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成利，赵安格，黄 东，高山行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0 引言

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逆势取得16.2%的高速增长，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9.8%，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现代产业链向纵深发展，形成数字经济产业链循环。但经济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世界格局巨变、新冠肺炎疫情等导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遭遇重创[2]。新发展格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一次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 “十四五”规划的核心行动纲领，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数字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新发展格局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变革下，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获得新机遇，但也面临严峻挑战。在国内大循环中，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面临着因循环不通畅和 “数据孤岛”问题而引发的 “断链威胁”[3-4]；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着因能力低下或动机不足触发的 “进链障碍”[4]。在国际外循环中，如何进入并在国际产业链上不断攀升是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因国际政治因素导致的 “链条回缩”与因各国数字产业发展进度不一导致的 “错链困境”等现象都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带来重重阻力[5-6]。因此，深入探讨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战略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

然而，数字经济产业链的现有研究依旧处于早期阶段，研究成果仍显碎片化，缺乏系统性。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路径，而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两化”战略的发展路径迥异[7]，但是现有研究还未充分关注和系统性探讨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发展中存在的焦点问题，导致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研究缺乏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此外，新发展格局相关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探讨双循环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4]，还未能深入探讨新发展格局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战略性统领和系统性融合等问题。

本文首先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链和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认为数字经济产业链包括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部分：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夯实认识论基础；其次从双循环视角出发构建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重点识别新发展格局下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发展面临的问题，研判战略基础，明晰战略目标，阐明破局路径；最后通过系统性构建保障机制，阐明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建议。

1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理论基础

1.1 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内涵分析

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概念随数字经济的出现而发展。张嫚[8]较早提出数字经济是以软件产业为主体、产品可以压缩成数字形式的产业。黄新焕等[9]认为数字经济侧重于数字技术、数字创意、数字商务和数字民生等产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出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简称 “两化”。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10]。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构成，表现为数据资源的聚集，对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起基础支撑作用；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延伸，表现为数据技术的扩散，为数字产业化的革新提供应用途径[11-12]。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流动和数字产品创新的过程，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进而推动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而作为数字经济的主阵地，产业数字化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对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进而提升生产数量及生产效率的过程，体现为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变革[1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产业链包含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部分，即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而数字经济产业链是这 “两链”叠加和融合的大产业链。

现有研究只是笼统探讨数字经济产业链问题，尚未厘清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的区别与联系，导致数字经济产业链领域的研究进展滞缓。此外，现有研究尚未具体识别国内外双循环中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发展问题，如在不同循环中，未能细致分析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的战略发展路径，导致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战略问题还是一个谜团。因此，本文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各自面临的焦点问题，从 “两链”各自的战略基础出发，分别探求它们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路径，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1.2 新发展格局的演进脉络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现状提出的战略性指导意见。学术界普遍认为，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外循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14-15]。 “双循环”的相关概念存在已久，进入21世纪之后其概念的迭代尤为迅速，如图1所示。直至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提出推动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图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演进脉络

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以内循环为主体，需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中国市场规模优势[14]。同时，保证内循环与外循环积极互动，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大循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是主体，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中长期的工作重心[16]。同时需要明确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指封闭、独立运行国内循环，也不是弱化国际循环，而是要在更高水平和层次参与国际循环[15]。

依据现有文献和政策，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为：内循环指国内大循环，依托于国内市场体系，结合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改革，贯通产业链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大循环；外循环指国际外循环，依托于国外市场体系，以国际产业链为载体，发挥数字经济产业链比较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全球要素联通，如图1所示。

2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

战略指为企业制定的长期发展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和资源分配活动[17]。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主要载体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 “两链”并驾齐驱，强化互补，实现 “两化”深度融合。因此，本文基于国内大循环、国际外循环的双循环视角，以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为分析对象，以 “两链”发展各自面临的焦点问题、战略目标、战略基础和发展路径为核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提出的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理论框架是对现有研究的系统性梳理和创造性发展。比如，学者指出产业链在发展中会遇到各种挑战，如 “断链威胁”[3-4]、 “局部弱链”[13，18]、 “撤链威胁”[3，19]等；也有学者提出数字经济产业链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链发展的战略目标，如补链、强链、延链、优链等[2]，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路径[5，20]，逐步建立制度保障机制[21]。但是，现有研究还未能充分结合新发展格局和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缺乏对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相关问题的系统性分析。

本文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图2中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焦点问题是分析的始点，焦点问题规划了发展战略目标；依靠战略基础，本文提出破局的发展路径来解决焦点问题、实现战略目标。因此，下文将以焦点问题、战略目标、战略基础和发展路径为重点，依次阐述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战略以及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

图2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

3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焦点问题与战略目标

战略始于问题，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资源对环境的错配都会引致问题，要求企业进行动态调整或战略变革[22-23]。因此，战略焦点问题是战略制定和变革的起点。本文认为，国内大循环、国际外循环中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都面临各自的焦点问题，据此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目标，见表1。

表1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焦点问题与战略目标

3.1 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发展的焦点问题与战略目标

3.1.1 国内大循环： “断链威胁” “局部弱链”

焦点问题1：国内数字产业化产业链面临的两大挑战在于循环不通畅[3]以及 “数据孤岛”[24]，这两大问题引发出 “断链威胁”。由于核心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中国诸多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 “卡脖子”[4]。以美国为首的对华遏制战略已经延伸至数字产业领域[25]，中兴受打压和华为断供[26]都暴露出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整体能力低下的窘境[27]。因此，由于 “卡脖子”引起的 “断链”问题亟待解决。另一个挑战是 “数据孤岛”。随着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不断推进，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产生海量数据。然而，在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构建与运行中，由于数据往往伴随着商业机密与个人隐私，且数据的标准化、时效性不尽统一，导致产业链各节点间，如政府与企业间、企业不同部门间的数据难以共享，出现 “数据孤岛”问题，构成 “断链”的另一大诱因。

焦点问题2：中国的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呈现出 “局部弱链”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产业链运行效率低、水平差、失衡严重等问题[4，13]。首先，某些数字产业化领域虽已建立完整可运转的产业链，但由于产业战略联盟关系链的结构不合理、产业链环节间联系不紧密等原因，产业链的运行效率较低。其次，发展水平差也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产业发展中科学设施关键技术引进比例过高，核心的自主技术储备不足，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18，21]。最后，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不平衡，存在地区间失衡及产业间失衡现象。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27]，数字经济产业链在三四线城市的运行效率低，难以高效地融入国内大循环体系。同时，不同产业的数字化发展也存在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在服务业数字化程度最高，而工业和农业的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1]。

战略目标：国内循环不通畅以及 “数据孤岛”问题引发的产业链断裂现状引发出 “补链”的战略目标，即梳理断链风险点，补齐薄弱环节，确保数字产业化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不 “掉链子”。而 “局部弱链”的发展态势要求中国以 “强链”作为另一战略目标，即强化数字经济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和整体实力，增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的竞争实力与独特优势。

3.1.2 国际外循环： “进链壁垒” “升链阻碍” “窃链危机”

焦点问题1：在国际外循环的数字经济运行中，中国面临着巨大 “进链壁垒”。自中国加入WTO后，以国际外循环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使中国生产体系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所引导，导致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外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割裂开来[6]。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排挤中国新兴企业与技术，如试图将华为、抖音等企业从其控制的产业链中清除[25-26]，导致中国 “脱链风险”激增。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13]、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等导致全球经济环境波谲云诡。由于投资环境恶化、要素流动程度降低、对市场预期悲观等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受严重阻碍[28]。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功能单一、缺少不可替代性，中国企业在进入国际数字产业化产业链时，面临重重 “进链壁垒”[21]。

焦点问题2：中国企业在国际外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中，还面临 “升链阻碍”。在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简单环节，造成大量企业拥堵在产业链的中低端[2]。中国许多企业缺少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动力与能力，导致对中高端技术与产品的投入与产出长期不足。而一旦有企业在核心技术突破方面取得进展，发达国家就会利用技术壁垒、市场规模优势等手段进行碾压，使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数字产业化产业链时不断遭遇各种 “升链阻碍”。

焦点问题3：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外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时，面临的 “窃链危机”也不容小觑[26]。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流通更方便，却也更易被泄露。在国际外循环中，数据在多方进行分布式采集、存储、传输、使用，其确权问题与隐私保护问题堪忧。由于各国在保护对象、具体手段、保护程度等方面存在分歧，以及法律规范滞后，各国对于数字信息的治理步伐难以跟上技术革新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当前网络攻击、信息泄露、恶意程序等信息安全问题频频涌现，这对于国际外循环中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发展带来重大威胁，也要求中国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时，既要保障高质量发展，也要坚持安全发展。

战略目标：面对 “进链壁垒”难题，应努力实现 “入链”的战略目标，将中国企业打入国际外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改变游离于国际数字产业化产业链核心链条外的现状，实现在国际数字产业化产业链中 “体内循环”。在国际外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条中出现的障碍，则要求中国关注 “升链”的重要性。头部企业应该实现在国际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中地位的不断攀升，稳步逼近产业链核心环节，加强不可替代性，以期引领国际外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的快速健康发展。

3.2 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发展的焦点问题与战略目标

3.2.1 国内大循环： “进链障碍” “链主独大”

焦点问题1：传统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面临 “进链障碍”。在国内大循环中，产业数字化成为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但部分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过程中，缺乏数字化战略和高层次数字化人才，技术平台不强，运作能力羸弱，因此在进入产业链时面临重重障碍。一方面，部分传统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不够，基础工艺能力不足，缺乏转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许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资金、技术等条件有限，缺乏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难以承受转型带来的各种负担，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数字化转型。

焦点问题2：国内大循环中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中存在 “链主”企业独大、吞噬中小企业利益的现象，制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由于网络效应带来边际成本递减优势[29]，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中产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幅提高。但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虚拟环境、快速变化等特征导致企业伙伴关系空前复杂[24]，网络效应中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和自生长机制促生了产业链中 “一家独大” “赢家通吃”的局面[30]。在市场垄断地位形成后， “链主”企业掌握整个产业链的话语权，且不断收购兼并小的竞争对手，这有碍于在新的颠覆性创新领域孵化出新企业，也不利于国内产业链的良性循环[31]。

战略目标：面临重重 “进链障碍”以及 “链主”独大的局面，国内大循环中产业数字化产业链需要实现 “延链” “优链”的目标。 “延链”指依靠数字技术，延长传统产业的产业链链条，深度赋能，使得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发展走向纵深，从而克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阻碍； “优链”指改善现有数字经济产业链条中不合理环节，强化协同和数字治理，提升国内循环中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的公平公正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从而避免出现 “链主”独大的垄断局面。

3.2.2 国际外循环： “撤链威胁” “错链困境”

焦点问题1：随着经济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等问题迭出[16，32]，西方发达国家频繁采取措施来限制中国技术发展，打压中国数字科技企业[6]，部分产业链呈现出向发达国家回撤的趋势，即 “链条回缩”，存在 “撤链威胁”。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制造和服务环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转变为对资金和技术的进一步需求，因此它们更倾向于转向 “内循环经济模式”[4]，主张 “产业链回归母国”[3]。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转移的新方向掉转至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土地、劳动力都更为廉价。随着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全球性的新生产网络已经逐步形成[33]。因此，中国正面临着发达国家上游企业向本国回流、中下游企业向其他新兴经济体分流的双重压力[5-6]。

焦点问题2：信息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和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是产业数字化产业链蓬勃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然而，参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大多存在科学技术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中国与这类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双方处于不同的产业链阶段上，因此难以实现协同发展，使双方陷入 “错链困境”。这类发展中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跟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在战略上难以同步，因此难以在中国的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的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的国际化发展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制，难以发挥数字技术的领先优势。

战略目标：在国际外循环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中，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为 “固链”和 “铺链”。 “固链”主要是指稳固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中的既有位置，并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中国面临的 “撤链威胁”；而 “铺链”则是指充分发挥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的领先优势，利用前沿数字技术深入赋能友好国家的传统产业，对接不同国家的产业数字化产业链条，提供中国方案、输出中国标准、打造中国品牌，使得中国的数字技术在各个国家 “铺展”开来，建立中国数字技术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从而破除 “错链困境”。

4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战略基础与发展路径

战略基础是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优势的结合，是企业制定战略、选择战略路径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点[34-35]。基于前文提出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焦点问题与战略目标，本章提出在不同场景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主要战略基础及其相应的发展路径，见表2。

表2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战略基础与发展路径

4.1 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发展的战略基础与发展路径

4.1.1 国内大循环：加强科技自主创新、推动数据开放共享

发展路径1：解决 “卡脖子”难题可以从锻造 “杀手锏”技术与加强科技自主创新两个方面着手[4，14]。 “杀手锏”技术指中方拥有的、具有技术壁垒的、属于绝对优势的技术。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强调，从长远布局看， “杀手锏”技术应以 “强链”为目的，提升产业质量，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度，形成具有战略威慑性的技术储备，加强产业链的韧性，以应对因外部环境变化和突发状况造成的被动局面。加强科技自主创新是解决 “卡脖子”难题的重要路径，也是发展国内大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的重要手段[15]。在推进创新活动的进程中，还需要注意，尽管创新引领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32]，但创新活动所具有的时间长、风险高、结果不确定等特点决定了产业链上的企业单独无法解决所有 “卡脖子”问题。因此，中国需要甄别不同产业类型的 “卡脖子”问题，并基于产业的创新发展路径与潜在创新价值开展分类设计，构建突破 “卡脖子”技术的分类制度与政策[36]。

发展路径2：推动数据开放共享既是对党在十九大提出的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号召的响应，也是释放数据资源潜力、提高产业链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37]。产业链上的企业应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障公民隐私权利的大前提下，实现更多基础性可公开数据的开放、共享、流动，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和障碍。政府应支持鼓励产业链各节点对数据的开发、利用、增值，发挥数据在数字产业化产业链中的赋能优势。整合企业信息、消费者信息，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真正实现数据产业化，使信息发挥新的效用与价值。

战略基础：首先，大国经济的市场规模效应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的市场动能。其次，数字经济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供求互促、高效联通、营商环境完善的内需市场，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提供广阔坚实的市场基础。最后，中国数字场景在智慧城市、在线医疗、线上办公、数字化治理等方面的不断多元化发展，是进一步引导技术研发和模式发展的源动力。

4.1.2 国际外循环： “以链入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发展路径1：依靠中国处于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高端核心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19]，赋能其他国家的产业数字化，用 “以链入链”方式来实现中国数字产业化产业链的升级。 “以链入链”发展路径可以增加中国数字产业化产业链的不可替代性，强化中国数字技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市场打压[38]。与此同时，由于产品创新性不足、技术欠发达，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产业仅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勉强立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39]。这部分产业要通过在研发、设计、销售、制造等环节的学习、模仿和创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通过生产流程创新或者引进新技术改良生产方法等[25]，向全球创新链的中高端逐步攀升。

发展路径2：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外循环数字经济产业链时，不仅关注如何在数字经济产业链中取得优势地位，还注重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的数据安全问题[37]。在国际外循环的数字经济产业链中，国内外企业合作频繁，而在合作过程中企业可能面临知识产权被侵占的风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仅可以保障企业获取创新成果，还可以提升高质量产品的创新成功率，保持企业创新积极性[40]。同时，数据安全是国际外循环中数字经济产业链面临的关键挑战。数字经济运行会产生大量数据，既包括个人信息数据，也包含涉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数据。因此，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外循环时，必须重视自身数据安全问题。另外，中国还需建构国家产业安全动态评价体系，重点研判和防范可能出现的技术断供、供应链断裂、资金撤离等风险[26]。

战略基础：首先，经济全球化和 “一带一路”等战略倡议不断向纵深发展，使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国际化趋势不可阻挡。其次，不断提升的数字技术标准化[41]和保持最大制度开放性的倡议，使数字经济能够通过 “以链入链”融入国际数字产业化产业链的发展，从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从法律法规层面为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有效保障。

4.2 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发展的战略基础与发展路径

4.2.1 国内大循环：培育示范标杆、完善反垄断机制

发展路径1：示范标杆可以为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提供参照和指引。在产业链体系中培育更多具有话语权的优质标杆企业，使其充当产业链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充分发挥其在数字产业化中的头部带动作用。当标杆企业成为行业模范时，其他企业将通过制度同构最小化制度建立成本[42]，即通过模仿标杆企业的行为而 “少走弯路”。同时， “链主”企业和标杆企业可以通过 “引资补链” “引资扩链”等方式提高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主动性[19]，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使企业数字化生态圈形成 “数字化” “产业化”互促循环态势。政府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产业培养 “专精特新”企业，进而推进整个产业链协同转型。

发展路径2：政府应积极完善数字经济反垄断机制与规制，规范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中的竞争行为。垄断问题是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产业链所面临的重要难题[8]。垄断与寡头行为严重影响市场竞争，导致中小微企业难以进入市场和顺畅发展，长此以往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维护产业数字化公平竞争，抑制 “链主”企业独大局势，使得产业链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数字技术突破和新产品开发，对于提高产业链整体水平至关重要。新技术的发展给原有规制提出新的挑战，数字化的动态性也在倒逼反垄断监管的动态性，反垄断规制需要跟上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步伐。政府要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31]。从时间上，政府需要从事后监管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管[27]；从方式上，反垄断监管应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力求打造一个动态的、具有识别性和预警性的数字化监管体系，提升反垄断监管效率。

战略基础：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 “新基建”)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其不仅能助力稳投资、扩内需和增就业，有助于培育示范 “链主”标杆，更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中国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助于促进研发、生产、应用、基础研究、教育、金融和政府等方面的协同整合，为政府完善和执行反垄断机制和规制提供良好的生态系统环境。

4.2.2 国际外循环：以技术换市场、数字丝绸之路

发展路径1：为了应对 “撤链威胁”，中国数字经济产业要实现从 “以市场换技术”到 “以技术换市场”的转变，延展高端链条在国际外循环中的发展与突破。中国加入WTO初期时，技术积累薄弱，通过在主要经济领域采取 “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引进了先进技术，如汽车产业等，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了工业化技术发展，实现高端技术的引进模仿[6]。在中国已经逐步积累了高端数字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背景下，可以将 “以技术换市场”视作在国际外循环中拓展高端产业数字化产业链条的战略方式，通过输出自主研发的产品和技术到海外市场，减少产业链上游企业回流至母国、中下游企业分流至其他新兴国家的趋势。

发展路径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错链困境”是中国提高数字经济话语权，创建数字化流通规则的重要机遇[5]。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通过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接口等方式，以中国数字经济标准为核心，积极引导欠发达国家的产业数字化进程。基于既有的 “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平台，依托 “一带一路”倡议，给予落后国家和地区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延长中国数字产业化产业链条，实现东道国数字经济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并加快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签署以及落实工作。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中国能够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农业、钢铁制造和旅游等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充分调动国内外生产要素的参与积极性[20]。同时，积极介入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制定，实现从中国到沿线国家的规则输出，提高中国在国际外循环中数字经济发展的地位和话语权[37]。

战略基础：中国庞大的工业和互联网应用市场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巨大市场空间。而数字化的高速发展是国际外循环中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中实现从 “以市场换技术”到 “以技术换市场”转变的战略基础，能进一步促进东道国数字要素升级，以及产业结构优化。

5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5.1 增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为了保障数字经济产业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顺畅发展，应对 “断、撤链威胁”与 “局部弱链”的问题，必须在确保国内数字经济产业链条完整的前提下，增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避免因关键环节缺失而受制于人，被人 “卡脖子”[21]。为了向国内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各发展路径提供制度保障，政府需要研判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掌握中国在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缺失与薄弱技术环节，弥补并强化现有数字经济产业链。在具体保障措施上，政府需要牵头组织实施数字经济发展重大工程，推动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培育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此外，在产业基础较好的区域应设立数字经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企业提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链的资源共享平台，攻克产业数字化中的核心创新技术，进而向全国推广，提升中国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水平。

5.2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统一标准制定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为保障国内大循环中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的发展路径，解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遇到的 “进链障碍”与 “链主独大”等问题，政府需要扶助企业加强转型动力，提高自身能力。面对企业转型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减免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所得税的力度，并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支持和利率优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反向增加传统产业的限制与提高税收等手段，进一步激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加速产业数字化。政府需要引导 “链主”企业、标杆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和数据开放共享力度，帮助中小企业引入先进的技术方案、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带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加速转型。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联合指导和推动专业支撑机构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普惠性服务，为转型中面临问题的企业提供诊疗和咨询服务。

此外，推动数字标准制定是实现国内外数字经济产业链兼容和互联互通的基本保障，能有效消除 “数据孤岛”，使企业间的数据流动共享更为顺畅，降低 “窃链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政府应致力于统一行业标准，积极参与制定数据可移植性和传输国际标准，探索全球价值链中各企业间在数据利用、技术研发、物联网安全等方面的深化合作。大力提高企业及组织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建立科学、严谨、规范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和统计标准，有效打破组织之间的信息壁垒，帮助中国企业更顺利地进入国际外循环产业链。

5.3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 “一带一路”数字平台建设

加大区域经济合作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加强与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多元合作，能够有效提升中国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解决国内企业在国际外循环中遇到的 “进链壁垒”与 “升链阻碍”难题。为此，一方面要加大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力度，加强同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例如推进中日韩经济小循环；另一方面由政府牵头，加强与发达国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数字先进领域的合作，通过共建实验室与成立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共同研发前沿技术，积极融入全球高科技发展链。通过上述与沿线国家的高效协同发展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多元合作，实现中国企业在国际外循环数字经济产业链上的攀升。

在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可以依托国内大循环的数字经济基础优势，进一步推动在这些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倒逼”这些国家加强自身数字经济发展，从而推动国际外循环数字产业化发展，并与国内的数字经济产业形成互促，消除因各国发展不平衡引起的 “错链困境”。鉴于此，政府需要推动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软硬件升级为重点弥合这类发展中国家的 “数字鸿沟”，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在这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覆盖范围。政府要与发达国家开展数字产业化方面的国际合作，增强中国出口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推动中国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

6 结论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以数字经济产业链和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为认识基础，聚焦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和产业数字化产业链。以 “两链”发展中各自面临的战略焦点问题、战略目标、战略基础和发展路径为核心，分别论述了国内大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发展战略问题、国内大循环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战略问题、国际外循环数字产业化产业链发展战略问题、国际外循环产业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战略问题，并着重探讨新发展格局下 “两链”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建议。本文系统性地融合了新发展格局和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为中国数字经济贯彻落实新发展格局提供行动路线，为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在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中的作用提供微观理论基础，为未来探讨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战略提供分析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