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森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的倡议,强调在以往军事史、政治史研究基础上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等角度自下而上的观照中共革命,(1)李金铮最先提出了“新革命史”主张,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新革命史: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省思》,《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从而为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过,从空间、地理角度去解读中共革命也尤为必要。任何人类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地理舞台,革命活动同样如此。同时,革命活动自身也会产生很多地理问题,例如革命活动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革命势力的空间推进等等。回顾中共由微弱到壮大直至成功的曲折道路,可以发现,中共革命的进程中有着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地理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他还指出,经验丰富的军人如果能“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181页。。这些论断反映了毛泽东对革命军事活动中地理问题的重视。美国学者沃马克将中共根据地的选址和发展概括为“生存的空间维度”,进一步指出“‘农村包围城市’当然一直作为一种地理上的事实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