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敬,刘尔君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601)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道衰微,“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1]1196,因而在“道德大废,上下失序”[1]1196的时代背景之下,群雄并起,问鼎天下。战国时期,以苏秦、张仪等为代表的谋士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1]1198,为自己的君主谋取最大化利益的同时,也被时人评价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2]。“文辞骚骚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3]的《战国策》便在此背景之下诞生,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真实立体的策士形象,因而相关研究也围绕“策士”这一臣子主体展开。

目前,学界对《战国策》君主形象的研究较少,且君主形象往往独立于策士形象,未将二者相结合以进行人物形象的论证。从君臣双向研究角度来说,策士的形象出彩与其背后君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4]18。由此可见,《战国策》中战国时期君臣关系的相关研究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从文学塑造手法角度来说,《战国策》目前主要停留于夸饰等修辞手法的整理阶段,此外《战国策》中的君臣形象与其他史传文献的区别也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从《战国策》游说主旨角度来看,相关研究也未通过人物塑造手法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价值驱动力。为对以上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对《战国策》中君臣关系的立体书写进行分析,梳理了君臣关系的多元呈现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君臣关系塑造与史实的超现实叠加笔法带来的历史书写效果,并发掘《战国策》人物塑造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内涵及主旨,以期探究其“天下传焉,后世述焉”[5]的思想价值。

一、《战国策》君臣关系的多元呈现

战国时期的君臣关系,与王道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韩非子·难一》篇道:“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4]267“当时新兴的士,但本身具有知识和技能,而且在社会上还能发生号召作用”[6]62,可见当时策士这一臣子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加之“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1]1195的成书目的,因而《战国策》篇目较为侧重臣子的形象刻画,而君主形象更多的是起篇目补充的作用。但策士游说君主的主体叙事结构使君主关系在《战国策》中依然呈现出多元书写模式,基于此,依照君臣间的对话内容、谈话态度和应答模式,我们梳理《战国策》中的君臣关系,其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臣依附君

臣子依附君主,需要君主的物力、财力等物质支持及精神上的信任。在著名的《秦一·卫鞅亡魏入秦》中,秦孝公采取卫鞅的意见,“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1]75,给予其在名利方面的支持;而秦惠王时,因生疑于卫鞅,卫鞅受车裂之刑。这种关系在《战国策》中不乏其例,《秦一·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的经历也与之相似,苏秦游说赵王,赵王大悦,授其相印,赐其“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镒”[1]87,原是穷困书生的苏秦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后期甚至“天下莫之能伉”[1]88。《秦四·秦王欲见顿弱》中,秦王资助顿弱万金前去游说,在强大的财力支持下,顿弱游说韩、魏并用反间计除掉李牧,达到四国归顺的目的。此外,旁人夸赞或建议的方式也会使臣子得到君主的赏识,苏代在《燕二·苏代为燕说齐》中游说的策略就是一个佐证。苏代借卖骏马的故事将淳于髡类比为伯乐,并且“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千镒”[1]1092,通过淳于髡举荐成功获得了齐王的赏识。此外,《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中逃亡秦国的甘茂以江上处女喻以己身,请求苏代举荐以获齐国庇护,后苏代使计周旋于秦齐国君,使齐王意识到甘茂的重要性,成功让甘茂得到齐王赏识并获上卿之职,使之重获名望地位。由上可见,君臣关系在这种模式下主要是臣子依附于君主而得到经济、地位的优待或者君主的赏识。虽然各人达成方式各不相同,但由此可观臣子在其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及君主在这一关系中的决定性地位。

第二类:君保全臣

君保全臣,即君主在臣子面临政治危机时而保全其人身安全或名誉,这一模式既依靠君主对臣子的信赖,也依靠他人对君主的劝谏。在君主信赖臣子方面,莫过于《齐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中的齐宣王与章子了。齐秦开战,齐宣王任章子迎战敌军,探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报告章子叛变,连朝臣也提出“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1]327的疑惑,但齐宣王坚信章子不会背叛。果然,不久便传来齐军胜利的消息,谣言不攻自破。又如《赵三·齐人李伯见孝成王》中,李伯拜见赵孝成王,得到赏识并被封为太守,但没过多久便有人连续两次向孝成王告发他谋反,但孝成王均没有太大反应,告发并未成功。孝成王对臣子的信任之情还促成“为孝成王从事于外者,无自疑于中者”[1]724的良好风气。再如《楚一·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中,魏国人在楚宣王面前中伤昭奚恤,楚宣王告诉了昭奚恤这件事,由此昭奚恤向楚宣王表明自身的忠心,以及对他人挑拨君臣信任的恐惧,并进一步阐述这种行为将使自己获罪的忧虑。楚宣王对此的反应是,“寡人知之,大夫何患”[1]486。这一简洁有力的言论不仅反映出君主对臣子的信任,也体现了君主自身的主张与魄力。在他人劝谏君主方面,《齐一·楚威王战胜与徐州》中楚王想要驱除田婴,在张丑分析任用田婴、田盼两人利弊的劝谏下,楚王才打消了该念头。《秦五·秦王与中期争论》中,秦昭王与大臣中期争论,结果昭王辞穷,勃然大怒。有人为保全中期向昭王进言,“中期适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纣,必杀之矣”[1]271,对比桀、纣以赞颂昭王,从而反向劝说秦王宽恕中期,才使秦王没有降罪于他。这些均反映了君臣之间面对信任危机时的处理方式,体现出君主宽容贤明或臣子机敏聪慧的人物形象,折射出君臣之间信任与猜忌共存的复杂关系。

第三类:君肯定臣

君肯定臣,即君主对臣子的见解、建议采取肯定或赏识的态度,《秦三·范雎至秦》属该模式的典范之作。范雎至秦,秦王用极其谦恭的态度请求范雎指教: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1]184-185。

“秦王跪而请”的举动不仅“若是者三”,后文更是两次强调“秦王跽曰”[1]185。《说文解字》将“跽”释为“长跪也”[7],这一举动足见秦王对范雎的赏识。《齐一·秦伐魏》中,秦国进攻魏国,陈轸成功劝说韩赵魏三国联合后,再到东方劝说齐王联合。陈轸分析时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齐王最终“敬诺,果以兵合于三晋”[1]335。该模式下,君主对臣子的建议持肯定的态度,臣子通过游说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达成双赢的局面。此外策文中也常见臣子提出建议而君主称“善”的相似叙事结构,均反映出君主对臣子意见的肯定。《赵三·齐破燕赵欲存之》《齐二·张仪事秦惠王》与《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都存在此类叙事结构。不过此类叙事结构主要是突出臣子的谋略,因而易将君主形象扁平化为赞同建议的工具人物。此外,君主主动与臣子共商事务的举动也体现君主对臣子的肯定。例如,《齐一·南梁之难》中南梁危难,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谋划何时救援韩国,齐威王最后听取了田忌的建议,晚些时再救援韩国,从而一举两得,削弱韩魏,使韩魏国君共同朝拜齐威王,彰显了齐国威名。再比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中荆宣王问群臣,北方诸侯都害怕昭奚恤的真实性,江乙则以假虎威的故事类推,说明“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1]482的道理。这些都通过君臣商议的方式彰示君主对臣子建议的认同,在塑造臣子善谋多智的同时,也侧面展示出君主善于纳谏的良好形象。

第四类:君轻贱臣

君轻贱臣,即君主轻视为其出谋划策的臣子,抑或是未认可谋臣的建议。如《秦二·齐助楚攻秦》中陈轸向楚怀王揭露张仪算计楚国的阴谋,楚王不听,反倒让陈轸不必多言,“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1]136。楚王受骗于张仪,陈轸再次劝谏楚王,先送秦国一块土地,后联合其攻打齐国,但楚王仍未采纳,坚持发兵征讨秦国,落得兵败杜陵的结果。又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中的苏秦游说秦王多次却未成功,反落得“黑貂之袭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1]85的结果。但苏秦后又受重用于赵国,提出合纵之术以抑强秦,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齐六·齐负郭之民有孤狐咺者》中,齐闵王不君,杀死进谏的人和齐国的执政大臣。燕齐交战,齐将达子要求闵王赏赐参战的士兵,闵王不肯,因而齐军被打败而齐闵王逃到莒国。齐相淖齿指出他的罪行,闵王却不知自己的过错,于是淖齿便杀害齐闵王。《秦五·文信侯出走》中司空马在秦欲攻赵的背景下由秦国逃往赵国,并建议赵王向秦王献上半壁国土以获得山东六国的支持,赵王未采用。司空马又一次建议赵王任用自己率领赵军与秦军交战,赵王仍未采纳。由此,司空马离开赵国,渡过平原津时预测赵国必将灭亡,果然五个月后赵国亡国。以上例子都反映出如果君主未采用谋臣的建议,往往会产生不利的后果。这一具有明显偏向性的行文手法背后,可一窥《战国策》重在刻画策士的神机妙算能力的创作意图——“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1]1198。可见该模式下君主形象主要是为衬托策士的善谋而服务的,反映出《战国策》成书的别样性,即“策士”处于叙事结构中较高的地位。

综上所述,《战国策》中的君臣关系书写呈现出多元态势,其中不乏对臣子智谋的夸大及对君主形象的扁平化、简略化处理。而这其中的文学化塑造手法,便是下文要着重考察的对象。除此之外,即便《战国策》中大部分策文以刻画策士智谋为主,但君臣互动的决策权实际还是掌握在君主手中,策士的荣辱与君主的态度紧密相关,无论二者关系是否和谐,策士刻画的背后都会折射出君主的谋略与考量。

二、《战国策》中君臣形象书写的超现实叠加手法

与《史记》等作品相比,君臣形象在《战国策》中的部分塑造多运用文学化塑造手法,如拟托、夸饰等。这样塑造的方式使人物形象愈显灵活生动,从而在策文中进一步呈现出“活现”效果。不过这些塑造手法也会使君臣形象在原史实的基础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超现实的叠加效果。下文将通过对文本拟托、夸饰手法的梳理及活现效果的呈现,探究君臣形象的超现实叠加塑造手法。

(一)拟托

《战国策》文本中多用拟托手法。所谓拟托,“乃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8]《战国策》衬托人物形象多用夸饰与虚构手法,在对《战国策》文本的考证中,缪文远认为“书中诸文,有史实实录,亦有夸饰之辞,甚至有托论之言,虚构之事”[9]1,加之司马迁所云“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10]2277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均会促成战国时期君臣关系的超现实叠加。例如,《赵一·张孟谈既固赵宗》中,张孟谈巩固赵国的地位之后,借称赵简子的言论以引出自身请求。如张孟谈劝谏赵襄子之话语:

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约两主势能制臣,无令臣能制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今臣之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臣愿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1]593。

但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称:“此时三家尚未称侯,张孟谈何得举‘贵为列侯者不得在相位’。列侯之称沿自徹候,而徹候之制始自商鞅制秦爵二十等。三家灭知伯,下距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凡九十有七年,张孟谈何得预知?”[9]165此篇运用拟托手法对张孟谈话语进行与史实背离的夸大化处理,在突出张孟谈智谋的同时扩大了对赵襄子劝谏的效果。此外,在突出张孟谈智谋方面,后文在韩、魏、齐、燕四国谋求攻打赵国的背景下,让其被重新起用,并且使计取得“四国疑而谋败”[1]596的功绩。由此可见,策文对张孟谈足智多谋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多重刻画。此篇表现的臣子智谋甚至拥有超越时代的预见性,足见对人物形象刻画的超现实叠加效果。再如《魏三·芒卯谓秦王》中芒卯劝谏秦王:“王之所欲于魏者,长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为魏之司徒,则臣能使魏献之。”[1]852-853芒卯为魏之司徒后,果然使魏国献出了土地,并且说服秦王促成秦魏联合并启齐地“二十二县”[1]854。据缪文远观点,此策文袭自《吕氏春秋》且又有明显的篡改痕迹。《吕氏春秋·审应览》中载孟卯(孟卬乃孟卯之误,孟卯与芒卯实为同一人)献地在先,秦王令人为其求司徒之位在后,“魏令孟卬割绛、汾、安邑之地以与秦王。王喜,令起贾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11]。策文中秦王任芒卯在前,而献地在后,所献地名不一,且最后取得的“二十二县”“与史无证”[12]238,故此文为依托之作。由此可见,《战国策》扩大了芒卯的智谋与功绩,“这样的描述,与其说是说给君主听的,倒不如说是写给游说之士看的”[13]。《战国策》通过对人物智能的超现实刻画暗含对游说之士的吸引,即想要说服人君,就要多加揣摩策文中的游说技巧,由此使得人物形象丰满的同时也增强了文本的拟托效果。

(二)夸饰

“夸饰”概念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夸饰》:“文辞所被,夸饰恒存”[14]。“夸饰有夸张和增饰两方面的意义,或者说是相当于夸张性的修饰”[15]。这一塑造手法在《战国策》中较为常见,譬如《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在层层深入的问答中向读者揭露了吕不韦一步步扩大的野心: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1]275

诚然“十倍”“百倍”“无数”的回答带有夸饰的色彩,但也侧面展现出吕不韦内心世界对逐利的强烈渴求,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个具有远大追求、不甘平凡的野心家形象。相较于《史记》中未录此段的《吕不韦列传》,《战国策》在该段辅以夸饰手法层层剖析出吕不韦的欲求与野心,从而使这一人物形象更趋生动、立体。又如《魏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中唐且对秦王不合理要求的精彩应答: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1]922-923

在秦王“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威胁下,唐且的回应不卑不亢,既有强烈的夸饰色彩又不失义薄云天、英勇无畏的豪情。首先,唐且阐明自己并非“布衣之怒”,而是“士之怒”;接着,用“夫专诸之刺王僚也,慧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这一系列铺陈排比又不失夸张的例证,论述勇士发怒对王僚的威胁;紧接着便彰示自己的决心,“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最后唐且“挺剑而起”,使“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成功达成出使的任务。不过此处与《史记》记载不符,《史记·刺客列传》记载始皇时期,“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10]2535。此策为凸显唐且的形象却言“挺剑而起”,夸饰手法明显。但这种手法在人物塑造上无疑是成功的,唐且的不畏强权,忠肝义胆,秦王的先倨后恭、色厉内荏都在夸饰之下被无限放大,在史实的基础上达到人物形象的超现实叠加效果。

(三)活现

《战国策》对人物的生动塑造可以说为一大亮点,将历史中的人物生动展现于读者眼前。通过人物背景的完善,文学塑造手法的运用,语言、心理等活动的细致描绘,他们犹如活现一般,与史实相较更突出鲜活立体的一面。相较于《史记》,《战国策》中君臣人物形象的塑造显得更为鲜活立体。以张仪游说楚王为例,《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与《史记·张仪列传》两文中,张仪的论述基本没有变动,不过以下两点存在些许差别。一是《战国策》中,张仪论述完自己的理由后,向楚王恭敬表示希望他接受自己的建议,“臣以为计无便与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须以决事”[1]509。其中“敝邑”“从车下风”等语均反映出张仪谦恭的态度。这一细节刻画出张仪为游说君主,自甘放低自身乃至国家名誉以获得被劝说者的青睐,足见其游说技巧之高超。二是张仪提出建议后,《史记》与《战国策》均记叙了楚王采纳建议的态度,不过《战国策》中对楚王的回应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

楚王曰:“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壁于秦王[1]510。

楚王不仅表露愿意听从臣子建议的诚恳态度,甚至还主动赠送财物示好秦王,一个谦逊顺服的君主形象跃然纸上。君主具有为政者的政治觉悟,臣子富有游说君主的智慧,二人的形象得以生动体现。而《史记》中对张仪话语论述的记载较为简单,张仪论述完理由后只有一句“臣以为计无便於此者”[10]2292,别无谦辞,直白表达出对自身计谋的优越感,缺少《战国策》中相关描写的委婉言辞。此外,《史记》并未进一步描述楚王对张仪建议的态度及行为反应。通过分析《史记》与《战国策》中张仪劝谏楚王这同一事件笔法记录的差别,可见《战国策》所塑造的君臣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甘茂的经历同样反映出《战国策》对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与《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都讲述了甘茂逃出秦国后打算去往齐国,出函谷关后遇见苏代,请其帮自己得到齐王任用的故事。两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大致相同,细节性的差异在于甘茂请求苏代帮忙的言语与苏代向君主献策时的言语策略。《战国策》中,甘茂请求苏代后多说了一句,“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1]158,以谦卑的态度加强苏代助己的意向。而在《史记》中,苏代游说齐王之语同时增加了一句:“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贤,得擅用强秦之众,则难图也!”[1]160这句话将任用甘茂的考量因素上升至国家层面,即不任用甘茂,不仅齐王王者风度不存,还将面临强秦的威胁。一句话的增饰就生动地活现出一个更加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

通过以上所述的对于君臣形象超现实叠加的处理手法以及在文本中使用所产生的效果,可见《战国策》对文本的处理虽然与史实具有一定的偏差,但是却合于“游说”的情理逻辑,并且使人物形象与叙事情节更加生动,从而使君臣关系书写更臻立体。

三、《战国策》尊士尊君主旨的显与隐

《汉书·刑法志》对战国时期策士们权谋倾轧的社会背景作了详细的交代,“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因此“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16]。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策士们的社会地位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政界需要谋臣策士;另一方面,士人亦需要施展才华经世致用的机会和舞台”[17]。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足见战国时期策士为君主出谋划策、共图霸业的合理性。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与战国诸侯割据、权诈倾覆的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否认,即便《战国策》全书以较大篇幅描绘了策士权谋手法与游说之辞以及部分君主对士的礼遇甚至于崇敬的态度,但是君主还是策士行动的实际决策者,“‘尊士’是书中的显性主题,而‘尊君’则是贯穿全文的隐性主题”[18],即要意识到,文学化的君臣关系塑造与其背后所折射的创作意识实际上还是以君主的利益导向为依托的。

(一)明线尊士

战国时期争霸的需求使“尊士”这一行为摆在了明面上,并且迅速流传开来。“在战国时期,有些有眼光的君主和权贵,他们不以权势骄人,主动或自觉地与士人交朋友,拜士人为师,待以上宾。”[19]这种现象在《战国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秦四·秦王欲见顿弱》中,顿弱先让秦王嬴政免去他的君王参拜之礼,秦王允准了他的要求。后在谈论“兼并六国”的话题时,顿弱借分析韩魏形势的契机向秦王提出给予其万金以辅助霸业的请求,秦王此时还不甚情愿。接下来,顿弱则借合纵连横之策进一步说明成就霸业的重要性,与楚国称霸相较,阐明秦国称霸后天下供养、万金不足为奇的道理。至此,秦王才深以为然,愿资助顿弱万金游说他国,促成霸业。由此可见,秦王表面上给予顿弱极大的尊重,甚至免去参拜之礼,赠与巨量财富,实际上这些礼遇与资助都与秦王图谋天下的目的紧密结合。事实也确实符合秦王的期望,秦国后于嬴政治下完成一统六国的伟业。又如《秦三·范雎至秦》,秦王亲自迎接范雎,甚至多次跪地请求范雎的指教,“若是者三”[1]184-185。此篇数次强调秦王为求教范雎而长跪不起,一方面凸显秦王的求贤若渴以及对范雎的敬重,另一方面,秦王谦恭举动背后折射出建立霸业的思想实质。再如《齐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中王斗以先君桓公与齐宣王作比,以劝谏宣王广纳贤才,宣王听后表示有罪于国家,于是选拔五位贤人入仕,齐国由此大治。这里齐宣王当着臣子的面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改变自己的行为,既可以看出齐宣王虚心接受臣子纳谏的谦恭,也可以看出齐宣王在“尊士”的同时,也确实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与政治影响力,增强国力的同时也赢得了谦恭的美名,可谓一举两得。关于这一现象,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其进行了高度肯定:“但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这一百年之内,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却受到战国王侯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毋需为生活担忧。不但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士的功能实已发挥到最大可能的限度。”[6]61据此可知,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尊士”的思想氛围的培育是非常友好的。可知《战国策》“尊士”思想主旨背后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及成书目的,共同促成了“尊士”这一明线主旨。

(二)暗线尊君

据文本可知,并不是臣子都能在这种礼遇的环境中取得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士)没有传统的势力与法定世袭的地位,他们的权势来自国君,国君也可随时夺回。”[20]《秦一·卫鞅亡魏入秦》与《秦一·苏秦始将连横》中两位著名臣子的经历中都突出了这种现象。卫鞅获取了秦孝公的信任,秦孝公便给予他优厚的待遇——赐予他相国之位与封地。与之相应的是秦惠王继位后因他人谗言与“黥劓其傅”[1]75的旧怨对卫鞅实施车裂之刑。而苏秦的经历则更加生活化,苏秦虽然在后期获得赵王的信任之后拥有了纵横六国的权势,但本质上还是赵王为了达到抑制秦国的目的而对苏秦所施加的恩宠。事实上,苏秦未苦学前,游说秦王失败后的穷困状态与“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1]85的待遇就是缺失君主权势依仗的结果。《秦三·秦攻邯郸》中王稽的遭遇也突出了这一点。秦国久攻邯郸不下,佚庄向将领王稽进言善待部下,而王稽依仗君主的宠信并未听从。后来佚庄又举例子说明君主的宠信也难以抵挡众口铄金的道理,劝他赏赐军吏并礼遇待之,王稽不听。军吏穷困的境遇果然导致王稽被诬陷谋反,被认为威胁君主权威的王稽落得“弃市”[10]748结局。可见臣子的荣辱取决于国君,无论国君是礼遇抑或降罪于臣子,本质上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战国策》中描绘了一系列游说成功、智谋无双的臣子,譬如合纵抑秦的苏秦、连横破纵的张仪、蚕食诸侯的范雎等,他们既是战国时期出彩的谋士,也是与君主共图霸业的协助者,在史书抑或史传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可否认,他们的聪明才智是计谋成功实施的重要因素,但君主的态度才是臣子权谋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楚一·荆宣王问群臣》就直观地反映了明线“尊士”背后“尊君”的暗线主旨。楚宣王召问群臣,询问他们对北方诸侯畏惧昭奚恤这一事件的看法,江乙则通过狐假虎威的故事进行类比,正如同百兽表面害怕狐狸实际上害怕老虎一般,北方诸侯表面害怕昭奚恤实际上害怕楚宣王的军事实力。君臣的一问一答间,便揭橥了臣子的震慑力来源于君主与国家实力,并非臣子个人权势的实质。纵然臣子权势滔天,但其背后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才是真正不可小觑的。

于尊士的明线之外兼设尊君之暗线,是《战国策》书写立体人物的高明之处。借由塑造策士的计谋巧智与滔天权势,暗示背后实际掌权者——君主的实力。“尊士”的表象之下是“尊君”所赋予的权力与争霸的价值驱动,二者共同构成了《战国策》行文的明暗主旨。

四、结 语

在权诈倾覆的时代背景下,不同于《左传》《国语》,《战国策》文本更多地聚焦于策士的智谋而非君主的决策,所用的文学手法塑造的君臣形象多为凸显臣子的智能,因而文本中的君臣形象会呈现出较史实而言超现实叠加的塑造效果。在对《战国策》文本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对君主形象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形象较为单薄,缺少与臣子这一聚焦主体的双向互动研究。

当下学界注重《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并从语言艺术、心理活动、对比修辞等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而全面的探讨,使《战国策》的研究更具多元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塑造手法也会使《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相较于史实构成而显现超现实的叠加色彩。由此可见,梳理拟托、夸饰等具有明显修辞性质的表现手法在《战国策》文本中的运用效果,为《战国策》中文学化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提供了研究视角,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挖掘出其背后“游说”的成书目的。显然,书中通过君臣关系与塑造手法所营造的尊士氛围与全书明暗结构表现的二重主旨,实质折射出其时代背景下各国国君争霸的价值驱动,这对《战国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手法方面。首先,本文通过研究《战国策》君臣关系的立体书写,可为后世文学作品中君臣关系的文学化塑造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君臣形象塑造所运用的超现实叠加笔法,在宏观上可为历史在文学修饰下的失真提供新的参考资料,微观上可关注文本、探寻《战国策》文学色彩影响下所造成的历史性偏差,为《战国策》的历史相关研究展开新角度。最后,本文中所涉及的文学色彩背后的深层思想观念塑造,在推动《战国策》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延伸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