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伟平 李琳 殷梓惠

摘要 经济集聚是经济运行获得有效率状态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推力，而公共健康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大业，尤其城市公共健康更是长期备受社会各界热切关注，在经济集聚深度推进时中国城市公共健康特征同样也在发生深刻演变，从城市尺度探明能否及如何“在集聚中走向健康”是一项迫切且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系统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特别考察了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和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城市公共健康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效应，本城市与邻近城市公共健康存在同性质相互影响的特征。②就全国而言，经济集聚产生的公共健康促进效应远超其所带来的抑制效应，从而呈现出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显著促进特征，实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健康”。③区域和城市等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仍然存在显著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均在依次递减，恰与经济集聚的空间特征相对应，再次说明“在集聚中走向健康”的发展路径有着现实可行性。④集聚模式异质性分析表明，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相较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更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共健康，更易于达成经济增长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双赢目标。⑤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经济集聚至少可以通过促进收入水平提升、助推生态环境治理、矫正公共卫生资源错配三条途径改善城市公共健康。因此，为进一步改善中国城市公共健康，要从构建协作高效的公共健康联动机制，夯实壮大经济集聚的根基和规模，推动经济集聚模式转型和质量变革，打造经济集聚区域协同均衡发展格局等方面持续发力，充分释放经济集聚的健康促进效应。

关键词 经济集聚；城市公共健康；空间效应；作用机制；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2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3）09-0204-11 DOI：10. 12062/cpre20230138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有效集聚，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增长。进入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纵深推进，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正在进一步强化。伴随经济社会取得众多历史性成就，公共健康领域也呈现一些典型特征，如传统型、地方性疾病得到有效遏制，公共卫生服务加速完善，居民健康素养显著提升，但输入性、职业性、环境污染性疾病风险不减反增［1］。同时中共中央对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从十八大明确提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二十大郑重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公共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城市是经济集聚化发展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载体，经济集聚在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繁荣之时，也可能通过财富创造、技术进步、资源供给、人口流动、环境污染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集聚地的公共健康。因此，从城市尺度探明能否及如何“在集聚中走向健康”，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项迫切而重大的课题。

1 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与该研究论题紧密相关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一是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从早期Marshall提出外部性理论到近些年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该类研究在探索争鸣中不断丰富拓展。目前形成了两支代表性文献，一支认为经济集聚有利于知识溢出、厂商交流、资源共享和要素匹配，从而能够促进经济领域相关绩效改善［2-3］；另一支则关注到随着集聚规模持续扩大，超过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时，将会出现一系列集聚不经济现象［4-5］。二是公共健康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从个体层面的收入与教育水平［6-7］，家庭层面的和谐氛围与卫生环境［8-9］或社会经济层面的空气污染、社会地位、城市化、医疗资源配置等［10-13］展开考察。并且，相关研究对公共健康的衡量多采用与居民生理健康相关的单一指标表征，如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数［10］、人口死亡率［12］。三是经济集聚的公共健康效应。直接相关文献不多，相近成果也主要限于某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对公共健康某一维度所产生的影响［14-15］，与该研究论题差异较大。但通过梳理文献，也能找到经济集聚影响公共健康的间接理论证据。如经济集聚能够改善居民物质生活条件［16］、增加公共卫生资源供给［17］、加剧雾霾污染［18］等，而这些因素无疑可能进一步对公共健康造成影响。

现有文献为研究工作开展提供了丰富洞见，但研究之不足也颇为明显。第一，因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条件日益改善，公共健康问题大规模暴发并直接给宏观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频率并不高，多数学者都未能研判到当今时代的公共健康问题也可能给经济发展按下“慢速键”，因而也就未对公共健康问题产生的经济动因展开深入的机制探析与系统的实证考察。第二，多数文献在开展相关实证时，对核心解释变量与公共健康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考虑不充分，对公共健康可能存在的空间关联特征（如疾病城际传播）未能足够重视，对研究对象在经济集聚模式、区位特征、城市等级方面的异质性信息揭示不透彻，从而可能造成估计参数与真实参数存在偏误，无法因地制宜对不同区域进行科学精准的政策引导。第三，既有文献衡量公共健康，多简单从单一指标着眼寻求关联代理變量对其加以表征，忽略了公共健康本身所应具有的多维综合特征，如此简易处理无法较好拟合公共健康的现实面貌。

基于以上背景，该研究探索性从经济运行之空间规律——经济集聚的宏观视角切入，着重探讨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据此得到改善城市公共健康的政策启示，这项工作对于深刻认知公共健康随经济集聚的演变规律，提升全社会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理论与应用价值。论文边际贡献包括：①系统阐析了经济集聚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的理论机理，并采用能够兼顾处理内生性和空间关联性的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对其展开多维经验考察。②专门采用了夜间灯光亮度和1984年人口密度作为经济集聚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加强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使得实证结论更稳健可靠。③特别考察了不同经济集聚模式即协调适配型集聚和匹配失衡型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异质性影响。④甄选代表性指标对城市尺度下的公共健康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经济集聚在空间经濟学中是个比较成熟的概念，包括要素集聚、产业集聚和城市集群等多种类型。尽管各类集聚的定义和关注侧重有所不同，但就共性而言它们都揭示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存在疏密程度的差异性。鉴于关注城市公共健康，不同层次的经济集聚又具有显著关联递进特征，如要素集聚构成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产业集聚则是城市集群的骨架支撑，在经验考察时若单独将任一层次经济集聚剥离开都无法形成对经济集聚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的整体认知，因此采取与代表性文献［19］相一致做法，从宏观视角把握经济集聚内涵，并将其界定为经济活动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所呈现的集中布局现象及其日益活跃的演化过程。虽然经济集聚的基本特征呈现为经济活动的动态化集中布局趋势，但从本质上讲，经济集聚并非经济系统内部的“独奏”，而是一个引致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多领域复合嬗变的系统演进过程。

基于前述理解，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可以借助以下理论来阐析，即紧凑型城市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城市综合承载力理论。按照紧凑型城市理论的分析逻辑［20］，投入在集聚地的公共卫生资源相较边缘地区更能获得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优势，可以保证在投入既定条件下实现城市公共健康期望产出趋于最大化，切实节约资源投入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同时经济活动和经济主体紧凑布局，可以减少机动化出行并改善空气质量，也更便于卫健部门实行统一的公共健康监测，及时采取果决措施阻断健康风险蔓延，从而能够有效降低监测成本和难度，赢得时间主动，最终减少城市公共健康非期望产出。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21］，经济集聚有序演进能够为人们带来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关系发生渐进式革新，促使社会公众掌握更多现代卫生知识，形成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并能通过增进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加快健康知识溢出和绿色行为推广，最终促进社会公众从事更加科学合理的健康行为。根据城市综合承载力理论［22］，当经济集聚在城市承载力范围之内时，更高的集聚程度将匹配更优的公共卫生资源，城市公共健康改善所必需的要素如健康设施、医护人员、资金供给等都将在集聚过程中逐渐得以满足；而随着经济集聚加快演进并超过城市承载力，城市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等圈层结构生态平衡将遭受冲击，这些宏观自然环境所受影响往往会进一步传递至微观生态环境，让城市居民更易与携带病菌的媒介昆虫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产生交集［23］，同时经济密度过大还将致使城市人居环境更脏乱、疾病密接风险更严峻、公共卫生资源更稀缺等规模不经济发生。综合判断，城市公共健康随经济集聚的演变规律可能会因经济集聚程度差异而呈现阶段式非线性特征。于是，提出假设1：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存在非线性影响。

在经过理论演绎推知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存在重要影响之后，衍生出一个新的科学问题，即该影响究竟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实现呢？根据相关文献和上文理论逻辑，该研究认为至少存在如下三条机制：①收入增长效应。在绝大多数地区，集聚地都拥有比边缘地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优的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差距是边缘地区劳动力作出向集聚地迁移决策的关键动因［24］。经济集聚有序演进不仅可以促进个体收入增长，还可以通过为产业发展和社会服务供给充足劳动要素而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改善社会整体收入水平，进而在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两个层面的卫生保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医疗保险等健康投资都能得到更好保障。②生态环境效应。经济集聚伴随的要素涌入与生产规模扩张，可能加速资源消耗、加剧集聚地拥堵，进而恶化城市生态环境；也可能带来正向影响如促进技术创新、节约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城市经济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有利于促进城市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19］。环境暴露学派认为，城市居民都生活工作于特定环境之下，环境暴露尤其生态环境污染是构成公共健康潜在威胁和风险隐患的重要因素［25］。③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效应。尽管公共卫生资源有着公共品属性，政府在资源供给中充当重要角色，但它也和一般要素类似，无法根本摆脱稀缺性与逐利性特征，在择优机制驭使下优质资源为提升自身价值和边际收益会向边际报酬更高的集聚地流动。当经济集聚程度处于合理范围时，政府公共卫生投入和市场补充性资源供给形成的合力有助于促进公共卫生资源供需匹配，进而对城市公共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当集聚程度过高时，经济密度太大会全方位增加城市治理压力而一定程度挤出政府公共卫生供给，市场供给方在这种政策信号下容易产生资源产出效益下降预期而审慎选择进入，从而造成公共卫生资源供给跟不上城市发展实际需求。由此，提出假设2：经济集聚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生态环境效应和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城市公共健康。

长期以来，区域协调发展被中国视作一项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来抓，其背后的经济内涵实际意指各地区在经济集聚的演进历程和发展模式上尚存显著差异。那么，不同的经济集聚模式是否会对城市公共健康产生异质性影响呢？现有文献对此缺乏关注。根据城市发展规律，经济集聚过程应当与人口规模布局相适应。在相关研究启发下［26-27］，依据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其与城市公共健康有着直接密切关联）的协调匹配性，进一步将各城市的经济集聚模式区分为协调适配型集聚与匹配失衡型集聚两类。顾名思义，在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下，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发生在相同区域，二者在空间布局和集聚规模上协调一致、匹配适当，不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或过度情形，能够实现精细化的分工合作和合理化的生产布局，进而获得有效率的增长；同时由经济集聚带来的收入增长与财富创造，可以保障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有效消减由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公共卫生治理挑战。对于匹配失衡型集聚，当前突出表现为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28］，多源于地方政府偏好“GDP竞赛”而强调规模扩张，这种经济至上的治理理念容易引起要素配置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还可能造成城市资源环境超负荷承压，诱发不环保、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反噬经济集聚质量，削弱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促进效应，甚至导致促进效应逊于抑制效应。由此可见，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下的经济集聚相较匹配失衡型集聚更有利于达成城市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治理的双赢目标。综上，提出假设3：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比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更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共健康。

3 实证策略

3. 1 基准模型与变量度量

为避免忽略城市公共健康的空间关联特征造成参数估计偏误，在验证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实证模型中加入城市公共健康的空间滞后项，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其中：i、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Phealth 表示城市公共健康水平，Ecoagg 表示经济集聚程度，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C 表示常数项，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ρ1、α1-α3表示待估参数，μi、δ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模型中各变量的度量方式如下。

城市公共健康（Phealth）。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公众心理健康、社会压力和道德品质等都是构成公共健康的关键要素，但囿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多从公众身体健康维度寻求代理变量表征公共健康，且多采用单一的负向衡量指标［10，12］。这种处理方式有其合理性，现代医学早已证实心理健康、社会压力、道德品质等会较大程度决定个体健康水平，故公众身体健康状况是公共健康最直观的现实表征，但以单一负向指标衡量公共健康也有失偏颇。因此，文章与多数文献一致，重点关注城市居民在身体机能方面的健康状况，而在具体衡量公共健康时兼顾其必要的基础支撑条件和切实的健康绩效改善双重视角来构建城市公共健康复合指数。一方面，必要的公共健康基础是城市公共健康改善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选取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和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三个指标从“人、财、物”投入层面对其加以表征。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健康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在既定公共健康基础支撑条件下，健康相关“期望产出”尽可能有所增加，“非期望产出”尽可能减少或消除。选取人口存活率反映“期望产出”，传染病发病率反映“非期望产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公共健康问题的大规模暴发更多是以传染病疫情的形式呈现［29］，经济集聚带来的人口高密度与传染病防控所需的社交距离之间的冲突往往使得集聚地面临着较大疫情风险，而集聚地对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也是其自身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所以传染病发病率相较其他负向指标更能拟合城市公共健康现状。该研究以省级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数据为基础，分别以城市人口规模省域占比和城市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省域占比（逆向权重）作为权重对省级数据进行赋权处理，估得城市层面的传染病发病率。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算城市公共健康复合指数，该法优点在于既能客观赋予具有贡献程度差异的不同指标相应的权重值，又能充分体现评价对象所具备的时空双维、动态可比特征［30］，具体测算步骤参见文献［30］。

经济集聚程度（Ecoagg）。目前，学界主要采取经济密度或就业密度衡量经济集聚程度。其中，经济密度是指单位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疏密程度，多以地区非农产业增加值与其行政面积之比来度量；而就业密度是指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分布密度状况，多由地区从业人员数与其总面积的比值来表征［19］。在实证考察时，以经济密度作为经济集聚程度的衡量指标参与基准回归，以就业密度作为经济集聚程度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机制变量（M）。①收入水平（Pgdp），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②生态环境（Ecoenv）。采用PM2. 5年均浓度来反映，PM2. 5作为严重损害人们健康的污染物已经科学确证。③公共卫生资源配置（Assign）。采用公共卫生资源错配水平负向衡量。参照林伯强等［31］研究，以各城市要素市场发育水平与参照城市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相对差距作为对资源错配水平的评估，该测算方式能够体现城市之间资源错配的相对差异和城市资源错配本身随时间的演化趋势。在测算公共卫生资源错配水平之前，首先需测得其发育水平值，借鉴现有文献选取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和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三个指标构建复合指数，而对于复合指数测算，采用与上文测算城市公共健康水平一致的方法。

控制变量（Control）。综合借鉴现有文献对健康生产函数的设定形式［32-33］，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社会景况、开放程度、环境禀赋五个方面对实证模型施加控制。具体而言：①人力资本（Hcap）。参照文献，采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衡量城市人力资本；②产业结构（Indu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来表征；③社会景况（Social），采用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表征；④开放程度（Open），采用旅行活跃度（城市客运总量与城市总人口之比）来表征；⑤环境禀赋（Envir），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表征。

3. 2 数据说明与共线性检验

该研究涉及指标的原始数据均取自相应年份《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EPS数据平台、哥倫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个别缺失数据采用趋势预测法、移动平均法补齐。囿于数据可得性，选取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未涉及海南、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数据缺失较多的城市，也暂不涉及港澳台地区。其中，选取2003—2019年作为样本期间参与基准回归以考察常态下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特征，而在稳健性检验时加入2020年城市样本以考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影响下常态结论的可信度。对涉及价格变动的指标均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指数平减，在实证考察时对非比率数据均取对数形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考虑到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可能会造成多重共线问题，进而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准确性，在此特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该问题加以检验。结果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6，平均VIF值为2. 35，远未达到10，因此可以认为实证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 3 模型估计方法与空间权重矩阵

证模型不仅要考虑城市公共健康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还面临着经济集聚与城市公共健康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进而产生内生性的问题。换言之，城市公共健康可能会对经济集聚产生反馈效应。如果城市公共健康问题管理失控，有可能对辖区内的经济正常运行造成冲击，导致企业破产和劳动失业，使得资本外流，甚至产生不合经济伦理的地域排斥现象，最终会阻碍经济集聚进程。倘若城市公共健康问题能够被地方政府有效防控，全社会的健康质量获得持续改善，由此能够彰显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灵活完备性，会给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以信心，从而吸引经济要素不断流入并提升集聚程度。上述问题的存在，让传统的参数估计方法束手无策，而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能够有效应对空间效应和内生性同时存在的挑战。GS2SLS以各解释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为工具变量，并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为基础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对城市公共健康的空间效应及上述反向因果关系所产生的内生性施加控制，所得参数相较传统方法更贴近经济现实。在对实证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时参照邵帅等［26］研究，采用最高三阶空间滞后项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此外，运用GS2SLS估计方法时还得解决空间权重矩阵（W）的选择问题，考虑到经济因素正在逐渐突破地理尺度对经济变量产生空间关联的束缚，在实证过程中主要采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参与回归，并以城市间样本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值绝对差额的倒数来测度该矩阵。

4 实证结果

4.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基于GS2SLS的城市公共健康对经济集聚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2）仅考虑了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列（3）—列（6）则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并且Hausman检验表明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列（1）和列（3）可知，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组，经济集聚与城市公共健康的非线性关系都无法确证，样本期内的经济集聚程度均远低于其拐点值，假设1未得到支持。因此，基准回归结果以列（5）为准。

由列（5）可知，城市公共健康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公共健康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效应，本城市与邻近城市公共健康存在同性质相互影响的特征。这既与盛行风向、气象条件等自然因素相关，也是人员经贸往来、区域环保一体化等经济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集聚的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经济集聚程度每提升1%，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相应提高0. 362 5%，说明经济集聚确为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且该影响呈促进特征，这与陆铭等［28］认为中国经济集聚尚未过度而应继续加强的观点一致。一方面，必须承认，经济集聚可能对城市的经济与人口综合承载能力构成挑战，会加速资源消耗、引发环境污染、扩大人员流动及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进而为公共健康问题滋生如传染病扩散、医疗挤兑等提供适宜“土壤”。另一方面，也该看到，经济集聚能够带来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会激发人们对绿色健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偏好，对锻炼城市治理智慧、增加健康资源供给、提高民众现代卫生意识、增进企业社会责任和养成企业家精神等都可能存在积极影响。此外，如前所述，经济集聚本身也可能通过集中监管机制、收入增长机制、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公共卫生资源的集聚效应与优化配置机制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对城市公共健康产生积极作用。从估计结果来看，中国经济集聚过程所产生的公共健康促进效应远超其所带来的抑制效应，最终表现为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显著正效应，从而实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健康”。图1直观反映了这一结果。

4. 2 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文章采用调整工具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矩阵、替换核心变量、考虑新冠疫情冲击等方式重新进行GS2SLS估计，得到表3。其中，列（1）和列（2）采用最高二阶空间滞后项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列（3）和列（4）把地理因素纳入空间效应考虑范畴，即以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替换上文的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该矩阵测算方式参照邵帅等［26］；列（5）和列（6）以就业密度作为经济集聚的代理变量；列（7）和列（8）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2020年城市样本，2020年是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的一年。由表3可知，城市公共健康依然存在显著空间效应，经济集聚与城市公共健康的非线性关系依然无法确证，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依然呈现促进特征，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图2所示2003—2020年经济集聚程度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和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新冠肺炎属于乙类）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并未因新冠疫情暴发而发生根本扭转。

尽管GS2SLS可以一定程度处理内生性问题，但选取的工具变量并非专门针对经济集聚和城市公共健康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所造成的内生性，同时实证模型也无法根本避免遗漏变量问题，所以在此再为经济集聚选取两个专门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更稳健的估计。合理的工具变量需兼具相关性与外生性两个条件。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夜间灯光亮度（Pdn）。选取原因：一是夜间灯光数据剔除了日光、月光、云朵、火光和油气燃烧等因素影响，可以较大程度排除自然和人为干扰因素，数据可信度较高；二是该数据涵盖了城市、郊区、农村等区域由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亮光，能够综合反映人类社会经济集聚的基本特征；三是该数据虽然可以用来解释经济集聚的演进特征，但它却无法对城市公共健康产生直接影响。相关数据取自Harvard Dataverse，数据处理方式借鉴Liu等［34］，并使用像元灰度平均值作为衡量灯光亮度的指标。第二个工具变量是1984年城市人口密度（Peoagg）。现有研究认为，人口密度是集聚经济的重要衡量指标，历史上的人口集聚构成后来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基础，能够对当前经济集聚产生影响［35］，但1984年数据相对该文样本期间至少间隔19年，较长时间跨度保证了其难以对当前的城市公共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表4报告了专门选取夜间灯光亮度和1984年人口密度作为经济集聚工具变量的GS2SLS估计结果。LM检验表明两个工具变量都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Endogeneity检验也显示所选工具变量合理有效。由表4可知，在专门选取工具变量处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可以得到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存在促进特征的实证结论，再次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5 进一步讨论

5. 1 异质性考察

5. 1. 1 区域和城市等级异质性

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具有显著区域差异和城市等级差异，存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按照学界一般区划标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有99个、100个和84个城市）和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参照倪鹏飞［36］将全国城市分为一线34个、二线70个、三线179个三个城市等级。需交代的是，该文对一线城市划分较少仅4个，故文章将倪文中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合并为“一线城市”，其余顺延）梯度递减的空间特征，由此可能造成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区位和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呈现异质性。鉴于此，该研究以东部城市（一线城市）为参照组，设定中部城市（二线城市）和西部城市（三线城市）虚拟变量分別为Duma1和Duma2，并将经济集聚与虚拟变量交互项引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GS2SLS估计，得到表5列（1）、列（2）。就空间效应而言，考虑区位特征或城市等级因素后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城市公共健康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效应。就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而言，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每提升1%，相应的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分别提高0. 363 4%、0. 337 1%（0. 363 4-0. 026 3），西部地区经济集聚的系数不显著；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每提升1%，相应的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分别提高0. 419 1%、0. 365 1%（0. 419 1-0. 054）、0. 362 5%（0. 419 1-0. 056 6）。这一方面基本保持着与基准回归相一致的促进特征，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空间差异，即促进效应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均在依次递减，恰好与经济集聚的空间特征保持对应。根据局域尺度呈现的这种对应关系，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当前情境下，公共健康在城市发展中所遭遇的风险或挑战将会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有效应对，城市公共健康也会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逐渐改善，“在集聚中走向健康”的发展路径具有可行性。

5. 1. 2 集聚模式异质性

为验证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与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孰更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共健康，借鉴唐晓华等［37］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测算步骤测得各城市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的耦合协调度，并参照其评判标准对各城市的经济集聚模式进行划分，即将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均值低于0. 4的城市归为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超过0. 4的城市则划分为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仅上海、广州、深圳、东莞、厦门、汕头、佛山、无锡、中山等9个城市属于该类型）。分类后以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城市为参照组，设置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城市虚拟变量Duma1，将经济集聚变量与该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引入基准回归模型，GS2SLS估计结果见表5列（3）。对于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经济集聚的系数在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经济集聚程度每提升1%，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相应提高0. 359 5%。对于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经济集聚程度每提升1%，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相应提高0. 300 7%（0. 359 5-0. 058 8）。尽管都呈现出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显著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具有强弱差异，即相较于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更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共健康，假设3得到验证。由于属于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的城市仅有9个，换言之，多数城市的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耦合协调度还比较低，尚存较大改善空间，因此，应当着力引导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在空间布局和集聚规模上相互协调匹配，这不仅可以规避劳动力短缺或供给过剩的问题，促进劳动分工进而改善城市经济效率，还有助于增长社会财富，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有效消解由人口集聚和人员流动所形成的公共卫生治理压力，从而最终达成城市经济增长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双赢目标。

5. 2 作用机制分析

为验证经济集聚是否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生态环境效应和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效应等作用机制影响城市公共健康，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参照主流机制检验文献［38］，将收入水平、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等机制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列（1）可知，经济集聚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为正值，经济集聚展现出对收入水平的显著促进效应。经济集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优的劳动报酬，也能够为生产供给更充足的劳动要素，促进产出规模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对个体收入增长和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提升都有积极作用，而收入增长对公共健康存在正向效应早已被学界确证［39］，这意味着收入增长效应是经济集聚促进公共健康改善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

由表6列（2）可知，经济集聚对PM2. 5年均浓度的影响系数在1% 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经济集聚程度每提升1%能够带来PM2. 5年均浓度0. 175 3%的降幅，经济集聚展示出对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效果，该结论与林伯强等［19］研究相符，而PM2. 5对城市公共健康具有严重损害作用已是广泛共识，由此表明生态环境效应也是经济集聚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的另一重要作用机制。

由表6列（3）可知，经济集聚对公共卫生资源错配的影响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经济集聚程度每提升1% 随之带来公共卫生资源错配水平0. 015 2% 的降幅，表明经济集聚有效矫正了城市公共卫生资源错配问题。这看似与常识不符，表象上大量优质的公共衛生资源确实只集中在具有强集聚特征的中心城市，实则并未背离现实。具有强集聚特征的中心城市本身对公共卫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有着较大市场需求，它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不仅面向本市居民，还肩负辐射周边甚至全国的社会责任，而充沛的公共卫生资源需以坚实的城市财富为支撑，城市财富的创造离不开经济集聚的驱动。即使对于经济集聚程度领先全国的上海，2021年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64. 9，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 7）的现状名列第13位。进一步讲，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共卫生资源错配更多体现为资源供给低于城市发展的最佳需求量［40］，由此引发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长期制约着公共健康的改善进程，而列（3）恰好说明拥有更高的经济集聚程度才能为城市匹配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公共卫生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有望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逐渐化解。至此，研究假设2验证完毕。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选取2003—2020 年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主要采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系统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特别考察了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和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对城市公共健康的异质性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①中国城市公共健康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效应，本城市与邻近城市公共健康存在同性质相互影响的特征。②就全国而言，经济集聚产生的公共健康促进效应远超其所带来的抑制效应，从而表现为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显著促进特征，实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健康”。③针对区域和城市等级异质性的考察发现，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仍然存在显著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均在依次递减，恰与经济集聚的空间特征相对应，再次说明“在集聚中走向健康”的发展路径有着现实可行性。④针对经济集聚模式异质性考察发现，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相较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更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共健康，更易于达成经济增长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双赢目标。⑤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集聚至少可以通过促进收入水平提升、助推生态环境治理、矫正公共卫生资源错配三条途径改善城市公共健康。基于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①中国城市公共健康存在正向空间效应的事实为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实施切实有效的公共健康“联治”“联防”“联控”政策，构建协作高效的公共健康联动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加强城市健康政策衔接互通，推动异地就诊政策联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互认、医疗卫生科技联合攻关、区域公共健康信息互联共享等。②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相较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更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共健康，说明经济集聚并不必然损害城市公共健康，“在集聚中走向健康”得到了经验支持，重点在于引导占多数的匹配失衡型集聚模式城市向集约高效健康友好的协调适配型集聚模式转型。既要通过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完善要素流动机制、促进产业体系现代化转型、推动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多项举措，从微观到宏观不断夯实壮大经济集聚的根基和规模，同时也应注重强化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的协同布局、规模上的协同适配、发展上的协同定位，持续推进经济集聚质量变革。③除了要充分发挥经济集聚对城市公共健康的直接促进效应，还要深入探究经济集聚促进收入水平提升、助推生态环境治理、矫正公共卫生资源错配的关键着力点和政策落脚点，进一步放大经济集聚的机制效应。④针对区域和城市等级异质性的考察表明，在推进经济集聚、改善城市公共健康过程中，还需坚持“苦练内功”+“先进帮后进”的发展理念。东部城市以及一线城市要突出经济集聚的模式升级和内涵式增长，继续挖掘经济集聚新空间，规避因过度集聚产生拥堵效应和挤出效应；同时要充分当好“火车头”，主动与中西部城市、二三线城市联动，通过会商交流、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途径，有针对地帮助后发地区和城市充分释放经济集聚的健康促进效应，形成以局部带动整体、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均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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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士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