其力量与资源，显然是特朗普的优先选项。

无论特朗普是否会在2024 年当选，按照美国宪法，此次选举是特朗普的最后一次参选，2028 年之后的共和党将在一定意义上告别特朗普。但是，特朗普所代表的理念，以及因这些理念而产生的共和党内部政治力量与选民结构变化趋势将得以延续。随着诸如罗恩·德桑蒂斯这样的新一代政治人物站上政治舞台，一种淡化特朗普个人色彩的共和党“特朗普化”的过程将持续。从这个角度看，2024 年大选的结果决定着共和党这一趋势的速度：如果2024 年特朗普再次失败，该趋势将提速推进；如果特朗普在2024 年胜出的话，该趋势将相应地更晚一些出现。

共和党仍在进行的“特朗普化”不仅将塑造其价值观与政策立场，还比较明显地表现为党内精英的代际更新。例如，目前在任的第118 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中，“80后”共和党人为33 位，已经超过了“80 后”民主党人的规模（31 人）。以往给人印象议员相对“年长”的共和党正在加快吸纳更多年轻者，这显然值得关注。如果说所谓的“奥巴马拖累”导致民主党精英在代际上陷入“停滞”的话，“特朗普提速”则直接刺激了共和党党内精英的加速更新。其内在逻辑是，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派”闯入共和党政治，强推一系列极端主张，形成强劲势头。这种趋势对于已在任一定时间且年龄较大的传统共和党人而言不易快速调整跟进，反而是刚刚步入政坛的共和党人更易接纳特朗普的政治套路，其中不乏很多年轻世代的共和党人。[6]这些共和党新世代在追随特朗普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且强化了自身“反建制派”的政治身份与理念认同，进而实现在党内甚至在华府立足的目标。

2023年10月7日，美国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参加集会，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新政治周期仍未到来

无论是政治议题上的过头与极端，还是政治运行中的失序与撕裂，都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已进入一种政治周期的转换过渡阶段。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周期转换，都会经历以选民群体结构变化、政党地区势力范围交换、政党精英构成调整为主要表征的一系列剧烈变化。此次偏保守倾向政治周期的转换过程，更多地由共和党内部激烈且极端的政治生态变革来决定其底色。

特朗普自身的反建制属性及其在选举人团制度扭曲下的当选，令很多人拒绝将2016 年接受为一个新政治周期的起点。而终结特朗普执政的强烈共识与百年不遇疫情因素的叠加，导致2020 年选举展现出政治意涵的极大模糊性乃至争议性。受各种因素影响，新的政治周期已错过两个关键检验点，而且2024 年大选也难以给出清晰信号。拜登再次对决特朗普这一目前看来最为可能出现的局面，不免会唤起人们对前两次选举的各种记忆，加之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新情况都会降低2024 年作为观察抑或确立新政治周期的可信性。

如果连续三次选举都因为不同程度的特殊性而未表明新政治周期到来，其覆盖的12 年时间在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定位就将更具模糊性。2016—2028 年的12 年，是一个旧有政治周期依依不舍地告别，也是一个新近政治周期不慌不忙的问候。由此，这个有些漫长的过渡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周期，而是一个两党都需要快速整合内部力量的所谓政治“次周期”。在这个“次周期”中，共和党内部调整所面对的压力与困难更为明显，而共和党自身在政策议题、政府运作、政治生态等方面的整合与调整恰恰是这个“次周期”中最为关键的内生动力。

无论2024 大选结果如何，两党甚至整个美国的政党政治可能都将在2028 年之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2028 年之前共和党发展态势与内部生态也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美国政治新周期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