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爱民

（广东省德庆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广东 德庆 526600）

一、《笔纪》背景及作者

历史上德庆州志多次修编，现存嘉靖、康熙、乾隆、光绪四种州志。至民国间，梁芸等完成了民国县志史料辑稿《德庆县征访册》，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未能付梓成书①据《德庆文史》第二十一册，德庆政协编印2006，179页。另据香港大学马楚坚教授（德庆政协特聘委员）介绍，他曾在台湾见过《德庆征访册》一套七册，为清末德庆州贡生梁芸等纂辑的手稿本，1930年完成编写，现珍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分馆特藏部，成为孤本。。因此，德庆“州册”尚缺清末至民国间史料。及至新中国成立，德庆县于1996 年修县志时，由于档案资料缺乏，辑录此段历史比较简略。

《康州署篆笔纪》（上下册）《圭山从事笔纪》（上册）（以下简称《笔纪》）手钞本②《康州署篆笔纪》《圭山从事笔纪》手钞本，封面不署撰人姓名。内页钤“广东人民图书馆藏书”印，应为该馆藏书。笔纪无页码编排，下文注释皆以时间记事为序。，是清末署任广东德庆（康州）知州赵承炳，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十二日“藩署悬牌委署德庆州篆务”③《康州署篆笔纪》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下文纪年均为光绪年）。起，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初四“是日知藩署悬牌委署陆丰县事”④《圭山从事笔纪》三十年十二月四日（下文纪年均为光绪年）。止，在德庆州任内两年零两个月所记衙门公务笔记。内容涉及清末德庆社会经济重大事件以及衙门日常运作等手稿史料共190 多页，约3 万多字。资料为日记体，虽文笔简练，但信息量非常大，部分史料无疑可与州县志互稽、补阙，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笔纪》封面无作者署名，惟据文内记录光绪二十九年二月《祭福德祠土地文》记有“署广东肇庆府德庆州知州赵□□昭告于土地尊神：窃惟尊神……承炳去冬摄理州篆，自惟才疏德薄，常恐不胜其任，惟存克己爱人、怀法利民之心……”⑤《康州署篆笔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九日（补记），二十九年二月撰。一语，则《笔纪》作者为赵承炳无疑。另据《德庆县志》也收录了“清德庆州知州赵承炳请督府暂免捐三成田税廪词”一文，文中有“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宪台札开……”[1]822等字样，也可确认赵承炳于光绪二十八年任德庆知州。

赵承炳生平缺载，笔记中也未明确提及，惟据《笔纪》中（赵承炳）“接常州家信”⑥同上揭书，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等片言只字，另篇有（赵承炳）“电致江西南昌府电报局，嘱新儿请假回常州，送家眷来德庆署”⑦同上揭书，二十九年十月初十。之句，逾月“二十七日，家眷自江苏到署”⑧同上揭书，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等语分析，推断赵承炳应为“江苏常州人”无疑。

二、《笔纪》所涉清末德庆社会面貌及史料价值考略

（一）德庆“崩山积田”严重，沦为粤省最穷县

光绪末年，德庆各乡水土流失严重，“崩山积田”益甚，造成百姓“措纳无田之粮……实属粤省所仅闻”①《康州署篆笔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德庆已沦为广东最穷县。据光绪《德庆州志》记载，德庆“崩山积田”始于道光年间：

道光十八年夏大雨，金林山始崩。迩年沙阜大半摧塌，田埋于沙，不可耕作，民多逃亡，力食于粤西（广西）者以万计。山氓多烧枫杉，淋灰作碱，烧都念树根为冶炭，木根尽则山枯，遇雨而沙随漂败，荒田亦日增。[2]582,339

《笔纪》记录崩山积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中洞村“下新、上新（地名）至中洞白马塘等处，破碎之山十居八九，崩沙下注，所有稻田，皆成弃地。自道光以来，州境诸山崩裂不少，良田悉成荒陇”②同上揭书，二十九年九月初九。。但就在赵承炳接任后的第十天，“省委孔善夫大令，催吏攒差到署面谈”③同上揭书，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催缴历年积欠官府粮税事。赵承炳到任后发现，欠缴粮税并非官府催科不力，实为各乡水土流失严重，致“田埋于沙，不可耕作”之故，若按原州册田亩征粮已无可能，“民纳无田之粮”这才是历年积欠官府粮税的根本原因。赵承炳禀报督抚时指出：

卑州处万山之中……近年各处岗岭崩颓，溪潦涨发，山田平野，均被沙石冲压，从前麦黍芃芃，今则一望数十里，并无耕鑿之区，其荒凉亦可想矣……至是百姓之终岁辛勤，措纳无田之粮，非独富室无几，即小康之家亦不数觏（gòu）……程牧前禀，谓居民每日仅能两粥，尚系指附城各乡而言，遇年节喜事，方始一饭，此等苦况，实属粤省所仅闻……故敢披沥上陈，为民请命，准将三成粮捐仍行从宽豁免”……④同上揭书，二十九年正月初七。

禀文上呈后，引起肇庆府多兴三太尊（知府）的注意，亲自“到德庆查看山崩、沙积、荒熟田亩”等情况，连续两天沿“马圩一路查看崩山沙积；至官圩，延见绅耆谈山崩沙积情形”⑤同上揭书，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初三、初四。。此事还惊动省署高层，“旋接专差来信，俟新藩宪胡方伯（布政使）过境后来德庆查看山崩沙积”⑥同上揭书，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情况。虽然省署查核田亩损失数字《笔纪》未见记录，但德庆的“崩山积田”情况无疑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此段史料可与《德庆州志》《德庆县志》互稽、补阙。

清末至民国时期，德庆的“崩山积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严重制约着德庆的农业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德庆县于1957 年提出全面控制水土流失”的工作方针，至1958年，赵承炳《笔纪》中提到的中洞乡，由于“治理崩山成绩显著，从缺粮乡改变为余粮乡，被评为全省特等模范单位，受到国务院奖励……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德庆水土流失情况得以初步控制，获得了显著效益。（此事）引起海内外水土保持专家学者的关注，到本县考察和学术交流，在50年代有苏联和越南，随后有联合国粮农组、尼泊尔、墨西哥、泰国、德国、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组织”。[1]274-280

图1

图2

（二）清末司法制度的积弊与改良

所阅赵承炳《笔纪》，记录了大量的清末司法审判案例，几乎“无日不判”。由地方行政长官一手包办审案、断案，是封建司法制度最大的特点。这种“司法行政合一”的审理制度，存在行政与司法权力不分的情况，极易导致审判的不公，这样的审理制度一直沿至清末。其间，朝廷也曾提出过一些改良措施，包括由异地州县官“会同查验、会同提审、交叉提审、府委会审”①《康州署篆笔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八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六日记。等举措，在《笔纪》中都有体现，但收效甚微。光绪二十八年岁末，赵承炳“奉札”赴罗定州“会同查验翁永基毙命”一案，可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末“司法行政合一”制度框架下“官官相护”的积弊和朝廷对审理制度改良的用心，但效果乏善可陈。

《笔纪》记道，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肇罗道周晓丹观察札委赴罗定州，会同查验糧户翁永基，被该州太平粮站司事江道福、粮差黎木火等，因追粮私押毙命一案”②同上揭书，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是由官府粮差暴力征粮而引发的命案，肇罗道启动“会同查验”程序，“札委”（委派）德庆知州赵承炳赴罗定州“会审”（异地官员司法介入）。

赵承炳二十七日“午后至罗定州，见熊三峰太尊（知州）晤谈一切。即日会审殷丁彭亚毛，粮差彭丙、黎木火，分别重责收押”③同上揭书，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赵第一时间取得口供，办案可谓迅速。但是，此时粮站司事江道福（官差）已由殷丁彭亚毛顶替，（不排除罗定州已做了调包顶替手脚）。遇到本衙出命案这样的事情，由肇罗道委派异地官员司法介入，初衷是防止本衙枉法判案，但很明显，这是很难做得到的。在“司法行政合一”审理框架下，州县枉法处理案件乃平常之事。

此时罗定州本应回避此案，但知州熊三峰并未这样做，且双方一见面即“晤谈一切”，突显清末司法审理制度有明显的“官官相护”嫌疑。而清廷律例州县官是不可以公然违反的，为了维护官府体面，于是官场中就会找出各种办法来规避上峰的问责。而赵承炳还会考虑本次“查验”是否会损害同僚的利益，他要找出对自己、对同僚都有利的解决方案（不排除受贿），而最后的解决方案，其实在“晤谈”中就基本确定了，他的任务可能就是配合走过场而已。

二十八日，赵承炳启行至事发地太平圩查验案发现场（验尸）。时值岁晚，这个由官府公差催粮引发的命案特别引人注目，以致“该圩士民老少以千百计，并有士子十余人、翁姓耆老数名迎于道左……”④《康州署篆笔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奇怪的是，赵承炳并没有现场“查验”（验尸），到场后只是“传屍亲翁梁氏、梁南林反复抚慰，曲为开导。旋据翁梁氏面呈拦验，具结而退”⑤同上注。草草收场。清代司法重视口供和快速“具结”，州县官最怕绅民“健讼”，特别是命案，最好是想办法迫使原告尽快“具结了案”，赵承炳两样都做到了。此案最终以原告翁梁氏“面呈拦验，具结而退”，即由尸亲翁梁氏出具保证文书，主动请求官府免除验尸，也不追究被告责任了。结果，千百人瞩目的异地官员介入查验以“拦验和息”结案。

审结此案“申刻返至罗定州署，与熊三峰太守面商一切。复与汪希澄（熊三峰刑名席）商榷会禀肇罗道稿件（公文）”⑥《康州署篆笔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匆匆起程回德庆。此命案前后两天即快速了结，赵到底做了什么“开导”或罗定州做了什么梳通工作，《笔纪》肯定是没有记录的，但赵记录了被告粮站司事江道福（官差），由殷丁彭亚毛顶替这个事实，这种大事化小事，官官相护的操作方法已成为晚清官场的积弊。此案会禀肇罗道公文也是两州官“面商”的结果，至于如何处理三人，百姓也是无从知晓的。

在清代“司法行政合一”的积弊下，相对彰显司法公平的“会同查验”是司法审理制度改良措施之一，客观上对缓和社会矛盾、预防错案、假案的发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从此案例分析可以判断，清末司法的会同查验在“司法行政合一”的构架下有流于形式之嫌。这种查验在《笔纪》中还有多处记载，说明晚清时期的司法制度也还是在不断完善改良中，《笔纪》大量详略不等的案例成为研究清代司法制度很有价值的史料。

（三）西方强权下地方官员与洋人打交道缺乏经验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美通商的关口，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随后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涉外事务，但在各省却没有设立相应机构，州县一级官员更无办理涉外事务的经验。

《笔纪》记录了光绪年间有美国兵轮在德庆的活动情况。赵承炳五月初七日至悦城水口准堤阁验看新建学堂工程，并准备参加第二天悦城龙母诞活动。有“美国兵轮船主（长）晏打臣、大副司多麟来晤，广安水军统带孙权之军门、肇庆协台履谦、悦城分司赵立之来晤”，晤谈何事，有何公干？《笔纪》无记录。赵于次日（龙母诞）“午后邀美国兵轮洋人、广安水军孙军门、肇庆履协台宴会。并往美国兵轮茶会，晚赴庙前观戏①。赵承炳与洋人打交道，虽不致于手忙脚乱，但明显经验不足。时《中美天津条约》签订多年，按条约规定，外国兵船是严禁进入中国内河的，这则史料说明中美通商后，美国持续对中国内河的武力渗透。德庆悦城虽设有巡检司及广安水军等，但并未对兵轮进行阻拦。相反，地方长官及水军长官还宴请美国兵轮船长、大副，并邀在悦城龙母庙同台看戏，可能赵承炳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已经损害了国家的主权利益。

清政府特别惧怕洋人的“船坚炮利”，想尽办法阻止外船、特别是兵船进入中国内河。《中美天津条约》第九款规定，大合众国如有官船在通商海口游弋，只能“近至沿海各处，如有採办食物、汲取淡水或需修理等事，中国官员自当襄助购办”。外船若未经批准，一律不能进入中国内河，兵船更是严格限制。其第五款规定：“大合众国大臣如有要事，不论何时应准到北京……往来应由海口，或由陆路，不可驾驶兵船（进入）……至上京，必须先行照会礼部，俾得备办一切事款”[3]90-91。而美国兵轮肆无忌惮深入到西江内河至德庆，不论有无照准，兵船进入内河，这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武力挑衅，这说明当时清政府地方官接触外事比较生疏，同时也是非常惧怕洋人的。

《笔纪》记录了美国基督教教士陈安德在德庆“买受地基”建教堂情况。“十五日，美国教士陈安德来署，言伊在东门买受地基一块盖造医院。基内有旧坟二塚，闻系戚姓，请转饬戚汝霖迁移，该教士酌给迁费银两云”②同上揭书，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按《条约》规定，这种“买受地基”是不合法的。《中美天津条约》第十二款规定：“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听大合众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3]91。也就是说，外国教会在中国通商城市设立医馆、礼拜堂所需用的土地只能租，不能买。

以德庆教区为中心的德庆传教团后来发展到罗定，都城两个教区，也有类似买受土地情况。据美国传教士Miss Alice Robb《HOl MOON》一书记载：“德庆传教团经过调查之后，接收了罗定地区的传教工作，用钱买下了罗定地区教会的地产，包括一座可容纳两百人的教堂……”[4]89。说明外国人在中国买受土地并非个案，这也为我们研究基督教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四）“清末新政”废科举创办新学

赵承炳在德庆任职所处的正是封建科举制向近代教育制度的转折过渡时期。时行“清末新政”，新政内容之一，就是废除已历千年的科举制度，时朝廷诏各地书院改设学堂创办新学。赵承炳对创办新学比较积极，此可窺见一个基层封建士大夫配合朝廷创办新学的态度。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十月，德庆州开考州（县）试，这是赵承炳最后一次主持州县试。州县试与科举考试其他环节不同，州县试一共要考五场，从命题、阅卷、录取均由州县官包办。是年德庆州县试，赵承炳在出题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笔纪》记道，十月二十二日“五鼓赴考棚，开考第三场，时务策题：《开办学堂（新学），使民间渐知学业，宜如何化民成俗、勤进于学策》”；二十六日“五鼓赴考棚，开考第四场，外国政治策题：《东西洋各国商务日新月盛，其要何在》”③同上揭书，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说明此时县官出的考题并非全部取自四书五经八古文了，还需考生了解中外时事政治等知识，是年为朝廷诏办新学的转折点。笔记所录大量此类资料，正是我们研究清末废除科举后兴办新学的珍贵史料。

（五）清末社会“弊政”与基层社会控制模式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李鸿章总督两广，借口以筹办“海防经费”为由“化私为公，由官厅收饷，准予公开承办番摊（赌博）”[5]277。官府驰禁赌博，一时广东各州县赌馆林立，于是游民、赌徒日众，德庆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笔纪》记到：

查德庆三年打醮一次，本月九日适逢其会，东门外东豪街、东胜街演戏两台，灯彩通衢，弦歌不绝，颇形热闹。所可恶者，街面赌馆鳞次栉比，灯烛辉煌，赌徒拥挤如蚁。兼之河下（河滩）画船灯光如昼，亦是开赌，广东赌风甲天下，洵为风俗人心之害。④同上揭书，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清季德庆社会动荡，盗贼蜂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影响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在《笔纪》中多有记载。其时清政府外忧内患，国防空虚，兵力分散，维持地方治安，若单靠肇府派营兵协办，实为杯水车薪，营兵所到之处，大多只是形式上宣示军威而已，州县一级的社会治安控制，主要还是靠动员地方士绅举办团练维持。

赵承炳举办团练的措施之一，是纠集、收编掌握在地方绅耆手中的民团组织，并促请当地士绅出面举办团练。赵连续多次以官府名义下谕，屡传“城内团绅贡生李瑞中、廪生徐炳成面商办团事宜；又传城外团长陈荣堃、李永畛、欧杏秋等商办团练事务；再谕饬城内城外团总迅即筹办团练”①《康州署篆笔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八、初九、二十日。，重点是促请当地士绅面商收编民团，设立“团练公局”，由州县统一解决抢械及部分资金，办理由州县控制的地方团练，实施城乡社会控制。

德庆所处的粤西地区的广宁、怀集县盗匪猖獗，已威胁到与德庆接壤的内乡地区。面对急剧动荡变化的社会，官、绅共同的反应是加快办团的进度，在官府的倡导下，由地方推举一些正途出身的士绅出任“局绅”，再由州县下“谕单”确认，受权防卫、缉捕等权力，省署统一派发枪械，纳入官府统一指挥管理。《笔纪》记道：“探闻粤西怀集县匪滋扰州属大肚塘，窥视荣陽、金林乡等处（均德庆境）”；又报“怀集本月十三日失守，二十日申刻广宁戒严，匪徒直下四会县石狗圩”；又“探闻土匪麇聚广宁古水圩，离莫村（德庆境）三十余里”②《圭山从事笔记》三十年八月初十、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形势紧迫，赵承炳立马赶“至播植圩（内乡），传团首區凤祥、谢镜溶赶紧齐团。谕该约首赴省请领毛瑟枪以资利用。并嘱播植王巡检承烈催促办团”③同上揭书，三十年九月初十。。

“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三，新任陈次叔刺史到州，（赵承炳）交卸篆务，收拾行装，料理交代事件”。上峰深知赵承炳办团有分寸，交接期间，赵“接肇府多兴三太尊在广宁县来信，邀赴广宁办理清乡事宜”④同上揭书，三十年十月初三、初五、十二日。。清乡事毕，赵承炳才回至省署报到，往见藩宪胡揆甫方伯，因办团得力“颇蒙奖许”，又奉方伯“面委留办德庆州团防”差事。赵马不停蹄，二十三日即返回德庆州署“晤陈次叔刺史，谈德庆团练事宜。（即）传康平局绅士徐炳成、李永畛等赶办附城内外团防事宜”⑤同上揭书，三十年十月十六、二十三、二十五日。。在州县的受权下，其时赵已完成德庆“康平公局”的组建工作，可以直接指挥公局加速齐团，开展全城布防工作。

内乡办团的情况如上所述，徐炳成、李永畛、刘植卿（举人）、区凤祥、谢镜溶等均当地名士，有较高的基层威望，由士绅出面办理团练，官府出资（枪械）的方式，可在短期内齐团千人，足可解决地方治安防御问题。《笔纪》记录了“高良绅耆张德堂、李兰瑞等有团丁四百余名；莫村团绅主事刘植卿有团丁六百余名；悦城团首冯星汉、卢淦琦等约团练共八十村，团丁计一千二百名。有事则齐团，无事各安耕种，此约章也”⑥同上揭书，三十年九月初八、初九、十一日记。。这种“有事则齐团，无事各安耕种”的齐团方式，既可大大减轻官府举办团练成本，也符合农村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成为晚清德庆城乡举办团练的基本模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晚清广东城乡基层社会控制提供了一手史料。

（六）关于悦城龙母的“里籍”问题

悦城龙母为德庆州之福神，是岭南两广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赵承炳上任后未逾月，即专门晤见悦城廪生卢炳琦，了解悦城龙母事迹，“谈及悦城龙母，谨闻龙母系秦朝人，古时广西发大水，神随水流至悦城，遂居焉，豢养五龙……”⑦《康州署篆笔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每年五月初八日，为龙母诞庙会，这是龙母信俗、龙母文化的反映。2011 年，广东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庙会（龙母信俗）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龙母信俗”的研究，前人著述已有多项成果，但关于龙母的身世及“里籍”问题，学界与民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学界着重于“文献说”；民间则有“漂流说”，拥有大量的信众。随着开发旅游，各地皆想“援此以为重”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关于龙母是何许人的问题，南北朝沈怀远《南越志》记载龙母为端溪人，曰“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今德庆）人也，常居涧中捕鱼……”[6]3135。也就是说，文献记载龙母“里籍”是广东德庆。

考康熙《德庆州志·龙母娘娘传》记载：“敕封护国通天惠济显德龙母娘娘温氏者，其先广西藤县人，父天瑞，宦游南海，娶程溪梁氏，遂家焉……”[7]277。此后民间开始流传龙母从广西藤县漂流至悦城的传说。民俗学家叶春生教授在其《民俗文化讲演录》一书中，也采录了这个“龙母自广西随水流至悦城”的传说，但民间传说始于何时，书中没有说明[8]008。赵承炳《笔纪》中则明确记录了传说中的龙母系“广西发大水，随水流至悦城”的说法，把民间口耳相传的龙母身世传说故事往前推了一、二百年，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记载龙母从广西“漂流至悦城”的文献版本。

三、结语

赵承炳两种《笔纪》史料，诚为清末广东德庆的重要地方文献。《笔纪》揭示并指出清末德庆“崩山积田、水土流失”，导致可耕地大面积减少，是近代德庆农耕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关于清季司法审理案件、“赌风甲天下”的社会弊政陋习的揭示，以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筹办城乡保甲团练等情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或把握清末粤西城乡社会面貌，更为我们了解、研究清季的司法制度、保甲制度、乡村基层社会控制提供了史料依据。同时，对筹办新学、地方风土民情等的记录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赵承炳《笔纪》虽然算不上是真正的档案，但其记录的史料细节，是档案史料不可替代的，其文献价值尤显珍贵。

《笔纪》内容丰富，但由于是日记体，结构显得比较散乱、琐碎，不少事情是找不到上下文的，要在日记中梳理出头绪很费时间。本文只摘录了小部分片段进行了初步研究，因此，《笔纪》中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