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珂敏，曲建升，李 杰，葛钰洁，丁洁兰，宋东桓

(1.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四川 成都 610299；2.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北京 100190；3.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090；4.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0 引言

作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气候变化是涉及科学、环境和发展、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是连接气候变化科研成果与政策制度的关键性桥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通过汇总评估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1]，为各国决策者提供权威性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科学与政治相互联动的重要媒介，对国际气候政策的制定与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全球气候谈判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各国、各组织参与IPCC气候评估的程度与其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国际气候评估在科学的基础上支撑了气候谈判，已然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气候认知来源之一，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与决策制定方面具有绝对的公信力；其次，IPCC评估作为一项国际合作进程，汇聚全球气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国家或组织参与度对其在共识决策过程中的谈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已经围绕IPCC报告的具体科学内容开展系统的研究与解析，但基于IPCC报告作者视角的分析比较少见，而作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专家、学者对IPCC评估进程的参与程度彰显出其自身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学术能力，也与其所属机构或所在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密切相关。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主导者具有何种特质？这些特质对我国参与IPCC气候评估进程、培养气候变化科研人才、提升全球气候谈判能力有何参考价值？基于以上问题，由于IPCC历次评估报告的作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与延续性，本研究将最新发布的IPCC AR6报告的作者作为切入点，分析个人学术能力特征，描绘参与IPCC AR6报告的学者所处的科研环境概况，从学者、机构和国家3个层面全面总结国际气候科学评估主导者的特征，试图揭示各国在IPCC进程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为我国气候变化的未来战略布局提供思路，也为提升我国国际气候谈判能力、争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框架

作为科研生产的主力军，基于学者视角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许多研究者对高被引科学家[2-3]、获批基金学者[4-5]、杰出科学家[6-7]等群体的特征及成长规律十分关注，其中引文分析[8-9]、社会网络[10]等科学计量方法屡见不鲜，为学者特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量化依据。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主导者的特征剖析也是对相关学者特征规律的研究。参考已有研究的分析视角，本文构建学术能力与科研环境的二维分析框架：学术能力指学者自身的科研能力，涵盖学者总体学术特征和与之相关的关系规律；科研环境指由影响科研人员科研活动的外在因素构成的总体研究环境[11]，如学者所处国家的宏观政策环境、所属机构的内外机制等，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学者的科研水平及效率。通过收集IPCC AR6报告的作者及其相关学术特征数据，基于作者来源国家/地区、所属机构、作者角色、学术特征、生理特征等信息，以宏观到微观的视角从学术能力、科研环境的双重维度回答 “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主导者有何特征”的问题。其中，科研环境涵盖国家政策环境与机构制度环境两方面，学术能力则通过学术产出、学术年龄、学术影响力以及主要研究领域进行具象化表征。通过对报告主导者全面而深层的画像，揭示参与国际权威性评估报告IPCC AR6的主导者特征，有助于总结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主导者科研环境、学术与生理特征规律，并对气候变化领域科学政策制定、领域专家培养和青年学者成长有一定的实践启示，如图1所示。

图1 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主导者特征研究的研究框架

1.2 数据来源

(1)主导者的基础数据。IPCC AR6的作者数据来源于IPCC官方网站。若多次出现的学者按照1位学者统计时，则有742位学者参与，其中有99位学者至少在不同的章节中出现了2次。其中，男性有490人 (66%)，女性有252人 (34%)。主要角色有作者召集人 (CLA)、主要作者 (LA)、编审 (RE)和核心撰写团队 (CWT)。除此之外，还有Lead和Author角色，推测可能的原因是作者在该工作组或该章节的完成过程中同时兼顾多重角色，如Lead代表CLA和LA，同一作者在不同工作组或章节中可能代表不同角色，工作组和角色的作者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不同工作组与角色的主导者分布

(2)主导者的学术特征数据。Scopus 数据库近期对作者姓名消歧的处理较成功，且有相对较高的查全查准率[12]。根据作者姓名与机构信息，在Scopus数据库中收集作者的Scopus ID、所属机构、发文量、被引量、h指数、主要研究领域与首次发文时间等数据，检索时间为2022年5月。通过数据清洗与二次校准，利用ORCID、ResearchGate等平台补充未检索到准确数据的作者信息。其中16位作者未找到相关数据，原因是：该作者任职于政府部门，未发表相关论文成果，或其成果以报告、专著等形式呈现。将检索到的726位作者的相关信息作为主导者学术特征探究的数据源，基于学术产出、学术年龄、学术影响力以及主要研究领域揭示报告贡献者的学术特征，见表1。

表1 作者学术特征定义与数据来源

2 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主导者的学术能力特征

通过报告主导者学术年龄、学术产出数量、h指数、研究领域等指标揭示主导者学术能力特征，合著网络的中心性能够进一步表征其学术影响力，各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助于明晰报告主导者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更好地回答 “为什么能够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问题。

2.1 主导者总体学术特征

主导者的发文量跨度较广，以100篇以内居多 (69%)，平均产出为87篇，呈现两极分化现象，最高发文量 (712篇)与最低发文量 (1篇)之间的极差较大，如图3所示。主导者h指数的均值为27，较平均地分布在1～40的区间内，其中11～20区间内的学者最多 (23%)。报告作者的学术年龄以22岁为平均值，呈现右偏态分布，从事科学研究11～30年的学者占据73%，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在有限程度上参与IPCC报告进程，如图4所示。然而有研究表明，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具有巨大潜力[14-15]，他们往往比更资深的科学家具有更开放的创新观点[16]，能够积极促进IPCC进程的连续性，推动气候科学的整体发展[17]。由不同工作组各章节学术年龄分布可知，不同章节通常由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与年轻的早期研究人员协作撰写，WG1和WG2的主导者平均学术年龄稳定在20～30岁，WG3和SYR的主导者更年轻，学术年龄集中于20岁上下，如图5所示。

图3 主导者学术产出与h指数

图4 主导者学术年龄分布

图5 不同工作组报告各章节学术年龄分布

主要作者科研合著网络显示了发文量前20%的主导者的论文合著情况，报告主导者普遍具有较高的网络中心性，也彰显出其高学术影响力，如图6所示。其科研合作符合 “小世界”现象，合作团体较分散，以国内合作为主，呈现出较强的区域特征，也侧面反映出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工作在区域与结构多样性方面的努力。主导者的研究领域呈现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学科交叉特征，集中于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直接相关学科，涵盖生物化学、基因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经济学、商务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占比较低。

图6 主导者合著网络与研究领域

2.2 主导者角色与学术特征、生理特征的相关关系

在报告主导者角色中，作者召集人负责全面协调某个报告的主要章节，主要作者围绕报告主旨进一步编写指定章节，核心撰写团队为主要作者提供文字、图表等技术信息，编审基于知识经验及对科学技术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整体均衡性提出意见。将报告主导者角色与主导者学术特征、生理特征的相关关系绘制气泡图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主要作者角色是占比最高的角色，主要协调作者的学术年龄分布较平均，编审角色的主导者学术年龄普遍高于协调作者与主要作者，且h指数相对较高，反映出评审专家团队对学者学术影响力的要求更高。从性别角度看，总体上主导者的性别分布失衡 (以男性为主，女性占34%)，但女性比例相比AR5报告 (女性占21%)有显著提升。女性主导者大多分布在低学术年龄区间，其h指数相对较低，编审角色的女性占比仅25%。

图7 主导者角色分布与学术特征、生理特征的气泡图

2.3 主导者研究领域

不同工作组的研究主旨各有侧重、相互联系。为发现IPCC AR6报告不同工作组所需人才的学术特征规律，本研究以报告工作组为单位，通过Scopus ID检索得到各工作组主导者的学术论文研究领域数据，进一步探究各工作组主旨与主导者研究领域的相关关系。

不同工作组的主导者研究领域与各工作组主题密切相关，兼备广度与深度，共同服务于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目标。WG1主导者研究领域侧重气候变化中的自然科学基础，包括地球化学循环、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气候预测模拟及全球与区域气候联系等领域，涉及水循环、大气圈、海洋、冰冻圈、气候敏感性及气候风险评估等方向。WG2主导者研究领域侧重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的影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适应能力评估，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于人类食物、城市、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涉及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及人类的反馈行为领域，但对气候变化方法论的研究相对较少。WG3主导者的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侧重研究缓解气候变化现状评估及各国气候政策对环境的长期影响，包括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趋势及驱动因素研究、各国气候变化风险评估、能源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系等。其中，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能源系统以及各国气候风险评估、缓解途径及气候政策三大领域属于主导者的热点研究方向。SYR尚未发布，但其报告主旨在于以非技术风格报告为各国政策制定提供支撑，研究领域之间相对独立，可知综合报告更加重视专家研究方向的广度。其主导者研究领域侧重气候变化模型及预测、气候变化对人与自然的影响和人与自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温室气体减排必要性、可行性和实践性研究。

3 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主导者的科研环境特征

科研环境不仅事关知识创新的效率，还与学术实力与国际地位休戚相关，主要包括机构制度环境和国家政策环境两个层面。

3.1 活跃机构科研环境

从主导者所属机构的角度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地描绘主导者的科研环境，揭示该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及其特征。综合考虑机构地理位置、机构性质与学术地位以及数据可及性，为更加全面地揭示主导全球气候科学评估的活跃机构在组织架构、研究领域等方面的特征与规律，本文兼顾多个大洲与多种机构性质，为剖析代表性活跃机构的科研环境特征，遴选出9所代表性机构，基于领域战略计划、资金来源、人才建设、交流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见表2。

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代表性活跃机构中，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亥姆霍兹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等是气候变化领域极为重要的专业型研究机构，埃克塞特大学、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及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综合型机构也在气候变化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具体而言，代表性活跃机构在科研文化环境、科研人才建设环境、科研合作环境、科研成果产出环境等多方面都表现出优势：①拥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气候计划。国外代表性活跃机构根据国际气候谈判情况与本国气候目标制定了机构层面的气候计划，如 “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气候计划” “改变地球-维持我们的未来”研究计划，及时为本国政府提供辅助气候政策的科学证据与建议，同时有助于重大的国际气候科学倡议；②注重气候科学家与交叉人才建设，开展跨学科合作。代表性活跃机构普遍拥有气候科学领域专家与多学科交叉性人才，不乏获诺贝尔奖等杰出贡献者及美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士等顶尖人才，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综合型机构依托高校的丰富资源，立足学科优势，开展跨学科、跨单位交流合作。③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支持代表性活跃机构气候变化研究的项目来源大致包括委派和申请两种方式，以中国的两所高校为例，其项目资金主要通过向国家基金委申请。国外活跃机构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学校、机构、社会力量等多种渠道，如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科研资金来源于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成员国的研究资助机构及政府、国际组织，学术界、企业和个人捐赠等；④开放国际气候交流与合作。以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为代表的多家机构与本国、国际均保持密切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提升气候研究的话语权；⑤研究成果类型多样化与推广方式开放化。代表性活跃机构具有领域代表性学术产出，以研究报告、工作简报、期刊论文、学术论坛、模型平台等多元化形式呈现。同时重视开放化科研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用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气候模型构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气候报告多以中文形式呈现，而国外则多以英语或母语兼英语的双语形式发布。

3.2 主要国家政策环境

报告主导者分布在90个国家，依据国家分类标准[18]，主导者分布的地理范围广泛、所属国家经济体类型丰富且相对均衡，总体具备区域代表性与多样性。所属国家中发达国家有29个 (32%)，发展中国家61个 (68%)，分别占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总量的约83%和28%，此外经济转型国家10个。可见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可观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学者主导全球气候科学评估，其中北美和欧洲国家约占IPCC所有作者的四分之三。基于该报告中各国主导者数量排名，将排名前10位的国家定义为主导气候科学评估的主要国家，美国无论在三大工作组还是综合组，其各角色的主导者数量都遥遥领先。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北方国家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中国主导者数量居第6位，在WG2工作组和作者召集人角色中占比略低。深入分析各国重点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资金投入及学术环境，发现主导气候科学评估的主要国家重视气候变化领域的宏观政策制定与科研资金投入，普遍拥有良好的政治与科学互动的宏观环境，如图8所示。

图8 主导AR6报告不同工作组和角色的主要国家

(1)以气候变化领域的宏观政策为引领。尽管各国国情不同，立法习惯差异较大，但主导气候科学评估的主要国家开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时间相近，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方式与路径也有相似之处[19]，其在温室气体减排及 “碳中和”议题上都有着较为明确的目标及计划，见表3。自1992年以来，巴西、日本、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国相继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逐步完善本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法律约束力，也对全球各国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20]。以德国、英国、法国等为首的欧洲国家一直以来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扮演气候保护倡导者的角色，积极承办国际气候会议，努力推动本国关于气候治理立法的相关进程，并通过开展多边外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属于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的积极者[21]。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强，是最早制定实施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澳大利亚[22]、印度[23]、法国[24]和加拿大[25]等国均通过一系列国家战略与政策措施的出台提出适应本国路线的实现净零排放路径。可见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主要国家充分重视自身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在经济、能源及生态等领域积极出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项措施，将 “碳中和”目标纳入发展战略，在国际气候变化议题中坚持自身立场，并积极提出解决方案。

表3 主导国家的主要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

(2)以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投入为保障。主导IPCC AR6报告的主要国家通过大量资金投入强化自身科研实力，创造良好科研环境，将雄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国际气候谈判优势。美国2014年在报告中提及投入超过250亿美元刺激清洁能源技术革命，其2022财年的气候投资比2021财年增加近六成[31]。英国于1997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以适应气候变化影响为主题的研究机构，在稳定多源的资金保障下，在世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及经济学研究中作出巨大贡献[32]。2019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出资8600万欧元支持欧洲ACTRIS气候变化监测计划[33]，澳大利亚计划投资35亿澳元应对气候变化，以实现其2030减排目标，同时也将投资700亿澳元以支持国家气候适应战略[25]。2022年，加拿大发布的 《2030年减排方案》包括91亿美元的新投资[34]。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主要国家拥有代表性的气候变化领域科研成果。美国以 《全球变暖与能源政策》 《致命炎热：全球公平和全球变暖》等为例，围绕气候变化、能源发展等相关问题产出一系列高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呈现多领域繁荣发展的特点。此外，加拿大[35]、巴西[36]、印度[37]等国相继开展气候变化现状评估与预测研究工作，并基于各国国情提出缓解并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措施，为该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提供强有力支撑。

中国则先后通过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 (863计划)、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等开展对全球气候变化及中国应对的科研项目[38]，2019年投入5800亿人民币刺激计划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39]，并积极参与四大国际科研计划，在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对策及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2007—2022年发布4次中国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由此可见，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主要国家通过庞大的资金投入及人才培养计划，为本国气候变化研究创造良好科研环境，同时又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谈判优势，牢牢把握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

4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IPCC AR6报告的作者为切入点，基于作者来源国家/地区、所属机构、作者角色、学术特征、生理特征等信息，以微观到宏观的视角从学术能力、科研环境的双重维度回答 “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主导者有何特征”的问题，对主导者进行全面而深层的画像，揭示主导者学术能力特征及其所处科研环境特征，研究结果如下。

(1)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学者普遍具备突出的学术能力，由气候变化及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人才构成。主导者的性别分布失衡 (以男性为主，女性占34%)，但女性比例相比AR5报告 (女性占21%)已有显著提升。主导者的发文量跨度广，以高学术影响力、经验丰富的学者为主。报告各章节通常由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带领，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协同参与完成，其研究领域以自然科学为主，呈现学科交叉特征。其科研合作呈现出较强的区域特征，这从侧面反映出全球气候科学评估工作在区域与结构多样性方面的努力。在主导者角色分布方面，评审专家团队的学者普遍具有较高的学术年龄与学术影响力。不同工作组主导者的研究方向与各工作组主题密切相关，兼备广度与深度，共同服务于气候科学评估主旨。

(2)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代表性活跃机构普遍在科研文化环境、科研人才建设环境、科研合作环境、科研成果产出环境等多方面表现出优势。首先代表性活跃机构普遍拥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气候计划，注重气候科学家与交叉人才建设，广泛开展跨学科合作，以多元化的形式与本国及国际研究机构或相关组织保持紧密合作。研究成果类型多样化与推广方式开放化，注重科研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外机构具有丰富的资金来源渠道，其气候研究成果多以英语或多种语言形式发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成果传播能力。

(3)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主要国家以气候变化领域的宏观政策为引领，以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投入为保障，普遍拥有良好的政治与科学互动的宏观环境。主导者分布的地理区域范围广泛，总体上具备区域代表性与多样性，但主导者仍由北美与欧洲的发达国家学者构成， “南方国家”的参与度较为局限，来自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声音与诉求相对被边缘化。主要的主导国家以碳中和目标为发展战略，在经济、能源及生态等领域推出落实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通过庞大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计划，为本国气候变化研究创造良好的宏观科研环境，将气候研究成果转化为谈判优势，牢固把握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

基于主导IPCC AR6作者的科学计量分析，探寻主导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学者、主要机构及国家的特征规律，本研究认为， “南方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中的参与程度仍十分有限，全球气候治理中的 “南北分割”现象较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科研能力与发展动力不足。气候科学的相关研究是全球气候谈判的关键依据，而发展中国家无论从资金、人才、技术等发展动力方面，还是在理论、方法等基础研究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②相较于欧美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成果传播、气候外交制度，发展中国家在气候科学成果的外交互动能力较为匮乏，且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 “气候霸权”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治理话语权的构建带来严峻挑战。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无论从气候变化研究还是气候外交政策上，总体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基于主导者特征规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我国应该从科研环境建设、学术能力培养、气候外交3个方面提升IPCC报告的参与度，把握国际气候话语权。具体体现在：①面向国家需求，完善顶层设计，构建良好的气候变化科研环境。在明确整体气候变化战略设计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促进政治与科学互动的举措，落实到具体的机构组织等中观层面，推动开放化气候变化科研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为提高气候科学研究能力提供资源保障；②健全气候科学家培养机制，明确新国际环境下学术能力衡量标准，提升早期职业人员的创新能力。基于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动气候研究人员创新能力的培养。早期科研人员可以通过与更有经验的科学家合作或由资深专家指导，参与到气候变化研究中；③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IPCC评估进程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鼓励国内气候变化领域的科研团队与国际气候科学界保持合作交流关系，通过在线研讨、合著论文、合作项目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国际合作网络，以双语形式出版气候研究报告等成果。突出中国优势与特色，推动中国在气候变化及其相关领域的人才、专家更多地贡献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