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凯炜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20世纪初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是大变局时代。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开始寻求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1911年在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在美国精英看来,古老的中国走向共和,为美国实现改变中国的梦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910年成立于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很快将目光投注到大洋彼岸,委派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来华。中美双方围绕宪制、外交、学术等方面交流互动,由此形成一个跨国知识网络,对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各自的历史进程均产生一定影响。

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侧重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以政府间外交为中心的“高端政治”过程。具体到民国初年这一时期,诸如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的冲突与合作、国民革命与美国的因应等问题,是海内外学术界讨论的重点。(1)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本)第一卷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项立岭:《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美]罗伊·沃森·柯里著,张玮瑛、曾学白译:《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Jerry Israel,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America and China,1905-1921,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20世纪80、90年代,中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一度兴盛,参见陶文钊、陈永祥主编:《中美文化交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注洪主编:《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近年来,随着跨国史方法的引入,中美关系史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学者更加关注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跨国公司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研究题材拓展到体育、卫生、移民、教育和文化交流等“低端政治”领域。(2)参见王睿恒:《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既有路径与跨国转向》,《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不过,既有研究偏重于考察美国因素的输入及其在地化如何重塑中国,相对忽视两国间的交往联系对美国本身历史的影响。(3)关于中美交往(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对美国本身的影响,参见David A.Hollinger,Protestants Abroad: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本文从跨国史视角出发,聚焦民国初年卡内基基金会与美国知识精英往来于太平洋两岸的跨国经历,不仅考察他们对中国内外事务的介入和影响,更试图发掘这些跨国联系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从而展现这一时期两国之间知识与政治交织的双向动态。

一、架起知识的桥梁:艾略特中国之行及其成果

1911年,卡内基基金会选派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访问中国,此后又委派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教授弗兰克·古德诺(Frank J.Goodnow)、普林斯顿大学法理学教授韦罗贝(William F.Willoughb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Westel W.Willoughby)等知识精英赴华(4)韦罗贝与韦罗璧是孪生兄弟,职业背景相似且先后来华担任法律顾问,故后人常将两人混淆,译名不一。本文依据民国政府相关文件,统一将William F.Willoughby译为“韦罗贝”,Westel W.Willoughby译为“韦罗璧”,以示区分。,担任民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为什么一个成立伊始的美国民间机构会如此关注遥远的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和世界局势的日益紧张,崛起后的美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主张改变孤立状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主义观念在美国兴起。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正处于进步时代,改革派高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大旗,试图通过社会科学来解决工业化社会问题。在两种思潮影响下,著名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创建了一个专注于国际事务的大型私人基金会,打算把应用于国内的社会科学知识推广到国际领域,通过输出美国政治原则来改造他国和国际关系。

恰好在基金会成立的次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一个古老的帝国开始进行共和的尝试,极大地吸引了美国精英的关注。他们相信,“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界问题”(5)Arthur H.Smith,The Uplift of China,New York: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1912,p.xv.,中国何去何从与美国的利益直接相关。对于辛亥革命,尽管美国官方奉行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但美国民间舆论大多抱以同情和热切的期望。当时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文萃》(TheLiteraryDigest)写道,“中国而不是日本,现在成为了日升之地”,整个美国的媒体都在关注着“世界上最年轻但却是最广袤的共和国的建立”。纽约《商业日报》(JournalofCommerce)提到,中国从帝制到共和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试验”,也是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事件”。(6)“The Newest and Greatest Republic”,The Literary Digest,January 13,1912,p.57.一方面是潜在的巨大市场的经济利益和扩张主义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是国际主义和进步主义中改造世界的理想抱负,多种因素汇聚共同塑造了美国人改变中国的野心和梦想。这些都成为基金会接触中国的原因和动力。

基金会选择艾略特作为出访代表,是看重他作为知识精英和学界领袖的身份,这一身份既摆脱了外交人员的官方束缚,又避免了商人的利益纠葛。(7)Nicholas Murray Butler to Charles W.Eliot,June 28,1911,Box 91,Folder 1,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Hereafter cited as 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艾略特执掌哈佛大学凡四十年(1869—1909),将该校从一所地方院校建设为世界名校,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1911年11月7日,艾略特一行从纽约登船启航,途经欧洲和南亚,于1912年3月22日抵达香港。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大变,清帝逊位,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各地局势动荡不安。

自3月到6月,艾略特游历和考察了香港、广州、上海、天津、北京、保定和奉天等地,分别会见了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施肇基等民国政要。孙中山给艾略特留下的印象是,“他不是一个行政管理人员,也不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一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8)Eliot’s Speech before the Commercial Club,October 24,1912,Box 225,Folder 392,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艾略特在广州亲眼看到了革命军人,激发了他的感触:“这不正是我们内战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奔赴战场时所怀有的精神吗?这不正是独立战争期间组成革命军队的那种精神吗?”(9)Eliot’s Speech before the Conference to be held at Clark University 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China,November 16,1912,Box 225,Folder 394,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此外他观察到,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对这里缺乏真正的同情和了解,只有传教士例外。如果没有这些传教士,基督教世界展现给中国的就只是政府的蛮横无理、士兵的残忍野蛮,以及港口里那些白人的浑身酒气与商业陋习。(10)Charles W.Eliot,Some Roads Towards Peace:A Report to the Trustees of the Endowment on Observations Made in China and Japan in 1912,Washington,D.C.:Press of Byron S.Adams,1913,p.31.

艾略特在华期间尽可能地参加各类社交活动,有意结交中国各界精英。这实际上也是卡内基基金会给予他的重要任务:在广泛传播知识的同时积累丰富的人脉资源。(11)Eliot to Elihu Root,August 14,1911,Box 91,Folder 2,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在这些活动中,他就中国革命以及基金会可能的贡献发表演讲。在艾略特看来,教育与法治对于革命后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一方面,他提到要推广“实用的、普遍的教育”,特别是科学应用知识方面。(12)Dr.Eliot tells plans to promote world peace,Box 21,Folder 1,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而且,中国教育应借鉴美国的发展模式,无须建立一套统一的教育体制,而是主要依靠私人力量,“公益精神及其行为培育出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共和国里,人们应该学会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是教育”。(13)Points to be observed in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Box 21,Folder 1,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制传统使得私有财产制度难以建立,严重阻碍了现代资本积累,惟有发展法治才能弥补。(14)Peace and Unity,Eliot’s speech before Anglo Chinese College,Box 21,Folder 1,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

无论是教育和法治,都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作为大学校长和进步主义者,艾略特深信知识具有改变中国的力量,于是决定推动美国专家来华,充当民国政府顾问。经过他与袁世凯、唐绍仪、蔡廷干等人一系列沟通后,民国政府同意由卡内基基金会来选派美国专家。(15)参见徐国琦著、尤卫群译:《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159页。1913年3月5日,基金会秘书长詹姆斯·斯科特(James Brown Scott)致电民国政府,提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并对其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大加赞扬。(16)Scott to William J.Bryan,March 5,1913,Box 91,Folder 3,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3月15日,民国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与古德诺在华盛顿签订合约,正式聘任后者“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17)Contract with Chinese Government,Box 26,Folder 15,Frank J.Goodnow Papers,Special Collections,the Milton S.Eisenhower Library,John Hopkins University (Hereafter cited as Frank J.Goodnow Papers,JHU)

美国专家来华担任法律顾问是艾略特中国之行的一大成果,也反映了当时美国精英普遍怀有一个亟待实现的“中国梦”,即美国作为共和国的典范和新文明的代表,最有资格而且有能力来改变中国。正如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对艾略特所说的,“东方即将发生而且应该发生的一切,势必关乎世界未来的发展,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应就我们的影响所及,力争对东方予以最佳引导”。(18)Woodrow Wilson to Charles W.Eliot,January 20,1913,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27,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65.

二、顾问与学者:美国专家在华期间的学术交往

古德诺及其继任者韦罗贝、韦罗璧都是美国第一流的专家学者,任教于美国精英学府,在政治学和国际法等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且先后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此外,他们亲身投入到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中,相信“科学的”知识在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们还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普适性,美国要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必须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改造中国,从而将其引向美式民主与共和模式。

然而,这些专家在华期间面临着多重身份挑战。除了学者身份外,他们还是民国政府聘请的法律顾问,随时可能陷入到民初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宪政困境里,所谓“共和试验”举步维艰。1913年5月,刚到北京不久后的古德诺已经感受到,混乱的政治局面下“看不到有任何希望去开展严肃的宪法起草工作”。(19)Goodnow to Butler,May 18,1913,Box 2,Folder 16,Frank J.Goodnow Papers,JHU.古德诺的很多建议遭到袁世凯的忽视,他向卡内基基金会汇报时提到,“中国政府无意遵循顾问的任何意见,除非这些建议符合他们自己的结论”。(20)Goodnow to Butler,February 26,1914,Box 2,Folder 16,Frank J.Goodnow Papers,JHU.1916年初,韦罗贝意识到他在中国的工作事实上已经结束,因为“自从我拒绝出面支持帝制后,基本上就没有人再找我做事了”。(21)W.F.Willoughby to Westel W.Willoughby,March 1,1916,Box 4,Folder 1,William F.Willoughby Papers,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Swem Library,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Hereafter cited as William.F.Willoughby Papers,CWM)对于美国顾问在民初政治中的角色和作用,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评论说:“袁世凯政府不论什么时候提出一个加强自己政权的新方案时,总利用美国专家的这种态度,说古德诺博士和别的外国顾问都已经表示赞成。但是,这些权威人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咨询过……袁世凯政府把已经谈妥的事情通知这些顾问,然后宣布已经获得他们的赞同。”(22)[美]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专家在华期间更多投入到学术交流活动中,相比于政府“顾问”,“学者”的身份显然让他们更为适应。1913年,古德诺曾到美国人办的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燕京大学前身)兼课,讲授西方国家宪政制度及发展史。授课讲义后来被编成《宪政原理》一书,作为美国大学教材收录进韦罗贝主编的《哈珀公民丛书》,于1916年4月在纽约出版。古德诺自述,该书尽管是为中国人写的,但对于美国学生理解“宪制政府的要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也多有裨益。(23)Frank J.Goodnow,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16.

1915年底,韦罗贝协助中国学者建立了“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研究领域涵盖社会科学各分支特别是国际法与外交问题。经韦罗贝建议,学会仿效美国政治学会的组织架构,并对会员制度加以改进,将会员分成高级会员、终身会员和普通会员。12月5日,学会在外交总长陆徵祥的官邸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有65名会员参加。陆徵祥被推选为会长,芮恩施为第一副会长,韦罗贝当选执行理事。(24)“Editorial Notes:The Origin of the Association”,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1 (April 1916),p.2.其他会员包括中国学者严复、王宠惠、马寅初,美国学者古德诺、亨利·亚当斯(Henry C.Adams)以及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等人。(25)“Officers and List of Member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1 (April 1916),pp.138-143.学会定期改选,颜惠庆、顾维钧、胡适等人相继担任过会长。

从人事关系上看,学会形成了一个政界与学界紧密联系的跨国人际网络。尽管很多会员是政府官员,但不少人同时也是学者,学会的定位仍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用芮恩施的话来说,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科学的理事会上拥有一席之地”,“作为一个科学事业的核心;作为一个汇聚志同道合之人的协会;作为一个贯彻最严格科学标准的平台,这个学会必将在中国的智识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6)Paul S.Reinsch,“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1(April 1916),p.20.关于芮恩施的相关活动,参见马建标:《“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4—125页。可以看到,专业学会在中国的兴起,构成20世纪初全球社会科学专业化进程的更大图景的一部分。

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举办学术性的社交聚会,中外学者与会者众多,每次有一两位著名人士发表主旨演讲。比如1916年2月15日,芮恩施在美国驻华公使官邸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约100名会员参加,严复与韦罗贝应邀发表讲演。(27)“Editorial Note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1(April 1916),p.4.10月23日,在另一场由陆徵祥主持的讨论会上,韦罗璧也作了主旨讲演。他在开场白中说:“去年听闻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这不禁让我回忆起13年前,我曾经在美国参与创办类似的学会,而且担任了8年的学会秘书和司库,全面负责它的运作和发展。因此,我对于贵会怀有很大的兴趣。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同样也是与个人经历有关),我还了解到贵会要刊发一份季刊,恰好我又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所刊学报的执行主编,足有10年之久。”(28)W.W.Willoughby,“Energy and Leadership in Government”,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No.4 (December 1916),p.5.在韦罗璧眼中,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专业化大潮,通过中美两国学者的合作,又再次在中国上演。

韦罗璧提到的那份季刊,就是学会从1916年4月开始发行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首任主编是留美博士、政治学者严鹤龄。作者队伍中,中国学者约180人,外国作者约150人(29)顾钧:《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的价值》,《中华读书报》2021年5月12日,第14版。,美国“中国学之父”费正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学报上。韦罗贝、韦罗璧也在学报上发表多篇论文,主要涉及政治理论、宪制建设、预算体系等问题。从经常性的学术聚会和学报的发行可以看到,当时中美知识精英之间的交往互动是十分活跃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中的交流仅其中一端,比如韦罗璧还在国际研究社发表有关一战的演说,后来刊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新青年》杂志上。(30)韦罗贝:《协约国与普鲁士政治理想之对抗》,《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期。

总之,尽管古德诺、韦罗贝和韦罗璧等人来中国是担任官方顾问职务,协助民国政府的制宪工作,但实际上更多发挥了学者的作用。就知识网络的生成而言,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至关重要,因其提供了知识精英交汇沟通的渠道与场所。这些来华专家学者通过参与创建专业学会、期刊和发表讲演等方式,促进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知识网络的形成,从文化层面影响了中美关系并赋予两国学者共有的知识资源。

三、信息传递、知识生产与美国的对华认知

卡内基基金会及美国知识精英的跨国活动,并非单向度的冲击与回应,而是起到联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作用,呈现出一群专家学者思索中国问题、引介专业知识、促进学术交流的跨国互动景象,不仅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还影响了美国自身的知识生产,进而塑造了美国人的对华认知。

首先,这些专家学者发挥了“信使”的作用,为美国带回了中国革命后的最新信息。回国后,艾略特向美国民众描述:民国继承下来的是一堆烂摊子,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学校、财政和司法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共和政府(尽管是一种“共和专制”状态)能够建立并维持,殊为不易。中国人实际上具有地方自治的长期传统,这将有助于共和政府的成长。(31)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October 24,1912,Box 225,Folder 392,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他呼吁美国人对中国革命给予援助,因为中美之间存在着一条特殊的纽带,即相似的受难经历和对共和的追求,“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情不自禁地对中国人的革命事业怀有最深切的同情”。(32)The Chance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Eliot’s Speech in Boston,Box 224,Folder 390,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显然,这折射出一种基于“中美特殊关系”论的中国观。

还比如,在日本趁欧战之机加紧侵略中国、进而提出“二十一条”的关头,韦罗贝不断向美国国内提供最新消息,揭示日本的侵略企图:“她(日本)希望在中国扮演像英国之于印度那样的角色……利用未来的一切机会,她必然会持续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33)W.F.Willoughby to Mr.North,May 22,1915,Box 4,Folder 2,William F.Willoughby Papers,CWM.为了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支持,韦罗贝联系古德诺在美国国内发表了一篇关于“二十一条”的文章。该文不仅公布了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的“二十一条”英文全文,还提醒美国读者,当全世界都在关注欧洲命运时,一场同样的“生死大战”正在远东上演,“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那么日本将会在把中国变为她的殖民地或附属国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这当然损害了所有外国的在华利益。(34)The Japanese Demand upon China,Box 4,Folder 8,William F.Willoughby Papers,CWM.韦罗贝传递回国的这些信息,引起部分美国精英对远东局势的重视。

自19世纪中期以降,美国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依靠于传教士、外交官、记者和商人,特别是来华传教士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很少有专业学者的贡献。在20世纪初,这种关于中国的研究仍是以“汉学”(sinology)的形式呈现,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明、古籍和语言。在当时,包括对中国在内的美国域外知识整体上十分匮乏和零散,特别是就社会科学而言,在美国知识的世界地图上,除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实际上都是“未知区域”。(35)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建构、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一般认为,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才摆脱传统汉学的束缚,从古典研究的范式中分离出来。不过,这种摆脱和分离也是一个过程。(36)参见侯且岸:《美国汉学史研究之反思》,《国际汉学》2021年第3期,第120—122页。随着民国初年这一批美国学者来华以及展开对中国的研究,一种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初现雏形,偏重现实的中国问题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这反映了少数美国学者开始走出传统汉学的藩篱,为二战后美国中国学以及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12年11月,艾略特参加克拉克大学举办的中国专题研讨会,所关注的问题就是近来“发生在中国的美国革命”以及美国对华政策。(37)George H.Blakeslee,ed.,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Clark University Addresses, New York:G.E.Stechert and Company,1913,p.x.他在会上详细分析了促进中国统一的方法,包括加强通用语言教育、统一税收制度、发展交通与通信、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培育政治性的国家认同等。(38)The Means of Unifying China,Conference to be held at Clark University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November 16,1912,Box 225,Folder 394,Paper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HUA.1913年,卡内基基金会还出版了艾略特提交的考察报告,题为《通往和平之路》,并分发给美国各界精英。正因为艾略特对中国事务的熟知与热忱,威尔逊曾试图提名他为美国驻华公使,以便“在中国人民广泛的自我奋斗进程中帮助他们”。(39)From the Diary of Colonel House,January 17,1913,in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27,p.62.古德诺回国后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同时也变成了一位“中国专家”。他经常就中国问题在美国专业学会发表讲演,比如1914年11月在纽约法政学会演说《宪法调适与民族需求》,不久后又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中国的改革》。(40)Frank J.Goodnow,“The Adaptation of a Constitution to the Needs of a Peopl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City of New York,Vol.5,No.1 (October 1914),pp.27-38;Frank J.Goodnow,“Reform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No.2 (May 1915),pp.209-224.1926年,古德诺出版了一本专著《解析中国》,该书涉猎十分广泛,重点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发展,并自称从中国本身而不是西方视角来认识中国。(41)Frank J.Goodnow,China:An Analysi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6.同样,韦罗贝回国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与管理工作,于1916年创建了“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并担任所长。(42)W.F.Willoughby,“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2,No.1 (February 1918),pp.49-62.该所是美国首个对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民间机构,也是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在一本影响广泛的专著《现代国家的政府》中,韦罗贝介绍了在中国担任法律顾问的经验,并把对中国国家构建的观察和思考融入其政治学理论当中。(43)W.F.Willoughby,The Government of Modern States, New York:D.Appleton-Century Company,1936,pp.318-321.

在中国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是韦罗璧,他在担任法律顾问后还多次被聘为中国外交代表团顾问,参与重要国际会议。比如华盛顿会议上,韦罗璧与代表中国总体立场的“施肇基十原则”的形成密切相关。(44)Westel W.Willoughby,“China’s Ten Points,” in Robert Bunny Yoshioka,Westel W.Willoughby:A Biography,Ph.D.dissertation,Syracuse University,1971,pp.159-160.他在中国的国联外交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施肇基曾回忆说,“韦罗璧的判断力、对远东形势的正确认知、在国际法与国联问题上实践与法律层面的专门训练,都对中国在国联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45)转引自篠原初枝:「W·W·ウィロビーと戦間期米中関係-主権国家としての中国-」、『国際政治』第1998 巻第118号、1998年、第17頁。这些实践经验使他可以从国内外两个视角来研究中国。

关于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韦罗璧于1921年撰写了研究报告《中国的宪制政府》,目的是为西方世界提供关于中国“共和试验”及其前景的学术分析。(46)Westel W.Willoughby,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Present Conditions and Prospects,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22.更多的研究涉及中外关系和国际政治,比如韦罗璧在1920年出版了《外人在华特权与利益》一书,从国际法的视角出发,系统论述诸外国在华领土、政治、法律、经济的各项权利。(47)Westel W.Willoughby,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0.中译本见[美]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韦罗璧认为,外国特权的存在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属于其他大国擅自对中国进行的一种安排,并未反映中国本身意志。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且在华盛顿会议上为各国代表所广泛使用。(48)E.B.Drew,“Re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4,No.4 (November 1920),pp.727-728;篠原初枝:「W·W·ウィロビーと戦間期米中関係-主権国家としての中国-」、第12頁。除此之外,很多研究是基于韦罗璧作为中国外交顾问所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比如《华盛顿会议上的中国》《作为国际问题的鸦片》《中日纠纷与国联》等。(49)Westel W.Willoughby,China at the Conference:A Repor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2;Westel W.Willoughby,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Westel W.Willoughby,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5.这些著作大抵持论公允,于中外情形多有客观描述,如顾维钧评价说,九一八事件后“我国能博世界舆论同情”,韦氏亦有“宣导之功”。(50)[美]韦罗贝著、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顾序。韦罗璧的著作也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1923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评价说,研究中外关系“非洞悉中国各种条约及合同之内容,且具有法律学上之深闳见地者,不能得其切要”,而韦氏著作“内容之明晰精审……盖能补此一般之缺乏者也”(《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2期,第372—374页)。由此可见,新的知识生产及其成果深刻影响了美国的中国观,有助于深化美国精英关于远东国际关系的认知。

四、对美国国际法观念及对华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国内,中美之间的知识交流也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动态,而其中的主角就是回国后的美国顾问与中国驻美外交官。他们有着共同的学者身份、人际关系网和关注点,并且熟知国际法理论,故其交流互动也多围绕国际法、中外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展开。

近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与国际法原则和理论密切关联。民国初年,一批海外留学人员成长为高级外交官,横跨政学两界,大多具有很高的国际法理论素养,能够从学理角度来论证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正当性。他们有意识地与美国学者展开交流,比如在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活动里,中国外交官和学者的身影尤为突出,其中颜惠庆、顾维钧都是人数极少的终身会员,严鹤龄是普通会员。(51)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Its Annual Meeting,Vol.16,April 27-29,1922,pp.126,142.这个学会是20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国际法学术团体,同时有很深的官方背景,一般由美国国务卿担任会长,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涵盖广泛的国际事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加入过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韦罗璧、芮恩施、马慕瑞(J.V.A.MacMurray)等人也都是该会活跃的成员,可见中美两国学术团体已呈现相互交织的景象。通过知识网络中的交流,中国有关不平等条约的国际法阐释,开始受到美国主流学界和政治精英的重视。

在1922年4月的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上,韦罗璧宣读了题为《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持国际法诸原则》的论文,从国际法理论层面提炼中国的废约诉求。(52)Westel W.Willoughby,“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 raised by China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Its Annual Meeting,Vol.16,April 27-29,1922,pp.19-26.此次会议消息迅即见诸民国各大报端,参见《美国国际公法协会开会》,《四民报》1922年6月22日,第3版;《韦罗贝论中国与国际法》,《申报》1922年7月12日,第7版;韦罗贝:《中国在华盛顿所持之国际公法原则》,《鲁案善后月报》1922年第3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国际法问题是“主权国家间既存条约的有效性”,它与中国要求废止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直接相关。(53)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2—206页;吴文浩:《论〈民四条约〉的效力与北京政府的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韦罗璧指出,首先国际法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国际合作,保障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根本权利,若一国行为“违反了整个国际法体系得以建立的根本性的权利原则”,则属“非法行为”。其次从程序上看,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胁迫中方签约,有悖中国主权意志,且中国政府自始至终未依国内宪法程序对条约予以批准。(54)Westel W.Willoughby,“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 raised by China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pp.21- 24.质言之,韦罗璧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缔结程序这两点,质疑中日既存条约的效力。

这些论点隐含着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命题,直接挑战了18世纪以来国际法的经典观念。西方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一经签订,即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无所谓平等与否。所以,不平等条约问题在国际法的研究中是“一片荒芜”。(55)参见[美]王栋著,王栋、龚志伟译:《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6页。而在这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恰恰是中国学界。民国以来,许多学者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不平等条约问题,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理论依据,比如生存权、情势变更和条约终止等,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56)参见卓增华:《转译、挪移与反响:20世纪前期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过程中的国际法运用》,《法学家》2021年第4期。这些成果没有仅停留在本国的学术领域,而是被本就受过专业国际法教育的中国外交官吸收,在付诸外交实践的同时带入到国际学界。

韦罗璧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施肇基的影响。当时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施肇基,经常面向美国专业学术团体阐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理论依据,比如1926年2月21日在布鲁克林人文与科学学院的讲演《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施肇基提出,国际法基本原则建立在国家生存权基础上,任何条约如果危害了一个国家的生存,那么就不具备效力。此外,如若情势发生变化,签约国亦有权修订或废除条约。(57)Alfred Sao-ke Sze,Address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6,pp.120-121,P.V.在韦罗璧的帮助下,这些讲演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韦罗璧还为该书作序,称施肇基的演说“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国为何不满于她与列强的关系”,而“这些事实和力量值得西方人深思”。(58)Alfred Sao-ke Sze,Address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6,pp.120-121,P.V.

可以说,中国学者首先对受强力胁迫而签订的条约提出质疑,通过中美之间的知识网络,“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国际法理论问题进入美国学术界。1927年4月举行的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上,“不平等条约”正式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美国前国务卿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亲自主持会议,多位学者就中国与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多从情势变迁原则出发,支持中国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来维护国家主权。(59)参见Frank E.Hinckley,“Consular Authority in China by New Treaty”;Albert H.Putney,“The Termination of Unequal Treaties”;Raymond L.Buell,“The Termination of Unequal Treatie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Its Annual Meeting,Vol.21,April 28-30,1927,pp.82-100.休斯总结说,“所有国家都有一项重要的义务,即在情况发生变化或者此前所缔之条约含有不公平性的情况下,持续地对改变的要求作出反应”。(60)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Its Annual Meeting,Vol.21,April 28-30,1927,p.95.

与之相关的“治外法权”也是中美知识网络的重要议题,同样在美国引起不小的反响。1925年9月,“美中关系会议”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重点讨论了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参加此次会议的人数有200人左右,基本集中了美国关注对华问题的各界精英,除了韦氏兄弟都到会以外,还有美国前驻华公使查尔斯·柯兰(Charles R.Crane)、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等。驻美公使施肇基、学者郭秉文以及留美学生罗隆基等人作为中国代表参会。(61)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eptember 17-20,1925,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pp.185-190,51-52,59,61,179-180.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相比于哈佛、耶鲁等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不起眼。但一时间,这所位于巴尔的摩的高校成为中美知识交流最重要的平台,与校长古德诺以及韦罗璧、韦罗贝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会议围绕治外法权存废、美国与其他列强在华关系等问题展开。韦罗璧首先做了“治外法权在中国”的主题发言,详细阐述了这一体系的弊端,比如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造成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导致司法体系的紊乱等。(62)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eptember 17-20,1925,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pp.185-190,51-52,59,61,179-180.韦罗璧有意从根本上破除西方国际法的“文明”标准,这一话语为西方国家建构等级性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依据。(63)参见刘文明:《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通过援引艾略特、罗素等权威人士的观察,他论证说,“中国存在一个与我们西方相当的文明,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更容易地以一种平等和尊重的原则来对待她”。(64)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eptember 17-20,1925,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pp.185-190,51-52,59,61,179-180.反对取消治外法权的人士指出,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求中国先改革内政然后考虑条约修订。但是,很多人看到了这一逻辑的矛盾之处,诺曼·托马斯(Norman M.Thomas)就指出,很多美国人公开谴责中国政府的腐败,但私下里又借助其腐败来谋取特权和利益。(65)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eptember 17-20,1925,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pp.185-190,51-52,59,61,179-180.归根到底,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在华存在,构成中国建立国内秩序的最大障碍。

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份具有强烈政策取向的决议,明确主张外国在华治外法权应予以废除,建议美国政府在即将召开的法权会议中“扮演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角色……持续不断地向有关各国施压”,督促它们践行华盛顿会议的承诺。如果美国政府与其他各国无法协调一致,那么“我们的政府应具备单边行动的坚强意志”,也就是放弃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大国合作及一致原则。(66)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eptember 17-20,1925,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pp.185-190,51-52,59,61,179-180.这样,会议的讨论已经超越学术层面,转化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公共舆论与政策意见。中国国内也注意到此次会议的重要性,《申报》称之为“美人远东专家会议”,足可反映美国舆情,而“美政府对华政策,亦不免受其影响”。(67)《美国霍布金斯之中国会议:会议之性质及其重要问题》,《申报》1925年10月14日,第4版。

近代以来,美国政府长期奉行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护在华利益,但在1925年以后,美国政府开始全面调整对华政策,遵循一种更加务实灵活的外交原则,表现为反对以武力威胁维护条约体系与在华特权,通过对华让步来缓和中美关系,率先脱离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大国合作原则。(68)参见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究其原因,除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与列强之间的竞争以外,美国国内舆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所言,国内舆论普遍要求“政府采取单独行动”,而任何对华强硬举措“都会招致舆论对政府的强烈抨击”。(69)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April 14,192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27,Vol.2,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2,p.195.可见,美国国内这种“社会力量”与舆论,对政府对华决策形成了不小的压力。

结 语

民国初年,私人基金会和专家学者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跨越太平洋的往来互动,促进了跨国知识网络的形成,而这一网络实际上只是中美之间不断扩大的知识交流的缩影。身处网络之中的人士,大多具备共有的学者身份和学术背景,他们的演讲、报告和专著,以及在专业学会、大学和研讨会的活动,都表现了当时中美知识交流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一方面,美国的专家学者是民初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民国政治、外交和文化方面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体现出跨国行为体对民国历史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搭建的知识网络也对美国自身产生了重要影响,构成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既有中美关系史研究大体呈现一种“不对称”的叙事,更多关注美国因素对中国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对双方交往对美国自身历史进程的影响探讨不足。著名史学家入江昭曾提到,“在讨论美国和远东关系时,一个人的海外经历对他毕生事业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吸引人然而也是困难的课题”,特别是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后来都成了“对东方事务外行的美国人的解释者”。(70)[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齐文颖等译:《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就民国初年中美两国知识交流而言,其对美国的影响,并不亚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和触动。这种交流不仅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关于中国局势的一手信息,还在知识生产方面促进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兴起。不同于早期传教士、商人所提供的域外知识,艾略特、古德诺和韦氏兄弟等人的中国研究,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具备一定的学理分析和明确的政策导向,属于现代社会科学式的研究。这些信息和新知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的中国观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更典型的影响还表现在国际法和美国对华政策领域。原本不受美国学界关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由于中美知识网络的作用,逐渐被美国主流学界和政治精英所重视。穿梭于大洋两岸,又兼具学者与官方身份如韦罗璧者,常起到网络枢纽的作用,不仅可以把中国的学术成果和政治诉求引入美国社会,还能通过各类平台把学术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制造强而有力的公共舆论,从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由此观之,民初中美交往的历史并非单向的输出以及被动的反应,而是呈现出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和思想观念跨国流动的双向动态,对美国历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