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昕 姚梅龄 石强 （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 南昌 330004）

姚国美（1893—1952 年），江西南昌县姚湾村人，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出身于中医世家，就学于江西医学堂，受教于当时江西省中医泰斗文霞浦先生。他精通内、妇、儿科，善于辨证论治，从医仅一年，即以治效遍传，闻名于省内外，与江西另一位名医谢双湖被称为“名医双雄”。因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他常心存善念，心怀慈悲，发愿振兴中医文化，推广公益慈善事业。正如他曾向其父亲许下的诺言：“我将尽十年之力，但求身家聊堪温饱，即将停止个人蓄积，赚一文就用一文。如何用法，我今天虽谈不上，但可向老父保证，绝不胡作非为就是了。到那时所做的都是公益事。”［1］1930 年前后，他在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兼教中医病理、诊断和治疗学。1949 年，被任命为江西中医实验院院长。他在长期从事中医办学和开展义诊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近现代百年来中华中医药界的杰出代表。姚荷生在《姚国美生平纪略》一文中曾对其给予高度评价：“从先叔（姚国美）毕生行事看来，说他对祖国医学的兴亡继绝、承先启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不算过誉吧。”［1］

1 济贫义诊，医德高尚

从事济贫和开展义诊是传统中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古代名医躬身践行的优良传统。如三国时期的董奉留下杏林佳话流传后世；唐代名医沈应善在疫情灾害发生时，慷慨免费医治过往病人的美谈等等。姚国美也承续这一中医文化传统。他虽然素为“民间医”，却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解救民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地难民纷纷涌上庐山，患者的数量也日益增多。照说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但他却认为帮助他们远离苦难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一旦遇到没钱买药的病人，不但不收取诊疗费，而且连药费都解囊相助，在处方单上注明“药费请记我的账”，因此庐山双鹤轩中药店每月结算的时候，姚国美自己竟然要支付多达一二百银圆的账单［2］。

他不但从事济贫，而且开展义诊。1924 年入秋时节，姚国美因病家延请赶赴九江浔阳，在旅途中他亲眼目睹严重的水灾肆虐，引起大疫蔓延，造成大量灾民贫病交加，处于死亡的边缘。见此情景，他并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发大慈恻隐之心，下定决心要救助这些灾民。返回庐山后即与妻子商量，变卖首饰作为开办启动费，并用平时的诊金陆续添助推广举办义诊。据姚荷生回忆，此义举初倡，医药界与慈善家立即纷纷响应，并与他们一起每日深入灾民棚屋抢救病人，一时活人无数。灾民们奔走相告，大加赞扬姚国美先生的此番义举。不仅如此，九江难民中年纪较大者，至今也对姚国美先生在九江梅定坡女儿街赈灾救疾的往事记忆犹新。他开展义诊并不仅仅限于九江，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举措。在南昌佑民寺门诊部举办的义诊活动不计其数，就诊者有时日达千余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姚国美“这一义诊，一直坚持了七年之久”［3］。由于在义诊中为患者医治疗效显著，因而深受赞誉，曾流传着“请了姚国美，死了也无悔”的民间传说。

此外，他在长期从事济贫和开展义诊中坚持奉行医学职业道德，对富者不趋炎附势，对贫者富有同情之心，从不先富后贫，厚此薄彼。他很少顾及自己的身体安危，总是急病人之所急，有求必应。如有一次冒雨跟随贫苦病家步行赶到门诊为久候的病人看病，虽然此时衣履尽湿，但他不顾休息，立即脱去外衣依次为病人诊治。等到看完病号，已是晚上7 点，可他还饿着肚子。

这些事迹是姚国美高尚医风医德的具体表现。实际上，这些事迹也一直为后人敬仰和传颂。在张镜源主编的《中华中医昆仑》丛书中的《姚国美学术评传》有：“姚国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事业……悉心救治危难病人，就是他的人生之道，是他矢志弘扬的中医之道。”［4］

2 自创新方，疗效卓著

姚国美在长期的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且自创出许多疗效确切的方剂。在这里，我们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剂。一是“三宝回阳药酒”，为治疗阴霍乱的要方，由肉桂、公丁香、樟脑、白干酒组成。他在《诊断治疗学讲义》中明确指出此方的主治、功效、储存方法和服用方法：“腹痛，吐泻交作，手足逆冷，甚则转筋脉绝，名阴霍乱，急与三宝回阳药酒以救其阳，转筋者更以酒擦患处，俟其势稍缓，而后随证调治……上药用夏布袋盛之，浸入酒内，封固，勿泄气，用时每服一钱，和温开水冲服。”［3］二是“薄槟散”，由薄荷、槟榔、山楂、枳壳4 味药组成，主治食积热化证。此方至今在临床中仍被广泛推广使用，并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唐伟华等［5］曾用姚氏“薄槟散”加减治疗因食积化热所致的多种儿科疾病，如咳嗽、盗汗、便秘、夜啼等都取得显著的疗效，达到异病同治的目的。三是对年迈血虚、肝木失养、风动筋拘所致肩凝不举、肢麻震颤的验方——“姚氏肩凝神愈膏”。处方为：制熟地黄、黑驴胶、金钱橘饼各120 g，黑玄参、秦艽、怀山药、北枸杞、制何首乌、盐炒杜仲、盐炒续断各30 g，桑寄生9 g，当归60 g，茯神、粉甘草各15 g，山茱萸、金石斛各13 g。配制及储存方法为：上药除驴胶外，以铜锅文火熬煮，滤渣取头汁，原渣加水，再熬取汁，两汁冲和，文火熬至合度，入驴胶，待烊化后，再用上等白蜜，缓缓收膏，装罐备用。此方之疗效，在《姚国美学术评传》中附有一则医案可以证实：曾有一位患者因耕田时牛使野性拖犁跌倒，致使右臂疼痛、举不过项、肢麻震颤，治疗半年不愈，后服用此验方，仅1 剂病愈过半，再剂痊愈。四是仿麻杏石甘汤之意创制出治疗久咳伤肺、肺阴受损的验方，该方共有4 味药组成，分别为：炙麻黄、大雪梨、杏仁、金橘饼。用法：将雪梨掏心，麻黄纳雪梨中，与余药用水共煎之，频服代茶。刘德远在临床上运用此方加减治疗多例儿科病症后，发现其疗效果真灵验，并深有体会地说道：“此后每遇久咳体弱患儿，凡是证属麻杏甘石汤证之类，即拟本方加减，灵活化裁，每皆有效。”［6］此外，还有熄肝胆之风治疗偏头痛的蛇胆陈皮末等等［3］。这些方剂为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3 撰写教材，价值巨大

在酝酿成立江西第一所中医高等院校前夕姚国美亲自动笔书写了两本讲义——中医《病理学讲义》和中医《诊断治疗学讲义》，为该校创建奠定学术教材基础。

姚国美撰写这两部讲义极为认真，可谓是费时费力。当时，国民政府不批准办本科，只允许办大专，但姚国美却坚持认为“学术水平和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技术水平不能降”［3］。因此，他在编写这两部讲义的内容上，均是按照本科水平以及培养临床合格中医生的要求来编写的。为了写好这两部讲义，他到处搜集资料，将16 箱（大号樟木书箱）家藏书和108 箱“江西神州医学会”的线装书摆在书房内和周边的数间办公室内，以作为编写的参考资料。在编写中，采取两人合作的方式，姚国美口述一段，姚荷生便记录一段后随即停笔，并按其所说的某书某卷查找比对。接着姚国美再口述下一段，姚荷生又查证下一段。每当一节一章记录完，即交给姚国美亲审亲改，就以这种比较原始的方法，直至完成全书所有章节。两部讲义均经过姚国美亲手3 次修改后作为初稿交予江西古文名师修辞润色，形成统一的文风，最后交回姚国美定稿。这一过程总共历时了5 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寒暑，每晚必写至深夜。因此，两部讲义的完稿，不仅是姚国美个人辛勤劳作的结果，也是其团队精神的体现。

姚国美的辛勤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这两部讲义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3 个方面：一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首先，与现行大专院校各版教材及一般临床参考书籍相比，这两部书所选病种既全面又精当。例如它所列的内科病种有62 种，较现在各版本科中医内科学教材多10 余种。尤其是结胸病不但临床常见，而且十分危重，而现代教材及有些典籍中缺少这些病种［3］。其次，每种杂病中所列的证候相比其他医学书更为丰富和实用。如在《诊断治疗学讲义·三消》中所论述的多种气虚阳虚证候，以及除阴津虚以外的其他病因病机引起的消渴，更远较现代教材丰富，亦较其他杂病典籍清晰［3］。因此，可使临床医生面对变化万千的疾病时，有较多切实可行的辨证思路。最后，在阐述每种证候时，简明扼要，突出主症与鉴别要点，便于医者做出诊断结论，不易误诊。二是具有深刻的系统性。中医《病理学讲义》理论重点突出，透彻阐发各种内科疾病主要发病机理、详论六经六气标本从化等，对临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中医《诊断治疗学讲义》临床实用性强，将许多经典中的理论与具体的证候诊治密切衔接，操作性强。两部讲义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统一起来。三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这两部讲义将外感病与内伤病、时病与杂病均同列一书，将经典著作的相关内容与内科杂病融为一炉，开创性地纠正了当时将外感时病与内科杂病割裂的情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许多流弊［3］。又如在《诊断治疗学讲义·脉证真假辨》中针对舍脉从证、舍证从脉之说，首次提出这是医生“审之不明，辨之不清”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曷尝有不可凭之脉证乎？此说入人既深且久，欲辟其非，积重难返，且以可凭不可凭释从舍二字，亦未必为立说之本旨。”再如，姚国美在中医《诊断治疗学讲义》中论述的“治法八要”，源于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医门八法》，但内容高于“医门八法”［7］。此外，姚国美在中医问诊方面指出问诊虽有十问与十二问的不同，但病有万变，此法只列大概，不足以概万病，也不能尽医所需［8］。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问所当问”，并依问诊目标而列问病处、病象、病情、病因四大端，指出其较能浑括万病问诊共性，即“病处者，部位之所属也；病象者，证状之所显也；病情乃喜恶之不同；病因乃受邪之所自”［3］，准确地抓住了中医辨证中病因、病位（所）、病机这3 项核心的病理要素。

这两本讲义受到国医大师邓铁涛的高度赞赏，他在审阅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综观二书，内容紧密相连，意在理用一贯，是理论与临床密切结合之佳作；书中博采前贤名论，又撮其要旨，冶各家学说于一炉，对读者和后学多有启迪；是书辨证明晰，选方精当实用”［3］，同时也为中医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4 创办学校，竭尽全力

当时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受到国民政府欲立法废止的威胁。姚国美认为，“如果一两个世纪的‘西洋医学东渐’是以牺牲中医为代价，甚至国民党政府1929 年用余岩之言而取缔中医，以及在措施上任凭中医学术及医道衰微，均是完全错误的”。要改变当时中医所处的不利现状，姚国美便毅然投身于中医图存救亡的事业中，他根据自身的处境，分析和权衡各种利弊，认为创办中医学校是当务之急，深感“中医如不图自办院校，培养人才，真传行将暂晦”［4］，于是锐意着手兴办中医教育。

创办中医高等学校是姚国美毕生的心愿，也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在这方面下功夫甚多，且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3］。第一，在姚荷生及其学生当助手的情况下，姚国美每日白昼诊治患者二三百人，然后将全部诊金捐献给“江西神州医学会”，以作为筹建“江西国医专修院”的资金；第二，召集并动员姚氏大家族集资建院，并变卖自家财产和金银首饰以充院资；第三，任“江西神州医学会”会长一职，主持工作并与同仁们共商“振兴中医”事宜，和同仁们共同在媒体上宣传，并联络社会贤才，以求得赞助资金创办中医正规高等院校；第四，协助同仁设计并着手筹建会址和院楼；第五，总体规划办院宗旨，具体拟定教学计划等院内具体业务行政；第六，夜以继日商定如何向国民政府申请办院，虽屡遭失败，但仍不放弃。于是，先行办起了“江西国医专修院”并招生开课，但又受到国民政府干涉，被迫将校名改为“江西中医专门学校”。

该校的创办宗旨是振兴中医、培养中医人才，这一点在姚国美为该校所写的校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内容为：“黄农学理浩无边，垂跃五千年，万民蒙福利，百姓赖安全。美西欧风东渐后，玉函金匮几湮然。愿同胞，齐奋起，谋兴教育继前贤。多士一堂须努力，使我中华医学悠悠万古耿中天。”由此可见，这不仅表现姚国美创办中医学校的坚定信心，而且也展示他传播和弘扬中医文化的远大抱负。

5 小结

总之，姚国美不仅在济贫和义诊做出突出的成绩，而且在中医办学上取得重要成果。所有这些，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医学界的充分肯定，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因而“它的作用，虽然出于江西，但流传外省，辗转传抄，几乎形成学用一致的江西风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