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化社会中重构媒体公信力探析

2023-11-13梁少怡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3年5期

摘要

我们正置身于一种“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會”交织重叠的文明形态之中，如何进一步厘清媒介发展和社会风险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现阶段，借助互联网技术，风险信息实现了海量传播与社会放大，媒介已从现实层面上介入到风险的生产机制当中。研究发现，媒体的信任危机是导致现代性风险在媒介化社会里肆意滋长、无限蔓延的根本原因，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重构媒介信任，提升媒体公信力迫在眉睫。

关键词

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媒体公信力

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不明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在他看来，早期工业化的“危险”正被“现代性风险”所取代，后现代社会中不仅发生着风险性质的转变，与之相伴随的还有风险生产的权力转移。其中，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工具，大众媒体因其具有的定义风险的特权而被放置于举足轻重的关键位置，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也是媒体社会[2]。

当前，得益于技术的更新迭代，媒介“已然成为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3]，它渗透进现代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为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机制和文化进程。从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的观点出发，我们正身处于“媒介化社会”。鉴于此，有学者提议：“有必要对媒介与‘风险社会的关系重新做出评估。”[4]

那么，在“风险社会”与“媒介化社会”交织重叠的文明形态之下，媒介对我们的风险认知存在怎样的影响？其传导机制是什么？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挑战，传媒领域可以通过哪些策略进行风险防范，又可以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风险控制？本研究致力于厘清媒介发展对风险演变的影响效应，并借此探讨现代性风险肆意滋长的根本原因以及可能的风险抵抗路径，从而为媒介化社会中的风险控制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媒介化社会中的风险之危

“媒介化指涉一个更长期的过程，即不断增长的媒介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及文化机制与互动模式的改变。”[5]在媒介化社会里，对媒体参与和风险演化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祛魅会发现，媒介对风险的建构远远超脱出“拟态化空间”，它不仅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对风险的感知，还会从现实层面上介入风险的生产机制。

一方面，媒介实现了风险事件的海量传播，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大众的风险信息超载。伴随着社会变革加剧和新一轮国际秩序重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频发生，整个人类社会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和挑战，也面临着更多且更严峻的，诸如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生态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风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折射的健康风险等不确定性事件。在全球化进程中，新媒介的普及致使风险信息被海量复制，网络空间中虚拟社区的搭建也为风险信息的流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可以说，现代人类无时无刻不被卷入到风险事件当中。既有研究表明，风险事件负面信息的暴露度会对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影响[6]，是以，“人在家中坐，便知天下事”的网络原住民难免会因超量的风险体验深感焦虑和倦怠。

另一方面，媒介参与风险沟通极易引发相关的次生风险，造成社会风险的放大效应。具体而言，风险事件是不依赖于人类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事实，但个体对风险的理解往往带有其自身文化背景、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的印记，在传播过程中，那些存留在个体内心的想法、体会和见解被包装组合，纷纷转换成一种风险信息，并“不停地修饰变换和自我生成”，建构出新的风险[7]。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对风险议题的短期狂热也容易造成其忽视信息的完整性，夸大或错误的报道会诱发受众的“风险想象”，甚至造成社会恐慌[8]。也就是说，风险事件的传播伴随着信息的失真，小的风险也能引发大规模的关注，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甚至经由‘涟漪效应的作用，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9]事实上，信息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参与了风险放大的过程。

由此观之，在媒介化社会里，新的风险图景正在生成——风险信息的海量复制引发公众对现实社会的普遍担忧，此间，个体与大众媒体对风险事件的解读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继而炮制出新的风险。值得深入追问的是，哪种因素造成了媒介化社会里风险的肆意滋长？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到《风险社会》。

二、风险社会中的媒体公信力危机

在贝克看来，“我们所经验到的风险假设了一种有关安全感丧失和信任崩溃的一般化视角”[10]，这就意味着不安感和不信任是后现代社会的鲜明特质。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安全感被用来描述个体对自身安全状态的体验，换言之，安全感的丧失是一种极具情境性和经验性的主观判断，因此，不安感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中个体心理感受的现实表征。而立足于更宏大的社会视角，系统性信任危机不仅影响着公众的生存状态，也关乎到其他现实问题的可解决性[11]，从这个意义出发，受损的社会信任系统才是现代性风险肆意滋长的温床。

在信任研究的媒介学范式中，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与媒体公信力（media Accountability）是绕不开的两个话题。媒介可信度由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发展而来，并在大众传播的说服效果研究中完成了理论的繁荣，当下指的是“受众对于媒介机构、媒介信息及媒介渠道可信赖属性的评估”[12]，媒体公信力则是媒介可信度基于中国本土特色衍生出的学术概念。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加速变革，资源分散、结构单一、竞争加剧等一系列的市场化问题涌现，为了辨析媒体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社会各界试图对媒介信任的议题作出回应。其间，学者普遍使用“媒体公信力”的概念对本土大众媒介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属性进行阐释。换句话说，相较于带有浓厚实证主义色彩的媒介可信度，国内传播学者更加关注大众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所涉及的社会关怀、社会责任与公众信任的相互作用”[13]。

然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一些媒体的报道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出现了偏差，进而陷入了“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寻租”等质疑当中。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媒介权力的下沉，普通用户掌握信息传播的渠道，“流量为王”的技术逻辑冲击着“高品质、高价值”的内容逻辑。在这样一种传媒生态下，媒体的权威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而作为一种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权威性资源，看似微小的负面经验就可能给媒体的公信力带来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影响[14]。着眼于社会现实，某些媒体对风险事件的报道，不仅难以化解风险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消极情绪，还强化了风险信息的负面影响，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从这个角度出发，媒体公信力下降正是媒介化社会里风险滋生的根本原因。

三、重构媒介信任，应对社会风险

如前所述，在媒介化社会里，媒体公信力不足造成了风险信息的泛滥和风险的社会放大，换句话说，它是后现代社会中风险无限蔓延的本质原因。立足于此，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重构媒介信任迫在眉睫，以下三种策略或将有利于提升媒体公信力。

（一）及时回应“自媒体”时代的舆情

新媒体技术不断革新、数字基础设施加速建构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声音发布的渠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由此到来。作为一种强大的舆论武器，新媒体的普及在颠覆旧有传播秩序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潜在的舆情应对风险——“自媒体”用户可以针对冲突性事件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和意向，这在所难免地会导致部分一般性的个案经由网络舆论的持续关注扭曲夸大，甚至演变成全局性、全国性的危机事件。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社会问题，消解网络舆情危机是媒体提升自身公信力的必由之路。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为媒体作出了表率。2023年5月，根据村民的反映情况，结合实地调研结果，《焦点访谈》栏目刊播的题为《砂坑回填数年，为何越填越大》的报道曝光了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镇农田变矿坑的事件，记者发现，日强铁选厂在没有办理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强行租用农民耕地进行开采和回填，造成了当地严重的土地破坏和生态问题。该节目一经播出，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舆论在要求有关部门彻查企业私挖盗采真相的同时，也对《焦点访谈》及时回应公众对舆论监督的期待给予诸多好评。

既有经验表明，舆情事件发生后如若“放任不管”，就会导致舆情扩散、危机升级，进而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主动发布舆情事件的关键信息及其处置结果的权威信息是大众媒体引导舆论工作，避免舆情危机事件的核心任务。换言之，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是媒体提升公信力的重中之重。

（二）坚守新闻真实

近些年，盖因大多数传播主体缺乏专业性，加之网络的议程设置，在“追寻真相”和“表达情绪”的博弈之中，后者占据上风。也就是说，相较于客观事实，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既是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观点表达的叙事逻辑，也是现代民意的生成逻辑，在部分媒体的事件报道中，“真相并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了。”[15]

事实上，专业媒体机构发布的新闻产品依旧是社会公众的“信息正餐”。例如，2023年5月王女士在抖音上发布视频声称，因乘坐高铁时，自己想制止后座“熊孩子”踢椅背遭到孩子母亲杨女士掌掴，对此，她进行了还击。针对公安机关认定双方为“互殴”，并对自己下发“行政处罚200元”的处罚结果，王女士表示“已经在申请行政复议”。该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网友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王女士，并质疑成都警方的处罚决定是“各打五十大板”。随后，四川观察新媒体账号发布了高铁掌掴事件的车厢画面，视频显示，王女士在被打之后，两次还击对方，基于“王女士掌掴杨女士2次”这一事实，警方判定两人“互殴”的裁定合情、合理也合法。至此，关键事实基本明晰，成都警方的处罚结果也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不可否认，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容易引发共鸣，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聚焦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但情感凌驾于真相之上也容易造成群体极化，阻碍社会共识的达成。为了提升公信力，媒体理应承担起坚守新闻真实的重担，打破“情绪在前，真相在后”的内容生成机制。

（三）以深度传播破除信息传受的碎片化

新媒体时代，受限于移动电子设备“小屏”的限制，人们的阅读习惯由原先的完整性、系统性转变为浅表性、零碎性，为了迎合受众的需要，媒体在内容生产上也更加注重“微、短、小”的句式表达，可以说，“21世纪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是‘碎片化生存”[16]。

当下，去碎片化已然成为新的时代要求。一方面，用户开始厌倦旨在描述事实，而非揭露事物之间深层次联系的碎片化信息，这种毫无知识性可言的“低质量信息”会加剧“用户信息筛选和理解的难度，让用户感知到信息决策的风险，进而容易产生信息焦虑”[17]。另一方面，在动荡变革的世界秩序中，各种负面事件层出不穷，大众媒体如若只顾经济效益，一味致力于抢夺流量，便会失去舆论导向和思想引领作用。因此，在碎片化时代里，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大众媒体务必承担起核查真相、还原事实的重任，这就要求媒体从业者追求新闻深度，对社会各种现象作出解释，从而调节多方矛盾。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不少主流媒体已经开始“跳出碎片化，回归深报道”。例如，2023年7月，为了揭露缅甸非法偷渡和电信诈骗等行为，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长达120天的卧底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以题为《缅北归来》的节目进行播送。该报道不仅揭露了缅北电诈园区的犯罪方式，给广大网友敲响警钟，还因其巨大的影响力拯救了多名被骗缅甸的受害者，网友称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为良心媒体。由此可见，旨在挖掘重大新闻事件的因果关系、系统性揭示其社会意义和价值、追踪和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向的深度报道是媒体重构公信力的重要发力点。

结语

现阶段，媒介对风险演变的影响存在两种面向：其一，现代性风险信息经由媒介实现了全球化、無边界的传播，给社会公众带来了超量的风险体验；其二，媒介参与风险沟通加大了风险的社会性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建构出了新的风险。从根本上说，在媒介化社会里，媒体陷入信任危机是造成风险肆意滋长的深层原因，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重构媒体公信力刻不容缓。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社会问题、坚持新闻真实第一原则、强化新闻报道深度或许能够成为媒体提高自身公信力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2][10][德]乌尔墨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52，27.

[3][5][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李鑫、漆俊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5，23.

[4][7]全燕，申凡.媒介化生存下“风险社会”的重构与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1（8）：63-67.

[6]甄瑞，周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众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J].应用心理学，2020（2）：99-107.

[8]卜玉梅.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与经验研究及启示[J].学习与实践，2009（2）：120-125.

[9]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conceptual framework[J].Risk analysis，1988（2）：177-187.

[11]党秀云.重建社会信任：中国社会建设的心灵之旅[J].中国行政管理，2013（7）：58-63.

[12]李晓静.西方“媒介可信度”研究述评（上）[J].新闻大学，2006（3）：39-48.

[13]李京.媒体公信力：历史根基、理论渊源与现实逻辑[J].编辑之友，2018（5）：55-60.

[14]周治伟.公信力的概念辨析[J].攀登，2007（1）：76-78.

[15]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2）：103，112，12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