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征南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自1832 年问世以来，对全球军事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对其核心概念的解读和翻译，如战争是“政治”（Politics）还是“政策”（Policy）的继续，却带有各国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政治背景。美国知名学者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20 世纪90 年代推出的经典之作《英文世界的克劳塞维茨：英美两国对克劳塞维茨的吸纳接受（1815—1945）》，详细阐述了《战争论》对英美军事思想的深远影响，也阐释了克劳塞维茨声誉起伏不定背后的主要动因。在当今美军作战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研读这部著作，有什么特殊价值？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

一、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Christopher Bassford），1953 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名校威廉玛丽学院历史系，因其战术核武器方面的毕业论文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毕业后以军官身份在美国陆军野战炮兵部队服役了5 年时间，此后获得过俄亥俄大学美国外交史专业硕士学位和普渡大学现代欧洲史专业博士学位，并先后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与参谋学院战争理论与战争性质研究系主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家政策问题专业副教授、国家战争学院战略专业教授等职务，直接参与过《海军陆战队条令出版物1-1：战略》（MCDP1-1,Strategy）、《海军陆战队作战出版物1-2：战役》、《海军陆战队规划》、《海军陆战队作战出版物2-15.3：地面侦察行动》（MCWP2-15.3,GroundReconnaissanceOperations）、《海军陆战队作战出版物3-2：航空行动》等多份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和条令的起草工作，代表性著作包括《英文世界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inEnglish）、《克劳塞维茨论战略：一位战略大师的启示与见解》（ClausewitzOnStrategy:InspirationandInsightfromaMasterStrategist）、《擦鞋水综合症：美国野战军组织的不合理性》（TheSpit-ShineSyndrome:OrganizationalIrrationalityintheAmericanFieldArmy），是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研究领域的泰斗，也是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国防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美国军、政、学界拥有较高的影响力。

最值得钦佩的，是他1995 年自费创办的一个大型教育网站“克劳塞维茨主页”（The Clausewitz Homepage，http://www.clausewitz.com/）。这个网站定期向读者介绍克劳塞维茨研究领域的最新著作，特别是以免费形式将其1994 年出版的传世之作《英文世界的克劳塞维茨：英美两国对克劳塞维茨的吸纳接受（1815—1945）》（ClausewitzinEnglish:TheReceptionofClausewitzinBritainandAmerica,1815-1945）全文发布在互联网上，让所有人都可分享这本著作的思想精华，管窥克劳塞维茨对英美军事思想的影响。这本著作也奠定了巴斯福德在西方军事思想，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正如美国《军事评论》杂志主编理查德·斯万指出的那样：“对于任何想了解克劳塞维茨和现代西方军事思想重大发展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他（巴斯福德）在军事思想史的小领域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ahttps://www.clausewitzstudies.org/readings/Bassford/CIE/TOC.htm在汗牛充栋的军事著作领域，这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就是着力澄清和解答了几个关键性问题。

二、“政治”与“政策”之辨

为什么英美两国从1873 年J.J.格雷厄姆的首版《战争论》英译本到1976 年彼得·巴内特的最新英译本，都坚持将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译为“战争是政策的继续”？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是克劳塞维茨最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西方军政关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相关论述中使用了德文Politik 这个词，其英文既可译为政治（Politics），也可译成政策（Policy），两者之间的差异取决于译者在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理解。

按照巴斯福德的解释，政策“是统治集团为巩固和扩大权力而采取的理性行动”，政治“则是一个特定社会内部权力分配的过程，包括各类理性、非理性、不理性因素的混合”。简而言之，政治是“治理的科学或艺术，是对社会人群进行规范和控制的科学”b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pp.1755.，本质上是各派势力围绕权力而在相关议题上协商、斗争和妥协的过程，既有理性因素，也包含了诸多非理性甚至不理性因素，但政策作为政治的结果，理想上来看必须是理性的行动。在英美两党政治体制下，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政治家必须最大限度排除非理性和不理性因素，制定清晰、理性和可操作的战争政策，军方作为政策执行者，不得介入党争，不能干预政治，只能以军事顾问和政策执行者的身份，辅助文官决策，执行战争计划。这是英美两国军政关系理论，特别是文官治军制度的伦理基础，也是英军参谋长委员会体制和美军参联会体制设计背后的思想渊源。

然而，英美文官大多缺少军事素养和从军经历，并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因素，特别是在两党政治斗争“极化”的条件下，其战争决策难免会掺杂一些个人情绪、意识形态和乐观主义等主观臆断的非理性和不理性因素，无法做到理性客观和清晰明确，甚至有时过度“主观控制”（Subjective Control），直接插手战役和战术决策，导致军方作为军事顾问和政策执行者，缺乏必要的发言权和灵活性，却要为战争结果承担罪责，难免沦为战争决策的“替罪羊”，这就为英美两国的军政关系矛盾埋下了伏笔，越战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正如美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埃默里·厄普顿指出的那样：“战争时期，文官和军人都要为战败和灾难负责。战斗并不完全输在战场上，也可能输在国会、内阁或者战争部长的私人办公室内。战斗无论输在哪里，都是人民遭殃，军人丧命，他们知道并坚信我们的军事政策是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犯罪……这种制度如不废弃，迟早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cEmory Upton: The Military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relude, pp.VI.

在这种“政治”与“政策”的军政“二元论”文化背景下，文官集团的“偏见”与军人集团的“傲慢”恰好形成了一对时隐时现的主线，贯穿于英美战争军事行动和军政关系发展始终，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如何打造和谐高效的军政关系，有效调和两者矛盾冲突，实现政治控制与战场效率的高度统一和有机平衡，就成为西方军事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亨廷顿和简诺维茨等学者认真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是英美国防体制改革设计背后的主轴。例如，亨廷顿的“客观控制”（Objective Control）理念，就是要求政治家通过军事职业领域的最大化放权，特别是战役和战术决策权的全面下放，来换取军队的政治中立和政策支持，这是美国当代军队职业化政策制度体系设计的理论精髓，也是1986 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的思想主线。巴斯福德的阐释，为我们解读英美两国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论视角，告诉我们战争问题研究必须要从政治和军事两个角度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可靠的判断和结论，也说明翻译工作不仅是词句文法的互相转换，更是不同国家战略文化和不同时代思维认识的直接体现，其文风选词的粗细好坏，会直接关系后续研究，特别是某些核心术语和词句的理解，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认知，进入国家军事战略和战争决策，因此译著本身也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经典著作背后的译者也是军事思想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军事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比研究方式，发掘《战争论》不同译本对政策与政治等核心术语的认知差异，揭示其对不同时代军事战略和战争行动的潜在影响，正是这本著作的独到之处。

三、克劳塞维茨声誉变化背后的政治动因

从一战后的“总体战的鼓吹者”到二战后的“现代有限战争的杰出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为什么不同时期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会有如此颠覆性甚至极端性的变化？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战争论》说起。

首先，《战争论》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克劳塞维茨1818 年调任普鲁士战争学院院长之后，通过对1566—1815 年130 多个战例的复盘分析，并结合自身战争经验和任职经历，于1819 年开始动笔撰写《战争论》，涉及军事与政治、战争与和平、进攻与防御、战略与战术、物质与精神、常规战争与人民战争等重大问题，1827 年完成了8 篇中的前6 篇，并且完成了最后2 篇的初稿，但他此时突然发现写成的书稿，对其两项核心观念未做足够澄清，于是决定将原稿从头到尾再做一次彻底修改，重点是通过深入研究战例，使其结论更具说服力。然而，1831 年11 月16 日，克劳塞维茨突因霍乱引起心脏衰竭，最终含恨逝世，也让《战争论》成为一部军事理论领域的《红楼梦》，给后世读者留下了充分的联想空间。1832 年，《战争论》由其夫人玛丽编撰整理出版，全书共分三卷八篇，包括：（1）论战争性质；（2）论战争理论；（3）战略概论；（4）战斗；（5）军队；（6）防御；（7）进攻；（8）战争计划。第1、第2、第8 篇，是《战争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书稿也最接近于完成状态，其他部分则经常遭到删减，特别是第5、第6、第7 篇，而且许多论述前后矛盾，甚至出现相互抵触的现象，在某个章节找出的观点，可能会在其他章节找到与之完全相反的表述，特别是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以及数量优势的问题。这是世人经常误读和曲解克劳塞维茨思想的主要动因。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在我辞世之后，人们会发现这些关于大规模战争指导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这些手稿只能视为汇集起来的素材，从中应建立起一个关于大规模战争的理论。对其中大部分内容，我尚不满意，而第六章只能看作一种尝试，我很想对这一篇进行彻底改写，并另寻论述的方法。第七篇《进攻》谈到的问题是在仓促之中写下来的。在第八篇《战争计划》中，我本想更突出地指出战争中政治和人文方面的不同。我认为第一篇第一章是唯一已经完成的一章。它至少指出了我在全书处处都要遵循的方向。”a［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 卷，陈川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 年，第3 页。

在此背景下，片面性的研究、学究式的解读和教条化的引用，特别是断章取义式的理解，过度纠缠于或局限于具体行文表述，而忽略了克劳塞维茨创立的宏观战争思维范式和理论框架，就必然会在实践当中造成许多误读、曲解、篡改的现实问题，因此正如巴斯福德所言：“克劳塞维茨的论证方法表明，他的思想很容易因为外人不求甚解的误读或心存恶意的篡改而扭曲走样……所以我们若想真正理解这部鸿篇巨著，就必须对其进行全面通读。”

其次，《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古人云：文如其人。行文风格、结构设计与核心观点是个人性格和心境的代表。文风上看，《战争论》代表了克劳塞维茨不同时期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也是其书之所以如此不易了解的原因，因此研究《战争论》必须先了解克劳塞维茨个人心路历程及其思想发展过程，然后才能对书中许多前后矛盾、晦涩难懂的观点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简而言之，如果对克劳塞维茨的人生经历和写作历程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体悟，则必然会在研读过程对其相关观点产生误解。整体上看，《战争论》以“战争性质”为起点，以“战争计划”为收尾，全书先合后分，再由分而合，其篇章结构有着完整的思维逻辑和理论体系，代表了克劳塞维茨本人思想的不同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1、第2篇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阐明战争性质的构成要素以及战争理论的作用和方法论，相当于全书的绪论，是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精髓，也是其后期思想成熟阶段的标志；第三到第七篇构成第二部分，重点阐述战略、战斗、兵力、进攻与防御等战争核心主题，旨在为战略、战役和战术行动提供基本指导原则，其思想萌芽可能源于克劳塞维茨的青年时期，如战略和战术的定义与其早期作品《皇太子的讲义》有极为相近之处；第8 篇构成第三部分，基于战争政治目的的不同，提出了有限战争和绝对战争的概念，再次强调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逻辑关系，恰好与第一篇首尾呼应，形成了全书的总结，也代表了克劳塞维茨晚期思想的深邃，使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字里行间当中，一部《战争论》让我们可以发现一位意气风发、思维敏捷、崇尚进攻的年轻新锐，一位官场失意、深刻思考战争现象的中年才俊，一位目光深邃、分析锐利、沉稳内敛的思想大师，因此在有限战争等许多关键问题上，克劳塞维茨不同时期的认识必然存在差异，这是导致许多后世学者出现误读现象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个问题，克劳塞维茨有着极为精准的预见：“假使这个著作因为我的死亡而中断，则所发现的就只能称之为一大堆尚未成形的观念……足以引起无穷的误解。”a［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导言”，第2 页。

《英文世界的克劳塞维茨》第一章序言部分作为全书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章节，巴斯福德详细阐述了克劳塞维茨被后世学者误读、曲解甚至篡改的主要原因。正如巴斯福德所言：“克劳塞维茨重写《战争论》草稿，主要是为了将这些观点（有限战争）融入其中。然而，他51 岁死于霍乱，从而让这个过程戛然而止、中途夭折。因此，《战争论》本质上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的混杂叠加。某些章节明显透露出克劳塞维茨早期对有限战争的蔑视b例如，《战争论》第3 篇，第16 章。，但此类战争的正当理由，书里虽未得到充分论述，却也无可辩驳地存在其中。”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美国军事历史协会主席丹尼斯·肖沃尔特认为：“巴斯福德的开篇第一章‘克劳塞维茨和他的著作’，堪与克劳塞维茨思想任何语言形式的最佳总结相提并论。”

第三，《战争论》许多概念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军事理论的核心是解释力（解释战争现象）、指导力（指导战争实践）和预测力（预测战争走向），其本质是运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对军事历史进行重新诠释，最终得出一系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概念、原则和学说。军事理论创新的关键，特别是其解释力的完善性、指导力的现实性和预测力的可持续性，则取决于方法论的科学与否。《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运用大量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术语和研究方法来阐释战争现象和战史战例，如重心、顶点、战争力学、战争迷雾和战争摩擦（战争阻力）等，同时也以康德和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观点为基点来建构战争研究的思维范式和逻辑框架，主张运用军事辩证法分析战争各要素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在不同形势下形成不同的战法指导。这其中，对“重心”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是理解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核心。

“重心”是敌对双方的力量源泉，如何集中力量攻击对手重心（向心攻击），同时有效减少、隐藏和防护自身重心（离心防御），是战法设计的关键。然而，“重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同的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和作战条件有不同的重心，针对不同情况要形成不同的战法指导，这是战争设计的基本前提，也是克劳塞维茨“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age）理念的精髓。利德尔·哈特等后世学者之所以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出现误读和曲解的问题，就是对“重心”问题的固化认识。正如巴斯福德所言：“正是历史环境的变迁而非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实际内容，才导致他个人声望从‘总体战的鼓吹者’到‘现代有限战争的杰出军事和政治战略家’的跌宕起伏。”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争形态是战争性质（不变的因素）与战争特点（变化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战争性质由三大要素构成：战争由人来打（战争主体）；受政治利益驱动（战争动因），是敌对双方意志的较量（战争结局）。由此，可以推断出战争的三大“重心”和三种冲突模式：一是消耗战，“重心”是战场上的敌军部队，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如何依靠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人、武器、资源），有效歼灭敌军主力，实现大战而胜的目的，这是二战前战争的主流形态，也是克劳塞维茨理论关注的重点；二是机动战，重心是攸关敌对双方战争政治目标的核心要害，如指挥中枢、信息系统、后勤节点等，战局走向的关键是如何依托质量优势和战场制权，在关键时间和地点形成决定性的相对优势，通过精打要害的方式，使对手整个体系陷入瘫痪，实现小战而胜的目的，这是二战后特别是核时代以来战争的主流形态，也是克劳塞维茨“有限战争”概念的精髓，其实质与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美军“空地一体战”“空海一体战”a比较遗憾的是，巴斯福德虽然提及了空地一体战概念的研发，但却没有将约翰·博伊德的OODA 理论，特别是博伊德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继承和批判纳入进来。博伊德的思想对美军空地一体战概念的开发产生了重大影响。概念设计的理论内核；三是精神战，重心是敌国战略决策层或整个社会群体的战争意志，重点依托心理战和舆论战等手段，在敌内部制造不安全、不确定、不信任的政治氛围，加大其内斗内耗和决策疑虑，最终导致其战争体系自行瓦解，实现不战而胜目的，这也是美军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作战概念创新（多域作战）的主流思维。后世所有军事理论和作战概念创新，无论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支持还是批判，实际上都未脱离《战争论》确立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框架。突破时空障碍、穿透战争迷雾，正是《战争论》经久不衰的关键，也是这部译著的精华所在。

此外，克劳塞维茨在英美两国声望的跌宕起伏，还与其军事思想所遭遇的“政治化”问题息息相关。拿破仑战争是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缘起的时代背景。普鲁士的屡战屡败，特别是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和约》以及克劳塞维茨个人被俘的经历，迫使他对战争性质等战争最根本性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并极力呼吁对普鲁士腐朽的军事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战争论》的思想火花也正是在此时萌发，而他也与其恩师沙恩霍斯特一起成为德国军事改革的先驱，因此在外人眼里，克劳塞维茨身上就带有军事改革家和德国军事思想鼻祖的双重标签，这也成为其声望跌宕起伏背后的主要动因。从巴斯福德选取的时间段看，克劳塞维茨声名鹊起的时代（例如1873—1914 年的英国以及越战后的美国），往往是英美战败之后启动军事改革之际，因为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改革倾向以及德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崛起，特别是其总参谋部体制的持续成功，恰好迎合了两国内部的改革呼声，相关专家学者也往往援引其理论观点，为改革提供佐证。正如巴斯福德所言：“世人对克劳塞维茨偶尔迸发出来的热情，就像大多数军事改革一样，多数都是由军事窘境或惨败所激发。越战后的美国就是如此。”与此同时，鉴于克劳塞维茨在德国军事思想领域的泰斗地位，英美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对德政治宣传需要，对其观点进行了刻意抹黑和无端攻击，将其冠以“总体战的鼓吹者”等负面称号，致使其声望一落千丈。这也启示我们，军事思想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外界争议较大、褒贬不一的军事理论的分析，必须要理清其时代背景以及相关评价背后的政治指向，才能得出客观理性的认识。

四、《英文世界的克劳塞维茨》的学术价值

这部译著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它开创了军事思想史写作的一种全新模式。

一般来说，军事思想史的主流写作模式无非三种，但正如巴斯福德所言，“写思想史就好比是往墙上钉果冻”，每种模式都有不同的弊端：一是编年体，即按照时间顺序将各个时期的主要军事思想一一收录进来，其好处在于时间脉络清晰，比较容易操作，可用于课程教材等科普性读物，但问题就在于它缺少灵魂和主线，特别是对军事思想传承性、联系性和批判性的深度分析不够，容易变成一部“流水账”和毫无生气的“死书”，并不具备传世价值；二是纪传体，即以军事思想家个人生平为主线来深入阐述军事思想的发展脉络、代表理论、历史实践、存在不足等具有深度研究价值的内容，其好处在于能把人、计划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揭示军事思想缘起、转化、应用的整个流程，主要用于理论文献研究方面，但其问题在于它只能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概要性的介绍，无法将不同时代所有发挥重要作用的军事思想家全都囊括进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三是专题体，即按照不同流派对军事思想进行归类性的阐述，如海权理论学派、空权理论学派等，常见于一些理论文章，但其问题在于军事思想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涉及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军政关系等多个理论维度和方向，所以只能重点阐述其某个方面的思想精华，难免会忽略或遗漏其他方面的理论，而且军事思想家的思想也较为多元，难以用某个固定的流派对其思想进行界定，所以各个专题之间必然存在交叉重叠，甚至大小辈分不一的问题。这也反衬出本书的三大特点。

一是提纲设计巧。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结合了三种写作模式的优长。它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主线，先概要介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精华，然后再以《战争论》译著及其核心思想在两国的传播发展和吸纳接受为主线，综合运用分时段和分专题的方式，将英美近现代所有知名军事理论家全都分门别类地串在一起，特别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思想之间建立起了传承关系和逻辑联系，既有历史又有理论，既有主线又成体系，从而有效摆脱了传统写作模式“钉果冻”的弊端，对当前军事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是史料价值高。这本著作全书300 多页，正文部分仅为200 余页，但后面的注释和参考书目足有70 余页，几乎把所有英美近现代军事思想领域的名人名著全都一网打尽，让朱利安·科贝特、约翰·帕尔默等许多为历史尘埃所掩埋的战略思想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为后世研究特别是对英美军事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深度分析，提供了有益线索，因此它堪称是一部英美近现代军事思想的百科全书。正如巴斯福德所言：“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就像一条地下暗河，对所有现代军事思想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英美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吸纳接受，是两国军事思维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启蒙阶段，即便本书乏善可陈，但至少还可作为英文世界克劳塞维茨研究的参考书目指南。”

三是理论意义大。这部著作独到之处，还在于它从译著的角度，对1873 年格雷厄姆版到1976 年巴内特版等《战争论》的不同英译本进行了认真梳理和详细比对，阐释了《战争论》在英美两国的战略传播过程，特别是对重心等一些模棱两可的核心概念做出了澄清，并分析了英译本对政治和政策等某些核心术语翻译的原因，其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推动读者或译者以边读边译的方式找出自己熟悉的《战争论》译本，对相关问题进行仔细研读，探寻其对英美军事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外，以现代面目出现的一些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大多都是经典理论的变体。当前，美军作战概念虽层出不穷，但追根溯源，这些所谓的新概念都能从《战争论》当中找到影子，因此深入研究英美两国对《战争论》的解读，特别是探寻其英译本对英美军事思想的影响，摸清摸实其理论概念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基本逻辑，并从中找到破解之法和超越之道，才是这部译著最大的理论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艾略特·科恩所言，“在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探讨过程中，巴斯福德谈了很多关于英美现代战略思想的话……这是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成果，对许多听众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包括那些关注当代军事思想或思想史的人。”

五、对外军研究的一点思考

翻译工作不是终点，而是思考问题和理论建构的起点。严肃认真的外军研究工作，无外乎要沿袭译—编—写的基本路径，遵循“模仿者”（Imitator）—“思考者”（Thinker）—“创新者”（Innovator）的一般规律，也就是在精准研读和翻译外文文献的基础上，丰富完善自身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并用批判性思维对相关理论的真伪利弊得出形成清晰、客观、理性的思考和认识，掌握破解现实问题的思想工具，最后再结合国情军情实际，对相关思考进行中国化的概念改造和理论升华，最终提出独树一帜、引领时代的全新军事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工作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也是一次严肃的再创作，因此它仍是我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一项不可偏废的基础理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