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湘慧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壮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岭南百越的一支，目前壮族的聚居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广西一带。1958年3月5日，广西正式成为我国省一级的自治区，实行民族自治。广西壮族音乐文化也随地域、人文、政治等因素的演变而发展交融。

壮族音乐传统主要以民歌传唱为对象，其传承、发展和研究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原因有二：其一，壮族长期以来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在的壮文是20世纪50年代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文字学家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所以关于壮族音乐传统的记载不多，并且留存的记载大都是以汉文这种“非本我”的形式记录的；其二，音乐是抽象的艺术，它不像雕塑、绘画、陶艺、建筑等有实物可考。由此可见，如今我们追寻壮族音乐传统一是要从汉文典籍中寻找痕迹，二是要尊重和研究壮族音乐的口传史。

一、音乐传统与传统音乐的概念解构

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指出，音乐传统和传统音乐是传统音乐文化的两个层面，两者共同掌控着我国音乐的发展脉络。前者侧重观念、制度、具有稳定延续的特性；后者特指具体作品，具有发展变迁的特性。二者不同的属性，共同维系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

（一）音乐传统

音乐传统主要指人们的音乐观念、音乐制作和音乐行为在音乐作品中所呈现的历史积淀，其实质是族群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例如中国雅乐，是宫廷音乐中的“正统”音乐，用于祭祀、朝会和庆典。其服务群体是中国古代皇室和贵族，体现了中国古代浓厚的等级文化和礼乐思想。在四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雅乐一直忠诚地服务于统治阶级。隋唐时期，雅乐与融合外来音乐的燕乐一起形成了反映中国王公贵胄音乐观念和音乐传统的中国宫廷音乐。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民间音乐都有着地域性、亲民性和生活性的特征，是社会基层的民众创造并享用的音乐。例如有着悠久历史的广西壮族歌圩（人们聚在一起歌唱的活动），反映了该民族深厚的民歌传统。人们以歌会友、以歌叙事、以歌择偶的民俗形式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用即兴对歌的形式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可以是日常生活中不拘时间、不论场合的说话式，也可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式。无论是宫廷音乐还是民族民间音乐，都有其发展的“生态环境”，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态环境”才造就了不同的音乐传统。

（二）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一般指特定的作品，是人们遵循特定的音乐传统创造并传承下来的音乐。这些作品附有音乐传统的观念、行为以及创作喜好，是音乐传统的具体体现形式。例如国粹京剧，就是民间音乐相互碰撞交融而形成的以皮黄腔为主要声腔的剧种。同样，壮族名剧《刘三姐》最开始只是歌仙传说（记载在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直至1959年曾昭文编写了《刘三姐》音乐剧目后，山歌入戏的音乐传统才不断更迭演变。此后，壮剧、桂剧、山水实景舞台剧等多种版本的《刘三姐》应运而生，剧目中山歌的发展、改编更是欣欣向荣。不管是哪一版本的《刘三姐》，都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遵循特定的音乐观念和音乐行为创作出来的传统音乐作品。

综上所述，音乐传统是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的一种音乐观念和创作习惯；传统音乐则是在这种观念和习惯下创作出来的具体音乐作品。由此可见，音乐传统具有根深蒂固的延续性，它与历史发展高度统一；传统音乐以具体作品的形式存在，因具有强烈的审美时代性，而呈现出多彩、不绝的局面。所以，当下传统音乐文化并未因受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而败落。

二、民国以来壮族音乐传统的发展环境

中国音乐史中关于中国民间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数量不多，关于壮族音乐研究更是凤毛麟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策奇、钟敬文等民俗学家最先关注到壮族风俗与歌谣的关系；1939年“民歌研究会” （后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鲁艺成立；1942年《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 （吕骥）的发表在音乐界内引起强烈反响。自此之后壮族音乐研究从零星化、片段化逐步走向系统化。

（一）民国时期的壮族民歌

综观前人对音乐发展的研究，多以汉族音乐为主线，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寥寥无几。民国之初，孙中山先生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为固政权、引导民众走向现代文明而提倡全面汉化。广西政府为落实上级指令，改良社会风俗，颁布了一系列的条文规定：1931年《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1933年《广西改良风俗规则》、1936年《广西乡村禁约》，都严令禁止“群集歌圩唱和淫邪歌曲”，在官方的政治强压下，壮族“歌圩”已全面消歇。值得庆幸的是，民国时期为改良社会风气的民俗搜集调查工作一直在进行，1937年，内政部礼俗司和教育部联手筹办全国风俗调查，但因抗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关于壮族音乐传统文化的近代研究，离不开1918年北京大学向全国发起的征集歌谣活动，1922年《歌谣》周刊正式出版，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第一刊物”。其后，众多学者投身民俗学的相关研究中，其中《广西文献资料索引》收录了现存的民国时期的壮族音乐文献9篇，但是值得考究的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并不是出自音乐人士之手，例如我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对壮族民歌有着浓厚兴趣，从民俗学的角度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獞民略考》《刘三姐传说试论》等；钟敬文先生还邀请哲学家石兆棠作了《獞人调查》，研究了壮民生活的民族性、生活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等跟壮语民歌的关系。

研究这部分文献，可以大致还原壮族民歌在这一时期的生存环境。首先，歌圩传统来源于娱神祈福功能。在科技还不发达的时期，尤其边远地区，大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人们把不能解释的现象归结于神明。每到特定的节日，人们就会聚众载歌载舞，避灾祈福。其次，对歌作为壮族民众交情、求偶、婚恋的必备手段，以即兴创编为主，其内容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体现出壮族民众良好的音乐素养和生活智慧。石兆棠在《獞人调查》中描绘：“这也是一种求婚的仪式……资格人人都有，过客都有，但是要会唱歌，一唱一答，不准停，能够支持与那女子三日三夜的对歌时，他就是夺锦标的人了！”［2］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壮族民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正式认可民族和民族文化，并给予了民族文化极大的关注。1958年3月5日，广西正式成为我国省一级的自治区,实行民族自治。同年，全国迎来了民族音乐发展的春天。原桂西壮族自治区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工作组和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工作中搜集到不少民族歌谣。随着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的推进，壮族民歌的地位得到了大力提升，广西壮族音乐传统不仅得到了“回放”，而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当代历史政治背景复杂，广西壮族民歌的发展也呈现纷繁的态势。在这个时段，壮族民歌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局面相对宽容，官方开始“征用”民歌，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达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例如：1961年1月区党委书记伍晋南在《广西日报摆歌台——为广西日报征集万首民歌而唱》中写道：“唱歌要学‘刘三姐’，唱歌要唱红旗歌。唱得人人添干劲，唱得个个笑呵呵。唱得红旗飘天下……歌唱政策十二章，政策下乡放光芒……”可见，这个时期，官方对民歌的态度非常友好，很多带有民族色彩的音乐被改编成反映现代内容的作品，民歌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第二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民歌传统遭到否定和破坏。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的大融合发展中，年轻一代更喜欢时代感强烈的流行音乐，本土文化场域面临瓦解风险。此时国家开始用政策干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也开始引导民众对民歌和歌圩的认同。例如颁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举办民歌活动、介入商业体系开发民歌文化等。

壮族音乐传统的时代变迁与政治局势、阶级利益等息息相关。壮人爱歌古已有之，但因阶级利益、文化背景的不同，各阶层对壮族民歌的内容、传唱形式秉持着不同的态度。以歌代言、习歌成俗、无事不歌的壮族音乐传统与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文化相左，加之记录历史典籍的均不是民众“本我”，这就造成了古籍记载上壮族民歌“本我”的缺席，导致壮族民歌在正统历史中一再被统治阶级认定为“陋俗”“淫歌”。直至20世纪末，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研究成为时代焦点，壮族音乐的文化价值才被重新定义、挖掘。壮族音乐传统虽在历史上有着艰难的境遇，但屡禁不止的歌声也证明了依托于民众生产生活的壮族音乐传统有着适合生存的土壤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当代壮族传统音乐的时代变迁

作为一种音乐形态，广西壮族音乐的本质是广西壮族地区人民群众表现他们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所形成的对于世界的看法即群体信念的一种方式。培育广西壮族音乐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新的营养成分，它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已经不再是单一维度的传统音乐了。旧的信念失去养分后自然会受到冲击，那广西壮族传统音乐的发展该何去何从？

（一）广西壮族传统音乐发展的困局

2003年，广西平果县政府提议并筹备了一支壮族流行乐队——“哈嘹乐队”，该乐队是壮族嘹歌与流行元素相结合的摇滚乐队。“哈嘹乐队”创作的绝大多数歌曲由壮语和汉语混合演唱，其代表作《月亮》《表哥》《山中画眉》《赶圩乐》等都具有浓郁的壮族风格。该乐队还成立了“壮族歌圩音乐实验室”，使“歌圩音乐”这一概念如同“校园音乐”“民谣音乐”一样，有了一定的位置。2010年，“哈嘹乐队”由广西代表队选送闯入了第十四届青歌赛的流行唱法总决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由此可见，该乐队首先有政府的支持，其次有一定的音乐演唱实力和民族音乐创新。

“哈嘹乐队”的没落，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市场需求，没能迎合大众审美。“哈嘹乐队”是在平果县政府为保护和推广嘹歌的项目中转型的，前身是“斑马线乐队”，转型后传承嘹歌成为了乐队的首要任务。以乐队代表作《月亮》为例，这首曲子于2007年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上演，当时主流媒体的评价是“乐队以原生态壮族‘嘹歌’为主调，兼容现代音乐元素，融古典和现代、民族和流行于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平果壮族‘嘹歌’。”《月亮》的成功借助了国家民族文化保护政策这一东风，但是之后的迅速没落则是因为创作与宣传都忽略了市场需求。壮汉结合的歌曲缺乏广泛的受众群体，也就是说缺乏了生长的土壤。广西地区的城镇化、现代化进程，早已使这片土地没有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民族个性。

（二）广西壮族传统音乐发展的趋向

广西壮族传统音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根基。音乐传统的土壤有了时代性、系统性、科技性等现代化的特征，广西壮族传统音乐的发展不能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2021年河南卫视四档节目牛年晚会、元宵晚会、清明特别节目、端午晚会火爆全网，“河南卫视杀疯了”成为新的网络词条登上热搜，话题阅读量超10.4亿。这几档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用现代化手法为传统文化装点。大众印象中的“土味”的民族文化竟成了河南卫视的“撒手锏”，而且不止一次震撼大众视野。春节晚会中，舞蹈节目《唐宫夜宴》里的舞者体态丰腴，穿梭在一幅幅历史名画之间；元宵晚会中，歌舞节目《芙蓉池》用博物馆里的文物串联古今；清明特别节目中，实景版《纸扇书生》兼容并包“儒释道”三家文化；端午奇妙游节目中，水下舞蹈《祈》里的舞者化身洛神，在水中演绎飞升姿态。在同质化严重的传统晚会市场中，河南卫视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演绎为突破口，一次次脱颖而出，不得不让人感叹这完全打破了民众对传统文化老旧、无趣的固有认知，用反古典的形式呈现出了跨越时代的古典美、民族美。

广西壮族传统音乐的现代化发展就目前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圈层。第一个圈层是群众圈，前文所述的“哈嘹乐队”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乐队成员都是草根音乐人，缺乏系统专业的音乐训练和市场包装，所以受众不多，类似于这样的乐队还有“瓦伊那乐队”“天琴梦乐队”。第二个圈层是教育圈，这一圈层纵向以高校研究为主，横向则渗透到各个教育层面。艺术专业高校的民族音乐教育基本涵盖了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如田野工作调查、民族声乐、器乐创作、西洋乐器的民族音乐演奏、民族歌曲声乐演唱、民族舞蹈与世界风格的融合等。第三个圈层是产业圈，这一圈层是难度最大、消耗资本最多、走在时代前列的圈层，河南卫视的成功可以说给民族音乐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首先，有价值、高水平的民族文化节目是灵魂；其次，民族艺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是手段；最后，树立民族文化的经典招牌是目标。只有“本我”足够强大才能真正建立起民族文化自信。“印象·刘三姐”“桂林千古情”“寻根黄姚”都是广西民族文化与产业、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代表作品。这三个圈层的发展都植根于广西民族文化：群众意识是“本我”根基、教育科研是内在成长、产业发展是资本力。

“民族志主体日常生活中的当代元素会成为未来的传统，也该由文化持有者来决定取舍。音乐人类学家不断地看到一笔笔传统音乐文化珍宝因人而存，接着，又因人而逝……他们为此忧心忡忡，悲天悯人，自以为能够力挽狂澜……我一直持‘自然传承’的态度——自生自灭。”［3］刘桂腾在《新类他者》中关于传统音乐的观点是大胆且前卫的。历史、文化、音乐的发展都有着自己“优胜”的规律。广西壮族传统歌圩现象随着政治环境、社会发展而大面积消歇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在当代社会，与歌圩文化一脉相承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正一步步走向国际舞台。歌圩不是小范围的生活需求，而是服务于地方经济增长、弘扬壮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艺术，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

四、结语

壮族音乐是由壮族人民创造的艺术瑰宝，是复兴民族文化、弘扬民族自信的重要基石，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对广西壮族灿烂历史文化的见证。并不是现代年轻一代不喜欢传统文化、刘三姐、嘹歌和天琴，而是这些艺术烙上的时代印记、价值信仰已经发生了变化。置身于科技与艺术协同发展的新时代，一味强调保护传统音乐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保护的是这一方水土所滋养的音乐习惯。

本文从广西壮族音乐传统和传统音乐两个层面厘清了广西壮族音乐发展的基本轨迹，分析了广西壮族音乐发展的困局和趋向，指出“让民族传统音乐活在当下”才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手段。只要音乐传统是鲜活的，传统音乐在时代变迁的大环境中也必将冲破困局，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