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实施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2023-11-27纪元

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2023年11期

摘要

對四省市的中小学生、家长、教师的调查发现：学生课后服务参与度、满意度普遍较高，课后服务内容、师资是影响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学历、收入、课后服务设施正向预测家长课后服务参与度，课后服务监管制度更容易正向预测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教师课后服务参与度存在班级规模效应，其课后服务满意度提升空间较大，薪酬待遇成为最重要正向预测因素。因此，建议持续丰富课后服务资源供给，强化课后服务师资质量提升，深度满足学生多元需求；强化家校沟通反馈机制，提高课后服务信息传导效率，提升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优化教师课后服务工作氛围，提升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综合收益，促进教师满意度提升。

关键词

“双减”政策课后服务家校沟通

引用格式

纪元.“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实施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教学与管理，2023（33）：28-33.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1]。课后服务作为学校“减负提质”的重要手段，旨在帮助中小学校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构建良好的育人环境，也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平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积极配合形式内容多样的课后服务来落实响应。本文对四省市26所中小学课后服务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课后服务实施的现状，学生、家长、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程度及满意度情况，分析影响课后服务效果的影响因素，为更好地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结合“双减”政策下课后服务在天津、山东、河北、山西四省市的实施情况，设计了学生、家长、教师问卷。学生版问卷主要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参加课后服务的内容以及形式、学生对课后服务基本情况的满意度、课后服务对学生的影响等方面。家长版问卷主要包括：家长个人及家庭的基本信息、家长对课后服务的了解程度及参与意愿、家长对课后服务开展基本情况的满意度、家长对课后服务的期望。教师版问卷主要包括：教师基本信息、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情况、教师对课后服务基本情况的满意度、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对自身的影响。对于课后服务的维度主要从内容、形式、时长、师资、监管措施、预期效果等方面进行划分。问卷经检验信效度均处于良好水平。

2.研究变量

为研究影响学生、家长、教师三方对课后服务参与情况以及课后服务满意度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SPSS 25.0进行回归分析。三个问卷中因变量均为是否参与课后服务（“0”代表未参与，“1”代表参与）与各主体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从“1-5”代表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越来越高）。

学生问卷中，个体基本信息变量包括学生性别、所在年级（小学一至三年级、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学校所在地理位置（市区、郊区、村镇）。

家长问卷中，学生家庭背景及家长个体信息包括学生家庭年收入（低收入家庭为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为年收入在2万元至15万元的家庭，高收入家庭为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家庭）、家长最高学历（高中及以下、专科及本科、硕士及以上）、家庭就业情况（双方均就业、一方就业、双方均待就业）。

教师问卷中，教师个人基本信息变量包括教师性别、教师教龄（5-9年、10-14年，15-19年，20年及以上）、教师最高学历（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及以上）、教师所教年级（小学一至三年级、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

在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的设置中，均以三方对课后服务开展具体维度的评价来描述。其中学生、家长问卷中评价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分为5个等级，数值越高表示对课后服务该维度评价越高，“1表示非常差”“2表示比较差”“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好”“5表示非常好。教师问卷中包括课后服务时长的评价（1小时以下、1-2小时、2小时以上）、课后服务给教师带来的压力程度与教师对经费补贴标准的评价（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课后服务班级规模（20人以下、20-39人、40人及以上）。

二、课后服务参与及满意度情况

1.课后服务参与情况

调研选取我国中东部省份天津、山东、河北、山西四省市中小学广泛开展，问卷通过线上“问卷星”发放，共回收学生有效问卷9273份、家长有效问卷9730份、教师有效问卷885份。在被调查的9273份学生样本中，不同类别学生课后服务参与率整体较高，具体见表1。在回收的885份有效教师问卷中，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积极性高，具体见表2。

2.课后服务满意度情况

学生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情况整体较高。男生对课后服务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数量占比80.0%，女生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数量占比78%，且男生平均值4.35高于女生4.29。非独生子女群体中，满意度均值为4.35；独生子女中，满意度均值为4.28。小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值为4.37，初中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值为4.28，市区学生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为4.30，郊区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值为4.33。

将家长按最高学历以及家庭经济收入进行划分时发现高中及以下学历、专科及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值分别为：4.46、4.33、4.12。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的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值分别为：4.32、4.33、4.29。

男性教师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值为3.84，女性教师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均值为3.86。将教师按所教授年级划分为小学一至三年级、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三者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值分别为3.94、3.97、3.78。

三、課后服务参与及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1.学生课后服务参与情况及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将影响学生参与课后服务及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模型4只考虑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学生个体基本信息对学生是否参与课后服务与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19%、4%。模型2、模型5只考虑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的评价对学生是否参与课后服务与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21%、28%。模型3、模型6综合考虑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和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这两方面因素对学生是否参与课后服务与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66%、79%。具体数据见表3。

表3 学生课后服务参与情况与课后服务满意度

影响因素分析

注：**p<0.01.*p<0.05，n.sp>0.05（下同）

（1）学生参与课后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在控制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不变时（见模型3），男女生参与课后服务情况无显著差异（p>0.05），学生所在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学校地理位置与是否参与课后服务显著相关。表现为学生年级越大，参加课后服务情况越好；学生是独生子女参与课后服务情况好于非独生子女；郊区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情况好于市区学生。

在控制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变量时，学生对课后服务师资配置（β=0.306，p＜0.01）以及课后服务效果（培养兴趣爱好）的评价（β=0.128，p＜0.01）产生了显著的相关关系，表现为学生对课后服务师资配置的评价与课后服务效果（培养兴趣爱好）评价越高，学生参与课后服务情况越好，且学生对课后服务师资配置评价比学生对课后服务效果（培养兴趣爱好）更能影响学生课后服务参与情况。而课后服务内容评价和课后服务效果（提高学习成绩）评价与学生是否参与课后服务无显著关系。

（2）学生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控制课后服务具体开展情况变量不变时（见模型6），学生性别对课后服务满意度方面呈现显著差异，且男生满意度高于女生。在探究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差异时发现非独生子女的满意度高于独生子女。小学生与初中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年级越高学生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越低，这与付卫东的研究结果一致[2]。

当控制学生个体基本信息不变时，发现课后服务师资配置评价、课后服务效果（培养兴趣爱好）的评价、课后服务效果（提高学习成绩）的评价均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有正向关系。课后服务内容的评价（β=0.588，p＜0.01）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较大，其次是课后服务师资配置评价（β=0.199，p＜0.01）。然后依次为课后服务效果（培养兴趣爱好）评价、课后服务效果（提高学习成绩）评价。

2.家长课后服务参与情况及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家长不直接参与课后服务，但家长影响孩子参与课后服务的意愿。将影响家长参与课后服务意愿及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模型7、模型10只考虑家庭背景情况及家长基本情况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家庭背景情况及家长基本情况对家长是否愿意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与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18%、17%。模型8、模型11只考虑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的评价对家长是否愿意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与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45%、68%。模型9、模型12综合考虑家庭背景情况及家长基本情况和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两方面因素对家长是否愿意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与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63%、87%。具体数据见表4。

（1）家长参加课后服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时（见模型9），学生家庭年收入、家长最高学历、家长就业情况均对家长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学生家庭年收入越高，家长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意愿越强；父母学历越高，越愿意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家庭就业情况越好，家长越愿意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

在控制学生家庭背景与家长个人信息不变时，探究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对家长参与课后服务意愿的影响时发现：对课后服务师资配置的评价和对课后服务效果（缓解焦虑）的评价与家长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意愿无显著相关性（p＞0.05），而其他各因素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对课后服务的场所设施的评价（β=0.165，p＜0.01），其次是对课后服务开展内容的评价（β=0.158，p＜0.01），接着依次是对课后服务开展时长的评价、课后服务监管制度的评价、对课后服务效果（解决接送问题）的评价，影响最小的是课后服务政策感知程度。

（2）家长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在控制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时发现（见模型12），家庭年收入、家长最高学历、家长就业情况均对其课后服务满意度无显著影响。在控制学生家庭背景信息及家长个人信息变量不变时发现，家长对课后服务监管制度的评价（β=0.459，p＜0.01）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对课后服务场所设施的评价（β=0.162，p＜0.01）、对课后服务时长的评价（β=0.138，p＜0.01）、对课后服务内容的评价（β=0.101，p＜0.01）、对课后服务师资配置的评价（β=0.089，p＜0.01）、对课后服务效果（解决接送问题）（β=0.016，p＜0.01）的评价。

3.教师课后服务参与情况及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将影响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情况及教师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3、模型16只考虑教师个体特征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教师个人基本信息对教师是否参与课后服务与教师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19%、24%。模型14、模型17只考虑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的评价对教师是否参与课后服务与教师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32%、48%。模型15、模型18综合考虑教师个体特征和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知，两方面因素对教师是否参与课后服务与教师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解释率分别为68%、76%。具体数据见表5。

（1）教师参加课后服务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在探究教师课后服务参与情况的影响因素中，控制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时（见模型15），教师性别、教师教龄、教师最高学历、教师所教年级均与教师课后服务参与显著不相关。在控制教师个体特征变量不变时，每天参与课后服务时长对教师是否参与课后服务影响最大（β=-2.311，p＜0.01），其次是教授班级规模（β=-0.626，p＜0.01），且教师每天参与课后服务时长越长，教师越不愿意参加课后服务，教师教授班级规模越小，教师越愿意参加课后服务。

（2）教师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在控制课后服务开展具体情况变量时（见模型18），发现教师性别、教师教龄、教师最高学历、教师所教年级与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在控制教师个人特征变量不变时发现，课后服务经费补贴标准的评价（β=0.557，p＜0.01）与教师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呈正向相关，课后服务给教师带来的压力程度（β=-0.134，p＜0.01）与总体满意度呈负相关。对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最大的是经费补贴标准的评价。缓解教师在课后服务中所感受的压力，也会显著提高教师对课后服务整体的满意度。课后服务给教师带来的压力程度以及课后服务补贴标准不会显著影响教师是否参与课后服务，但会显著影响教师对课后服务整体的满意度。

四、研究结论

1.学生课后服务参与度、满意度普遍较高

82.0%的男生和80.8%的女生参与了课后服务；小学生课后服务参与度在六成以上，初中学生课后服务参与度达到九成以上；市区、郊区学生课后服务参与度高于85%，乡镇学生课后服务参与度超过60%。这体现出中小学生群体对于课后服务的重视程度，这与“双减”政策宣传充分、课后服务保障措施得力相关。

学生群体课后服务满意度超过七成，不论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其课后服务满意度均属于较满意层次；不同区位地区学生满意度普遍属于较满意层次。这与课后服务举措较为丰富完善有关，为中小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活动，深度契合了广大学生的成长需求。

对于学生群体而言，课后服务资源是否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教师群体的课后服务水平是否满足了学生的期待，更容易正向预测学生的课后服务满意度，这与相关研究结论相一致[3]。因此，在提供后续课后服务中，需要更加注重课后服务资源的品质和教师的能力水平，优先选择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和高質量的课后服务项目，充分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并且，课后服务虽开展了一段时间，但学生培训需求尤其是学科类培训需求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如何满足这部分学生的培训需求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之一[4]，将学校高质量的课后服务课程、师资资源转化为学生对课后服务的信任与忠诚，塑造学校课后服务品牌形象是接下来课后服务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学历、收入、课后服务设施等因素正向影响家长课后服务参与意愿

家长对于课后服务的参与往往与其学历、收入相关，高学历、高收入的家长更倾向支持子女参与课后服务。这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相吻合，在舒尔茨看来：“社会和个人为接受教育所付出的各项成本，都是为了获得一种存在于人体之内的，可提供未来收益的生产性资本。”[5]课后服务作为一项学校教育供给，可以为学生未来提供不可估量的收益，高学历、高收入的家长更容易意识到课后服务作为教育投入的未来收益，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鼓励子女参与课后服务，为未来获取更多教育收益投入更多。此外，相当一部分家长也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巩固和提升[6]，尤其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家长他们拥有更强的能力尽可能使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后服务作为一项教育供给，其质量高低往往成为家长参与度的观察指标，但课后服务本身的质量究竟如何，短时间内是难以衡量的，而课后服务设施则是预测课后服务质量的显性指标，如果课后服务设施看起来是充满科技感、多样化的，在家长看来，这意味着学校投入更多、课后服务实力雄厚，可能提供的课后服务是高质量的，因而更容易激发家长的课后服务参与度。相反，如果学校仅能提供数量有限且设施普通的课后服务，这种课后服务可能无法激发家长更多的参与意愿。

家长群体对于课后服务成效的满意度多是基于其反馈信息的，即课后服务监管反馈。如果家长能够及时获取课后服务的反馈信息，将有助于家长衡量评价课后服务成效，帮助家长决定持续参与课后服务还是及时做出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家长评价课后服务提供了“晴雨表”；如果学校缺乏或者对于课后服务成效监管不及时、反馈不到位，很有可能误导家长对于课后服务的判断，对课后服务产生不满意感。在此意义上，家长对于课后服务监管制度的态度成为衡量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关键指标。

3.教师课后服务参与度存在班级规模效应

班级规模是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人们普遍认为缩小班级规模是提高学生成绩的一个重要手段[7]，班级规模越小，教师能够花费在每位学生身上的时间则越多，同时减少课堂管理时间，有助于教师因材施教，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相关研究也表明，班级规模缩小有助于提升学生成绩[8]。调研中发现，最佳班级规模在30人左右，随着班级规模的增大，教师的课后服务压力倍增，导致家长对课后服务的参与度降低，出现了班级规模效应，即课后服务班级规模越大，教师的课后服务参与度越低，两者呈现显著负相关。

教师群体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不论是小学教师还是初中教师，不论是高学历教师还是普通学历教师，他们对于课后服务的满意程度普遍处于一般水平。在影响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中，薪酬待遇的影响力最大。薪酬待遇每提高1个单位，教师的课后服务满意度提高0.557个单位。

五、研究建议

1.持续丰富课后服务资源供给，深度满足学生多元需求

针对学生群体课后服务重资源、重师资的特点，需持续加大课后服务优质资源供给，不断提升课后服务师资品质。一是进一步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构建大中小学校联动机制[9]。引高入基，扩大高校与中小学校课后服务合作力度，深化课后服务实践共同体，进一步发挥高校丰富的课后服务资源供给力度，推进高校课后服务资源支援中小学校定期化、常态化，扩大大学生支援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规模。二是深入落实中小学校与文旅、体育、科技等部门的对接力度。细化校外优质课后服务资源的引进力度，推动全市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文化宫、体育场馆、非遗传承基地、实践基地等社会资源与中小学的常态化对接，同时鼓励地方与学校开发具有地方和校本特色的课后服务内容，培养小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10]，进一步拓展丰富中小学课后服务资源。三是发挥专家学者、工匠大师、非遗传承人等优质师资的引领示范作用。利用专家讲座、网络平台、教师继续教育等契机，强化中小学教师课后服务能力常态化培训，打造课后服务高质量教师队伍，进一步满足学生对优质师资的需求。

2.强化家校沟通反馈机制，提升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

一是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加强教师与家长沟通频率。比如定期召开线上视频会议，教师与家长及时了解学生在学校与家庭中的表现，针对学生在课后服务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及时协商出满意的解决方案。二是利用网络资源设立课后服务意见交流信箱。家长对于课后服务中不懂的问题及时向学校、教师咨询，教师也可方便、快捷地了解学生在家的表现，教师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给予针对的个性化辅导，线下线上多渠道开展课后服务。三是强化课后服务监督、考核、评价标准。对课后服务的内容、形式、时长等进行全方位评估，定期召开家长会向家长反映情况，家长定期向学校提出建议与需求，学校修订与完善课后服务实施细则，充分保障课后服务开展的质量，提高教师、家长、学生对课后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3.優化教师课后服务工作氛围，促进教师满意度提升

“双减”政策下的课后服务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放学后进行延时拓展服务，许多教师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而遭受生理心理上的双重疲劳。对此，需要优化教师课后服务工作氛围，提升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综合收益。一是要建立分工明确的教师轮岗制度，教师轮流上岗，充分利用时间。对于工作时间较长的年轻教师给予适当的物质激励，保持其工作的动力。二是适度调配课后服务班级规模，消解课后服务班级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教师课后服务压力。三是提高教师课后服务综合化收益。一方面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提高教师课后服务薪酬标准，增加教师课后服务物质收益，可将用于课后服务补助的经费额度，作为教师绩效工资增量并予以单列[11]；另一方面，设立教师心理问题咨询室，解决教师在工作中产生的不愉快、烦闷的情绪，开设辅导讲座为教师疏导心理等，促进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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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2] 付卫东，周威，刘杰.中小学课后服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中西部6省（区）32个县（区）的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2021（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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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纪元，孙百才.“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校课后服务的诉求、难点与突破[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26）：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