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沛军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宋神宗时，因反对变法，出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哲宗继位，召回京师复用，又因诬陷罪而流贬惠州，三年后再贬儋州。到徽宗继位，被赦召回，次年行至常州病逝。其一生虽宦海沉浮，却始终坚持躬耕于砚池，挥毫于墨海，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书画佳作，现有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东坡全集》①曾枣庄，舒大刚.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21。本文引用的苏轼诗文、铭文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赘引。可阅。作为文人，苏轼对砚石喜爱有加，论砚文字散见于文集中多达四十余篇。其中对于砚的题咏品评，独具卓见，是研究砚文化的重要史料。目前，学界对苏轼收藏与题咏砚石多有论及②目前关于苏轼与砚的研究主要有：马斗成.苏东坡与砚[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1)：103-108；沈喜彭.论苏轼与歙砚[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01-103；靳青万.宁化县馆藏“东坡墨砚”非东坡砚辩[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31-148；解小青.雪堂墨染百家书——苏轼论砚与墨[J].中国书法，2020(1)：108-113.等。，但具体到苏轼与端砚关系问题上，则要么稍有涉及，缺乏专论；要么史料不详，语论颇偏。今据《苏东坡全集》及基本古籍数据库所集史料，梳理苏轼与岭南端溪砚石之事迹，以丰富学界对苏轼的学术研究。

一、使用收藏端砚

端砚于唐代跻身于四大名砚之一，苏轼有“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之说。北宋时期，端砚成为朝廷贡品，皇帝们的赐品，更是士大夫们书房中的至宝。而苏轼对砚的嗜爱溢满整部文集，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云：“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把砚比作田地。苏轼与砚结缘很早，据其《天石砚铭》记载，苏轼十二岁时，跟群伴在宅前空地嬉戏，凿地得一块异石，浅绿色，如鱼肚一样温润，通体有银星样纹，扣之有金石声，试以为砚，发墨良好。其父苏洵帮他命名为天砚，认为是“文字之祥”。苏轼此后一生，虽仕途坎坷，但一直以砚墨纸笔为伴。

苏轼一生具体使用过多少方端砚，已无法精确考证。但从苏轼遗留下来的文字及其儿子文字记载来看，他对端砚尤为钟爱。苏轼的儿子苏过撰写的《先君与叔父试制策各携一端砚外孙文骥藏其一过藏其一名贤良砚》记载，苏轼曾携一枚端砚进京参加皇帝主持的制策考试。苏轼在贬谪黄州时又得端州马肝石，后制成砚，取名为紫云端。后来，苏轼在安徽泗州得唐林夫所赠端砚，其所撰《书唐林夫惠砚》说：“行至泗州，见蔡景繁附唐林夫书信与余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蔡景繁，名延禧，临川人，嘉祐进士，与苏轼是同年进士。而唐林夫，名垌，唐询之子。唐询好蓄砚，有《砚录》三卷行世。唐林夫家学渊博，藏砚丰富，其所赠之砚质极佳，然砚小不便磨墨，故苏轼说：“作砚者意待数百年后，砚平乃便墨耳。”唐林夫除了赠送苏轼一枚端砚外，还赠送了一枚丹石砚，苏轼撰有《丹石砚铭（并叙）》一文。

苏轼喜欢使用端砚，其所使用的端砚不仅石质优良温润，而且形制古雅大方，虽略有纹饰，但不流于繁缛雕饰。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于敏中、梁国治等奉敕纂修的写绘本《钦定西清砚谱》载，苏轼使用收藏过石渠砚、结绳砚、东井砚、端石砚、丛星砚和龙珠砚，这六方端砚形制古朴简约，基本随石质天然赋成，非人工刻意雕琢。其中，东井砚（如图1）和从星砚据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东井”为星宿名，亦称井宿。宋坑水岩石，色紫细润。砚呈凤池式，上敛下丰。砚首镌楷书“东井”二字，旁阴刻星云环绕，砚背上方刻行书“轼”字，右侧凸起一活眼，左侧钤镌篆文方印“墨林生”三字，下为凤足二[1]253-259。

图1 苏轼东井砚

“从星砚”（如图2），刻于北宋年间，为太史式，棕黑端石，砚池呈一字，右侧刻有传为苏轼所写的行书铭，下钤篆文“子瞻”印一方。砚背中心斜凹，下方无边框，中列柱六十三，柱上各有眼，状如众星罗列。

图2 苏轼从星砚

现福建省宁化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方“德有邻堂”端砚（如图3），因铭有“轼”和“德有邻堂”而称“东坡砚”，据说此砚为苏轼流贬惠州时居住白鹤峰所用。到清嘉庆五年（1800）学者书法家伊秉绶出任惠州知府，因敬慕苏轼，出资修缮东坡故居白鹤峰时获得此砚，遂邀请好友钦州诗人冯敏昌、梅县诗人宋湘等人品砚题铭，并刻于砚上。第二年，与伊秉绶同入粤为官的好友、诗人书法家翁方纲又于砚盒勒铭。

图3 “德有邻堂”端砚

该砚边略凸起，上端辟长方形砚池，砚堂稍凹；砚背中阴刻草书“轼”字和方章篆书“德有邻堂”；左边镌刻隶书：“嘉庆五年修白鹤峰东坡故居得此研于墨沼。汀州伊秉绶记”；右边阴刻行书：“此坡公所从赉贤守也，观之敬叹。钦州冯敏昌识”；下方阴刻真书：“墨卿太守得此砚，余有诗，自后两人唱和每用之，余有遭。嘉应宋湘记。”砚盖阴刻隶书：“东坡先生德有邻堂之研，先生书名在焉。惠州守伊公得之，盖去先生寓此七百有五年。辛酉四月翁方纲铭。”[2]但2010年靳青万在《宁化县馆藏“东坡墨砚”非东坡砚辩》一文指出，福建省宁化县博物馆收藏的苏轼“德有邻堂”端砚，从石质、砚式、砚铭、砚款印等方面辨识，与苏轼毫无关系，可能为康熙年间进士、官至编修的徐昂发刻书坊中之物[3]。

苏轼不仅喜爱使用端砚，还热衷于收藏古人端砚，其《书许敬宗砚二首》记载他收藏唐代许敬宗紫石遗砚，“砚有两足，正方”，砚“匣也有容足之处，并刻有‘铸成许敬宗’字样”。许敬宗，唐高宗时因推助武昭仪为后，被武则天引为心腹，后官至宰相，又与李义府共同诬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武派”图谋不轨，因而为宋人所不齿。北宋时，许敬宗紫石遗砚初为杜叔元所藏。杜叔元，四川成都人，善书，仁宗嘉祐三年（1058），官宣州通判，神宗元丰初，为尚书都官郎中[4]。杜叔元不仅与苏轼老师梅尧臣相交甚密，与其父关系也甚厚，杜、苏二族交往更是频繁，时苏轼与杜叔元关系也非常亲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名帖《宝月贴》，又名《致杜氏五札之一》，系治平二年（1065）苏轼调回京师担任直史职务时写给年长的杜叔元的一封信札，信札语言亲切有礼，反映二人关系亲密。《书许敬宗砚二首》也记载了苏轼父亲曾向杜叔元求许敬宗紫石遗砚而不得，叔元死后，其子杜沂曾许诺以此砚作为润笔，求苏轼为父作墓志铭，苏轼因憎许敬宗为人不端而以“平生不作此文”婉拒。杜沂遂将砚送与苏轼友人孙觉，委其求志文。某日苏轼过孙觉处，孙觉即以此砚示轼，并以“敬宗在，正好棒杀，何以其砚为？”言语相劝，轼乃作志而得其砚。

又据南宋初年何薳撰《春渚纪闻》记载，苏轼收藏有唐代李商隐端溪紫蟾蜍砚题铭。何薳，字子远，福建浦城人。其父何去非与苏轼交好，因苏轼荐举而得官。何薳所撰《春渚纪闻》中收载苏轼的诸多遗文轶事。其中《端溪紫蟾蜍砚》记载：“紫蟾蜍，端溪石也。无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砚。其腹疵垢，真数百年物也。其盖有东坡小楷书铭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隐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赪出尤物，雕龙渊懿倾澥渤。’”[5]史料说明，当时吴兴陶定安世家收藏有唐代李义山的紫蟾蜍砚。李义山是李商隐的字，号玉谿生。紫蟾蜍砚盖有苏轼小楷书铭，铭文描述了紫蟾蜍砚装饰雕琢与众不同，也反映出苏轼朴质无华、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另据《书史》卷（下）记载，元祐年间苏轼从石夷庚处以四十千的重金购置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古端砚[6]112。

苏轼虽视端砚为珍宝，但他并不“玩砚丧志”。苏轼曾言“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表明了他对收藏的态度。苏轼晚年所作的《端砚铭》显示其能从执着于物中超脱出来：“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维以观德。”苏轼对砚的爱好与收藏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赏玩，在他眼中端砚不是玩物，他是把端砚当做老朋友一样来对待。而且，每一件砚都蕴含着人生道理，可用来观察主人之德行。苏轼好物而不役于物，善于在收藏中探求做人的道理，显然已经达到收藏的最高境界。

二、赠送端砚

苏轼嗜爱端砚，但不吝啬赠朋友以端砚。苏轼有一诗《轼近以月石砚屏献子功中书公，复以涵星砚献纯父侍讲，子功有诗，纯父未也，复以月石风林屏赠之，谨和子功诗并求纯父数句》，诗题写明苏轼有涵星砚，将其赠献了范纯父。范纯父，名祖禹，四川成都人，北宋著名史学家。苏轼与范纯父有同乡之谊,又有颇深的文学交道，二人交情深厚。

从《苏东坡全集》史料记录来看，苏轼赠砚的对象多为后学子辈，可以说赠送后辈以砚劝学，苏轼是不遗余力的，当时的苏庠、晁补之、姜唐佐等人，均受其沾溉。苏庠是苏坚儿子。苏坚，字伯固，号后湖居士，泉州人，官至建昌军通判。苏轼与苏坚交往颇密，多有唱和，曾撰写《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苏庠妙龄而有异才，苏轼在《端砚铭（并引）》中记述自己赠端砚予苏庠一事，并撰铭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为煤，孤竹为笔。蓬麻效纸，仰泉致滴。斩几信钩，以全吾直。”希望其戒骄戒躁，多下苦功夫，多下真功夫。

苏轼流贬儋州时，又有琼山人姜唐佐（字君弼）步行百里从学苏轼。苏轼重其才，常为其讲经授学。姜唐佐亦十分敬重苏轼，苏轼在《与姜唐佐秀才六首》中记载了二人深厚的师生情谊。苏轼北归时，不仅嘱咐姜唐佐要勤学登科，还赠予姜唐佐端砚一枚，砚现珍藏于江西省万年县博物馆。此砚呈长方形，黑色，纵25.5 厘米，横16.7 厘米，高3.4 厘米，重2.96千克。石砚正面有一墨池，磨砚处呈凹状，背面用单线阴纹雕刻苏东坡人物图案，画像左侧刻有:“端州石砚，遗贤东坡像之珍之以为传家守砚田。琼州姜君弼谨识。”[7]姜唐佐后来成为海南第一位举人，历代琼州读书人均将他视为东坡遗泽，开一代文风的榜样。

苏轼也赠砚给儿子们，以砚铭劝学。苏轼有四子，分别取名为迈、迨、过、遁。除苏遁夭折外，苏轼为迈、迨、过均撰写过砚铭。如苏轼《迈砚铭》记载，元丰七年长子苏迈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尉，即将赴任时，苏轼以一枚端砚相赠，在砚底刻上铭文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砚铭旨在勉励苏迈要有积极进取、求道若渴的精神，且日后为官管理财政时，须施惠造福一方百姓；决断案情时，要心存悲悯。该砚铭不仅饱含苏轼对儿子的厚望，也刻铸了苏氏家族以“忠恕仁义”传家的家训。《迨砚铭》是苏轼赠给次子苏迨的砚铭：“有尽石，无已求。生阴壑，闇重湫。得之艰，岂轻授？旌苦学，畀长头。”苏轼告诫苏迨，好的砚石匿于深溪沟壑之中，得之不易，应倍加珍重。铭中“长头”即东汉著名经学家贾逵的外号，贾逵勤奋好学，年纪轻轻就进入太学学习，因其个子高大，人称“贾长头”。苏轼引用贾逵典故，意在描述砚石得之不易，一定要用它来表彰刻苦好学之人，以此激勉苏迨勤学。其实，苏轼不仅以端砚题铭劝学，其歙砚、洮砚、澄泥砚均有用来赠人劝学的[8]。由此看来，以赠砚撰铭，砥砺学子，或据以传家，似乎成为苏家传统。

三、歌咏题铭端砚

唐末五代以来，将诗、铭刻于砚上，以增加砚的玩赏性，已不鲜见；入宋以来，以诗为铭，诗、砚一体，渐成常态[9]。我们统计《苏东坡全集》，其中涉砚诗文、铭文就有四十多首，其内容多是评说歌咏砚石、为亲友题砚铭，或以砚铭寄托情怀。故后人评说：“东坡好砚，各有铭。”[10]

苏轼歌咏端砚的诗歌铭文，或描述端砚来之不易，或寄情端砚抒发情怀。在苏轼被贬岭南儋州，途经端州时，目睹砚匠艰难的采石过程，撰有《端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泫，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我怀斯人。”通过描述好的砚石来之不易，所以视端砚为珍品，进而感叹品质如端石一样的人，何时可以遇到？又有《题砚铭》：“其色湿润，其制古朴，何以致之，石渠秘阁，永宜保之，书香足托。”

其实，苏轼多数砚铭是在日常休闲生活中与友人之间的题诗唱和砚铭，内容风趣雅致，体现了北宋时期文人世俗生活交友中的雅趣。如苏轼为表兄文同题《玉堂砚铭（并叙）》，铭文活泼自然，铭曰：“坡陀弥漫，天阔海浅，巨源之砚。淋漓荡潏，神没鬼出，与可之笔。烬南山之松，为煤无馀。涸陵阳之水，维以濡之。”文同，字与可，善诗文书画，皇祐元年（1049）进士。该铭系文同将赴陵州任知县时，有同年进士孙洙（后成为北宋著名词人）以玉堂大砚赠之，文同嘱托苏轼写铭，时孙洙与苏轼亦好友。由于玉堂砚大如四砖许，所以苏轼在铭中戏谑文同之笔神没鬼出，用墨将烬南山之松，用水将涸陵阳之水，其用意形象夸张，趣味生动，反映了三人之间的真挚情谊。苏轼为友人题砚铭也体现出他从品砚到品人的创作方式的转变。如《故人王颐之端砚》记载，王颐曾任建州钱监，用自然端石稍稍加磨治成端砚，苏轼为其题砚铭曰：“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而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色马肝”指紫端砚颜色，砚铭先描述王颐的砚石品质纯正，再咏“其于人也略是”，规诫做人要正直有德。《王平甫砚铭》：“玉德金声，而寓于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王平甫为王安石同母弟，苏轼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关系时睦时离，但与其弟王平甫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砚铭虽寥寥数语，“其予安国也至矣”，体物入微，由品砚到品人，不露痕迹。又《题王定国砚铭》二首：“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发剑，予以试墨。剑止一夫敌，墨以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纳诸圣贤之域。”“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王定国即王巩，北宋诗人、画家，苏轼年长王巩十余岁，二人关系亦师亦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王定国亦受牵连，被贬广西宾州。砚铭字面为咏物之性，实为比君子之德。

苏轼砚铭往往因人而异，如前文所述苏轼传子之砚，多含训诫之意，而对有德有贤之尊者、长者之砚，则多颂扬其功业、美德，表现出明显的尊长倾向。其《邓公砚铭（并叙）》即为好友王巩外祖父张士逊所撰砚铭。张士逊官至宰相，封邓国公。王巩得其外祖邓公之砚，向苏轼求铭，苏轼铭曰：“邓公之砚，魏公之孙。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邓公德而寿。三复吾铭，以究令名。”铭中“魏公”即魏国文正公王旦，有文采，北宋初年名臣，累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系王巩祖父。砚铭实为颂王巩长辈们之功德。元祐中，苏轼又应王巩之请，为其先父王素作《王仲仪砚铭》：“汲、郑蚤闻，颇、牧晚用。谏草风生，羽檄雷动。人亡器有，质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王素，字仲仪，系王旦第三子，赐进士出身，历任各官，颇有声望。铭文以汲黯、郑当时、廉颇和李牧名臣名将类比，颂赞王素之文治武功。可见，以颂为铭，苏轼砚铭亦多如是。

苏轼晚年也曾写过应酬砚铭。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自儋州渡海北归，抵韶州时，有曲江县令陈密款待甚殷。陈密，即陈缜。苏轼为其作《陈公密子石砚铭（并引）：“公密躬自采石岩下，获黄卵，剖之，得紫砚。铭曰：孰形无情，石亦卵生。黄胞白络，孕此黝頳。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大意是说，陈密紫石端砚很好，是上天送给他的，会给他家庭带来祥瑞。

四、后人怀咏“苏轼砚”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的杰出代表，在诗文书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虽宦途坎坷，但性情豁达，不拘于自怨自堕，这使得他在两宋乃至今天一直是众多文人雅士心向往之的人物。所以面对苏轼遗砚，士人们自然是睹砚思人，文思泉涌，纷纷表达内心的情感。如北宋文学家赵鼎臣《东坡兄弟应制举日各携砚一入对廷中而黄门之砚为其甥文骥所宝好事者往往有诗文以请余故亦同赋》:

不见东坡老弟昆，文章浩荡失渊源。

眉山当日人何在，曲阜他年履尚存。

试想研磨虽有处，欲寻斧凿见无痕。

计功何必惭周鼎，会使词林百怪奔。[11]

赵鼎臣，字承之，号苇溪翁，元祐六年进士，曾与苏轼、王安石等人相酬和，有《竹隐畸士集》。此诗为苏轼亡故后，赵鼎臣题咏苏轼端砚诗。诗中作者将苏轼与曲阜孔子相提并论，不仅赞叹其文章功业的才华，也抒发了对友人的怀念与惋惜之情，并劝慰士人要有一番作为。

苏轼三子苏过因怀念先父，也曾题咏父亲端砚，作《先君与叔父试制策各携一端砚外孙文骥藏其一过藏其一名贤良砚》:

其一

两翁出蜀时，不携一束书。

朅来奉大对，昧死排奸谀。

谏官与御史，钳口惭青蒲。

其二

翁登鸳台上玉堂，论思献纳在帝旁。

居夷渡海不汝置，险阻艰难曾备尝。[12]

诗题中“先君”即苏轼，“叔父”即苏辙。苏氏兄弟文学成就斐然，但二人在政治仕途上皆因直言敢谏、不屑于攀附权贵，多次被贬，尤以苏轼为甚。苏轼被贬途中，苏过一直陪伴左右，深感先父之不易。第一首讲述先父与叔父冒死谏言；第二首讲述苏轼乌台诗案后被贬海南时，备尝跋涉渡海、万里投荒的艰辛，诗人表达了对先辈高尚人格的钦佩赞美之情。

到了南宋，有文学家周紫芝作《题雪堂大研一首》怀咏苏轼雪堂大研：

河间多书人共知，未见紫岩方玉池。东坡老人上天去，流落人间君得之。宝匣初开眼光眩，相约君家与同看。麝煤霮䨴云满天，尺璧坚温玉微汗。峨眉山高两苏出，自是斯文有秦汉。先生著书书满家，晚得穷愁坐城旦。只今虿尾人争传，异时龟趺不须断。百年荣辱一梦余，空与高人作奇玩。安得大手揭阳君，为我铭此元宾研。[13]

周紫芝，字小隐，号竹坡居士，安徽宣城人，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因谀颂秦桧父子，为人诟病，但其诗词俱佳，尤推崇梅尧臣和苏轼。此诗讲述了诗人的好友收藏苏轼雪堂砚，面对良砚，诗人联想到了苏轼的文采横溢、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对其才华和人品的倾慕。苏轼散文《雪堂记》记载，“雪堂”砚为苏轼谪居黄州时所用，“雪堂”是其会客室名，因在下雪天落成，故名“雪堂”。雪堂砚为抄手式端砚（如图4），质地细腻。砚堂久用成凹，砚底篆刻“雪堂”二字，砚左右两侧刻有纪事铭文，铭曰：“元佑六年十月二十日，余自金陵归蜀道中，见渔者携一砚售人，余异而询之，□□得于海滨，余以五百缗置之，石质温润可爱，付迈以为书室之助。”铭文记述了购买此砚的经过。

图4 苏轼雪堂砚

到了清代，出现了大量的题苏轼砚铭，仅乾隆皇帝就有6 首关于苏轼使用过的端砚的题铭，分别为《题宋苏轼龙珠砚》《题宋苏轼东井砚》《题宋苏轼结绳砚》《题宋苏轼从星砚》《题宋苏轼石渠砚铭》。这些砚铭与乾隆藏砚并编纂《钦定西清砚谱》有关。乾隆时期，乾清宫内府藏砚颇多，他曾担心：“久陈之东西暖阁，因思物每系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荟萃记，或致遗佚失传为可惜也。”于是，命廷臣于敏中等人收集内府所藏古砚精品240 方，于乾隆四十三年（1877）编纂成《钦定西清砚谱》。《钦定西清砚谱》详细绘载了苏轼曾使用过龙珠砚、东井砚、结绳砚、从星砚、石渠砚。“谱既成，欲命于敏中拟四六引言，以行之，既思题句铭辞皆自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14]。由此可知，《钦定西清砚谱》中记载的砚均镌刻有乾隆皇帝御题砚铭，其中有多首关于苏轼的砚铭这些砚铭或以砚纪事或品评鉴赏，昭示后人。如乾隆在苏轼东井砚下方侧壁刻楷书题铭一首：“井者，清也。可用汲，慎王明也。井者，养也，老安少怀，圣言仰也，如子瞻者，虽不能行其志于时，东井铭砚，足睾思也，吾恐明于古而昧于今，将为人所嗤也。”[1]259铭文怜惜苏轼有才有德,然无明王赏识用之，故乾隆以砚铭自鉴，要登用贤才。

五、结语

苏轼以其天纵之才，成为华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图腾式人物，也是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砚史名家。中国古代历史上爱砚名士数不胜数，惟有苏轼享有“东坡玩砚”之盛名，可见其在砚史上的特殊地位。苏轼一生与端砚有着较多的联系，《苏东坡全集》中所收录的多达四十余首砚铭显示，苏轼不仅嗜爱端砚，还热衷于收藏古人端砚。苏轼使用和收藏端砚偏重其实用价值，石质优良温润，形制古雅大方，这对当今制砚和藏砚流于形式艺术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其撰写的大量涉砚诗文、铭文，是苏轼在日常生活中与亲朋好友之间的题诗唱和与规诫颂雅，对好友题赠砚铭多为记事咏志，对子辈后学题赠砚铭则规诫勉励，而对于德高望重之长辈则多颂扬溢美。且由于苏轼坎坷的仕途、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旷达的性格，后人对苏轼所藏、所铭之砚，皆百般求取，珍若拱璧，同时往往题铭歌咏，咏怀斯人。这些题咏，皆是后世收藏者、观赏者借以寄托怀苏、慕苏、祭苏情怀的媒介，其借物寄情的性质，并无二致。但在扩大端砚的文化影响力，加深我们对苏轼与端溪砚事之间密切联系的理解等方面，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