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初，徐之倡，吴 彬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 “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社会创新格局带来巨大变化[1]。数字技术的来临，不仅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还进一步渗透、嵌入和穿透所有的社会文化领域，引致整个社会的全面变革。在世界各地，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的迅速崛起解决了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这预示着社会创新正迈向全新阶段，即数字社会创新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DSI)阶段。数字社会创新通过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实施来创造改善社会福祉的新产品、服务、流程和商业模式，并以此解决社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不平等、边缘化和社会排斥等相关社会问题[2]。

尽管数字社会创新是近几年提出的新概念，但关于社会创新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其概念内涵、时间分类、特征描述等研究上均得到长足发展。即便如此，全球对于数字社会创新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的相关研究更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研究仍关注于数字社会创新的概念和内涵。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具有异质性，不同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实现目标的有效性是不同的，不同问题导向的数字社会创新项目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不同。为了更好地开展数字社会创新的后续框架和社会影响力研究，必须对数字社会创新项目本身所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基本特征进行更加细致的了解。因此，本文对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实践领域和基本特征进行分类，而不是直接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来研究。

本文收集了国外文献、报告和数字创新实践分享平台的相关案例样本，对国外数字社会创新在实践领域和基本特征的客观情况加以梳理和分析，通过分析国外数字社会创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促进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和研究。

1 数字社会创新的由来和定义

创新概念最早始于熊彼特在其 《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理论，在 《经济周期》中创新被定义为 “在经济生活的范围内以不一样的方式做事”[3]。然而，创新视角在社会维度中得到关注则要追溯到德鲁克对企业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的讨论。Phills[4]将社会创新概括为通过创造新服务或新产品来解决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传统社会创新大多聚焦地方层面，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常常被视作构成创新硬币的两面。随着新一轮科技与技术革命的到来，社会创新开始对数字技术产生依赖，数字社会创新应运而生。自从2000年mySociety等组织开展与数字社会创新有关的工作以来，越来越多的社区、组织和机构通过数字技术来解决公民在各个领域的社会挑战[5]，数字技术在社会创新中的运用日益成为国际热点话题，数字社会创新也逐渐步入人们视野中。数字社会创新是对社会创新概念的进一步拓展，数字社会创新的出现使得数字技术和社会创新正在趋向融合，这些创新既是技术创新也是社会创新[6]。数字社会创新通过数字技术，使得创新者、用户和社区使用数字技术协作，充分调动群体智慧，从而满足社会需求[5]。总之，数字社会创新在 “超链接社会”中将带来溢出效应，并能增强社会包容性和参与性，从而实现全社会的福祉[7]。

本文所论述的数字社会创新 (DSI)主要强调通过数字技术开发和实施来创造改善社会福祉的社会创新，即Digital SI，而非强调在现阶段数字社会中所开展的技术创新。首先，创新对象不同，社会创新发生在社会实践层面，而非现存的技术基础上，它是某些行动者或群体在社会环境中有针对地推动社会实践的创新性行动，而数字技术创新则是以创造新技术为目的的一种物质结构创新。其次，创新导向不同，社会创新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实践，行动者会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必要的认知、反思和技能，换言之，社会创新以社会实践为导向，是行动者对社会问题的反思[8]。最后，预期结果也不同，数字社会创新是一种基于信息和通信系统 (ICT)的有效组织网络模型，其目的和结果具有社会性[9]。技术创新的目标就是通过自身技术产物为企业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社会创新最终所带来的是制度化的新社会实践，其更大意义在于创造的共同利益，即对现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预期发展的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述的重点并非强调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创新创造所产生的技术产物，而是通过数字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变革。所以，本文将数字社会创新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手段，促使各类利益相关行动者开展数字协作，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和挑战，以满足广泛社会需求的新型社会创新。

2 数字社会创新的国际实践

2.1 国外数字社会创新的案例样本收集

本研究主要进行两方面考察，其一，考察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实践领域，以进行类型划分和内容识别；其二，考察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基本特征，以探寻其内在属性。本文从国外文献、报告以及欧洲数字社会创新网站 (DSI4EU)中共采集919个实践样本，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数字社会创新的相关国外文献及其参考文献。在Web of Science上通过关键字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ICT和Social Innovat-ion等进行搜索，初步筛选后获得文章211篇，在对文章研读后筛选出与数字社会创新相关文献 (案例)75篇。此外，还发掘了与数字社会创新有关的IESI (ICT-Enabled Social Innovation)报告以及Nesta网站上的案例，又得到82个报告 (案例)。同时，为了进一步充实样本，使得数字社会创新实践领域分类结果更具说服力，本文对DSI4EU网站的Project页面进行爬虫收集，包括项目名称、DSI4EU对其实践领域的划分和项目链接等，初步收集到1466个项目，将缺失样本删除之后得到762条数据。这762个项目数据是对于欧洲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简单描述，主要用于数字社会创新实践领域分类的描述性统计。为了进一步分析案例基本特征，本研究又对762个项目中存在原网址的398个项目进行溯源和筛选，平均了不同板块项目密度后，从中选择120个数字社会创新项目，作为基本特征划分的实践案例样本。

2.2 数字社会创新的实践领域分类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创新的结合，关于数字社会创新的实践领域分类逐渐成为国外学者的议题。Misuraca等[10]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审查，将信息通信技术促进的社会创新划分为教育和培训、就业能力和就业、社会救助、社会关怀和儿童保育、社会包容以及老年人健康和护理六大种类。Stokes等[5]对欧洲1051个项目进行分析，将数字社会创新的实践领域划分为数字民主、健康与护理、迁移与集成、技能与学习、城市发展和食物、环境和气候变化六大板块。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从数字社会创新项目所解决的社会问题领域出发，对数字社会创新进行分类。在借鉴之前学者分类经验的同时，本文避免了Misuraca等学者过度关注创新客体的问题，从整体系统的视角出发，取消了儿童保育和老年人健康和护理等板块，统一用教育和培训、社会包容以及医疗健康三大板块囊括。Stokes等的分类方式则多围绕欧洲的数字社会创新案例，本文也将发展中地区的案例纳入讨论之中，将迁移与集成并入社会包容板块之中，同时考虑农村地区的数字社会创新问题，统一用区域发展板块包含了农村、城市以及社区的数字社会创新发展。最后，基于所有收集到的919个案例 (包括报告案例85个+文献案例75个+DSI4EU案例761个)样本，将数字社会创新的涉及领域划分为数字民主、区域发展、社会包容、就业能力和机会、教育与培训、 医疗健康和生活环境改善七大部分。

(1)数字民主。数字民主是指将互联网技术融入政府工作和民主制度中，即通过数字化手段使得民众可以便捷接触到政府公布的信息[11]。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进步，数字民主问题也逐渐从政治领域扩展向生活领域，人们需要更加透明、可信赖的系统为自身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12]。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越来越多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始以网站形式提供更加客观且全面的信息，促进用户参与。根据Dahlberg[13]对数字民主的分类，本文所提出的数字民主更趋向于其提出的个人主义的数字民主和协商的数字民主。个人主义的数字民主强调数字技术可以为个人提供接受相关政策信息和传输自身观点的渠道，关注民众是否参与到项目中，而不重视民众在数字社会创新项目中的互动。个人主义的数字民主主要以电子投票、政务公开平台、公开数据库等形式存在。协商的数字民主则更加强调互动主义，更趋向于提供给民众一个公共空间，民众在其中进行理性交流，如在线讨论论坛、在线政府咨询平台等。本文所讨论的数字民主并不限于政治民主领域，还包括企业和社区。

(2)区域发展。Samara等[14]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阐述数字技术对于区域创新体系发展的推动作用，指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政府通过数字发展战略来规划和实施ICT布局。国外学者关于区域创新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和乡村维度，如ICT技术、电子政务和区块链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和挑战[15]。本文认为，很多基于社区的小范围数字社会创新实践也应归属于区域发展范畴中。从整体层面来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如英国的PlanTech智慧城市计划以及欧盟的Smart Rural 21乡村数字化发展计划。除此以外，相较于智慧城市和数字农村这类规模较大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国际上也开展了多种多样促进当地社区发展的实践项目。Socialhack Nou Barris是在巴塞罗那举办的第一个黑客马拉松，旨在通过技术将社会创新带到巴塞罗那最不平等区域。

(3)社会包容。社会包容常常和歧视、社会公正以及社会排斥一起出现。社会包容定义较为模糊，不同于平等主义，其关注的不是群体之间的相对劣势，而是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绝对劣势[16]。Silver[17]指出，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平等加剧，大量弱势人口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和法律之外，其生活和下一代教育投资都变得十分困难，其权益也需要得到保障。在不同的国家情境中，社会包容的瞄准对象也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包容往往指向无家可归、难民等弱势群体。马来西亚存在很多强迫移民的难民，其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为了进一步促进这部分难民融入社会，马来西亚对这些难民进行数字技能培训，从而实现零工经济正规化[18]。在发达国家，社会包容则相对强调帮助吸毒、受到霸凌、心理欠健康群体融入社会。美国Kognito公司注重对学生自杀、暴力和药物使用倾向的预防以及被害者的心理辅导工作。但是，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老人、妇女、残疾人都应该是社会包容的重点关注目标，因此数字技术加持的社会包容是鼓励这些弱势群体社会融入的过程，并引导社会全方位关注这些群体，帮助其提高社会技能。

(4)就业能力和机会。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大量传统行业被人工智能取代，全球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使得传统行业雪上加霜，数字技术不断进步也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就业机遇。Nambisan等[19]指出，数字技术的出现为创业者和企业家开辟了新的机会。数字技术在为人们提供创新机遇的同时，也要求就业工人拥有更多的数字化技能。数字技术产物大多与拥有中低技能水平的体力劳动者产生直接竞争，而数字技术所产生的新工作则要求工人拥有更高的技能[20]。有关就业能力与机会的数字社会创新项目主要包括：①通过数字技术为无业者推荐或匹配相关工作，以供其更快投入工作，如泰国为求职者匹配相应工作的Task Squad HD项目；②相关社会组织为求职者提供提高数字素养的培训机会，使其具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5)教育和培训。数字革命正在迅速扩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技能边界，同时打破地理距离限制，让更多偏远区域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其中就包括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促进教育和培训的获得和使用，以及通过数字平台的方式为偏远区域的儿童提供线上教学机会。Hamburg等[21]将数字社会创新下的教育培训称为全纳教育，即加强教育系统覆盖并培养所有学习者能力的过程，通过数字技术，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取信息和管理自己的学习日程，与他人积极交流，以及创新、分享新知识。除此以外，Z世代的学习者经历了移动设备和数字化技术的兴起，他们精通技术，更加喜欢运用社交媒体进行交流，这也意味着教师必须设计出符合其学习风格和期望的学习内容[22]。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关注教育公平，在疫情冲击下数字技术与教育的结合显得愈发重要。

(6)医疗健康。健康板块在数字社会创新领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数字时代的到来更加有利于医疗资源分配和利用。智慧医疗将智能技术与社会创新相结合，利用数字网络效应改善传统医院与患者单向传播的沟通方式，同时在社交媒体加持下，医患之间的沟通和服务也变得更加流畅[23]。例如，MyRec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通信环境以促进医院诊所和患者之间沟通，并逐渐发展为挪威东部健康区域患者与医院沟通的标准[24]。此外，开放数据、硬件以及通过数字化手段处理患者信息等新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推动相关医疗健康领域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发展，人工智能和健康学习技术在与传统医学工具的竞赛中已经占据上风[25]。传感器技术的使用已经进入美国临床护理领域，现代化技术已经转变为数字化人类能力，通过云服务器，大部分身体检查都可以通过远程执行[26]。

(7)生活环境改善。本文提出的生活环境改善板块主要包括环境、食品安全、水质量等与人类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社会和自然问题。数字技术依赖于人与技术的动态互动，不断产生改造生活环境的动力，使得人们可以用更加先进的手段去预测和控制这些原先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今已经有很多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对生活环境的改善表征和潜在影响，如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对于食物共享因素研究[27]。随着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加，开放硬件和协作数字平台已激发出许多由公民主导和协作的DSI计划。除此以外，社区通过对内部资源合理利用，进一步促进当地生活环境改善。OLIO是一项社区食物共享项目，通过将社区内剩余的食物重新分配到社区需求食物的地方，从而改善当地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2.3 数字社会创新的国际差异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数字社会创新的国际实践，本文将收集到的所有案例样本划分到不同领域，如表1表示。其中大部分案例来自DSI4EU，可能导致统计结果趋向于发达国家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统计。为了避免样本偏差，本文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案例分别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同样呈现在表1中。本文的案例选择涵盖了数字社会创新的所有领域，但是因部分案例有较明显的跨领域特性，即不同的子类之间有交叠，在统计时将这些案例分别归入相应板块中。

表1 不同国家数字社会创新实例分布情况

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公民 “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的提升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 “社会包容”，其次是 “区域发展”。本文中的发展中国家实例大部分来自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年趋势报告》显示，非洲各国、印度等区域面临着体面劳动严重不足的现状，且劳动力市场早就存在非正规性、工作贫困、就业不足和低生产率工作普遍存在的特点，而新冠疫情让这些国家的就业环境更加严峻。该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些国家本身就缺少社会保护，许多人根本无法面临失业所带来的打击，所以当地的数字社会创新就更加强调就业能力的培养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在疫情和难民迁移的双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急切地想要融入当下社会，因此促进了许多与 “社会包容”有关的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开展。

发达国家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与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差异，从表1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公民民主和教育，其 “数字民主”板块和 “教育和培训”板块分别占据了领域内的前两名，其次才是 “医疗健康”板块和 “就业能力和机会”板块。欧洲各发达国家促进数字民主类型的数字社会创新主要包括两种形式：提高公民参与和数据透明度，如冰岛雷克雅未克市推出的在线咨询论坛Better Reykjavík，以增加当地民众参与。此外，发达国家更加强调教育公平，如Nesta设立的 “a fairest start”项目，专注于儿童早期教育公平[28]。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 “社会包容”板块比例下降明显，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难民、低文化弱势群体，如果这些人不去工作就会失去生存机会，而发达国家本身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社会福利环境较好，社会包容则更加关注那些因为自身缺陷难以融入社会之人，如残障人士、吸毒者、受到霸凌者等。 “就业能力和机会”板块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也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不同，发达国家更强调 “授人以渔”而非 “授人以鱼”，在Nesta中有大量的数字社会创新项目聚焦失业者数字技能的培训以便其融入数字化的工作环境中，而在发展中国则是直接将工作分配给边缘区域希望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直接促进当地经济，如印度很多企业直接通过外包工作的方式促进当地ICT技术融入以及就业和经济发展[29]。

3 数字社会创新的基本特征

目前，国内关于数字社会创新的基本特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从技术创新层面来看，数字社会创新具有技术创新的相关特征，本文称之为数字社会创新的技术性特征。从社会创新层面来看，数字社会创新也包含传统社会创新的特征，即包容性和扩散性，这与卢涛[7]所提出的开放性和张小劲[30]所提出的普适性和特适性观点比较相似。从技术和社会双重层面来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出现了很多以电子投票为代表的非互动性项目，这与技术创新和传统社会创新项目都有不同，本文将这一特征称为数字社会创新的互动性。本研究将761个DSI4EU项目进行原网址查询和筛选，最终选择出120个项目进行基本特征分类。首先对这120个项目进行实践领域划分，再根据数字社会创新的包容性、互动性、扩散性和技术性四大基本特征对不同实践领域项目进行归类，结果见表2。

表2 实践项目基本特征分布情况 单位：个

3.1 数字社会创新的包容性

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在实施中经常要考虑对于服务对象的包容性问题。本文所提出的包容性并不只聚焦于边缘化群体的创新参与，而是强调项目本身对于参与创新客体的包容程度，即这些群体是否都可以加入到项目中，其中包括项目的特征包容性和范围包容性[31]。特征包容性指数字社会创新项目是否对创新客体有清晰的特征刻画，创新对象特征越模糊，项目辐射的客体就越多，包容性也就越高。例如，南非的很多公共诊所会向女性提供MomConnect服务，为注册女性免费发送额外信息请求，该服务所面向的创新客体具有明显的特征刻画，即大部分客体是母亲或者准妈妈角色，这就使得项目具有较低包容性[32]。范围包容性指数字社会创新项目所涉及的创新客体范围大小，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广泛连接性，削弱了群体边界强度以及在此之前受空间限制制约的相互作用，这意味着数字技术被引入社会创新中削弱空间对于客体参与项目的限制[33]。所以，本文将包容性作为第一个维度，将数字社会创新划分为低包容性创新和高包容性创新。

本文通过对120个实践项目进行分类，发现有75个项目属于高包容性项目、45个项目属于低包容性项目。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实践板块以高包容性创新项目为主，而在社会包容、医疗健康和就业能力与机会三大板块中，由于项目服务对象特征过于明确，所以会有很多低包容性创新实践项目产生。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包容性往往因其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决定，项目的包容性高低并没有好坏之分。高包容性项目要求辐射的客体尽可能多，面向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低包容性创新所面对的社会挑战往往较为复杂，且被困扰的服务客体特征较为明显，如通过应用程序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服务的We’re Breast Cancer Now慈善机构。

3.2 数字社会创新的扩散性

关于创新扩散性的研究，主要围绕创新行为的可持续性、创新活动的可复制性以及创新经验的可推广性，等等。本文所指的创新扩散性主要关注创新本身的可复制性，这种扩散性更加强调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应该具有示范效应，能够为其它地区所复制[34]。Jeong[35]从创新的影响范围出发，将社会创新划分为系统创新和具体情境创新，并指出具体情境创新是根据特定区域背景发生的创新，而系统创新则会导致制度变迁。低扩散性创新往往处于一个受限环境之中，如巴西政府为了降低亚马逊雨林森林砍伐率，研究出一套卫星遥感系统，从而更好地打击森林砍伐[36]。这类项目受限于其具体的问题导向以及高技术性特点，对于其他地区的示范效应较弱，所以其扩散性较低，本文根据Jeong的研究，将这类创新称为情境创新。与之相反，全球性创新示范效应较强、扩散性较高，如教育和医疗的数字平台项目。基于此，本文将扩散性作为第二个维度，将数字社会创新划分为情境创新和全球性创新。

表2的结果表明，大部分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属于情境创新，项目扩散性较低。究竟是什么限制了项目扩散？通过对项目进行分类，发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项目的技术性要求太高，如预防心脏病的应用程序Cardiia，该应用程序运用了大量的视频分析和机器学习等现代化手段，这种技术性较高的项目别人难以复制。第二，项目具有独特性，C40 CITIES是一个由近100个世界领先城市市长所组成的网络，这种由各大城市的市长所主导的数字社会创新复制难度较大，尽管该项目有着光明前景，但仍然将其归为扩散性较低的创新项目。如果一个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在不同地域都可以照搬或者稍作修改就可以实施并发挥作用，通常认为这种高扩散性的项目具有较大社会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低扩散性项目就不值得学习，低扩散性项目往往要考虑当地的地域特征、数字化水平和服务对象特性等，从而开展因地制宜的数字社会创新，这些项目对于难以解决的社会挑战十分有针对性，同样需要重视。

3.3 数字社会创新的互动性

从创新客体在项目中互动行为出发，不同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互动性是不同的。Ozman等[37]从公民参与出发，将数字社会创新划分为个人主义和互动主义。互动主义创新更加强调参与者在参加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在项目中开展各种互动行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线讨论论坛。个人主义创新则强调用户是否参与的状态，项目旨在鼓励更多群众参与，比较典型的有电子投票、电子请愿等。这类项目强调的是用户参与数量，而非用户在项目中的互动，通过用户参与数量累计，进一步完成自身项目的开展。借鉴以上观点，本文将互动性作为第三个维度，将数字社会创新划分为个人主义创新和互动主义创新。

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个人主义创新项目主要集中于数字民主板块，因为有大量数字民主项目涉及电子请愿、政策公开、开放数据等，这些项目主要强调用户的参与行为而非互动行为。除此以外，很多医疗健康和区域发展项目则是涉及一些新技术引进，如StayActive是一个纠正患者不良姿势的设备，通过应用程序监测并调节患者躯干弯曲程度。该项目主要关注客体对于产品的使用，而缺少客体和主体或客体之间的互动。对于其他板块数字社会创新实践项目则大多强调进行互动主义创新实践，Certomà等[38]也指出，数字社会创新支持越来越本质的虚拟和物理的社会变化，且部分项目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互动性的特点，这也与本文所提出的互动主义观点一致。

3.4 数字社会创新的技术性

一般而言，数字社会创新多针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类群体数字素养相对不高，但却是创新实践的主要受益者。所以，大部分数字社会创新项目以网址和应用程序为载体方便用户使用，但是不同项目之间技术性也有很大差距。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低代码 (Low-Code)开发平台逐渐流行，这些低代码开发平台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创建应用软件的开发环境，开发者并不需要使用传统的手写代码方式进行编程，这就使得一些不具备编程技能、不懂代码和开发的 “小白”也可自主组织并参与开发。据此，本文将数字社会创新的技术性作为第四个维度，将具有较高技术支持的项目称为高代码型创新项目，将低技术支持的项目称为低代码型创新项目。

低代码型的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大多以网站或APP形式出现，这些项目往往面向当地社区或城市，范围包容性较低，但是由于低技术性的特点，其特征包容性往往受限较低，且大部分项目属于全球性创新，这些项目依托于当地特殊的环境背景所开展，当其他地区遇到相类似的社会问题或挑战时，可以较便捷地复制这类数字社会创新项目来解决自身的需求。高代码型的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往往也依托于APP和网址，但是其核心职能则依靠更高的专业技术或独特的创新主体来实现，如Too Wheels、Disrupt Disability和StayActive这类医疗数字社会创新项目，通过APP将项目和客体联系起来，但是其主要医疗方面职能则依托其复杂的技术。这些高代码型数字社会创新项目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具有较高的范围包容性，项目具有高技术性特点的同时也会明确其对象特征，具有相对较低的特征包容性，这些项目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多呈现情景创新特点。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近几年来，数字社会创新在国外发展迅猛，而我国关于数字社会创新的探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探索不同数字社会创新项目之间的异质性，本文从问题导向出发，将数字社会创新的实践领域划分为数字民主、区域发展、社会包容、就业能力和机会、教育与培训、医疗健康和生活环境改善七大部分。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社会创新在国际上的运用，本研究对案例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指明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趋势的不同点。最后，本文从数字社会创新本身出发，指出数字社会创新存在包容性、扩散性、互动性和技术性四大基本特征。

4.2 建议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要加快构建数字社会。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创新体系，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当前，数字技术正日益成为推动公共服务转型的有力工具，数字化已经改变全球价值链，并支持全新创新模式的产生[2]。数字社会创新主要围绕地区发展相关内容，其中也包括各个社区的社会创新、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等。近几年我国在其他数字社会创新板块实践方面也在努力，如微博平台的 “儿童免费午餐” (FL4C)项目[39]。但是，我国的数字社会创新实践仍然聚焦区域发展视角，更倾向于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与之相反，在数字民主、社会包容、教育平等方面的关注较少。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应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数字社会创新。尽管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迅速，但数字社会创新概念仍未形成，现有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多由政府和企业组织主导，所以应更加重视数字社会创新的实践开展和理论研究。在实践开展方面，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在技术素养和自发开展创新实践意识上仍然有差距，随着数字公民群体的规模不断增大，数字公民素养不均衡的现象不断显现，如何引导公民群体积极参与数字社会创新项目，以及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相关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新命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基于数字社会创新的技术性和社会性，中国亟须开展数字社会创新研究框架、实现路径和实践领域等相关研究，以促进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2)应注重开展普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实践。我国目前处于数字社会创新实践初级阶段，仍然面临着数字鸿沟、数字技术与社会创新融合不够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数字社会创新实践还需要将双手伸向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普适型数字社会创新认为不同社会群体都应该是数字社会创新所包含的题中之义，这种创新应该展现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包容度和友好度，能够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项目之中。普适性的创新项目有助于解决这些常见社会问题和挑战，普适性创新常表现出较低的互动性和技术性以及极高的包容性和扩散性，这些项目依托于网址和手机APP，其开展和复制相对简单，因此，需要填补其余板块数字社会创新实践的缺失，鼓励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普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实践，从而不断扩大数字社会创新在中国的影响范围。

(3)应积极探索特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实践。普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可以解决很多常见的社会问题，但是，鉴于不同区域数字发展水平不同、应用场景不同，仍然需要开展因地制宜的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即特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实践项目。特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应当结合创新地区的特定场景，具有较高的包容性以及较低的扩散性，其他地区难以直接复制，而项目的技术性和互动性则由数字社会创新所面向的社会问题来决定。特适型数字社会创新项目对于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十分有针对性，能够有效解决普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实践无法覆盖的问题。现阶段中国缺少特适型数字社会创新项目的相关实践，因此要积极学习国外的实践经验，逐步将其消化为己所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适型数字社会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