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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主体—精神”能动性的四个逻辑环节

2023-12-17许秩嘉

关键词:主体性

摘 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在不改变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框架的前提下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主体—精神”能动性,具体经历了四个逻辑环节:对“总体性”的追求开辟了“主体能动性”的哲学端口,对意识形态的“松绑”圈定了“主体能动性”的实现场域,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微观统治力批判呼唤着“精神能动性”的生成,对“精神能动性”的革命力量兑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主体—精神”能动性生成的最后环节。卢卡奇等人以回归主体性的方式去重新定义“总体性”的精神真谛,实际上是将“主体—精神”能动性僭越于客体必然性之上,默认了二者的割裂对抗,这既为多种文化心理元素融入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也迥异于“融主体性于客体必然性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真谛。

关键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精神能动性

作者简介:许秩嘉,哲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E-mail:jarvishsu@sina.com;上海 2016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未来社会构想及论证逻辑变迁研究”(20BZX023)

中图分类号:B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6-0041-10

20世纪20年代前后,面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和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的接连失败,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开始反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原因。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解释,强调要将批判焦点从经济、政治的宏观分析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微观分析,关注资本主义对革命主体的思想操纵与精神奴役,释放革命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卢卡奇等人的开创性贡献即是在破除经济决定论的桎梏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精神”能动性转向,促使马克思主义从宏观的“经济—政治”分析向微观的“文化—意识形态”分析转移,为精神分析、艺术审美、交往语言等多种文化心理元素的理论渗入打开了可能性窗口。纵向来看,他们对“主体—精神”能动性的开拓经历了从“主体能动性”释放到“精神能动性”生成的渐进微观化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四层逻辑的递进展开之中。

一 哲学端口:“总体性”中的主体能动性释放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批判第二国际的过程中提出的、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实践走向的根本性命题。他们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失去哲学灵魂的、只见物不见人的实证主义机械理论,剔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内核,进而使之丧失了主体性、实践性、革命性。因此,他们试图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属性,在“哲学转折”中破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实践危机。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柯尔施的“总体性原则”、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都彰显了一种对“总体性”的哲学追求,这一追求在哲学本体论层面释放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能动性。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将“物化”作为“总体性”丧失的原因,将“主体性”作为“总体性”生成的基础,将“人的对象性活动”作为辩证法的活动空间,将主客体相互作用下的客体改造作为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按照“物化→主体性→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的理论逻辑,致力于异化(物化)的扬弃和总体性的恢复。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曾现世的前提下自行提出的,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指向作为人之本质规定性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在现实社会中扭曲为与人相疏离、相对立,甚至反过来统治人、奴役人的力量(但卢卡奇的“物化”没有形成与“异化”的鲜明区分,马克思则将“物化”区分“作为异化的物化”和“作为对象化的物化”两种,前者意指劳动在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后者意指劳动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结构对人之交往结构的渗透主导使得物的关系支配人的关系、物的本质消解人的本质、物的力量奴役人的力量,人在“流水线”与“螺丝钉”化的机械运转中失去了与劳动对象的自然关联。“物化”割裂了主体客体化后的主客链接,导致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破碎弥散,其本质是主客统一的“总体性”丧失。然而,在实证思维下,第二国际简单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历史宿命论,致使经济原则优于总体性原则,反而增加了总体性的破碎程度,强化了物客体对人的奴役。因此,只有恢复总体性原则的地位,使总体性原则高于经济原则,才能破除物化对人奴役。总体性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性必须经由人的主体性来界定,即人作为主客统一体的总体性:“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0页。)着眼于此,卢卡奇提出了“总体性辩证法”,即“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相较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摒弃了社会历史进程之外的客体自在给定性,将人的主体性作为辩证法的存在根基,将社会历史范畴作为辩证法的全部实现边界:“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译,第268页。)相较于黑格尔的主体辩证法,“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扬弃了主体的纯粹主观性与抽象理念性,从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感性实践层面强化了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改造能力,彰显了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此时,人不再是主体客体化后与主体失去联系的物客体,而是重新具备了总体性的主客统一体。

与卢卡奇不同,柯尔施不同意将自然排除在辩证法之外,而是力图通过缓解哲学与科学的紧张关系来开辟“总体性”新模式。柯尔施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入手,试图将形而上学思辨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运动之中,进一步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主体能动性的哲学端口。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柯尔施将第二国际的思想界定为“极其平庸的和残缺不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页。),认为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无视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那么,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就以一种灾难性的和无可挽回的方式被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第38页。)柯尔施表示,马克思所言的“消灭哲学”并非简单粗暴地判定哲学的非法性,其真正要消灭的是那种脱离了理论与现实一致性的形而上学思辨,从根本上改变哲学的存在方式与职能定位、恢复哲学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本性。因此,哲学仍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存在根基。但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使之丧失了哲学的辩证法支撑。相反,马克思之前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是一种有历史辩证法的纯粹抽象思辨,缺少科学实证精神。可见,二者都未实现哲学与科学的有机统一,与马克思“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的唯物史观不相容。因此,必须重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积淀,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进而恢复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一方面將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历史的辩证法精神注入具体的科学理论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之中,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另一方面完成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实践转折,实现“哲学的世界化”。

相较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虽然不提“总体性”的概念,但其“实践哲学”的本质依然是通过凸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和革命超越性来对抗客体给定性的机械压制,实现以“实践”为基础、以文化权力为寄托的“总体性”,正如马丁·杰伊所说:“没有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像葛兰西那样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整体中的作用如此感兴趣,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坦率承认知识分子与总体性概念的有机关联。”(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cxes to Haherma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66.)在葛兰西看来,将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客观宿命论的经济主义思潮是一种弱者哲学,其本质是无力改变现实时的宗教心理慰藉,即一种类似于阿Q精神的自我麻痹:“应当指出,决定论的、宿命论的和机械论的要素是从实践哲学中、颇象从宗教或药物那里散发出来的(在其使人麻醉的效果中)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上的‘芳香’。”([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7页。)他反对唯物主义框架下的“铁的必然规律”,认为脱离主体维度来谈客观必然没有意义,过分凸显历史的自在给定性反而使唯物主义沦为了一种新的“客观性迷信”。葛兰西将“实践”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将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本性而非自然直接给定的客观物质本性,将历史的运动定义为人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中开展的实践探索过程,试图通过“实践一元论”的建构来解救被机械决定论框死了的主体能动性。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主体能动性的哲学端口,柯尔施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拓宽了这一端口,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构想则浇筑夯实了这一端口,真正打开了多种文化心理因素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空间。客观来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追求的确在一定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挽回”了被客体性淹没了的主体性,强化了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然而,这种对总体性的强调方式仍然默认了客体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割裂对抗,使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历史更多倒向了主体性维度。事实上,真正的主体性应来自于基于必然性的总体性,而非基于主体性的总体性。“总体性”是人的“总体性”,而非人是“总体性”中的人,这种对主体性的微妙强调无疑为各种能动元素渗入马克思主义凿开了哲学端口,既回应了“工人阶级为什么不革命”的时代精神困境,增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张力,也冲击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根基。

二 能动场域:意识形态的“松绑”

完成了哲学本体论层面的主体能动性释放,卢卡奇等人开始聚焦主体能动性的具体实现场域——意识形态。在他们眼中,意识形态并非是完全受制于经济的文化上层建筑,它有着特殊的内在文化机理,仅凭生产关系视角不能完全掌握意识形态的生成与运行机制。他们从多重角度展开了对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分析,在给意识形态“松绑”过程中发掘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精神文化原因,并以此为支点设计新的革命道路,逐渐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主题。

卢卡奇以总体性范畴为基础来理解意识形态。“所以,对辩证方法来说,‘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问题都失去了自己互有的、固定不变的异性,并相互汇合起来。”([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译,第86页。)一方面,意识形态是客体投射于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具有作为“投射”影像的虚幻变形特性,同时掺杂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因而往往与科学真理相对立;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系统的一部分发挥着组织整合、号召凝聚的社会功能,较经济基础变化而言往往会相对滞后,形成了对旧生产方式的维护效应。例如“等级意识”在特定社会结构瓦解后依然延续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凝聚效能:“等级在经济上可能已经完全瓦解了,它的成员在经济上已经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它仍保持着这种(客观上非现实的)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译,第116页。)可见,意识形态不能被简单归结为经济过程机械而直接的对应物,而是具有形變特征与能动反作用的的阶级思想表达。经济因素虽然对意识形态的生成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因素不再躲藏在意识形态背后实施潜在支配,而是就存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中。概言之,虽然经济逻辑主导意识形态逻辑,但意识形态不再是被经济简单捆绑支配的“附属”,而是与经济交织同频、若即若离、相互渗透的“伴侣”。可见,为了给意识形态“松绑”,卢卡奇显著抬升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甚至使之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实在性”——通过对个体的仪式规范与价值培育,意识形态会自然对象化为一种物质实践性存在,在现实行动中诉说自己的有效“在场”。这一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被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所发扬。通过为意识形态赋予物质形式,阿尔都塞探讨了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间的互动关系,彰显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实体性结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历程,就是一个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之捆绑束缚不断弱化的历程,卢卡奇则为这一趋势贡献了“源动力”。

在卢卡奇的“总体性”意识形态观基础上,柯尔施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一同定位为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三个“实在的组成部分”,以此来强调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革命日趋醒目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第二国际等“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否定了精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现实实在性,低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消解力和自我修复力,将革命框定在直接的经济范围之内:“他们引证某些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论述,就简单地把社会的精神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当成一个仅仅存在于空想家头脑里的伪现实——当成缺乏真实对象的错误、想象和幻象,而消除掉了。”([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第42页。)在柯尔施看来,这种将意识形态直接归结为经济和世俗核心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十足的费尔巴哈”式方法。费尔巴哈将宗教这一意识形态从天国拉回人间,确定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但却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归结。重要的不是将意识形态拉回现实世界、揭穿其虚幻性,而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探索这一虚幻倒影的生成过程,阐明意识形态与世俗世界的互动机理,正如马克思所言:“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页。)通过将第二国际意识形态观与费尔巴哈意识形态观作类比分析,柯尔施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先验的蔑视”,进一步“松绑”了意识形态对经济结构的附属性依赖。

卢卡奇和柯尔施都侧重于在哲学层面开展对意识形态的松绑,与之不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松绑更侧重于政治操作层面。葛兰西将“市民社会”融入了国家的概念范围,突破了“政治国家”对国家的狭义框定,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新型国家观。其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同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经济范畴界定,而是指向意识形态的文化范畴。相应的,阶级统治也即拥有了两种不同的展开逻辑,一种政治社会中直接的强权统治与暴力压制,另一种是市民社会舆论教化下形成的对领导权的默认与同意。市民社会只有在工业文明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形成独立的市民阶层)时才得以形成,因而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而单纯聚焦经济与政治的暴力推翻。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因已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其统治意志的落实经过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环节,因而西方的阶级革命必须在市民社会层面实施文化突破,与资产阶级争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甚至那些必然的关系,在它们被认识到是必然的范围内,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和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就是权力。”([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37页。)通过为意识形态赋予权力,葛兰西在政治操作层面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的自主能动性,意识形态获得了进一步的“松绑”。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松绑”,圈定了“主体—精神”能动性的具体实现场域,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主题。沿着卢卡奇等人开创的航向,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断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意识形态“自由”。例如,很多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都尝试以人格心理系统为中介弱化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直接链接,形成了“经济基础←→人格心理←→意识形态”的分析图式,试图以此来精细阐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向互动关系。萨特则以高呼人之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为基础,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整体化”叙事的“人学中介”,使社会生产方式对意识形态的客体决定不再是直接的、逼迫式的,而是经由“原始谋划”才能获得兑现的自由选择过程。可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松绑既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域,打开了多种现代思潮嫁接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空间,也埋下了意识形态日趋“脱缰”的伏笔。

三 微观禁锢:意识形态的植入性统治

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的“松绑”后,卢卡奇等人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主体能动性的具体实现路径,发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效力。这一理论旨趣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微观精神统治。卢卡奇等人聚焦分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固有社会结构的植入性维护功能,这是无产阶级对奴役趋近“木然化”、自愿放弃革命反抗的深层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新型理路。

不同于马克思在国际共运风起云涌背景下对经济现实的侧重性关注,卢卡奇面对着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历史境遇,即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极大降低了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出于对工人阶级自愿放弃抵抗、甘愿接受奴役的反思,卢卡奇转而关注物化社会结构对人的精神意识入侵,即人的异化精神结构。发达工业社会中,物化社会结构日益积淀到人的深层思想结构之中,使人丧失了批判超越的主体性维度,形成了对物化的认同意识。卢卡奇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与韦伯的“合理化批判”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以物化结构日趋“合理化”为内核的“物化意识”概念。“物化意识”的全面渗透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运转都看上去极为合理,人在“合理化”原则的支配下失去了批判反思维度,形成了对异化奴役默认的适从心态,即意识不到自身阶级历史使命的“虚假意识”。“物化意识”理论从植入性统治的深层视角彰显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主体能动性的精神禁锢,掀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微观批判序幕。

相较于卢卡奇,葛兰西从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入手,以“常识”概念为核心,以意识形态的心理维度为入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植入性统治方式开展了更为具体深入的批判。在葛兰西眼中,意识形态是人理解自己与生活世界的方式,它不仅包括了哲学、宗教等传统意义上的思想上层建筑,还应包括“常识”(“普遍的传统世界观启发的日常经验”)这一市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形态零散的、大众的民俗世界观。哲学是系统化、体系化、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世界观,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意识形态链条的顶端,但它必须通过学校、教会、媒体等中介将显在的灌输教导转化为潜在的价值渗透,使统治意志内化为普通民众的“常识”,才能实现隐形的话语支配力。“常识”虽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其根基仍然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操控并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社会心理支撑,而塑造“常识”最为重要的中介环节,是學校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葛兰西对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十分感兴趣,在他看来,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逻辑、艺术和心理的经验都是在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状态下获得的,国家伦理教化绕过了儿童的自我意识,作用于心理机制进而对儿童产生了终身影响:“这些教育形式和儿童心理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积极而具创造性的,就像工人同他的工具之间的关系一样。”([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将“常识”纳入意识形态的内涵范畴,这是葛兰西实现的突破性理论革新,也极大拓宽了对资本主义异化奴役手段的分析视野。在“语言”载体(常识性话语)的支撑下,“常识”实现了意识形态统治与人之心理情感结构的有机融合,突破了意识形态概念自身的理性主义边界,表达了意识形态趋向于非理性、无意识的可能性转向,展现了更为“高明”的阶级统治时代特征。

除了对“常识”这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微观运作机制的深刻洞察,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心理维度的关注还零散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葛兰西广泛分析了历史上不同阶级、阶层的时代心理特征:意大利“第一次复兴时期”的大多数雇农并非是因资本发展而形成的农民工,因而其心理与农场主和小农的心理无异;英国的地主阶层普遍具有正直公正的传统,其威严坚定但不骄横疏离的心理品质是英国能够形成自治政府的重要前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中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动荡,促成了其对工农阶级的政治认同;俄国的连年战火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心理,这是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Antonio Gramsci: THE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New York:NYU Press,2000,p115.)。第二,葛兰西十分强调筑造国家上层建筑的心理背景动因:“马基雅维利提出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必要性这一政治主张的确不仅受到法国和西班牙强大的君主制国家范例和模式的启发,对古罗马的怀旧心理也是其中的动因之一。”([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145页。)第三,葛兰西高度重视阶级斗争中的心理要素:“由工人创造并专属于工人阶级的新标准、新感觉、新思维、新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心理学,这些同样是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它们会随着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而获得自己的统治地位。”(Antonio Gramsci:THE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New York:NYU Press,2000,p70.)第四,葛兰西甚至尝试从文化心理因素出发来重新界定一个阶级的新的时代内涵:“他们(旧封建阶级)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变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和心理特征的‘等级’,但不再具有占支配地位的经济职能。”([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133—134页。)

综上,如果说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实现了意识形态批判视野的微观转向,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心理维度的聚焦关注则将广义的“意识”正式引向了狭义的“心理”,在进一步微观化中完成了从“主体能动性”到“精神能动性”的过渡,为马克思主义“主体—精神”能动性的生成提供了具体着力点,也为精神分析等心理学元素的嫁接融入架设了直接的理论桥梁。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到葛兰西的“常识”,资本主义的异化奴役获得了越来越深的内化植入,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也愈渐微观内隐,逐渐褪去“理性意识”与“思想体系”的有形躯壳,融化于日常生活的无形控制与无意识体验之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倾向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走上了渐进微观内隐之路。例如,弗洛姆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为着眼点,以社会心理异化批判为着力点,开展了对意识形态精神殖民现象的聚焦剖析,揭示了资本权力是如何通过社会性格、自恋情结、虚假需要、狂欢补偿、语言符号等中介将奴性植入现代人的无意识之中的。

客观来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植入性统治的初步探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批判力与深层渗透力,开拓了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的新视域。自此,“精神异化”逻辑日渐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焦点,彰显着资本主义“深入骨髓”的异化奴役现实。固然,精神异化问题是现代社会十分尖锐的病症反应、资本主义的异化机制已经内化至人的精神意识结构中,但必须清醒的是,纷繁复杂精神异化问题的背后、多种多样病态人格的背后,根本支柱仍是不合理的经济生产关系。对精神意识异化的过度执着必然会导致片面夸大了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致使主观与客观、心理与现实、“精神异化”与“劳动异化”发生了因果颠倒。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基于主体性的总体性出发,必然会推导出“物化意识”概念。虽然在话语认同层面上,卢卡奇等人相信“物化”决定“物化意识”;而在理论逻辑层面上,他们归根到底是选择了“物化意识决定物化”的理论路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可以断言,《历史与阶级意识》遭到了对‘意识’本身的一种典型唯心主义的过高评价的损坏。”([斯]齐泽克,[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四 力量兑现:阶级意识唤醒与文化权力争夺

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主体—精神”能动性的禁锢,卢卡奇等人从“主体意识自觉”“阶级意识唤醒”“意识形态领导权”等角度出发,开辟了带有强烈精神能动性的革命路径,试图将“主体—精神”能动性兑现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

“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掩盖’了经济利益,不仅是旗帜和斗争口号,而且是现实斗争本身的组成部分和因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译,第117页。)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必须对抗经济决定论、历史宿命论下的总体性丧失,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无产阶级扬弃物化、生成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总体性”的地位自觉与使命自觉。这种基于总体性的阶级意识觉醒,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环节,甚至是“决定性的武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译,第129页。)。无产阶级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洞悉社会本质,唤醒自身的阶级意识、克服“虚假意识”,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才能从根本上扬弃物化的生存方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充分发挥政治领导职能,引导革命群众放弃意识形态上的幻想,看到自身在意识形态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唤醒阶级意识的关键,它能够领导革命摆脱自发性,走向集体自觉:“对革命行动的正确观点只能深深地固定在、本能地深深扎根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为了沿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发展行动,只需要启发意识,只需要一种明确的领导。”([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译,第402页。)

柯尔施同样十分强调意识形态革命对无产阶级的现实意义,认为只看重现实革命而漠视意识形态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倾向是抽象的、非辩证法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无产阶级不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将会使革命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在夺取了政权以后的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不亚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永远是相互作用着的。”([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第33页。)着眼于此,柯尔施通过强调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维度,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改变异化现实、实现革命胜利的关键性地位。

相比于卢卡奇和柯尔施,葛兰西的“主体—精神”革命路径选择则更为具象: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霸权)。基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完整国家观,葛兰西对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权力运行方式也做了区分:政治社会的权力传导方式是“暴力強权”(直接的统治与管辖),而市民社会的权力传导方式则是“领导权”(hegemony),即统治阶级获取被统治者的政治认同、实现其统治合法化的政治意图。事实上,hegemony一词本意是指一种广义的权力支配关系,概念涉及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国家与阶级,概念的延展范畴也不局限于文化与意识形态,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多个层面。但葛兰西在很多场合使用了“culture hegemony”(文化领导权)一词,因而其“领导权”概念主要指向国家与阶级间的“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领导权”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手段,也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型政权的重要条件。葛兰西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革命的实践价值,将文化领域视为阶级权力斗争的首要场域,具体展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阵地战——文化领域的权力争夺是缓慢的理性化过程而非短暂的暴力过程,是总体性革命而非单纯的暴力革命;第二,缩小知识分子与群众的思想隔阂,在承认二者区别的基础上强化同一性——一方面要塑造从群众中来并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知识分子精英(有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广泛开展群众的文化启蒙,以从常识上升至哲学的方式完成群众的知识分子化;第三,强化政党的培养和组织功能——政党是统一革命意志、形成政治意识自觉、塑造有机知识分子的基础。以上斗争方式的立足点和着力点,都是作为广义文化空间的意识形态。

纵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述可见,他们都聚焦于通过唤醒革命意识自觉、提升思想觉悟层次来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斗争,提升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力,为可能到来的暴力革命扫清障碍。这一革命路径在微观精神层面上对抗了“经济决定论”“历史宿命论”等机械化取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革命能动性式微,在从理论向现实的转化兑现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主体—精神”能动性生成的最后环节。卢卡奇等人开辟的阶级意识唤醒与文化权力争夺之路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革命主题,之后学者普遍沿袭着卢卡奇等人开辟的精神意识革命路径前进,进一步吸收嫁接精神分析、文艺审美、交往语言等多样化的微观理论土壤,以此来丰富和深化主体的精神革命选择,渐渐走向了脱离现实(暴力)革命视域的精神革命轨道。

然而,在意识与意识形态内部的变革,没有实现,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侧重关注精神觉醒来改变社会剥削现实的理论倾向往往会在实践中弱化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视,将客观社会冲突转嫁到主观精神范围,使人远离社会与政治问题而只关注精神意识的升华与解放,进而带来社会变革的无力感。他们将瓦解虚假意识形态的支点寄托于精神解放,将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文化革命,必然会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内在循环的乌托邦陶醉,丧失坚强有力的外在经济根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属性,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思辨性却没有真正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这或许能够促进“世界的哲学化”,但对于实现“哲学的世界化”而言,无疑是没有现实根基的空中楼阁。

结语:“主体—精神”能动性中的坚守与叛离

综上,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精神”能动性的探索中,卢卡奇是航向的开拓者和原则的设立者,柯尔施是进一步的论证提升者,葛兰西则是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操作实施者。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主体—精神”能动性的逻辑脉络可以总结如下:对“总体性”的追求开辟了“主体能动性”的哲学端口,对意识形态的“松绑”圈定了“主体能动性”的实现场域,对“主体能动性”实现机制的微观化、心理化探寻推动了“精神能动性”的生成,对“精神能动性”的革命力量兑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主体—精神”能动性生成的最后环节。在某种程度上说,卢卡奇等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即是他们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主体—精神”能动性的时代活力,同时不改变“对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必然性进行科学分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特异性逻辑,不破除经济分析与阶级斗争的基础框架,不放弃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其理论从总体上仍立足于阶级斗争视域,这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有着重要区别,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在他(葛兰西)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对于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也典型地为一片缄默所笼罩。”([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恬、文贯、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诚然,卢卡奇等人仍然坚持经济分析与阶级斗争视野,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强调并不是要消融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为了丰富和强化其实践可能性,但在客观上,他们都是在“开闸放水”中打开了诸多文化思潮嫁接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窗口,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叙事效力。为了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主体—精神”能动性,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纷纷选择用强力彰显主体性的方式来对抗客体性的僵化桎梏,试图将主体能动性设置为客体必然性的存在根基,构建基于主体性的“总体性”。然而,联系历史与现实生活我们不难领悟的是,无论是人类生产力低下的文明早期还是个体的婴幼儿时期,都对“客体必然性”力量处于无条件服从的状态,并无过多的主体自由可言;随着人类文明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演进和个体向青少年的成长转变,我们开始试图挣脱“客体必然性”的束缚,因而往往会强力彰显自己的主体性自由;但当我们走向中老年、心智真正成熟起来,当人类历史开始走出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式真正健全起来,就会重新反思“自由”的真义,进而渐渐领悟:真正的自由并非源于对主体性的标榜,而是源于对必然性的遵循与运用。成熟后的个体与人类社会开始重新“复归”必然性,但这种“复归”不再是年幼时或生产力低下时的无条件顺从,而是一种溶主体性于必然性之中的“和解”,即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生存。此时的必然性依然“威严”,但它不再是主体性的捆绑枷锁,而是主体性的实现空间;此时的主体性依然“闪耀”,但它不再是对必然性的逃逸鞭挞,而是必然性的价值导向;此时的主体性与必然性实现了高度的合二为一,人类历史也才能真正摆脱主客体分裂,生成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性”,即“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的共产主义。正是认清了“真正的必然性才能成就真正的主体性”的人类自由密码,马克思实现了从青年时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向成熟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

卢卡奇等人淡化了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现实合理性,为对抗第二国际的极端客观主义而走向了反向极端,试图以回归主体性的方式去重新定义“总体性”的精神真谛,只强调被必然性窒息的主体性却忽视被必然性滋养的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从成熟马克思向青年马克思的倒退。但必须看到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时代焦点已经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日益转向资本统治下的“精神危机”,因而这种对“主体—精神”能动性的开拓性强调具有显著的理论必然性和实践必要性,它有力回应了20世纪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时代发展境遇和精神文化困境,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流变中的革命锚点与文化张力。我们批判的不应是他们对“主体—精神”能动性的强调重视,而是他们将“主体—精神”能动性置于客体必然性之上的强调方式。

Four Logical Links of Early Western Marxismin Exploring the “Subject-Spirit” Initiative

XU Zhi-jia

Abstract: Theorists of early Western Marxism try to inject “subject-spirit” initiative into Marxism without changing the basic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ir work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logical links: the pursuit of “generality” opens up a philosophy port for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 “loosening” of ideology circles the implementation field of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 criticism of the micro-control of bourgeois ideology calls for the generation of “spiritual initiative”, the revolutionary realization of “spiritual initiative” finally generates the Marxist “subject-spirit” Initiative. Lukács et al redefined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generality” by returning to subjectivity, which is actually valuing the “subject-spirit” initiative more than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and acquiescing in the sepa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m. This provides a possible spa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into Marxism, but differs from the essence of Marxist conception of freedom.

Keywords: early Western Marxism; subjectivity; spirit-initiative

【責任编辑:龚桂明】

收稿日期:202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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