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珮

20 世纪90 年代，以海湾战争为开端，美军发动了多场对外军事行动，随着大量高科技兵器投入使用，情报手段在以“发现即摧毁”为特征的局部战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地位渐次攀升。以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下文简称国安局）为代表的情报机构受国防部直接领导，以可靠的情报支援确保军事决策和指挥系统的安全，在参与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主动引入民间机构的“外援”力量。美国军民双方情报合作历史虽久，但国内外学者专门针对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专著仅在部分章节展开了研究，学术论文则针对特定的领域进行了探索，多数做法、实例散见于国内外专著、刊物、智库文章和情报机构官方网站等。实际上，自冷战时期的“战争需求牵引”到苏联解体后的“倚靠民间技术革新”，再到21 世纪的“科技领域深度融合”，在军民一体化国家总体军事战略思维的带动下，形成了清晰的一体化发展轨迹。本文拟从情报学的角度切入，以冷战期间的军事史、战争史材料为背景，以冷战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为重点，以相关研究、评介文章为依托，系统梳理国安局与民间机构开展的情报活动，分析总结双方合作的发展历程、具体做法，以期揭示国安局情报工作一体化发展道路在有形战场和无形战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冷战时期——国安局情报工作一体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1952 年，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接受了信号情报改革委员会的建议，宣布在武装部队安全局（AFSA）a其前身为一战时期的陆军情报部内代号为军情局八处（MI-8）的密码破译机构，即著名的“黑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国安局（NSA），局长由陆、海、空三军中军衔为中将以上的领导轮流担任，负责统一协调美国军事机构的通信情报活动，突出了信号情报服务军事行动的特殊职能作用。这一由陆军安全局改组，作为隶属于国防部并由国防部长直接领导，拥有军方背景，技术实力雄厚的超级情报机构，自成立之初，其情报工作就表现出一些“军民一体化”的特色。随着历史发展，战争需求不断牵引，国安局与民间机构在整个冷战时期的情报合作经历为后续双方持续深入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冷战期间，在全方位遏制打压苏联的国家战略推动下，繁重的情报工作使得美国国防部意识到打造一支可靠的情报力量、推进跨军种合作的必要性，结合战时经验和当前需求，美国自上而下以立法的形式推动民间企业、分析机构加强与军事部门的合作，这种良性的军民互动机制和氛围促进了美国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1958 年，以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代表的各种军工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以“信号情报识别威胁”和“对外情报搜集”为使命任务的国安局围绕扩展情报搜集手段、提高分析技术等方面广泛吸纳民间科技公司主动参与，耗资数亿美元建立起可覆盖苏联、朝鲜、东欧和中国的信号情报系统，成为美情报界获取涉外军事能力和可靠信息的重要手段，aAid M M,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the Cold War,” Intelligence & National Security, 2001, 16(1), pp.27-66.为美国的国防和对外军事行动提供了最有力的情报保障。

20 世纪70 年代，为对付苏联和华约组织，“五眼联盟”签署了《乌萨卡情报公约》，国安局据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扩大信号情报系统建设的范围，联合民间力量筹建了遍布全球的电子监控网络，以窃取国际通信卫星系统发射的各类通信数据。主要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其设计P-145 程序并具体参与了网络安全设施建设和网络战对抗，即“梯队”系统。该系统曾协助国安局在与苏联展开激烈的军事、情报和信息对抗中多次占据主动，获取了苏联众多的技术开发、军工设施研发和生产等战略性军事情报。为提高信号情报工作的效率，解决各军种内信号情报机构各自为政、服务战争作用不突出等问题，1972 年，美国政府推动在国安局内部成立了中央安全局（即NSA-CSS），以加强军事密码破译实力，局长也由国安局局长兼任，此机构作为国防部的作战支援部门，负责统一协调国安局和各军种内的信号情报工作。b晨心：《日本情报界眼中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现代世界警察》2016 年第11 期。经过不断发展，NSA-CSS 国家威胁作战中心和商业解决方案中心相继成立，前者主要致力于对美及其盟国面临的网络威胁及时发出安全预警；后者则与民间企业建立深入合作关系，利用商业技术开展密码学研究，c［法］克劳德·德莱斯：《美国国家安全局》，陈海钊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130 页。定期向业界发布涉密项目商业解决方案，公布安装商业产品需遵守的技术信息参数。

二、国安局情报工作一体化在战争中的发展历程

冷战后的三十多年间，在美军作战与情报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安局在参与的多次对外军事行动中协助美国军方度过危机，掌握主动。期间逐步发展起了稳定可靠的民间支援力量，并在后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双方的情报合作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海湾、科索沃战争：“以民带军”浪潮下的持续发展阶段

海湾战争作为信息化战争的开端，随着高科技武器在战场上的大量运用，对美军情报与作战协同（即情报与作战一体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此时的国安局受困于冷战时期僵化的思维和运转模式，危机重重，随即在海湾危机中出现重大情报失误，不仅未能拦截到有关伊拉克军方领导人通讯、指挥所准确位置和寻歼“飞毛腿”导弹发射台等重要信息，还被两伊战争时期的合作伙伴伊拉克军队巧妙实施的安全防范和伪装欺骗所干扰，导致其电子与通讯侦察网络未能捕捉关键信息，因而受到战场指挥官和情报机构高层领导的双重批判。d［法］克劳德·德莱斯：《美国国家安全局》，第62 页。为破除阻碍、重塑优势，国安局意识到必须尽快走出技术滞后和管理落后的双重困境，鼓励民间机构更多地承担起来自国安局的情报搜集和分析任务。海湾战争爆发初期，国安局分别被编入国防部联合情报中心（国家级）、国家军事情报支援小组（战术级）等情报与作战一体化机构，参与汇总国家层级的情报产品和为战术级作战部队提供情报信息等工作。e阎宏瑞：《美军情报与作战一体化发展历程述评》，《军事历史》2017 年第2 期。在参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情报对抗行动中，国安局为了弥补对伊情报失误这一课，开始启用此前由民间公司参与建造，部署于世界各地的大量侦听站点，陆续接收从间谍飞机和侦察卫星发送的情报信息，在开战前就已查明伊军和南联盟预警、雷达和指控系统等军用装备的性能参数和部署情况，获取了大量军政情报。多国联盟在海湾地区所展现的出色情报搜集能力在战场中得到充分印证，事实证明，情报部门对“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的情报支援是成功的。a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美国国防部报告——海湾战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146 页。可以说，准确可靠的情报保障是速胜的重要保证，美军在海湾地区部署的可实现对高、中、低三层全域覆盖的严密侦察监视预警系统，b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冷战结束后的局部战争（1989—1999）》第3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93 页。使得战场透明成为可能。科索沃战争中，美军指导并联合北约多渠道动用空间监视卫星、各型侦察机、人力间谍网对南联盟实施全方位抵近侦察，获取准确的地形、军队部署和军事设施等核心情报。c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冷战结束后的局部战争（1989—1999）》第3 卷，第474 页。其中，由洛克希德公司参与研制，专为国安局服务的高空侦察机和两颗地球同步卫星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保持24 小时开机，对伊拉克和南联盟进行全天候、多时域不间断侦察，提供的精准情报信息为布什总统及战场指挥官实施正确决策、加速结束战争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此，双方共享技术资源和科技成果已成为战略选择，合作领域从基础设施共建逐步延伸至行政管理和信息技术领域。1999 年，时任加拿大Cryptonym 公司首席科学家Andrew Fernandez 指出，国安局利用审查美国所有加密技术出口申请的便利，要求与其合作的供应商微软公司在开发的Windows 操作系统中安装程序“后门”，以便政府机构和军方可以方便开启或终止目标用户计算机的安全服务，随时访问全世界Windows 用户数据。d赵渊、寿长华：《顶级情报机构揭秘》，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年，第20 页。

（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反恐为名的深度融合阶段

恐怖行动因其隐蔽性、快速性、危害性等特征对近实时的情报支援要求极高，“9·11”事件促使美国决定以“先发制人”的策略采取主动的报复性军事行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美军裁减了驻阿部队员额，随即将目标对准伊拉克，在一系列霸权政策和行径的支持下，众多情报机构参与到支援作战指挥与实施的全过程，情报协调机制和情报合作能力得到实战检验，将海湾战争后形成的各作战层级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由起步推向全面融合阶段，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多维协同。而此时的国安局则以网络反恐为由，在信息化时代的战场空间排兵布阵，进行更大规模的监视活动，提供高质量准确的情报产品以服务战场决策。例如，国安局领导曾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监听系统彻底败给了当时拥有更加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恐怖组织，因此，将众多民间技术力量和科研成果引入到情报搜集领域，壮大国安局队伍，实现持续扩张和获批大量经费以支援反“基地”组织作战就变得名正言顺了。阿富汗战场上，国安局的情报人员在作战部队的掩护下，为战术分队提供近实时的战场情报支援。在击毙本·拉登行动中，国安局通过全方位监控提供的准确情报信息，以及将间谍软件安装在“基地”成员的手机、电脑上，协助美国海军特种部队快速完成清除任务。2001 年，“百日变革”行动开启，时任国安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和他的继任者均以网络反恐为名，向各大电信运营商抛出“橄榄枝”，下令秘密创建一个规模庞大的录音数据库，并授权国安局先后与144 个承包商签订了55 份合同。e［法］克劳德·德莱斯：《美国国家安全局》，第221 页。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多家技术承包公司长期以来承担了国安局的现代化改造任务。这些民间机构为国安局注入了强劲动力，仅从“9·11”事件发生5 年后国安局的成绩单来看，其全球通讯接入范围大幅扩大，数据收集能力不断提升，甚至超过了中情局这个曾经在情报界的主要竞争对手，跃升成为美国最强大的情报机构。

（三）新时期网络攻防战：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全域融合阶段

信息化时代，网络安全越来越受到美国重视，网络战这一新型作战样式作为战场空间的第四维度已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追踪和监控的头号目标，新的调查数据同步显示私营部门开发的供商业用途的新兴技术更多地在反恐战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国安局为代表的情报机构主张实行“控制”的网络安全政策占据主流，并逐步取代了主张“开放”政策的利益群体，成为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政策的分水岭事件。a耿家伟：《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伊朗实施网络战动因及进程分析》，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22 ～23 页。2009 年，奥巴马签署命令，成立美军网络司令部（隶属于美国战略司令部），职责是在投身网络战争的具体实践中确保国防部的情报系统安全（国安局则负责提供情报支援），战时依令开展计算机战，司令由国安局局长兼任，这种“双帽”体制使得双方可以共享人力、技术和网络设施，避免了情报、网络攻防作战力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并强化了与民间机构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形成了从总统—国防部长—战略司令部—网络司令部—美军各单位的指挥关系。2017 年，特朗普将其升级为联合作战司令部（即一级作战司令部）。b王曾琢、朱亚捷：《美军网络司令部与国家安全局拆分的可能性》，《国防科技》2018 年第5 期。美国定期组织来自军方、联邦政府和民间科技企业等各方参与力量共同进行军民一体化网络演习，持续发展、巩固开展网络战的能力，国安局则通过组建网络安全局服务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安全。

2015 年，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和新版《网络空间战略》也分别指出要在未来科技创新的九大领域着重加强与民间机构的信息技术共享，合力提升网络攻防能力。在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引导下，众多科技研发公司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卫星遥感、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科技成果应用服务于情报和作战工作。而国安局所需的大量情报都需要依靠侦察卫星、海底光缆等高科技手段获取，“后斯诺登”时代，国安局紧贴现实需求，在数学、计算机与分析科学、物理科学等七个以任务为导向的研究领域为民间机构提供更多的发展和研究机会。双方在维护美国整体利益方面具有同质性，极具协作潜能，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形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合力。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私营部门以绝对的技术优势帮助国安局发现系统漏洞、跟踪网络攻击行动中的异常信息，广泛获取并分析数据。在信息技术领域，国安局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谷歌（Google）、苹果（Apple）等大型IT 企业在监听互联网与电话通讯、大数据应用方面开展共同研究。2018 年1 月，AT&T 与国安局签订了第二份名为“区域基础设施服务”（Regional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I.）的合同，从此，AT&T 负责运营、维护和发展国安局的IT 环境。cNSA Finalizes $6.7 Billion in Classified Tech Contracts［EB/OL］https://www.nextgov.com/it-modernization/2018/10/nsafinalizes-67-billion-classified-tech-contracts/152165/

三、国安局情报工作一体化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冷战后，美军通过对外发动的海湾、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几场为代表的成规模局部战争以及新时期的网络攻防作战行动，直接推动了军事变革向前迈进。其中，以国安局为代表的情报机构通过联合民间机构大力发展情报力量、丰富情报手段、培养情报人才，为美国的武装力量提供必要的战时信号情报保障。梳理双方开展情报合作历程不难看出，“军民一体化”特色明显，国安局在基础设施、装备研发与技术共享、联合教育与培训等方面重点加强了与民间机构的情报合作。

（一）以军事利益为根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快军民两用的网络设施建设。庞大的商业监听网络“梯队”（Echelon）系统，在冷战期间为有效监控苏联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动向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梯队”系统的组成部分，随着后续在蒙威茨山基地、驻日美军楚边基地和日本关岛、夏威夷以及西雅图周边部署完成多个网络监听设施项目的建设，国安局逐步将监控范围扩展至整个欧洲，并将监听触角延伸至中国、东南亚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空，实现了对通信数据、民航和航海通讯产生的各种无线电信号的窃听。d王国章：《揭秘美国国家安全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57 页。冷战结束后，“梯队”系统在前期扩建的基础上，其战略重心逐渐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国安局与民间企业通过军地互建、商业共享等模式建立合作关系，既避免了资源浪费，又检验了侦听设施在经济领域的实战能力。其中，利用信号情报网络监听包括国际贸易谈判和经济峰会，外国政府和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际业务公司的贿赂企图，以及国际银行的资金转移等。1995 年，国安局利用商业通信卫星，秘密窃取了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代理人向沙特政府官员行贿的证据，帮助参与竞标的美国波音航空公司和麦道航空公司以60 亿美元的有利价格在与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商业竞争中取胜。a亚诺：《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全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67 页。2004 年，“星风”监控计划开启，为避免触犯法律引起公众抗议，小布什政府将该计划拆分为4 个秘密监控项目b包括：著名的“棱镜”项目（通过科技公司的服务器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和“主干道”（以监听电话网络为主）“码头”（以监控互联网为主）“核子”（对信息内容的获取）。，由国安局全权执行，其监控范围几乎遍布全球，从他国现代通信设备上窃取了大量高价值信息，c王国章：《揭秘美国国家安全局》，第6 ～8 页。为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把握大势、科学决断发挥了关键作用。网络信息时代，国安局还充分利用美国民间企业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垄断优势，合作开发了大量网络武器，攻击他国重要的军事和网络基础设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是为战争服务的重要设施持续扩建。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初，国安局建造的遍布全球各地数千个昼夜值班的侦听站每天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回总部，每天需处理的信息载量多达数吨，而阅后即焚或作废的电报稿数量则更为惊人。为解决机密文档存贮和销毁问题，基础设施的新建和扩建工作始终处于进行时。例如，在对废弃材料进行化浆和焚烧处理过程中，国安局曾先后依托如西弗吉尼亚州的霍尔城纸板公司和马萨诸塞州惠特曼市的美国热力公司建造焚烧炉为其解决难题。d亚诺：《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全传》，第73 页。20 世纪90 年代，为改善信号情报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衰退的现状，国安局将大量情报事业经费用来建造昂贵的信号情报系统，即加大了信号处理、分析和报告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信号情报因此成为美国战场指挥官可利用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国安局通过信号情报收集到大量战场概况帮助盟军在战争初期就轻松摧毁伊拉克的国家指挥和控制设施以及防空网络，并出色地完成了海夫吉战役、科索沃战争的信号情报监视任务。eAid M.M, “The time of troubles: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2000, 15(3), pp.1-32.“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加大了对情报机构的资金投入，国安局对世界各国军事情报的攫取也因此按下加速键，导致其存储截获的电子邮件和通信数据激增，加之大规模地翻修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安全机关、增设安全设施变得和备战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同等重要，新的数据大楼和数据仓库在国安局下属大型分支机构和外国军事基地不断新建，为即将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做足了准备。据统计，2001 年10 月起，国安局在新建大楼内成立了名为“数据分析中心”的特别保密区，用来接收美国私人电信公司发送的与具备嫌疑的恐怖分子之间的通信元数据和网络信息。2012 年，“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NSA/CSS）”佐治亚州总部在戈登堡举行了落成庆典后，便迅速开会讨论通过了增补扩建方案，私营承包商大量参与其中的建造任务。f［德］马塞尔·罗森巴赫、霍尔格·斯塔克：《美国国家安全局事件：斯诺登与全面监听之路》，胡希琴、杨启晗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 年，第93 ～95 页。

（二）以战争需求为牵引，加快装备研制和技术共享

一是加快装备研制的速度。民间制造公司洛克希德在冷战期间曾参与研制的大量间谍飞机和侦察卫星（如“U-2”高空侦察飞机、“黑鸟”间谍飞机、照相侦察卫星等）具有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通过装载照相机和各类传感器，穿越苏联领空实施全天候不间断的高空区域监视，将拍摄的大量图像和侦听的信号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回国安局总部进行分析，基本解决了对苏能力的核实问题。g高金虎：《军事情报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43 ～249 页。海湾战争爆发前，国安局的2 颗地球同步卫星作为美军行动的“天眼”，全时段捕捉伊境内的无线电信号，配合美军的地面战和空战。战斗打响后，美军情报侦察系统同时动用了军民两用的卫星侦察设备，对伊拉克军队的防御工事修筑、兵力部署及调动等关键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监视。由民间机构提供的装备和技术支撑为国安局成功实施此次作战的情报支援发挥了巨大作用，时任总统布什专门拜访国安局称赞在情报战中做出的突出贡献。a周京平：《从海湾战争看美国现代情报战》，《情报杂志》1992 年第4 期。两次海湾战争期间，民间高科技企业作为重要的参与力量之一，一方面与国安局合作开展技术研究，加快装备研制以服务战争需求；另一方面则直接将现有技术提供给国安局，在原有靠高空侦察机、侦听卫星获情的基础上，丰富国安局的情报搜集手段，获取了大量的伊拉克战场情报。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为弥补卫星监听存在的时间延迟、传输速度较慢、易受大气环境干扰等缺陷，国安局着力发展第二代光纤通信技术，在扩展情报搜集手段方面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共同部署建造更加稳定可靠、保密性能更强的海底光缆，将通信信号的监听重点从太空转入深海或者地下。海底光缆作为国安局准确捕捉镜像信息的关键设施，在建设之初与合作公司签订了秘密合同，要求在各个关键的信息转换站、重要的通信枢纽和中央节点安装先进的侦听设备，获取所有接入的站点服务器的后台登陆权限，再经由内部的加密光缆，将获取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回国安局总部以做进一步翻译和分析。1999 年2 月，一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调查报告显示，不断下降的预算和陈旧的设备阻碍了国安局在技术能力方面领先于对手的优势，提出对国安局的信号情报设施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强调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先进装备的研制、技术的开发和组织机构的改革，完善国安局的雇佣和招聘计划，将众多行政和服务职能外包给私营承包商。bU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Report 106-3, Special Report: Committee Activities, 10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3 Feb.1999, pp.33-34.自此，民间机构更多地参与到国安局的建设、改造和管理工作中，助力情报事业发展，在日益扩大的合作规模中保障对外军事行动。

二是提升技术研发的水平。以科索沃战争为开端，计算机网络战正式成为情报战的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1999 年1 月，国安局通过无线电拦截技术掌握了南斯拉夫政府高级官员下令袭击科索沃拉卡克村的重要情报，随即通过信号情报系统将此消息发送给科索沃行动的美国和盟军，从而在舆论上进行煽动造势。cR.Jeffrey Smith, “Serbs Tried to Cover Up Massacre,” Washington Post, vol.28(Jan.1999), pp.1-24; Jeffrey Fleishman, “Yugoslav Official Tied to Bid to Hide Massacre,” Philadelphia Inquirer, vol.28(Jan.1999), p.1.此后，国安局通过不断提高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拦截技术，在多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使美国高层领导和战场指挥官把控战局、掌握主动。国安局对密码破译的研究为情报界首部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并开启了联合地方公司设计制造计算速度更快、数据处理更灵活、存储量更大的计算机以满足来自美国政府和军方日益增长的监听和破译需求。其中，由IBM 公司负责研发与制造的比普通计算机运算速度更快的高超级计算机，可用来模拟高深的技术难题，以帮助国安局建立起覆盖全球范围的庞大的信息获取系统、高速的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加之近年来，国安局确保在应对21 世纪的信息争夺战中形成“代差”优势，保持主动进攻的姿态，在破解军事、商业和公共服务密码的基础上，加大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投入，以期快速完成此前由情报界掌握的大量加密未解译的信息。此外，国安局以计算机技术领域的独特优势为基础，大力提升发展网络武器、开展网络对抗等新技术的水平，并联合美军网络司令部、以色列8200 部队成功实施了破坏伊朗核设施的“震网病毒”事件，直接导致伊朗的核计划推迟，参与此次网络战行动的大多数军方人员都参与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情报对抗工作，具备实施网络战的经验和知识。d耿家伟：《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伊朗实施网络战动因及进程分析》，第40 ～41 页。

（三）与高校开展联合教育与培训，向战场输送优质人才

一是由地方高校开设情报教育课程。冷战后，为解决机构缩减、人员裁减的困境，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开始寻求与地方高校合作，依托高校的优质资源开设情报教育课程，为后续在科索沃战场、阿富汗战场以及伊拉克战场上开展成规模的局部战争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此期间，国安局先后资助多所地方院校为其培养小语种教师，编写教材和教学资料。佛罗里达农业机械大学为满足国安局对于科萨语、法尔斯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等小语种的需求，为其开设了相应的语言课程。a任国军：《“挑战”与“变革”——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情报杂志》2003 年第8 期。此外还涉及国安局紧缺的数学、小语种、计算机技术和物理专业等。其复杂的招聘程序甚至规定，凡是通过面试的申请人必须到国家密码学校（National Cryptologic School）接受为期3 年的课程培训，以深入系统研究密码学和小语种内容。

阿富汗战场上，由于塔利班对无线电和通信设备的严格管控，军方的战术信号情报部队和主力情报机构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加之精通当地语言、承担翻译任务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屈指可数，国安局因此重点招募、培训了精通阿拉伯语、普什图语等紧缺的小语种专家以及情报分析人员和科技人才对当地行动实施增援。在随后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以渗透和监听为主要获情渠道的国安局在美政府和军方的授权和支持下，无视第18 号美国信号情报指令中关于公民隐私权保护等相关条款，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开展大范围通信拦截行动以支援伊拉克前线作战，由此而产生的文件翻译任务繁重，对人才的需求激增。同时为防止非法武装分子通过隐蔽手段渗透军队，解决精通当地语言并获得安全许可资质的语言专家稀缺等问题，美军委托地方防务承包商紧急招募急缺的语言人才，只有通过了严格安全审查的人员才会被分配至国安局从事“眼镜蛇聚焦行动”的情报搜集、翻译等工作，为驻伊美军更全面细致地掌握非法武装集团的作战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战术情报层面的支持，避免了不必要的战场损伤。b［法］克劳德·德莱斯：《美国国家安全局》，第201 ～205 页。

二是由国安局为高校学生提供情报技能培训。国安局通过开设学术项目、向参与技能培训的优秀实习生提供奖励金、资助高校的研究和培训课程等方式吸引地方高校优秀毕业生为其工作cKorman J, Tong W Y.“The NSA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athematicians, ” 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 2016, 38(4):pp.36-38.。并向来自海岸警卫队以及各军种的军方高层领导提供军民两用的密码学训练指导。d潘志高：《新指令下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国际资料信息》2010 年第10 期。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军多渠道动员来自军方和民间的计算机“黑客”同南联盟军队展开网络对抗，1995 年，第一批毕业于美国国防大学、精通电脑技术的“黑客”们在科索沃战争中利用病毒瘫痪南联盟网站以配合北约空袭，成为国安局开展信息战的中坚力量。这些“黑客”在校就读期间均参与了国安局组织的网络窃听和监察培训，少数签订了5 年定向就业计划的毕业生还可获取由国安局提供的奖学金。此外，国安局还专注于未来5 年、10 年、15 年目标来重点培养所需的情报人才，通过资助夏令营技能发展和研究实验室项目，提供暑期实习岗位等方式进行情报技能培训。例如，强化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本科课程，并教授信号情报分析技巧、密码破译技术；面向研究生群体开设高等数学、情报科技课程，提供信息安全研究与教育项目（INSURE）；分析科学实验室、物理科学实验室、电信科学实验室等学术合作伙伴在支持国安局任务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e［EB/OL］https://www.nsa.gov/Academics/For-Educators/University-Research-Partnership/.

（四）破解体制困境，在新时期网络作战中推进一体化合作

多种情报侦察手段并用在联合监视与准确攻击敌雷达系统方面成效显著，f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美国国防部报告——海湾战争》，第150 页。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建立并运用的电子情报保障系统是军队各级指挥机构加强协同、实现战场信息实时共享的初步探索，也是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开端。陆海空三军情报机构协同以国安局为代表的多家情报机构共同组成的联合情报中心开启了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步伐，直至“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战场已蔓延至网络空间，一方面促使美军感到迫切需要提高新军事变革的速度，推进军事转型，加快情报支援与作战一体化的纵深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将情报界现存的体制机制问题暴露无遗：机构间相互掣肘，信息共享渠道不畅，无法及时准确做出预警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决策层下定决心推动情报一体化改革，一方面通过设立信息共享环境建议咨询机构——“信息共享委员会”（Information Sharing Council）和信息共享环境负责人——“信息共享项目主管”（Program Manager for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Environment），加强了情报机构内部的横向交流，推动跨部门共享情报信息。a谢海星：《美国国家情报一体化改革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 年，第102 页。另一方面通过设立“跨机构威胁评估与协调小组”（Interagency Threat Assessment and Coordination Group），协调联邦政府与民间层面的反恐信息共享，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要推进情报界与民间机构的纵向合作。b谢海星：《美国国家情报一体化改革研究》，第117 页。美国一体化改革从机构设置和政策制定等方面为军地今后在更多领域实施更为广泛的合作提供了依据。2005 年，美国国防部推动组建了一支隶属于国安局的网络战争部队，目的在于利用国安局的网络资源和情报能力专门指导开展计算机网络空间的情报工作。在新时期的网络攻防作战对抗中，国安局借机以网络反恐为名再次扩大了与民间科技企业合作的规模，以保护国防部的网络系统和敏感的基础设施。双方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措施签订合作协议以方便国安局依法索取数据、利用商业软件漏洞展开网络攻击、在服务器中增设过滤器、获取加密信息密钥甚至是直接购买民间智库的情报分析产品等，美国韦里逊通信公司的技术人员则依令在交换机上植入由国安局设计开发的技术芯片或植入木马程序，方便其窃取大量数据资料。在斯诺登向公众披露的“棱镜”项目中，美国电信公司威瑞森（Verizon）以及Google、YouTube、Facebook、Skype、Paltalk、苹果、微软、雅虎为代表的美国在线九大科技巨头公司和后续加入的Dropbox 公司等均与国安局合作，定期为其提供所需数据，并允许国安局接入公司中心服务器，以获取用户的视频语音通信数据、社交账号、照片、文档资料及电子邮件等信息。cBarton Gellman, Greg Miller, “U.S.Spy Network's Successes, Failures and Objectives Detailed in ‘Black Budget’ summar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9, 2013.

四、结语

美国国安局与民间机构的情报合作历史久远，时间可追溯至国安局成立之初，大致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零散到体系、从部分到全面的过程。尤其是在冷战后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国安局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越来越倚重民间机构。学习、分析美国国安局情报工作一体化在战争中的发展历程和具体运用，有助于吸取既有经验教训，摸索出与我国国情、军情相适应的军民融合发展新道路，使得民间机构持续依靠自身实力，逐步发展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力求双方合作的赢余愈益深广，合作优势愈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