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琛 许 晨 陈淑慧 李俊玉 张怀文

肺癌是世界上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最多的恶性肿瘤。据估计,每年有209万肺癌新病例和176万肺癌死亡病例,其中肺腺癌(LUAD)及肺鳞癌(LUSC)占所有肺癌病例的70%[1-3]。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疗法被认为是肺腺癌(LUAD)及肺鳞癌(LUSC)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ICI治疗肿瘤的主要作用原理是针对肿瘤细胞的免疫识别和免疫反应相关逃逸机制。肿瘤细胞上表达的PD-L1已被FDA列为筛选接受PD-1/PD-L1治疗人群的肺癌患者的伴随诊断或补充诊断[4-5]。然而研究表明,PD-L1作为生物标志物有一定的局限性,仍需与其他生物标志物相结合[6]。

肿瘤突变负担(tumor mutation burden,TMB)是指肿瘤样本中肿瘤细胞编码区每百万碱基的体细胞突变数。它被认为是衡量肿瘤突变水平的一个生物学标志[7]。肿瘤中新抗原的数量与TMB相关,高 TMB的患者更有可能产生免疫原性新抗原[8]。一些临床试验表明,TMB与T淋巴细胞的抗原识别和免疫疗法的有效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可用于预测PD-1/PD-L1抑制剂的疗效,如黑色素瘤[9]。目前,TMB被用来作为评估LUAD及LUSC患者从 ICI治疗中获益的指标[10]。 作为评估LUAD及LUSC患者接受ICI治疗后预后的一个因素,一些临床试验显示TMB与T淋巴细胞识别抗原和免疫治疗效果之间存在正相关[11]。在本研究中,我们打算通过探讨TMB、免疫细胞浸润与LUAD及LUSC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TMB影响预后的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获取

我们使用“TCGAbiolinks”R软件包从TCGA 数据库(https://portal.gdc.cancer.gov/)中提取LUAD及LUSC患者的临床信息(年龄、性别、TNM分期)、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等和突变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