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邓晓婷

打开网络，在相关平台推送的新闻和热搜里，总能看到与公共冲突相关的讯息。尤其在“信息茧房”“同温层效应”的推动下，大数据将我们的视野微缩在了更多相似的言论里。时下被媒介放大的公共冲突问题，难道只是一种错觉？回到可触的现实生活，在地铁、高铁、公交、公路等公共空间，失序的行为规范、一点就燃的社会情绪，的确给我们都带来过或大或小的困扰。

面对公共素养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晋军认为，了解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动态变迁，于我们作出理性、冷静的判断更有助益。他谈道，非正式规范作为一种约束机制，对公共素养的提升尤为重要。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下，对于成长中的一代而言，知悉自我与他人的权利边界，是公共意识培养的核心要义。

理性看待大趋势里的小趋势

《教育家》：从时代变迁的角度来看，在物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大幅提高的背景下，我们的文明程度已有较大改观，但从客观社会现实以及我们期望的目标来看，仍有较大差距。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公共素养缺失问题？

晋军：我们在讨论公共素养时，首先要基于自己的观察和在媒体中掌握的信息，对某些缺乏公共素养，或是缺乏公德心、缺乏规则意识的个人化行为，作出较为理性的判断。由于媒体传播方式和内容生产机制的变化，相关视频、讨论经由网络渠道发出，产生了放大效应。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推荐，人们有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周围好像全是类似的事情。这究竟对于我们判断实际的公共素养问题有多大影响，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比如近30年的发展，来看一个大趋势的话，至少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公共素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约30年前我在北京念书时，大街上随地吐痰，公交车上抽烟、吃瓜子的现象并不罕见，甚至需要售票员提醒大家不要这样做。经过30年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程度的提升，不管是个人卫生还是对公共规范的遵守，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大趋势里还有不容忽略的小趋势。在某些特定行为领域，大家的公共素养仍然比较欠缺。比如在中国的大城市，大家通过学习、考试、上路积累经验后，都成了熟练的司机，但部分司机并未养成好习惯，导致交通秩序混乱，造成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摩擦、争执和交通事故。我经常还会看到网上有人反思：“我今天怎么又‘路怒’了呢？”看他的发言，会觉得他是个理性的人。其实很多“路怒”过的司机，在平时生活中或者其他场合大多是有道德的、理性的人。为什么一个平时温和理性的人，坐在方向盘后面就突然暴躁起来，容易“路怒”呢？也许就在于“好司机”的非正式规范还未完全生效，还有一些司机没养成好习惯，从而让更多的司机心生怒意。

社会学有一个理论叫结构功能论，也就是说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各个系统之间要相互配合，一个系统要良好运行，需要其他系统的支撑。将这一理论用到司机这个特定群体中，可以解释为他们的驾驶习惯除了交通法规之外，还受到许多非正式规范的约束。当汽车的密度、司机的数量快速增长，而非正式的驾驶规范却未随之形成时，交通秩序和“路怒”行为就更容易出现了。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得太快，我们的车造得越来越好，公路也修得越来越好，交通规则也相对合理，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及时形成良好的非正式的驾驶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鸡贼”一点，不守规矩，就可以开得更快，且不会受到及时有效的惩罚。渐渐地，在我们司机群体中形成了一种“鸡贼文化”，而不是“好司机”文化。因为社会变化太快了，如何做一个“好司机”是需要学习的。非正式规范需要时间积累和沉淀，这些规范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社会情绪的紧绷，和年轻人心态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从我在清华大学的观察来看，“00后”和“90后”不太一样，他们更加自信，表达欲望更强，权利意识也更强，但同时这一代年轻人的压力也更大，更加焦虑。这种焦虑由多重因素造成，包括对未来美好生活更高的期望，以及经济形势变化导致的就业市场出现的新特征。整体来看，年轻人变得更有礼貌，但同时更为焦虑。这种焦虑，也许会导致特定情境中，非正式规范对个人行为约束作用的下降。

新的社会基础呼吁非正式规范的形成

《教育家》：您认为这种非正式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具象表现，它如何发挥作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晋军：相比于公务人员出面制止，我认为一些非正式约束比正式的惩罚更重要。曾经有一次到境外交流，几位同行老师在公共交通上讨论接下来的会议准备，旁边那些默默低头看报纸、看手机的乘客，陆续抬起头来看我们，我们突然意识到整个车厢里没有人说话。这就是一种非正式的规范，会更加及时，也更加有效。它不是一种带有“挑战式”的制止，给人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很多年前，有次在国外朋友开车送我去机场的路上，过往车辆对我们鸣笛、闪灯，甚至用力挥手。当时刚留学不久，心想难道这是“种族歧视”？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一个后胎爆胎了，他们在用特定的“灯语”告诉我们车出现了问题。这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规范，或者说文化，它没有写在正式的交通规则里，但大部分司机都会遵守。假如你的车停在高速路边，肯定会有司机停下来，问问要不要帮忙。这也是非正式规范在起作用。

《教育家》：您上述提到的这种非正式规范，其实也是公共参与的一种表现。您认为要形成良好的公共参与氛围，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晋军：我认为真正有效的公共参与是基于对自我权利有明确的认知。只有对自我以及他者的权利边界有清晰的认知，才可能做出真正有效的、对社会有帮助的公共参与行为。

社会已然发生了变化，过去很多守望相助的行为，都是基于在一个规模不大、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熟人社会中。最典型的就是传统村落，世代群居，沾亲带故，彼此非常熟悉。在这种地方非正式的规范特别强，强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以前有相关学者做过研究，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小偷都不在自己家门口偷东西，并不是不想偷自己的邻居，而是说在家附近偷东西很危险，被人发现了，街坊邻居都会知道，偷盗者会一辈子抬不起头，这种“耻感”会一直牵连他的后代。

而现在，我们显然不是生活在熟人社会。大家都是陌生人，我们与陌生人的接触频次、接触到的陌生人类型，也比原来在熟人社会里多得多。假设从前我们住在村里，可能一天见20个人，现在住在北京的某个区，可能每天会见到上千人。但我们没有办法再重回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其时那种非正式的规范也都成了历史。

所以，原来的非正式规范的社会基础没了，就必须找寻新的社会基础。我认为新的社会基础就是教育所带来的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自我权利以及行动边界的认知。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妨碍甚至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从小生活在某种环境里，自然而然在面对一些公共问题时就知道怎么做，比如上述我举出的在境外的例子。这种氛围当然需要时间来沉淀，时间之外，还需要制度的鼓励和正向引导。比如可参考国外施行的“好人法”，用制度确保大家不会因为善行而受到不必要的惩罚。

在网络空间，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

《教育家》：发生在公共场合的矛盾和争执，经由网络的传播，可能会发酵成一场全民关注的事件，甚至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困扰和伤害。网络公共空间呼吁什么样的公共素养？

晋军：网络空间的公共素养提升是一个难题，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国内互联网有个术语，叫“粉圈思维”。粉圈思维有两个特点，一是非黑即白，特别简单粗暴，没有中间地带。二是在非黑即白的前提之下，只看立场不问对错。不再看这件事本身如何发生，以及与事件相关的道理、价值、规范，甚至法律。

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所谓的公共舆论，还缺乏更多理性讨论的空间。大家都忙着站队，忙着给对方贴标签，谁给对方贴上一个更多人反对、厌恶的标签，谁就赢了。而无论从制度、规范，还是技术识别层面，要净化网络空间，免受其侵害，都面临很大的挑战。随着互联网的演化，当下的“眼见”也未必就是“实情”，过去有用的识别办法可能很快就变得无效，甚至失效，新的技术和算法会不断压缩我们的识别能力。对于个体而言，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警惕。

而对于自身公共素养的要求，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我认为可以说：要做一个体面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