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体是传递语言和符号意义的承载物，但不同的媒体所运用的传播技巧和手段也不同，记录的语言也因媒体本身的特点和所传播的受众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媒体语言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成为时代的符号标识，这种符号标识反映出时代的语言艺术，更彰显出它本身的创新性能力与转化传播。

关键词

新媒体环境 语言艺术 创新传播

媒体语言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因为相对于其他的语言习惯，“媒体语言存在有自身独特规律和完整系统，有独特的运用习惯和表达方式。”[1]在传统的书信手段之中，语言往往寄托着一定的情感和沟通需求，能够通过有限的符号来传递信息，而在纸媒时代，媒体语言则倾向于新闻信息或者公共言论，其追求真实、客观、即时的标准，往往是经过输出者认真思考和编写后的结果；广播媒体的语言则突出声音效用，通过诸如“火星人入侵地球”等音效带来一定的拟真效果；电视媒体则综合运用视频等，形成三维的接收体系。如今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更是将上述多种媒体形式融合后的新媒体生态，“新媒体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信息技术不断成熟的条件下，以电视、计算机和手机等为平台，通过网络向用户传递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信息，以实现远程化、交互式、扩散式传播的一种传播形式。”[2]这种依托于数字技术诞生的媒体形式具有碎片化、开放性、多元性等特点，使媒体语言更能够为多数人所掌控，反映更多人的意志，在媒体语言上直接体现为更“接地气”，符合大众文化的口味，因而受到大众的欢迎与追捧，但对这类流行语言片面盲目的追捧，也值得我们反思。

在新媒体时代，大众在语言使用上也更加倾向于情感、视觉和体验，因而情感、视觉的语言体验，主要由于短视频与急速的时代节奏，这类特点也直接影响未来新媒体上应该如何运用语言来实现有效引导，防止出现“标题党”“污化”等语言障碍，从而实现新媒介语言的创新传播。

一、流变：新媒体环境中语言艺术的概念转换

媒体语言的流变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是不可分离的关系，新媒体环境既改变了信息内容的承载方式和表现形态，同时也反映着其背后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如今的媒体语言，也更加社会性和多元化。所谓社会性，是因为新媒体的使用范圍来源于芸芸众生，自媒体进入千家万户，并表现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大众用于媒介使用权与传播权，并把鲜活的社会现象用自媒体表现出来。所谓的多元化，这是因为自媒体的多层次化与圈层化，不同的性别、年龄、地域以及趣缘等因素深度影响传播内容与审美方向，因而表现出语言多元化与价值多样化的特征。

（一）情感：寓意传播到共情传播。

语言本身是通过符号来承载一定的语用意义，能够通过共通的文字组成结构、语音发声方式、相似文化背景来实现双方的平等交流，因为语言本质上是通过表意来进行传播。传统媒体时代，语言的使用主要体现在面对面交流、文字交流、广播、电视、电报等交流方式。在文字交流中，印刷传播本质即为了传递信息而存在，尽管在新闻制作过程中，能够通过新闻人物、新闻语言、新闻要素的编排和运用，进而来实现某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传递，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能够在有限的排版空间和遣词造句中呈现出更多的信息内容来，其主要目的还是“寓意传播”。但在新媒体环境之中，每个人都可以依托于互联网进行意见表达，任何意见都有可能在一瞬间触及大多数人群的敏感点而成为热搜，这类网络语言往往也正因为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人群的流行性心态或者社会性情绪，才能够触及人群心理，而形成大规模的转发和点赞。因此，新媒体环境中的媒体语言也更加倾向于反映用户的个人情绪、群体感受、精神变动和集体焦虑等，或者是正面的对于未来的期盼和新生活的追求等。诚如学者吴飞所言：“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人类创造了语言符号，意在沟通你我，但这种创造物反而成为一条笼罩着迷雾的河流，你在这边，他在那边。有没有可能搭建一座桥梁，让河流两边的人走近彼此？共情就是这样一座桥梁。”[3]这类群体情绪的存在使媒体语言承载了兼具语义和情感的双重功能，例如“内卷”既是一种反映竞争激烈的社会现状，也体现了社会个体的焦虑心理，而“YYDS”等网络用语也通过简洁的形式能够反映或敬佩、或无以反驳等社会情绪，这些媒体语言既是形式上的多变，也是情感上的寄予。

（二）视觉：理性传播到趣味传播。

语言在狭义上可以单指文字，但其广泛意义可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在传统媒体时代，语言的作用往往更多体现在文字上。在人际交流中，口头语言使个体能够基于一对一的现实交流而主动思考；在书信交流中，个体的沟通利用书信文字写作深思熟虑后的表达；在报纸印刷中，利用存在影响力进行一定意义的意识引导，是无数作者仔细“排兵布阵”后的艺术结晶；在广播电视传播中，其它语言形式的运用，也是广播电视台精心制作的结果，其中迸发更多的是理性色彩，传递更多是生产者通过思考、总结、建构之后形成的语言意义，在趣味性与生动性中更加强调共情性。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信息内容储存的爆炸式增长使用户面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量上基本能够满足用户所有的信息需求，甚至超过用户的信息接收承载能力。无论是出于获取更多盈利成本，还是出于收获自我确认的满足感，亦或是放大自身信息的影响力，都需要能够通过某种特有的方式来承载原有语言内容，吸引用户点击进入进行阅读。而在快速浏览和碎片分化的新媒体时代，用户的注意力在快速转变，且接受信息时的无成本，让语言本身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造成淡化趋势。在短时间内，能够通过吸引人的语言词句构造，或者敏感词句的组成方式，便成为语言符号生产者所采取的主要方式。这在本质上就是放大了语言本身的趣味性，或者突出情景意义的恶俗性、敏感性、负面性等，这本质上都是语言文字本身的理性被弱化。新媒体环境中的视频语言、图片语言、动态语言等都成为语言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角色等要素的组合，使语言给用户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而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移动设备随意浏览的用户，也极易被这类组合体吸引，从理性思考到趣味传播，重视视觉的转变和声音的刺激，都使得语言本身变得更加活泼和多样化。

（三）体验：互动传播到共时传播。

寓情传播强调的是语言艺术的内容，而趣味传播倾向于语言艺术的形式，在内容与形式共同组成语言本身的存在后，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形成一定的语言生态。只有生产者和接收者处于共同的传播路径和传播空间中才能形成语言艺术的正确解读。传统媒体时代，语言传播在正常的交流场景下体现为互动传播，即通过说话双方的相互表达与停顿中形成对等意义的理解，往往具有一定的单向性，即一对一传播和一对多的传播情景。在一对一传播中，是对话双方之间的互相表达和接收，而一对多传播，也更多是单向输出。尽管在现实场景中存在一定的反馈和互动，形成多方交流，但由于语言沟通双方存在的不平等性，仅仅能够在线形上形成互动。新媒体通过链接传播的方式，将处在不同物理空间的个体通过网状结构联合起来，在同一时间下形成多对多的沟通，将语言沟通和个体的生物存在一定意义上分离，即现实空间中的独立存在，却能够在新媒体环境下体验到共同的存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体验还体现在共时传播，主要体现在“弹幕”语言上，在收听收看流媒体之时，即使收听收看时间不同的用户也能够在流媒体播放的同一时段形成交流，一定意义上时间概念被空间化，以流媒体播放的时间段为时间节点，而以该时间节点下发表言论的用户集合为空间点，共时传播通过语言符号的共存来达成一种虚拟的“在场”假象，从而给用户带来一种语言意义上的体验感。共在传播和共时传播从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上重塑了语言的互动传播环境，建构成为一种独属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生态，这种生态也在传播过程中带来语言艺术的变革。

二、重构：新媒体环境下语言创新的传播本质

如今，网络语言因其活泼、幽默、随意很快被网民接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存在，并已很快地流入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中，“如果对网络语言不加鉴别，全盘接受，就会影响媒体语言的健康发展和语言文字的社会运用。”[4]媒体语言本身的流变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如何重构其形成的语言生态，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中更需要承担起重塑规范的职责，让语言在表达情感和呈现趣味的同时也能够健康发展，并推动大众的语言水平与文化修养。

（一）再构规则中遵循语言的本质规律。

语言本质的规律，在于其能够通过简洁的符号来传达某种意义，其中存在着大家所共同认定的语言规则、语言礼仪和语言方法。在印刷时代，由于文字成本的高昂和时间成本的付出，同时在传播中也遵循着一定的线条质感，追求理性和秩序，因此往往追求能够通过规范性、文明性的语言表达更加全面、完整的语义。由于新媒体时代无限制的内部存储空间，以及多种多样的语言存在形式，语言的输出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们可以在不经意间，手指轻轻一动，就可以达成输出想法的目的。一方面，由于这种输出的天然匿名性和易得性，导致网络语言很少具有理性思维；另一方面，也由于注意力成本的稀缺，趣味性成为网络语言吸引“眼球”的一大噱头。因此，更多背离主流文化的语言充斥网络，解构了语言环境中的本有规则。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是，尽管趣味性一定程度上成为网络语言的主导，更加倾向于通过情感共鸣、文化认同、身份识别等来重构语言，但本质上社会语言的需求仍然没有变化。网络世界中也急需再构规则来维持认知世界的平衡。因此，更需要将新媒体环境中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民众舆情的媒体语言纳入社会秩序之中来，认识到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积聚矛盾，社会主流媒體也将其从情绪语言中剥离出来，认知到反映的本质性社会事件，从而将网络语言进行艺术性的表达，再次构建正能量的热议传播，才能够真正重新掌握媒体语言的主导权。

（二）平等权利中深化语言的网络特色。

新媒体通过低成本的接入门槛，能够让每一个体都通过终端实现登录，同时其匿名性的色彩又能够让每一个互联网个体在新媒体上以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新身份达成交流，使新媒体的虚拟身份得以成功塑造。互联网具有着传统媒体不同的色彩。在新媒体上，由于用户被动忽略了其背后的群体文化和社会阶层，往往以一种分散态势呈现在互联网上，为了能够更好地抓取用户，媒体就要适应大众化的口吻和语言，从而实现多方的双向沟通。因此，传统媒体需要根据内容融合转化新媒体语言来吸引媒体受众，提升信息传输效率，实现有效传播，“带动自身转型升级，更好应对新时代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挑战。”[5]传统媒体在过去往往会更受自身地位和影响力的羁绊，而通过严谨、逻辑性的语言来播发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无数自媒体的存在通过网络化语言的运用，吸引更多普通用户进行阅读，分散了本来属于传统媒体的注意力。同时，新媒体环境中低廉的信息复制成本也让权威媒体的独家新闻化为泡影。这就需要传统媒体能够一方面既利用好自身的独特地位，采集更多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人间温度的新闻，以专业化的运作手段进行制作；另一方面能够学会运用互联网络，运用更多的网络化语言，以更多样的语言风格来承载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便在权威新闻发布的同时，以平民化和趣味性的网络语言为标题，《翊鸣惊人！决赛加油！》《冬奥会以来，我大概吃了200个饺子》等便很好地通过趣味化语言和简短化策略适应了网络环境，从而引发读者的好奇心。

（三）技术赋能中建构语言的传播生态。

在新媒体之中，体现了其对于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追捧，但趣味性主要是体现自媒体的视频与互动交流，而娱乐性则是体现在一切事物都去解构化与娱乐化，缺乏理性与逻辑根据，一些“标题党”和“污化”语言出现在了用户的视野之中。虽然，我们不可否认这些语言片段在一定意义上真切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部分文化的需求，但如果在传播生态中以这些媒体语言为主导，显然容易出现网络世界的无序化，影响到所有网民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认知。学者丹尼斯所言：“语言由符号组成，符号就是一个单词，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物，其能够在一个设定的语言群体之中‘代表和引起已经定型的内在的意义。”[6]新媒体也正因为其语言进入门槛的几乎不存在，也会对孩童群体产生认知影响。因此，媒体语言的生态建构，既需要传统媒体自身发力，更需要法律、平台等做好监管。传统主流媒体本身就具有着一定的地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也能够利用自身的功能与更多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专家资源、近地资源等进行整合，承担自身的责任，从而以带有权威性色彩的语言给用户以强有力的引导，让用户能够通过这些主流媒体认知到正确的信息和判断。同时，传统主流媒体也可以扩大自身制作的媒体语言影响力，例如与更多的社交平台合作，如微博、抖音、微信、快手、小红书等平台型媒体，通过引流或者人工算法，让主流的公共性质内容进入到用户的视野之中，从而形成媒体语言的强势引导。除此之外，法律和平台本身也能够设置一定的标签检索，例如通过关键词识别机制等，让更多不利于引导用户健康向上的媒体语言被拦截在网络空间之外。通过多方合力，主流媒体的强势引导、自媒体的创新探索、平台和相关制度的积极维护，建构起既保障用户言论自由权和知晓权，同时也维护新媒体世界秩序的传播生态。

结语

尽管新媒体语言与传统媒体时代产生了较大的意义差异，而且这样的差异不是在缩小间距，而是有扩大趋势。我们既要紧跟新媒体的语言规律，也要尊重传统的语言规范，如同唐诗宋词的语言艺术，依旧是我们语言学习的经典启蒙，甚至成年之后还要继续去吟诵这些经典，进而把唐诗宋词的语言艺术内化于心。

当然，我们不用刻意去隔离传统语言与新媒体语言的差异性，相反我们应继承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我们仍然要认识到其本质仍然是社会现实的鲜活反映，“语言学与网络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关系，本质上是语言学与网络时代的关系。”[7]面对新媒体语言的巨大变革，一方面既要能够肯定其灵活性、创新性和时代性，其灵活性主要是体现一个符号、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其创新性是这些符号、动作与表情即意义创新，其时代性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巨变，能够给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语言带来活力，也适应了新媒体移动终端的阅读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背后情绪语言反映的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地利用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带头示范和引领规范，从而建构语言传播的创新生态。

参考文献：

[1]姚喜双.加强媒体语言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5（3）：43-45．

[2]秦珅.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传播形态创新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07：56.

[3]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5）：73.

[4]姚喜双.张艳霜.媒体语言发展刍议[J]. 语言文字应用，2010（1）：2-10.

[5]（澳）埃弗里特·丹尼斯.数字时代的媒介连接传播、社会和文化[M].傅玉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9.

[6]戴骋.新媒体时代中视频传播的动因、特征及路径[J].中国传媒科技，2022（7）：7-10.

[7]李宇明.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7（2）：145-158.

作者信息：谌婷，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