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于京师，二十二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以及众学子一起，共同参加省试。第一场，考试内容是写诗、赋各一，其中，赋题为“通其变使民不倦”。

提笔落字：欲民生而无倦，在世变以能通；乐生兴事，故无怠惰之民；是知作法何常，视民所便；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何懈倦！字里行间，满篇见民。民本苏轼。

写于理论，付诸实践。既有继承，又在发展。一生中，言行一致，苏轼之民本贯彻始终。

嘉祐六年（1061），仁宗举办“制科”，鼓励人们指陈时弊。二十六岁的苏轼共写出“进策”二十五篇，其中，《策别课百官三》：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所欲；不能无诉，诉而必有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一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建设一个案件少、诉讼便，使民见官易的社会。

嘉祐八年（1063），二十八岁的苏轼在凤翔任签判。任上，他给当时宰相韩琦上书，为民请命：宝元仁宗前，西北地区秦人富强，中户所拥土地不以亩计，而是顷，上户更则以赋计。家中有田，根本不愿报考公侯。民间所藏，多于府库。然后，自从西戎“元昊之变”以后，冰消火燎，十不剩三四。如果在太平年代不能让民尽快先行致富，一旦遭到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相继而至，届时，一无粮草，二无钱财，事事艰难。

熙宁四年（1071）二月，三十六岁的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出笔又言民：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人心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

熙宁七年（1074）年末，经过一路跋涉，刚到密州，三十九岁的苏轼立即深入民间，开始调查摸底研究。发现，这里蝗虫肆虐，农田绝收；盐税剧增，民不堪命。随即给神宗皇帝、宰相韩绛上书，请求减免次年夏税，千万不能实施“榷盐”，即官府对盐实行专卖并课以税收。

翌年（1075）十一月，四十不惑的苏轼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中，针对章惇因河北与陕西均为边防，而河北独不“榷盐”是祖宗一时之误的谬论进行批驳。陕西之盐与京东、河北不同，城门之外，公食青盐；东北之地，循海皆盐。以有限之钱，买无穷之盐，财民两失，非明者所为。

元丰八年（1085），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下放”人生极低后的苏轼已至人生五十，权为民用、事为民办之志未曾被磨，点滴未失。

在登州，时间不长。深入基层，了解民情，知晓海防。回到京城，苏轼写出了详尽考察报告两篇，《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尤其“乞状”：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商贾不来，盐积不散……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专副破家。登州之“榷盐”，官无一毫之利，民有三害之苦，决可废罢。

元祐四年（1089）三月，五十四岁的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杭州，工作中发现，市易、盐、酒、绢之四欠压得百姓喘不过气。终日“耿耿于怀”。

元祐七年（1092）五月十六日，五十七岁的苏轼还在奋笔疾书，《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方今民荷宽政，无它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若今日不治，数年之后，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盗贼之患，有不可胜言者。哪壶不开提哪壶，为民，一腔热血，气贯长虹。

自二十六岁开始，直至将近耳顺，身在官场，心系民间，民自不忘。苏轼所工作过的城市，现在，到处苏公词，皆有苏公弄，还有东坡书院、纪念馆；西湖、六井、苏堤等，人潮涌动，观瞻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