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 王雅娴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魏晋时期政治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却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文心雕龙·论说》)的论体文创作因此大盛。出生于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的嵇康是正始时期竹林名士领袖,其论体文尤能体现汉魏晋政治与学术思想的交汇与脉动。《管蔡论》即是嵇康著名的“翻案”文章,也是嵇康唯一一篇“史论”题材的论体文。对于此文深刻而复杂的现实指向,学界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管蔡论》文末透露出一则重要信息:“则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很明显,此文是针对“时论”而作,必然隐含深刻的历史信息,学术界对此已有关注,学者们不断提出深度解读。早在20世纪30年代,侯外庐就敏锐提出“《管蔡论》疑甘露元年夏四月高贵乡公幸太学问诸儒,论及管蔡事时作……所谓时论,疑即指太学中未能论究之问题”(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148页。,其见解深刻独到,富有启发性。20世纪末,有关讨论仍在继续,如周斌将此文的写作理解为站队曹髦并对抗司马氏的政治行为(2)周斌:《嵇康之死及其矛盾心理的发展》,《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而崔富章继承这个思路,指出《管蔡论》乃是嵇康投身于批评王肃的太学辩论中。(3)崔富章:《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此外,当代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认为,《管蔡论》是嵇康为反叛司马氏最后遭到镇压的毌丘俭、文钦、诸葛诞或王凌等人辩护的意思。(4)参见韩格平注译:《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483页;金性尧:《嵇康为管蔡翻案》,《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景蜀慧:《嵇康之“轻时傲世”与“嵇志清峻”》,《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王晓毅:《嵇康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8页。检讨现有文献,努力还原历史细节,诸家所论或有未尽之义,或对《管蔡论》的现实指向存在一定的误读。前人推断嵇康《管蔡论》的创作有其具体时境,即曹魏第四任君主曹髦幸太学时,引起太学辩论,我们认为此说大体可以成立,但诸家对此仅是提出推断,未能详论其过程及细节。本文则立足于前贤之研究,根据现有史料,尽可能还原并讨论嵇康创作《管蔡论》时曹魏的现实政治生态及嵇康的活动,试图揭示该文的现实指涉与嵇康的心曲隐微,敬请方家教正。

一、高贵乡公曹髦的文事活动与政治抱负

嵇康《管蔡论》的创作确是回应甘露元年高贵乡公曹髦的太学问对。这次太学问对活动在《三国志》曹髦本纪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一过程充分显示曹髦的文化素养、政治关怀与无奈。

(一)高贵乡公曹髦在政文事活动

曹髦在曹魏后期三少帝中最有抱负。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载,曹髦“神明爽儁,德音宣朗”,钟会称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5)《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陈寿评价其“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6)《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曹髦在政期间,常有各类重视经学儒业、践行礼制、好才爱士的文事活动:《三国志》注引傅畅《晋诸公赞》曰:“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7)《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他曾于甘露元年二月宴群臣于太极东堂,讲述礼典;(8)《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甘露元年夏四月幸太学,以《易》《尚书》《礼记》问诸博士;甘露二年五月幸辟雍,会命群臣赋诗,并言:“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9)《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甘露三年秋八月,又奉王祥为“三老”,郑玄之孙郑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10)《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清代学者皮锡瑞指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后世右文之主,不过与其臣宴饮赋诗,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讲经议礼者。”(1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页。以此审视曹髦,可发现其文事活动正是以讲习经业、“修明经典”为主。然而,此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值此易代之际,曹髦不经营反抗之业,却异常关注学术文化、经学儒业,显然存在重大现实政治的思考。

汉末丧乱以来,洛阳残破,学校不修,虽然曹魏家族以慕通达、尚名法著称,但立国以后也格外重视振兴经学儒业,发挥儒家教化功能,这正是王教之本,正合于曹操所言的“治平尚德行”。(1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24页。文帝曹丕于黄初五年四月便重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明帝曹叡也深刻认识到尊经的重要性,于太和二年六月诏言:“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13)《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第94、97页。太和四年又诏曰:“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4)《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第94、97页。曹髦即位之后,幸太学、辟雍,与群臣讲述经业的活动,也展露了他的儒学修养与政治抱负。甘露元年二月,曹髦宴群臣于太极东堂,讲述礼典(15)《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此次谈论的问题为“帝王优劣之差”,具体为夏少康与汉高祖的高下评判。少康于危难之际克复禹绩,实现夏之中兴,这个话题显然寄托了曹髦中兴曹魏的愿景。事后,中书令虞松进言,“宜录以成篇,永垂于后”,其时主掌文书起草的黄门侍郎钟会“退论次焉”,故而这次讨论的详细过程被记载下来。与此次讨论十分相似,甘露元年四月的太学问对——也是曹髦唯一一次幸临太学,当然会引起当时学界乃至朝野的广泛关注甚至震动。

曹髦莅临太学,先后以《易》《尚书》《礼记》分别问博士淳于俊、庾峻、马照。所问内容,当是曹髦在阅读经典时遇到的疑惑,但其以帝王身份问诸博士,颇有考问的意味,其中还直接涉及当时热议的学术论题,如郑学与王学两派解经的分歧,即对《尚书》中有关“圣人之明”问题的理解。王肃反郑未必有政治用意(16)王肃反郑,主要是家学(其父王朗深受王充《论衡》之影响)、师学(贾逵、马融、宋忠之学)的渊源所致,也与汉魏之际兴起的反谶纬的理性精神密不可分。,但到曹魏末年,王肃女婿司马昭家族篡魏之心已昭然若揭,此时“郑王之争”必有政治指向。还原曹髦太学问对现场(17)《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154、138、134、139、142、134—135、135—138页。,便可以看出彼时学术与政治的深刻互动。

曹髦与易博士淳于俊谈及郑玄合彖、象于经之事。曹髦问,为何郑玄合之而孔子未合,淳于俊答曰:“圣人以不合为谦。”曹髦进一步追问:“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可见曹髦谙熟经学,并未偏袒郑学。曹髦讲及《尚书》时,提出郑玄与王肃关于“圣人”的解经差异,问博士庾峻以求解。庾峻乃王肃生徒,自然以王学解释。曹髦质疑王学,表面上看是探讨学术,实则是一种政治倾向的宣示,其中牵涉到王权尊贵性及帝王治政用人的重大现实性问题,曹髦与庾峻则分别代表曹魏君主与王肃之学(引申为代表司马氏)的立场。

首先,体现为对“圣人”(王权尊贵性)的看法。曹髦认为:“仲尼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夫有始有卒,其惟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曹髦站在帝王的立场,主张王权具有与天比德的崇高性与尊贵性,“圣人”亦具有神圣性。庾峻则以为:“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缉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庾峻认为,“圣人”亦是普通人,行事也会犯错,但知错能改亦成圣人。庾峻眼中的“圣人”去掉了神化色彩,体现出王学所具有的反神异谶纬的理性精神。

其次,体现在对上古帝王“知人之失”的看法。曹髦认为:“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尧既闻舜而不登用,又时忠臣亦不进达,乃使岳扬仄陋而后荐举,非急于用圣恤民之谓也。”曹髦站在“圣人具有崇高性”的立场,毫不避讳地指出上古帝王治政用人之失,“何得谓之圣哲”,体现出他的政治见解与政治怀抱——帝王禀天命而立位,王权是神圣的,帝王应知人善任而英明。庾峻则认为:“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尧咨嗟求贤,欲逊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复使岳扬举仄陋,然后荐舜。荐舜之本,实由于尧,此盖圣人欲尽众心也。”庾峻虽为上古帝王的行事之失进行辩护,但他是站在“圣人亦是普通人”的立场。

曹髦的疑惑是:为何古代的圣人会有用人“失误”?为何经典所言与真实的历史难以对照?庾峻不可能有什么高见,只是老实地顺着曹髦的话回答:圣人也会有失误,圣人也是会犯错的普通人。曹髦与太学诸博士在讨论过程中论及很多史例:“四岳举鲧”“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有鲧在下曰虞舜”,其中曹髦反复提到尧舜鲧之例,明确指出尧用人之失,也对仲尼失宰予的例子明确予以评判。但是,在涉及周公、管、蔡事时,曹髦与庾峻却表现出反常的情态——曹髦说“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他将此问题反抛给庾峻,而庾峻对此避而不谈:“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二人含糊其词,态度反常,却似乎彼此又心照不宣,正表明这个议题具有敏感的现实政治指向。

(二)学术与现实政治的深刻互动

曹髦和庾峻讨论的话题——“圣人”与“知人”,实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及深刻的现实政治指向。“魏晋时代‘一般思想’的中心问题”正是关于理想“圣人”人格的探讨(18)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5页。,这个问题既是抽象的哲学(玄学)命题,更是具体的现实命题。(19)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曹魏核心学术理念名家之学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君主要如何知人善任?而理想的君主(圣人)正是善于识别人才,合理安排人才,稳定官人秩序。曹髦引《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语,正是在强调,知人善任是圣人应具的素质。在此之前,正始中刘邵在其人才学著作《人物志》的序中明彰:“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刘邵认为圣人知人善用,故能“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20)伏俊琏:《人物志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9页。由此可见,曹髦与刘邵的观点具有高度一致性。

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氏家族一举覆灭曹爽何晏集团,成为司马氏家族掌权的转折点,也是曹魏家族权力急剧衰落的起点,君权衰弱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曹魏内部官僚系统的变易不再由皇帝决定,而是取决于曹魏与司马氏家族的权力抗衡。嘉平六年,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取代大将军司马师辅政,事未成而败露,曹芳也被废黜,高贵乡公曹髦被太后扶植上位,他其实并非司马氏中意的嗣位人选。嘉平六年的事变震动甚深,余波难平,曹髦即位第二年,镇东将军毌丘俭不满于司马氏废帝及好友夏侯玄、李丰被诛,与扬州刺史文钦发动叛乱(21)《三国志》卷28《魏书·毌丘俭传》,第763页。,乃至牵引出其后甘露二年的诸葛诞叛乱(22)《三国志》卷28《魏书·诸葛诞传》,第770页。,最后均被司马氏平定。经过系列事变,曹魏政权官僚系统被彻底清洗,原来忠诚于曹魏家族的人员被司马氏清除殆尽。

甘露元年的太学问对,正是在嘉平六年事变及其余震的背景下举行的。曹髦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努力稳定这艘几近于被架为空壳、随时有覆灭危险的曹家大船,甚至期盼能成为曹魏的“中兴”之主。曹髦与庾峻讨论到“圣人”与“知人”的时代性话题,曹髦的尖锐发问与话锋的步步紧逼,既是少年君主的盛气,锋芒也指向此时残酷的政治生态。曹髦对王肃之学中的“抑君”思想十分不满,他强调王权与天比德的神圣性、圣人之明的崇高性,都是在明确宣扬王权至上的思想——如果进一步解读,就是申君道,抑臣权。

曹髦与庾峻对周公、管、蔡案闪烁其词的态度,实则直接触及到当时政治生态中的敏感话题;二人含糊其词,实是心照不宣——周公、管、蔡之事,正与现实之政治境况照应。《晋书》记载,司马氏辅弼魏室即屡用“周公故事”。正元元年曹髦即位,诏封司马师,其诏曰:“大将军世载明德,应期作辅……伊挚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绥宁周室,蔑以尚焉。”(23)《晋书》卷2《景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页。曹髦死后曹奂即位,亦诏封司马昭,其诏曰:“公有济六合之勋,加以茂德,实总百揆,允釐庶政……而靖恭夙夜,劳谦昧旦,虽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劳王家,罔以加焉”,“昔在周召,并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酂侯萧何,实以相国,光尹汉朝。随时之制,礼亦宜之。今进公位为相国。”(24)《晋书》卷2《文帝纪》,第40—41页。司马氏与魏帝的强臣少主模式正照应历史上的周公与成王,管、蔡因疑周公而作乱,也与此前之淮南三叛极为相似,淮南叛乱中毌丘俭、文钦、李丰、诸葛诞等涉事者均为曹魏一党,反对司马氏之擅权。今之视昔,则知今古境况之相似,因此,曹髦与庾峻在论及周公、管、蔡事时,不能不说是各怀心事,暗藏锋芒——曹髦与庾峻所代表的不仅是学术立场、君臣立场,实则还有政治之党系立场与感情态度。作为王肃生徒的庾峻,已被曹魏的少年君主视作学术与政治中针锋相对的一方。

二、《管蔡论》的创作过程推论及其现实政治指向

曹髦莅临太学问对的活动及其政治指向,在当时洛阳必然引起普遍关注。此前,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已是士林关注人物,他与京师洛阳政治、学术动态肯定会“同频共振”,故其《管蔡论》即是回应曹髦的太学问对。

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推论,太学问对发生时,嵇康在洛阳,甚至可能就在问对现场。赵至是嵇康生平行迹的重要见证人,《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嵇绍《赵至叙》记载: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嵇康)在学写石经古文……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25)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1页。赵至14岁时在洛阳遇到嵇康时,嵇康正在太学抄写石经古文,研读儒家经典。据《晋书·赵至传》记载,赵至卒于太康(280—289年)中,时年37岁。据此,则赵至生年当在243—252年间,他14岁于洛阳太学遇到嵇康的年份便在257—266年间,而嵇康卒于景元四年(263年)左右,加之其后又曾至邺下、山阳等地,时间范围可缩小至257—261年间。晋人孙绰曾为嵇康作传,其中言:“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文选》卷21《颜延年〈五君咏〉》李善注引孙绰《嵇中散传》)。嵇康的《养生论》在京师洛阳引起不小的震动,现存史料中还可见嵇康与向秀针对《养生论》互相驳难的文章。《世说新语》中又记载,钟会拜访嵇康,乃至后来向嵇康院内投掷《四本论》(26)见《世说新语·简傲》“钟士季精有才理”条、《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钟会携其时之贤俊拜访嵇康,恰说明嵇康在洛阳的影响力;钟会作《四本论》而又怕嵇康与之辨难的心理,极有可能发生在嵇康与向秀之“《养生论》辨难”的背景下。,也是发生在洛阳。(27)余嘉锡据《太平御览》引《向秀别传》:向秀“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说明“嵇、向偶锻之地在洛邑,不在山阳。故会得与一时贤俊俱往寻康”,其言明甚。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847—848页。《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魏志》曰:“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28)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214页。傅嘏为尚书在249年之后(29)《三国志》卷21《魏书·傅嘏传》(第624页)记载:“曹爽诛,(傅嘏)为河南尹,迁尚书。”,254年中书令李丰被诛,钟会完成《四本论》又当在254年之前(30)《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第128页)记载:嘉平六年“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此时任“尚书中书侍郎”(31)钟会任“侍郎”于《三国志》钟会本传有两处记载,正始中被授予“尚书中书侍郎”,任此官职直至255年,255年又迁“黄门侍郎”。,屯骑校尉王广不可考,则《四本论》的完成时间大致在249—254年间。(32)刘汝霖将《四本论》之作系于253年,可备一说,参见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

由此,我们得到两段时间信息:一为钟会向嵇康洛阳住宅院内投掷《四本论》的时间在249—254年间,一为赵至在洛阳太学见到嵇康“写石经古文”的时间在257—261年间。(33)两者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有两种可能情况:其一,两段时间取和,嵇康此间一直在洛阳活动;其二,两段时间各自分立,嵇康可能经常往返于洛阳、山阳住宅,乃至邺下等地。可见嵇康与洛阳的学术圈子产生密切、深刻的互动——他既研读官方所立的“学术经典”正始石经,又参与进京圈名士的“学术辩论”。此外,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时期(254—260年)重视经学文业、好才爱士,也为京洛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生态,此时也是嵇康入洛的最佳时机。

《管蔡论》正是对曹髦问对(即“时论”)的回应。该文选择以周公、管、蔡之历史公案发挥,捕捉到太学问对现场中暗藏锋芒的敏感议题。曹髦与庾峻闪烁其词的两句简短对话,在太学问对过程中,其实并不显眼,而其中隐含重要玄机,非在场之有心者难以体会。管、蔡在《史记》中已被清晰地定位为著名的“凶愚”恶人,但为何其父、兄(文王和武王、周公)这样的贤君能臣却未能察觉其本性,反而还信任他们,令其监殷遗民于邦国,以致后来有机会叛乱作祟?这是曹髦、庾峻未解的问题,《管蔡论》即对此问题进行解答并翻案。嵇康认为,管、蔡是因为贤德才被举用,他们服膺儒教,崇尚忠义,然自武王卒、成王立,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大权独揽,管、蔡担心周公权侔人主,心怀篡夺王位的政治野心,故而举旗反叛,其出发点是“忠”与“愚诚”。同时,嵇康还认为,周公也没有错,周武王与周公旦举任管叔、蔡叔,是出于“崇德礼贤”的立场,并非只是任人唯亲;周公诛管、蔡,也合于刑律,是伸张正义、施行教化,周公诛亲时“隐忍”“流涕”的情状更彰显圣人之仁。因此,嵇康的立论核心是“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既肯定周公用人之贤良,诛伐之合理,也对管蔡作乱的心理动机进行理解式同情,比较圆满地解释了历史记载中的疑云与矛盾。可见,嵇康一改非黑即白的思维,认为管蔡案涉及的敌对两方都没有错,“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3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3页。,令人耳目一新。

嵇康的回答实则也解决了曹髦幸太学所论及的“圣人之失”与“圣人之明”的问题——《管蔡论》梳理周公任用管蔡、后又诛杀管蔡的前因后果,指出此并非意味着“圣人之失”,而实则是“圣人之明”在不同阶段的具体体现,调和了“圣人之失”与“圣人之明”两说的矛盾。嵇康在此事中有着明确的站队立场——反对庾峻所代表的“圣人行事不能无失”观点,站在了曹髦一方。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年间,几乎见证了曹魏五代帝王的始终,亲眼目睹朝野发生的诸多大事与人事嬗替,以及毌丘俭等反抗司马氏而遭到镇压的结局,此时又见到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欲有作为而被掣肘的诸多无奈。因此,《管蔡论》的学术观点和感情立场实则都潜在地呼应着曹髦的政治愿望。《管蔡论》虽站队曹髦,维护“君权”,乃至隐微地表现出对毌丘俭等人的同情,却并未表露出反对司马氏的意见,这正是嵇康“只立不破”的智慧所在。

三、《管蔡论》“讥切司马”说的误读逻辑与渊源

嵇康以貌似中立的学术形态,隐晦地表达了支持曹髦的感情态度,也即当代学者所谓“政治站队”。然而,既往研究中,有些学者对《管蔡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理解得更为“质实”——关联魏末多起反对司马氏案,认为《管蔡论》意在“讥切司马”,则实属误读,其误读之逻辑值得反思。

东晋南北朝时期,在玄风盛炽的文化环境中,文人普遍仰慕嵇康超然世外、栖心老庄的名士之风,并普遍认为嵇康是时运不济、以才累身而致招祸。然而,早期文人史论如西汉贾谊之《过秦论》、三国魏曹冏之《六代论》、晋陆机之《辨亡论》等无一不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亦可称之为“政论”,因此,玄学落潮之后,人们基于“史论”文体的性质和特定时代的思想背景,必然从政治角度解读嵇康传世的唯一“史论”专文《管蔡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易代频仍,因为涉及正统与非正统、忠与奸之争,故从儒学复兴的宋代开始便受到持续的关注和讨论。宋代文人对忠义与道德的提倡尤甚于其他历史时期,特别是南北宋之交的动荡阶段以及理学昌盛的南宋时期,嵇康曹魏之婿的特殊身份及其被司马氏迫害壮烈之死,在宋人看来便有着忠于曹魏以及与司马氏“抗争”的意味。李清照曾作咏史诗:“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35)厉鹗:《宋诗纪事》卷87《闺媛·李清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5—2096页。南宋陈亮于《三国纪年》中评价:“司马氏非有大功于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窃其机耳。籍、康以英特之姿,心事荦荦,宜其所甚耻也。而羽翼已成,虽孔孟能动之乎?生死避就之际,固二子之所不屑也。”(36)转引自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76—577、391页。理学家叶适亦言:“唯嵇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37)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至明代,张采便针对《管蔡论》评价:“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也。”(38)转引自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76—577、391页。张溥也曾论及《管蔡论》:“辨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时役役司马门下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读也。”(39)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嵇中散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2页。张采、张溥直接将《管蔡论》解读为政治影射之作。到了现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经典名文,将嵇康的形象定位为“积极反抗司马氏者”,对当代嵇康研究影响颇深。在上述解读传统的影响下,当代学者才继续挖掘《管蔡论》中“借古讽今”的现实影射,产生“讥切司马”的误读结果。嵇康从超然物外的名流隐士转变为宋以后人眼中同情毌丘俭被诛而积极反抗司马氏的政治斗士,对嵇康的误解便越来越深,这是接受史的层累作用。

《管蔡论》的误读还受到嵇康作品文本“互文”性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仅看《管蔡论》为管、蔡翻案的部分,很容易联想到嵇康对“叛乱者”的理解与同情,并进一步联系当时具体的历史事件。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自我宣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也是鲁迅判断嵇康“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的重要根据之一),也是造成《管蔡论》理解偏误的重要原因。前人解读《管蔡论》为影射文章时,便常常将嵇康“盛称管蔡”与“讥切司马”对举。嵇康书、论中“盛称管蔡”与“薄周”的文本内容,也参与建构起《管蔡论》的“预读”背景。显而易见的是,嵇康在《管蔡论》中并未有“薄周公”的倾向。虽然嵇康是曹氏姻亲,但姻亲关系不能完全代表政治立场,嵇康死时尚未嬗代,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魏人,他以名士身份与宗室结亲也可以理解,但不能因他与魏宗室结亲,便将他理解为不愿党附,甚至积极反抗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士。

学界对《管蔡论》创作进行政治性解读时,总会提到嵇康对毌丘俭被诛的同情而至愤懑的态度。这种解读未必合理,却并非空穴来风,此与西晋史学家郭颁撰《魏晋世语》一则记载有关。《魏晋世语》,简称《世语》,记载不少魏晋名人轶事,为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裴松之注《三国志》数次引用,但裴松之即称此书“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40)《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第133页。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最早有关嵇康和毌丘俭关系的史料之源即是《魏晋世语》。《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世语》曰:“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41)《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附》,第607页。干宝《晋纪》、孙盛《魏氏春秋》、习凿齿《汉晋春秋》均采信《世语》记载嵇康欲助毌丘俭事,故将嵇康卒年系于正元二年,即毌丘俭被诛之年。此后,唐修《晋书》也采信此说:钟会“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嵇康欲助毌丘俭起事,也成为嵇康被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其将嵇康欲助毌丘俭事引为钟会的谮言,处理可谓巧妙,既没有忽视这条史料的记载,也隐晦地暗示其真假不明的性质,并嫁名于与嵇康有隙的钟会。嵇康是否欲助毌丘俭,关乎政治站队的重大问题,也根本涉及对嵇康政治倾向的判断。若真有此事,则有谋反罪之嫌,加之嵇康为曹魏姻亲,乃是司马氏的天然敌人,定然难逃速死,因此距离西晋不远的干宝、孙盛诸史家才误将嵇康卒年系于正元二年(255)之早,但事实是,嵇康卒于景元四年(263)中(42)裴松之已指出干宝记载逻辑不能自洽,参见《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附》,第607页。据戴明扬、陆侃如等考证,嵇康应卒于景元四年中,本文从此,参见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第558页;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0页;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0页。,司马氏不可能容忍其存活8年。嵇康之子嵇绍也没有受到嵇康之死案件的牵连,后来还被提拔录用(43)《晋书》卷89《嵇绍传》(第2298页)记载:嵇绍“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却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可见嵇康之罪并非牵涉毌丘俭谋反案,实是卷入一起由“人情”引发的非政治性意外事件(吕安案)。(44)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诸名士追捧的文化偶像,此种隐居不仕的态度对司马氏来说影响甚劣,必除之以儆效尤。因吕安案嵇康被杀后,向秀即刻出仕,便说明司马氏杀嵇康已取得震慑不合作者的效果。以嵇康之智慧及人生追求,并不会做出此等极端的“政治斗争”行为。(45)罗宗强亦言:“嵇康以其不愿参预政事之心态,绝不可能参预毌丘俭起兵,更不可能有在洛阳起兵的愿望。”参见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目前尚未见先于郭颁《世语》之史源,其中“欲助毌丘俭”说未知何据,或当为郭颁附会穿凿,或乃由钟会谮言传出,不过,此则“伪史料”参与了建构后世解读《管蔡论》的历史背景,对后代学者之误导不容忽视。

总之,《管蔡论》被误读有着多重原因:文体特点,后代接受立场,文本之“互文性”以及伪史料之作用,这些因素构建起后代学者解读《管蔡论》的“预读”背景,却遮蔽了其赖以产生的历史真相。

结 语

陈寅恪指出:“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46)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281页。学术代表研究者特定的思想与感情立场,亦是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回应。《管蔡论》反映出嵇康思想的复杂形态,实深刻折射出易代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状况。要准确理解《管蔡论》的观点、立场和态度,不能脱离现有历史文献和嵇康全部活动、创作的总体倾向:嵇康相信道家——出世,他不愿意做官,更不愿介入激烈的政治斗争,偶尔和道人同游,入山泽采药,高兴时就弹琴咏诗,也有着在太学钻研学问的兴致与才华,但是,作为一个知识者以及曹魏宗室女婿,嵇康绝非“仙气飘飘”的超然物外者,他也相信儒家思想——入世,他关心政治时局,亦有政治态度,但嵇康看到曹魏与司马氏的此消彼长,一贯重视养生、明哲保身的他显然不会公然“下场”反对或反抗司马氏集团。因此,嵇康在现实政治中的言行表现比较“暧昧”——既有支持曹魏的政治立场,却未直接介入反对司马氏的现实政治斗争。与嵇康同时代的文士也大多采取此种暧昧隐晦的态度,以求全身避祸,嵇康的好友阮籍即为典型。阮籍以“至慎”出名,口不臧否人物,但是其内心实则有着臧否立场,故不免苦闷彷徨,《咏怀诗》即鲜明地披露了其幽微心曲。《管蔡论》即通过学术的形式,表达个人对重大历史现象的思想认识,客观而含蓄地表达了支持曹髦的感情态度,显然不等于政治立场的明确宣示,更不是公开的“政治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