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林,刘 燕

(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国家要发展,乡村发展是关键。2017年,党的十九大讲话中以“政治宣示”的方式明确提出了有着重大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接着,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中正式明确提出了“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全面介绍了中国数字乡村的建设现状、发展目标、任务和促进措施等[1],并把“数字乡村”确定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立足我国广大乡村发展实际,寻找大数据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应用场景及空间,加快数字乡村的建设步伐。笔者主要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价值、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实践路径展开研究。

1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价值

1.1 实现治理主体多元性数字化因其传播的快捷性和跨越空间距离的优势,其嵌入村庄治理有益于实现乡村治理主体多元性。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地理位置和信息壁垒的限制,村务管理基本都是村干部负责,然而乡村数字治理有益于打破这种治理局面,使村民以及外界人士参与到村庄的治理中来。

1.1.1远程教育的落实,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乡村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到名师课程,接受外界的知识信息,手机、数字电视的使用开拓了乡村人民的眼界,使乡村孩子更好地成长的同时,也能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受益于乡村孩子,更有益于提高乡村居民的内生动力,使村民主动学习和采用农业相关的技术设备,提高数字素养水平,增强科技采纳意识。

1.1.2远程医疗的实施,降低了乡村居民的看病成本。偏远地区的乡村居民也能实现足不出村便可享受到城市名医的看诊,提高了乡村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1.3村级事务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立,使在外务工的广大村民也能参与到村庄的治理中来。近年来,随着人口规模的流动,部分村庄在某些决策活动中,举行村民投票时由于村里大多数村民都在城市务工,所以“投票困难、无人投票”的现象时有发生。村级事务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立其设置的内容一般包括:村事务公开栏、村事务讨论栏、村事务管理栏等,比如以前的一些公开信息一般都是以纸质化的形式贴在村委会公示栏处,要想了解到公开信息就必须得去村委会,费时又费力。村级事务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立,可使村民在家便能获知村庄动态,也可使在外务工村民能远程参与投票、参与村庄的事务讨论,同时还能获知村庄的发展动态以解“思乡之愁”。

1.1.4随着乡村数字化平台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领域可实现农业技术专家远程指导。该举措能够提高农业产业的产出效益,降低因操作和管理不当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总之,乡村数字化治理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多元性,即乡村治理不再只是政府和村干部的职责。

1.2 实现乡村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

1.2.1实现乡村治安数字化。随着乡村交通环境逐渐完善,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乡村人民的幸福感逐渐上升。然而,交通环境的变化也让偷盗者对牛、羊、马等牲畜的偷盗更加方便。数字乡村的建设,各村岔路口以及乡村居民自己家都逐渐装上了监控,极大地降低了村民聚集打架斗殴和入室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2]。

1.2.2乡村公共卫生治理数字化,提高了乡村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过去由于互联网不发达,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对于手机、电脑等通信设备的使用率极低,对于外界信息的有效获取极少,以至于不了解一些重大卫生安全事件的严重性。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乡村人民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到社会卫生安全事件的动态并积极配合政府做好防范措施。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各村居民通过快手、抖音、《人民日报》等渠道及时获知疫情的相关动态,各省份健康码、核算检测查询等数字化平台的推广使用,使疫情防控得以层层把关,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3 整合资源:使乡村发展效益实现最大化过去由于乡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乡村发展落后,一些闲置的村庄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农业领域的发展由于不能准确预知市场需求导致“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数字化乡村的建设有助于缓解以上困境。第一,数字乡村建设有益于整合村庄资源,对村庄闲置土地和房屋进行统计,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使村庄利益实现最大化。第二,推动培育有竞争性的特色产业。乡村数字化平台的建立,有益于搜集整理农产品市场信息,生产消费者需要且市场前景良好的农产品,打造乡村特色农产品品牌,增加农民收入,带动产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1.4 实现治理内容精准化,转变村庄治理模式农村社会问题具有庞大且复杂的社会特点,过去由于乡村缺乏人才和技术的支持,难以将农村问题以数据的形式呈现,一般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3],难以对一系列相似的问题进行搜集、整理、量化,以得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乡村数字化治理,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搜集数据,实现了数据驱动治理,使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指示时有准确的依据,实现治理内容精准化,减少政策与实践成果之间的差距。另外,数字乡村治理还可使村庄治理模式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使各级政府之间资源共享实现有效衔接,使传统的“信息资源独有优势”向“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共赢”方向转变[4]。

2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困境

2.1 要素保障能力不足

2.1.1资金投入不足。乡村数字治理必须要有良好的网络平台和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然而目前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通信设备的使用效果仍有待改善,“4G”网络通信仍不稳定,光纤和宽带的使用成本仍然较高。此外,由于我国乡村人口众多,且数字乡村建设涉及文化、医药、乡村道路建设、乡村技术咨询服务和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等多个领域,所以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建设周期长、建设难度大等特点,间接地使一些民间资本陷入了“投资困境”,出现“想投又不敢投、不知往哪投的”困境[5]。同时,政府对于乡村数字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也有待继续加强。

2.1.2乡村缺少数字化人才队伍。目前留在农村的农民基本都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青少年在外求学,40岁左右的中青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外务工,留在乡村且懂得运用管理数字化设备的人比较欠缺。由于农村条件与城市相比较为艰苦,所以大多数的高端技术人才以及村里外出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都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发展,导致农村技术人才短缺。

2.1.3乡村技术落后。乡村受地理位置、交通、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偏远农村地区对相关农业技术和机械化设备的采用率仍然较低[6]。

2.2 农民数字素养主体意识薄弱虽然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但是对于长期在家务农的农民而言,受教育年限仍波动不大。其一,是因为目前在家务农的农民大多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这部分农民大多数都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都占少数。其二,大多数的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青年基本都会选择外出务工,还有部分外出求学者,他们也仅有极少数会选择回家乡发展。所以,总体而言,乡村农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对于电脑、数字化平台等高端电子设备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困境和畏惧心理。鉴于自身知识水平的影响,农民主体参与意识薄弱,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情,将自己置身事外。

2.3 顶层设计和地方执行存在偏差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方针、政策,但在部分地区却未能达到理想的建设效果。原因是县级以下的负责人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制约以及传统思维的影响,对于数字乡村治理缺乏一定的想象力,不知道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数字乡村,部分人员甚至不了解数字乡村的内涵[7],使数字乡村的建设陷入表面化、僵硬化、刻板化和模板化的困境。执行人员由于缺乏数字乡村建设的规划能力,往往会选择套用和模仿别的地方的优秀建设案例,最后由于地区的差异性导致建设效果不理想。

2.4 乡村数字治理可能陷入“表面数字化”陷阱乡村治理的主旨是为村民服务,乡村数字化治理是为了提高村民主动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简化村庄治理的繁琐性、提高村民交流的便利性,最后提高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参与感。然而,在落实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过程中,乡村治理主体可能会陷入“表面数字化”陷阱。

2.4.1部分地区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搞绩效工程。部分地方治理主体为了完成上级给的指标任务,不考虑实际治理效果、不考虑村民的参与性以及村民的实际需求,导致建设资金浪费。

2.4.2技术过度外包致使农民参与度低[8]。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的影响,对于数字化设备的运用大多局限于聊天、看短视频、看电视等基础娱乐,关于乡村数字化治理基本都是靠外来技术公司的运营管理。然而,技术公司提供给各个村落的服务内容,其运营模式、治理内容、技术表现等都相差无几。而且技术外包还存在一个困境,由于村民数字素养不高,对于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往往难以使其使用效果最大化。且技术公司为了盈利需要同时服务多个地方,难以对各个村庄的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这样一方面会使乡村数字治理没有针对性,出现问题也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乡村数字治理的落脚点是使农民自觉参与、积极参与,而不是公司和农民各自为营,致使乡村数字治理表面看起来繁荣[9],实则农民参与度并不高,导致倘若缺乏外源资金支持时,外包技术公司因缺乏盈利退出乡村,将不利于乡村数字治理的持续性发展。

3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路径

3.1 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要素保障能力

3.1.1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培养。加强数字人才队伍培养,是推动乡村治理实现数字化的关键要素。

3.1.1.1要培养一支乡土型技术人才。对于一些年轻、有想法、有干劲的村民进行数字技术培训,让他们起模范带头作用,积极采取措施让他们参与到乡村的治理中来。

3.1.1.2加强乡村技术型人才引进政策的落实。懂技术、有学历又愿意到乡村工作的人占少数,究其原因是城市生活环境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好,所以人才引进条件要从根源入手,提高技术型人才的待遇。

3.1.1.3要重视人才队伍的发展规划。要想留住人才,使他们扎根乡土,就要做好人才队伍的发展规划,就要珍惜人才和重视人才,让他们产生为乡村人民贡献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让他们觉得扎根乡村也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1.2加大对“三农”经费的投入。乡村治理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10],数字乡村建设涉及多个领域,多年来国家政策和财务多半倾向于城市发展,随着城市发展不断饱和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要逐渐使城市资源倾向乡村,加大对“三农”经费的投入,为乡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3.1.3积极引导技术下乡。数字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技术下乡是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的前提。过去由于农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所以技术难以在农村落地生根。目前随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农村交通环境不断改善和农村居民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为技术下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但是由于技术投入具有盈利回收周期长、投入成本高等特点,一些利于乡村发展的技术公司不愿下乡,所以政府应积极制定相关的有益于技术下乡的政策补贴,积极引导技术下乡。

3.2 数字赋能,加快培育新型数字农民

3.2.1借力数字媒体,推进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理念[11]。群众认知理念主要来自政府的宣传影响,但是过去由于受到信息传播受阻、成本较大、交通不发达村民难以聚集在一起接受政府的统一宣传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对于村民的宣传影响不足。现在随着互联网的不断覆盖,通信设备网络质量的不断提高、各媒体软件的不断推广使用,政府部门可以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对村民实行相关数字理念的宣传,提高村民的数字化乡村建设参与意识[12]。

3.2.2加快完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据的收集、传递、共享和分析均依靠信息化基础设施,所以要加快完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投入,降低乡村人民的宽带和光纤使用成本。

3.2.3进行村民数字化使用技术培训。利用村民空闲时间线下教会他们使用电脑、手机、网络电视,确保他们对于一些实用的操作熟练后,一方面可开展线上课程继续巩固基础操作,另一方面可以线上对他们系统地培训,提高他们对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认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自主学习和主动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内生动力[13]。

3.3 加强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有效衔接加强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的交流沟通,认真贯彻落实数字乡村建设理念,地方政府认真学习和思考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数字乡村才是乡村人民所真正需要的乡村。上级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落实党的政策、方针执行情况,确保地方财务资金真正用到需要的地方,减少和杜绝资金使用混乱和贪污等现象的发生。建立多元共建共享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推动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实现跨地区、跨级别、跨部门交流,提高政务处理效率,提高乡村数字治理的逻辑和水平[14]。

3.4 完善数字信息监督管理机制,健全法制体系

3.4.1完善信息监督管理机制。数字乡村的建设首先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便是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信息的弄虚作假会严重影响数字乡村建设的进程和效果。所以,要不断完善数字信息监督管理机制,对于随便应付填表,慵政、懒政、不作为的负责人严格监督[15],一经发现严惩不贷,为美丽乡村建设树立良好风气。要让数字化嵌入乡村治理的最终结果真正得益于农民,而不是“喊口号”,搞“表面数字化”建设。

3.4.2健全法制体系。要加快完善相关数据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要使数据的使用有边界感,要使数据使用纠纷发生时有法可依,保护数据所有者的权益。同时,相关的地方法律法规应根据实际情况定期修改,使法制体系真正服务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