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猛 曹彦杰

（1.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临沂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被誉为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学术概念。范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底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底解答的基础”［1］。

“稷下学的设置，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稷下学作为中国优秀先秦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现有范式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固然可喜，但对范式转换方向的研究始终处于失焦状态，而“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现了，至少是萌发了”［3］。且范式转换具有不可通约性，“正因为它是一种不可通约物之间的转变，竞争着的范式之间的转变就不可能逐步地完成。就像格式塔转换一样，它要么必须立即整个地变，要么就根本不变”［4］。转换过程呈现出来的不是平静温和的交接而是极强的攻击性，是匪夷所思的破坏与新生。由于转换的是视野、目标与方法［5］，关注稷下学研究范式转换，阐述契合范式转换的实践进路，对把握稷下学学科研究未来发展趋向、协助学术共同体形成合力、推动稷下学学科变革与进步至关重要。

一、核心依托：镜鉴跨学科研究法

现有稷下学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但综合运用多元学科研究方法进行深度考察存在应用困境，即一方面稷下学成果依据现有研究范式学术框架“稷下学宫—稷下思想—稷下著作”开展研究，未有意识进行变革突破，另一方面稷下史料的拓展更新、认知途径受到单一化困境桎梏，现有研究范式缺乏学科内部联系。大胆镜鉴新史学成果，应用跨学科研究法是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稷下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途径与内在要求。

“在新范式的早期发展阶段，发明出这样一种替代的理论也不是很困难的。但这种替代理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6］稷下学宫遗址的确认为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与稷下学相融合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事实的发现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发明，钻探或田野调查时的遗址概况、遗址挖掘前周边自然地理环境、对遗址挖掘的数据采集与勘探、重要出土文物的鉴别与保存、建筑遗址规格及其他信息的确认等皆需要专门知识的对接。“历史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知识领域的影响。”［7］史学在保持自身主体地位的同时对相关学科、视域理论进行借鉴、扬弃、吸收，在新史学潮流中已催生诸多新学科，根植每个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学科知识之间的交集，将史学置于学科之间进行横向互动，跨学科对相同史料进行多元化解读，为深层次探讨夯实学理。

“源于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方法的整合已然生成新学科，这些方法也正被用于更为传统的人文学领域。无论有多大危险潜伏在不同学术领域的不加批评的整合中，这一趋向被证明是非常具有生产力的，不可逆转。”［8］历史学应打破学科藩篱，融入学科整合的历史潮流，跨学科研究方法既是稷下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必然选择，也是取得创新成果的依赖路径。

二、史料支撑：赋能物质史料优先地位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9］按呈现方式，史料可分为文献史料、物质史料、口述史料。在稷下学现有范式中，文献史料占据研究绝对地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考证作用，但同时也遮蔽了物质史料作为第一手研究史料具有更大支撑价值的实质。代表地下发声的物质史料逐渐走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于孔宝教授认为目前稷下学研究要想产生实质性进步需要将近现代相关出土文献文物与已有稷下学成果进行综合性研究。［10］2021 年位于临淄区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11］，稷下学宫作为稷下学核心载体，发掘文物乃至学宫周边饱受遮蔽的自然环境形态史料都将成为新研究范式中强有力的史料支撑。“物质史料并非仅是史料形态上的变化，还表明史学家研究问题指向通过研究物质，重新发掘人与物质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中隐含的特定权力结构抑或社会和文化意义。”［12］推动稷下学研究范式转换，应强调物质史料在新范式中的优先地位。

水，本是无生命的客观存在，然而经过诸子的阐释，则成了哲理之水、道义之水，被赋予了鲜明的人文特色和文化内涵。以水阐性、比德、明理、论学、喻教可视为诸子水论的主要教育表现。［13］系水在新研究范式中有必要将其视为重要的物质史料并解蔽它所包含的史料价值。《水经注·淄水》记载：“系水傍城北流，迳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14］《史记》索隐云：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15］“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6］

稷下先生的哲学思想处处存在“水”的隐喻。管仲将“水”应用在国家管理原则上，提出“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17］，“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18］等张弛有度、以民为本的管理思想。“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19］，孟子依据锲而不舍的水性提出“盈科而进”的教学思想。荀子也在借助水性告诫学生“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20］，学习过程中要不骄不躁、潜心静气。

除此之外，稷下学宫紧贴齐故城小城西侧，离中枢具有一定地理距离，给予稷下师生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体现了齐国统治者对学宫“不治”的办学思想与“且议论”的务实政治需要。被连续的环壕保护在内的稷下学宫，部分高规格螺钿花纹建筑构件、预设的排水道系统体现“高门大屋”的贵气与环壕学宫一体化的设计，硬化处理超过一千平方米的广场等物质史料尚未充分解读。

“新文化史主张历史研究史料的多元化，除了利用传统官方档案史料之外，要大胆探索民间的、地下考古的、口头的和普通小文物等方面已有研究比较忽略的新史料，甚至包括传统史学家唯恐避之不及的小说、戏剧、民谣、诗歌、电影、儿童故事和绘画等文学艺术资料，才能深描出厚重的具体可感的历史图景，揭示出历史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和逻辑。”［21］史料的变革发展推动史学的变革发展，史料的全面化占有程度决定史学研究的信效度。

“当代新史学的发展，引发了‘史料之革命’，扩展了史料的范围，形成了多元的史料体系，进而也引发了历史资料的‘大爆炸’。”［22］物质史料因年代久远、环境侵蚀等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获取保留难度较大，但与之相对的是其“第一手史料”的绝对价值在学理上所能获得的更高地位。稷下学宫研究范式不仅在学科理论视域上做出转换，在史料选择类型上理应对物质史料做出更优先的选择，这既是范式转换的内在要求，也是稷下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支撑，更是“论从史出”的学术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在稷下学新研究范式中受到忽视，相反它们会作为考据物质史料真实性的参考，为范式转换保驾护航。

三、破题之举：加持空间转向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然而在现代性历史中，时间以其在历史中的主宰地位遮蔽了空间的话语权。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空间常常被看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23］空间向度被列入时间的单一序列。传统时间向度主宰的稷下学研究范式，遮蔽了空间的开放性、多样性、同期异质性，在满足物质史料阐释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哲学的诉求上愈加困难，破题之举需转变时间向度以空间向度重构稷下学，即稷下学的空间转向。当我们将稷下学从时间的序列中剥离出来并入空间序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稷下学实际是一种空间的制作，一种通过多元化政治轨迹的实践与关联达成的积极的再塑形和邂逅，而正是在这里，隐藏着政治。“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4］“以不治为治”是空间向度揭露田齐政权合法侵入、控制稷下学管理运作的“权力技术”，自由民主的稷下学中隐藏着政治的身影。

“自由平等”［25］“不治而议论”［26］是齐国统治者给予稷下先生不证自明的专属“权力”，与之对应的“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27］催生田齐政权的专属权力——天下英才服务齐国统治者“一匡天下”帝制建设的根本目的、进行帝制的预设、学术研究提供多元化治国政策为当政者选择、师生为齐国官吏提供持续的人才。于是一对相互诉求、相互建构的空间想象结伴而生——一种无边界、自由流动的空间与一种边界束缚、身体禁锢的空间——两种空间幻象共同作用于稷下学宫。两种想象理所应当且无可厚非，却都是不可能的，现实中只有在压抑之下的享乐，这种享乐是真正的、延异的享乐。［28］空间绝不会只由流所或监狱构成，稷下先生不会心甘情愿进入牢房，自己锁上牢门枕着丰厚的物质报酬、政治声誉而安然入睡。同样，齐国统治者也绝不会放任自己花费重金吸引而来的人才有朝一日投奔他国、对齐国反戈一击的情况发生。

对稷下先生而言，纯粹的民主自由是他们渴求且力求达到的，这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然而纯粹的禁锢却不是齐国政权的初心，权力绝非针对稷下先生的某些行为说“你不能”“按我说的做”，相反，政权本质的和持久的功能在于作为有效率的和适宜的生产者，产品的生产者。［29］齐国统治者渴望给予稷下先生空间上的特权来促进其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得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战略能够掌握空间差异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他国才智谋略的变相削弱，两种空间幻想的紧张状态带来的两者博弈才是政治真正需要的，是协商博弈为齐国权力控制稷下学者打开了合法化大门。［30］

此外，附属政治区域的“二重镶嵌”布局遮蔽了齐国统治者权力渗透的真相，掩盖了稷下学宫被监管、训练的事实。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强调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空间意识。［31］临淄故城的大城小城、稷下学宫“双重镶嵌”，不同区域功能的划分体现出空间差异性与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临淄故城外围东临淄水、西依系水，与古代都城依水而建的构想并无二致，但从空间形态上来看，小城东北角嵌入了原先整齐方正的大城的西南角，通过对大城、小城遗址连接处残垣遗址的勘探得知小城修建于大城之后（见图1）。［32］有学者称，田氏代齐之后，在今小城一带另筑宫城［33］，言外之意，田齐统治者有意打破以中为贵的古代都城空间喜好，使得整个临淄故城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帝王城市的面貌。［34］

小城的增筑决定临淄城的空间形态：在布局形式上演变为小城、大城相互衔联、功能配置上形成城、郭功能分区的格局。［35］官府、宫廷等政治属性建筑集中在小城，市、手工作坊等经济属性建设规律平铺在大城。［36］稷下学宫属于思想文化功能区［37］，是临淄故城的第二重镶嵌。独立依附于政治属性的小城，一是它远离闹市相对为适宜钻研学习的幽闭静心之地，二是便于统治者随时恭迎稷下先生进谏，这段“暧昧”距离与独特附属足以体现齐国统治者给予稷下学宫非凡的重视。

规训是一种权力技术，包含对个体的稳定持久的监视。统治者虽并不直接干预学宫内部的管理，但预设的一系列技术确保了稷下师生每个个体以一种持久的方式受到权力监视，主要包含的技术可分为支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个体化给予身体训练。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8］战国时期两种功能分离趋向愈加明显，并受到地理分区和距离的强化。百家争鸣与学宫、稷下师生特定空间位置密不可分，空间差异性不断得到强化，稷下学宫通过空间设置生成了“劳力”与“劳心”的分离，知识大密度聚集于稷下学宫这一固定空间，且主客体相分离是合法的，知识的生产同样是合法的，统治阶级支配权由控制知识作为手段［39］，知识的所有权被齐国统治者纳入囊中，稷下学宫的建立成为齐国统治者“一匡天下”愿景的现实表征。

“技术的目的，不管它在何种制度形式中运作，都是追求一个可被限制、使用、转化与改进的驯良身体，因此它必需一个具备特定的空间围场。围场一旦建立了，这个方格将容纳被分布、有待训练与监视的个体。”［40］权力通过空间分隔达至社会的原子——个体身体，将身体置于其应该存在的空间，发展能力使其成为有价值的人，通过规则约束对其行为的发展路径进行干涉，使其人生抱负与权力愿景保持同频共振。

空间的内部组织首先依赖于正常单元基本区隔的原则。“建筑本身并不代表权力，是权力通过空间合法化运作的工具。”［41］《弟子职》作为稷下学宫学生的校规学则［42］，根据在不同的空间内进行的活动——起居、受教、用餐、卫生、就寝对身体进行训练，使其转换为权力行使的要素。下面仅以“就寝”相关语句为例。“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43］学生结束对先生的睡前服侍后，各自选择自己的好友，对所学内容进行相互请教、提问，各自增强所学道理之义理。此句容纳着两处空间的转换：学生按照规定在稷下先生宿舍进行睡前服侍转到学生宿舍彼此进行学习检查。学生提问、请教为显性监视，同时暗藏着先生对学生的隐性监视：学生在离开先生后自觉进行温故知新，以期次日能够在与先生的争鸣中崭露头角。同样的，学生的服侍行为在先生宿舍的空间中也暗自加强了先生自身的“稷下先生”身份表征，在被学生服侍时也要保持学者应有的行为规范。在先生宿舍与学生宿舍不同空间的规定中，强化了学生知识生产的动机与先生身份的表征。通过将身体置于不同的空间，提升其能力价值，在齐国统治者的监督下不断进行知识、空间差异的生产与再生产，甚至形成自我凝视。

权力的合法化通过空间媒介采取规训的技术作用于个体，对其行为的发展方向达到干涉而绝非结果，最终个人愿景与引领行为的方式和意愿同频共振。“这些治理的思想和理性被‘真理体制’所框定，后者告知了隐藏在统治计划中的‘思想’。”［44］空间维度向我们呈现出的是崭新的权力、监视与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