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磊

【内容提要】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能源供应链再次断裂，欧洲成为断裂的中心地带。欧盟通过增加来自美国等国的天然气供应来重置供应链，俄罗斯油气市场出口则进一步向东转，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暂时相对平衡但远未结束。在能源转型背景下，清洁能源供应链正在取代油气供应链，并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全球能源转型对关键矿产需求的大规模增长和美西方国家实施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加剧了各国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中国坚决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在加强同相关国家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国际能源市场发端以来，全球能源供应链周期性断裂重组。能源供应链断裂往往导致能源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链重构，而资源、投资、技术和市场的重构，涉及新增产能投资与供应多样化、节能与能源替代、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地缘政治的合作与竞争等复杂因素。2022 年2 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欧洲和俄罗斯被迫对其能源供应链进行重构。同时，随着能源转型，清洁能源供应链正取代矿物燃料供应链，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在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关键矿产成为全球主要大国战略博弈的新领域。

乌克兰危机与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新冠疫情已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导致供应水平骤降、需求减少，国际能源供应链也深受影响，全球或地区石油供应链面临“停摆”的风险。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启动经济振兴计划，推动经济复苏增长，全球能源供给端着力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投资。随着疫情缓解和经济复苏，全球交通、运输等行业对能源需求大增，以“欧佩克+”为代表的主要产油国大幅减产和全球需求回升助推全球能源供求平衡缓慢恢复，供应链逐步回归正常。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能源供应链发生严重断裂，引发严重的能源危机。危机爆发前，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欧洲市场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2021 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占欧洲进口总量的43.5%、27%、19%和46%，同期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分别占其出口总量的52%、75%、25%和25%。[1]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和金融制裁。2022 年3 月，美国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4 月，欧盟启动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决定从8 月、12 月和2023 年3 月开始，分别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原油和石油产品。欧盟与七国集团以及澳大利亚对俄原油和油品实施限价。欧盟禁止从俄进口煤炭，导致欧洲最大的海外煤炭供应归零。2022 年12 月，欧盟对俄原油制裁开始生效，每天来自俄罗斯的260 万桶原油进口暂停。[2]2022 年9 月，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天然气减少了85%，对欧洲和全球天然气平衡构成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欧盟和俄罗斯开始调整其能源供应链。

2022年12月1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国家举行欧盟能源部长会议，就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协议。

一方面，欧盟为应对能源供应危机，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对其能源供应链进行重构。一是重置油气供应链，调整油气供应方向和重点。欧盟大幅增加来自美国和中东国家的能源供应。2022 年，欧盟加大对美国和卡塔尔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采购力度，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每天达到1.1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41%；来自美国的原油进口每天达到175 万桶，与2021 年相比增长70%。2022 年1—10 月，卡塔尔输送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占其出口量的16%，卡塔尔成为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同期，美国和卡塔尔供应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为137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0%。二是增加本土的油气供应。英国、挪威和荷兰加大油气开发和供应力度，2022 年挪威对欧出口了1220 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管道天然气1169 亿立方米，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三是重启煤电、暂缓退核进程、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缓解电力需求紧张和电价飙升的压力。2022 年欧盟煤炭消费同比增长21%。欧盟新增光伏装机和风能装机规模比2021 年增加三分之一，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22%，超过天然气发电比重。四是在需求侧鼓励节能和提高能效，包括自愿减少15%的天然气需求、高峰期的电力消费强制减少5%。五是支持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以接收来自非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到2022 年9 月，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恢复到90%以上；2022 年欧洲天然气需求创纪录地减少550 亿立方米，相当于2021 年天然气总需求的13%，欧洲重构供应链的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欧盟能源供应链重构代价高昂，2022 年欧盟为进口天然气支付3000 亿美元的账单，与前5 年的平均数相比，增长3 倍。2022 年欧盟在建筑、交通、工业上的能源支出超过2 万亿美元，相当于GDP 的12%。[3]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失去重要的欧洲能源市场后，着力重置东向的亚洲出口市场。一是增加对亚洲国家的石油出口。印度、中国、土耳其等亚洲国家成为俄罗斯油气出口的主要方向。2022 年1—10 月，俄罗斯出口至亚洲的原油占其出口总量比重从2021 年的40%增长至50%。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每天达到120万桶，同比增长29%。二是以折扣或低价出售石油。这对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沙特、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进口低价俄罗斯石油在国内消费，余出更多本国石油对欧洲出口，实现石油收益的最大化。三是开拓北非新兴国家市场，增加对摩洛哥、突尼斯的成品油出口。2022 年，摩洛哥、突尼斯从俄罗斯进口的成品油成倍增长，阿尔及利亚、埃及也扩大来自俄罗斯的成品油进口。四是拓展新的销售渠道，规避制裁风险。在其他国家组建专营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贸易公司和规避制裁的油运船队，扩大面向南亚、非洲和中东的销售。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调整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众多困难和问题。俄罗斯出口能源的基础设施长期集中于欧洲，面向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在天然气方面，东向亚洲市场的供应链重置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投资，要扩大来自西伯利亚输气管道的输送能力，必须先投资兴建新的重大基础设施。欧盟和美国广泛限制国际公司对俄罗斯的能源投资，禁止俄罗斯获得西方技术和限制俄罗斯公司通过国际市场进行融资。俄罗斯重置亚洲市场的政策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4]

在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美国、中东产油国和印度成为最大赢家。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联合欧洲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增加对欧洲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进一步加强对欧洲的能源供应链捆绑，强化欧洲对美能源和安全的战略依赖。印度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的低价石油进口，迅速取代欧盟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海外石油市场。中东产油国从油气供应链断裂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中获益丰硕，能源价格的飙涨、出口市场的扩大导致中东产油国的出口收入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全球统一油气市场的分裂和阵营化、全球油气贸易流向的改变、俄罗斯作为世界重要供应国的作用严重受限，都加剧全球油气资源的竞争，增加全球市场的脆弱性，为全球能源市场的未来发展埋下更大隐患。目前，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虽暂时获得平衡，但远未结束。全球能源危机也没有完全结束，未来的油气供应链重构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022年9月7日，荷兰波尔蒂克，新社区房顶上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全球能源转型与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

清洁能源供应链是指清洁能源开发、输送、存储、消费各环节所涉及的装备制造链条，可分为光伏供应链、风能供应链、匹配电动汽车的电池供应链、电网装备供应链等，各供应链又包括上游关键矿产资源、中游零部件和辅材、下游整装设备三个环节。国际能源署界定的清洁能源供应链更加广泛，包括再生电力（太阳能光伏、陆上和海上风电、集中式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能）、核能、电网（传输和分配）、电动汽车、电池储存和氢能。《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和清洁能源转型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和重要责任。全球能源转型正在重构新的国际能源秩序和世界能源版图，引发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相比油气等矿物燃料的供应链，各国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关切更加凸显，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重构正在取代油气供应链，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

2023年11月23日，工作人员在位于法国圣保罗—莱迪朗斯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的预组装大厅里忙碌。

第一，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转型对关键矿产需求的持续、快速和大规模增长。相比矿物燃料驱动的能源体系，清洁能源技术更依赖上游矿产资源，由于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些矿产资源被界定为关键矿产资源。从需求侧看，能源转型将驱动全球关键矿产需求在未来持续增长。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2040 年，全球锂、镍、钴的消费将分别增长42 倍、33 倍和21 倍，对稀土、铜、硅的需求相对较少但也将分别增长7 倍、3 倍和2 倍。要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C 以内的目标，2020—2040 年全球需要消费的矿产资源将比目前水平多出4 倍。要实现《巴黎协定》2050 年净零排放的温控目标（1.5°C），世界需要6 倍于现在的矿产资源投入。未来20 年内，清洁能源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在矿产资源总需求中的增幅持续上升，铜和稀土将超过40%，镍和钴为60%—70%，锂为90%。电动汽车和储能电池已成为锂的最大用户，到2040 年将取代不锈钢成为镍的最大用户。能源转型驱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使之成为关键矿产资源需求增长的最大市场力量。国际能源署的分析表明，当今全球关键矿产供应和投资计划落后于清洁能源技术发展需要，一些矿产资源如锂和钴近期内可能供应过剩，但未来数年内，锂化学产品、电池级镍和关键稀土元素可能面临供应紧张局面。预计到2030 年，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对锂、钴以及铜的需求只能有5%和8%得到满足。关键矿产供应链面临市场供求紧张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可以预见未来将出现关键矿产资源短缺和价格趋高的局面。[5]

第二，与石油、天然气的全球分布相比，关键矿产资源分布、加工各环节更加集中。一是绝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发展需要的矿产资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国（52%），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镍原料生产国（31%），智利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生产国（28%）和第二大锂矿生产国（23%）。2019年刚果（金）生产的钴占全球70%，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球60%。二是关键矿产加工环节的集中度更高。中国提炼了全球35%的镍、50%—70%的锂以及近90%的稀土元素。技术上，中国是全球稀土和硅采矿的主要国家，也是钴、铜、锂、镍、稀土和硅六种关键矿产资源加工、制造和消费的主要国家。[6]少数国家对全球大部分关键矿产资源复杂供应链的控制，以及关键矿产资源在生产、加工、制造和消费领域的高度集中性，表明关键矿产资源具有潜在供应中断、价格波动等风险。三是关键矿产资源的生产周期较长，具有长时滞特征。从采矿到生产，关键矿产资源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平均需要16 年时间。面对迅速增长的需求，未来关键矿产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引发更大担忧。四是关键矿产资源的品质下降、不断趋严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审查以及气候风险，也对可靠和可持续的矿产资源供应构成极大挑战。[7]

第三，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还面临能源地缘政治竞争的挑战。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包括加紧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与控制。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清洁能源转型作为能源战略的中心目标，围绕光伏供应链、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先后在国内实施一系列扶持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产业政策。2021 年2 月，拜登政府签署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 号行政命令，对美国国防、能源等6 个行业制造商进口依赖情况进行审查。2022 年拜登政府出台《通胀削减法案》，打造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为美国本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提供巨额补贴。

在重构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对外战略中，美国一方面大力拉拢关键矿产资源国，寻求摆脱对中国的产业依赖。现阶段，美国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关键矿产环节“友岸外包”的优先对象及全球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可靠和负责任的供应国”，与两国建立了高层次、多渠道的矿产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美国倚重盟友阵营和集团政治创设多个双多边合作机制，包括七国集团签署的《清洁能源经济行动计划》《G7 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划》，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果《印太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链四方原则声明》《清洁能源供应链多样化计划》，印太经济框架成果《供应链支柱2 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支柱3》，美英以及美日签署的《大西洋宣言：21 世纪美英经济伙伴关系框架》《联合清洁能源供应链行动计划》《美日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倡议》《关于加强重要矿物供应链的协定》等。2022 年6 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日本、韩国、挪威、瑞典、英国和欧盟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多边机制，旨在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助力清洁能源转型。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巴西、刚果（金）、蒙古国、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出席了2022 年9 月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伙伴国会议。[8]

中国应对路径考量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油气供应链、清洁能源供应链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一是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引发全球性能源危机，加剧全球对油气供应链的争夺与控制，影响中国的能源与经济安全。二是从关键矿产的地质储量来看，中国比较丰富和充足的关键矿产只有稀土和钼两类，绝大多数关键矿产资源需要进口。三是美西方重构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特别是其“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严重威胁中国清洁能源供应链的稳定和产业发展。

为应对全球能源供应链存在的相关风险，中国应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与合作，降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及能源政治化、武器化和阵营化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畅通的影响，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社会一道，畅通供应链，维护能源市场和价格稳定，确保各国获得可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2023年10月10日，在山东青岛举办的“2023跨国公司与中国主题展”上，观众从海陆清洁能源综合利用展台前经过。

第一，坚决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反对能源供应链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削减贸易壁垒，促进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应对全球能源危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作出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应对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指明方向和路径、提供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根源不是生产和需求问题，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国际合作受到干扰。[9]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通过国际合作阻止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恶劣行为。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支持并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第二，抓住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合作，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2022 年12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时，将“能源安全共同行动”列为“八大共同行动”之一，提出愿同海合会国家在包括能源安全等五个重点合作领域作出努力，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10]中阿双方在扩展能源合作领域和层次、保障供应与需求安全、合理与公平能源价格、运输与通道安全、危机预警与处理以及全球和地区能源治理等方面，探索构建能源安全合作机制的新路径和框架，建立保障能源稳定供需的长效机制，维护双方、地区和全球能源安全。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油气供应链面向亚洲市场重构之际，中国可扩展和深化与俄罗斯在油气生产、供应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使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和共赢链。

第三，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深化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保持与主要关键矿产生产国和供应国紧密合作关系，排除政治干扰，反对资源民族主义，确保中国获得稳定畅通的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美西方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上仍有较大合作空间，中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大国的共同责任和合作契机。当前，加快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事关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需要中美双方进行广泛合作，畅通双方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渠道。在碳捕获和电动汽车领域，中美也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碳捕获技术实验和发展方面，中海油与美国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公司已经开展了系列合作，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也是美国汽车制造公司的重要市场，推广电动汽车是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中国加工的矿产品是电动汽车的关键材料。美国特斯拉上海工厂是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装备制造和电动电池领域的成功合作，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中美合作对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2023 年11月15 日，中美两国共同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其中就“能源转型”提出，两国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3 倍，并计划充分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气发电替代；双方同意重启中美能效论坛，计划重启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推动二轨活动，加强务实合作。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合作无疑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引领作用，鼓励各国加强自身的气候行动和国家自主贡献。只有各国共同行动，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并保障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