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铎

因为作家的性别身份而将乔叶的写作自动纳入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加以论述,对于作家而言也许是一种矮化。或许正因于此,评论家在谈及乔叶的小说时,有从题材角度描述其“乡土叙事”“底层书写”的历史性与现实感的,有从代际身份界定“70后”作家的感觉结构和文学共性的,有从文体论角度谈论“非虚构写作”的问题意识和文体革新的……在这些常见的标识之下,乔叶书写显见的性别特质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俨然成了一种点缀。加上乔叶本人在接受访谈时也一再借用张爱玲的“肚脐眼”比喻,表示身为女性而表达女性经验,就仿佛花一辈子时间去瞪看自己的肚脐,并且绞尽脑汁地招徕他人同看,因此,“我尽力让自己的关注不仅限于女性,当然也不仅限于男性,总之不被性别所困扰,只关注于男性女性通用的那个词:人性”①。似乎关于“女性”是人性的范畴之下更次一等的概念,关于女性言说是自我写作的某种局限性的表现。

有趣的是,这一观念近年来被乔叶自己所否定。在一篇访谈录中,乔叶在回答“您对女性写作的看法”的提问时再次引用了上文中的“肚脐眼”表述,不过这次她又接着说道:“说实话,我对自己的这个回答相对还算满意。直到前些时候,应邀参与一套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我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重新浏览了一遍,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三十来个短篇小说里,其中有二十来个的叙述角度都是女性,而这二十来个女性叙述者,其中又有十来个都没有名字,只是‘她’而已。……这个发现使得我都想把以‘她’为主的小说们全拎出来,给这个小说集定名为‘她’了。……它们无比诚实地击碎了我曾经一贯的故作姿态。我意识到,号称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这居然是我试图自欺欺人的谎言。于是有了认命之感。生而为女人,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写作也必定在这个命里面。当然,这是我的局限,不过话说回来,我的局限也未尝不是我的根基。与其虚弱逃避,不如恳切面对。”②访谈中提到的书籍正是2019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说集《她》。尽管直至近几年乔叶才初步表达了对自我书写的女性特质的自觉,但回顾乔叶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女性命运、情感、心理的关注贯穿着作家小说创作的始终。尤其是作为女性人生际遇重要环节的婚恋情爱,更是在乔叶的小说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表现,故本文将着意从乔叶小说的情爱叙事入手,对其作品的女性特质予以详细解读。

一、 形而下的生命体认与艰难的欲望诉说

2005年第3期的《小说林》杂志发表了一部乔叶的短篇《无耻适合每个夜晚》,写的是女主人公“我”一时兴起去往自己的一位爱慕者于宏的老家拜访,二人在野外的山石上做爱,云雨之后女人却表示自己无意与男人保持长期的身体关系,最后独自乘车离去。这是一场有夫之妇对于理性日常的心血来潮的逃逸,是一次有关女体欲望率真而赤裸的高调言说,离经叛道却又从容恣意。《无耻适合每个夜晚》在乔叶的创作中并不算起眼,不仅很少被评论家提起,乔叶本人在对作品整理出版时也鲜有收录,但我却认为,在这部作品短小的体量中,蕴藏着一把解读乔叶小说情爱书写的钥匙。

该如何理解这个短篇呢?通俗视野下一个有夫之妇一夜情的滥俗故事,也许换个视角来读,可以是一部打破虚拟与现实界限的先锋小说。文本中所有这些煞有介事的叙述我们不妨将其视为“说梦”,整个故事不过是以一种“拟真”“近真”甚至“乱真”的方式建构起一个虚幻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对于我们读者而言是虚构的,对于故事的主人公“我”而言也是虚构的。何以见得?在小说的结尾,当这个恼羞成怒的男人表示还会再来找“我”,“他不会就这么放过我”时,主人公却不无任性地表示:“他找我那是他的事情,至于他找我时我该怎么办,我没有想。不要用明天的问题来打扰今天吧,那也许该是另一篇小说的内容。”③这里的“我”已经分裂出了故事的主人公和小说的叙事者两重身份,借助这轻描淡写的一语,作家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像女主人公这种毫无道德负担和现实困扰的欲望实践,只有在小说里才会发生。

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不妨把《无耻适合每个夜晚》当成一个正话反说的叙事游戏,透过虚拟空间中女性主体肆无忌惮的情欲放纵之“欢”,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世界里女性形而下的欲望体认之“难”。而这“难”正是乔叶小说情爱书写的重心。小说的后半部分,当女人向男人表示“我们没有以后”,“我”并不喜欢“惶恐不安地特意偷情”时,男人开始变得愤怒,他向女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一个冷血的人,你知道吗?”“你后悔了吗?”“如果今天晚上来到你身边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男人,你会不会也去接受,甚至迎合?”“我要让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夜晚。”④甚至小说最后男人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还会再来找她,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一夜纵情背后的惘惘地威胁。

“不要用明天的问题来打扰今天吧,那也许该是另一篇小说的内容。”《无耻适合每个夜晚》中回避的难题,我们在《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妊娠纹》《零点零一毫米》等多个故事中反复遭逢。《我承认我最怕天黑》中,离异独居的女主人公刘帕深夜遭遇民工入室抢劫,女人在冲动之下配合了对方强奸的命令,并且奇异地在这非常态的性爱关系中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放纵快感。然而这份灰色的情感很快随着室友的报警而曝光,刘帕无奈之下向警察坦承“是我自己愿意的”,招来的却是警察的讪笑、领导的误会、满城的流言。前夫闻讯也责备道:“你以为承认自己愿意和一个陌生人上床会比强暴的名声好听点儿吗?”⑤换句话说,女性想要获得身体欲望的实现,比被男人强暴更难让人接受。小说将一位独居女性真实的情感欲望与性暴力相提并论,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女性的欲望世界被压抑和漠视的程度。

再来看《妊娠纹》。与前两篇小说不同,这是一则关于“偷情未遂”的故事。女主人公“她”在一场饭局上偶然结识了苏,二人很快擦出火花。但是这桩艳遇却并不像《无耻适合每个夜晚》《我承认我最怕天黑》中那样顺利地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因为妊娠纹。妊娠纹是不可逆转的身体伤疤,它让原本年轻美丽的身体变得陈旧丑陋,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生理特征”引发了女人“不可能回到从前的焦虑”⑥,妊娠纹之所以成为女人恋情的最大障碍,是因为她在妊娠纹上看到了既有的性别法则对于女性的不公。“在身体的层面上,男人和女人永远不可能平等。”⑦男人的身体只需要健康就够了,只要有了健康,他就能去享受女人;但女人的身体却必须年轻、白净、无瑕、优美,完美的身体才有资格进入情爱市场等待男人的挑选。与此同时,男人的疤痕意味着一则则沉淀下来的身体故事,是魅力值的加分项;而女人的妊娠纹却是她与男人身体交欢、生养的忠实履历,是印在肚腹之上的贞操带。如果说对于丈夫而言,妊娠纹也许是她孕育生命的荣耀勋章,是她身为母亲的确凿印记,那么对于丈夫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而言,妊娠纹就彻底成为铭刻着女人性经验史的耻辱柱,无可辩驳地记录着她曾经的历史和现在的衰微。妊娠纹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意象,它形象地说明了女性的身体并非自然之物,而是既有的性别文化形塑的结果。《妊娠纹》的最后,女人歇斯底里地拒绝了男人的求欢并被委弃在宾馆幽暗无明的卫生间内,这也许正意味着女性想要从这种不对等的性别文化中逃逸而出,在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之外赢得女人之为女人的主体性地位,其可能性是多么的渺茫、灰暗。

从题材上看,虽然乔叶总是在书写城市女性的婚外情或婚外性,但是笔者并不能认同那种将乔叶的情爱书写与“饱暖思淫欲”的滥情想象粗暴地画上等号的看法。1980年代王安忆、陈染、林白等人的情欲叙事,尚能在对抗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和父权主导下的性别暴力的意义上被评论界所肯定,那么何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女性形而下的生命欲望本身反而失去了表述的正当性?诚然,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商品化的整体语境中,各类文学书写中的洋洋大观、泥沙俱下,但我们不能就据此简单化地断定乔叶的小说同样充当了“病态消费文化的鼓吹者”⑧。乔叶小说的情爱叙事无疑是严肃的,她对于女性的情欲实践和生命体认的正当性和艰难性的描写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正当性,源自心理分析学意义上的人类不可根除的情感本能和人性本能;其艰难性,则直接指向父权制主导下的性别权力结构本身。这种不对等的性别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已然内化为女性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看到,除了《无耻适合每个夜晚》以外,其他诸篇中的女性欲望并未真正逾矩:《一个下午的延伸》《那是我写的情书》中的女主人公与有夫之妇的相互孺慕本质上是“发乎情止乎礼”式的古典爱情;《妊娠纹》《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中女性的情欲之邪火均在最后关头止熄,并无彻底摆脱既有两性伦理的道德勇气;《紫蔷薇影楼》《我承认我最怕天黑》《零点零一毫米》中女性偶然性的情欲满足也来自男性主动实施的权力构陷和暴力犯罪(强奸),女性并未获取性的主体地位。而且由于既有的性别结构是如此的坚固,女性自身的情欲实践除了要承受男性“无情无义”的道德指责(《无耻适合每个夜晚》)和“浪”“贱”的荡妇羞辱(《黄金时间》《零点零一毫米》)外,还要面对自己发出的“放荡”“堕落”“无耻”的自我指认:《最慢的是活着》中,奶奶将逝,“我”想要通过“食”和“性”来抵御“死”的虚无,确认“生”的存在,主人公仍不忘插一句“这是我的强韧,也是我的无耻”⑨的矛盾辩白;《无耻适合每个夜晚》中,女主人公在男人愤怒的指责面前亦有对于自己“堕落”“我的自私就是我的无耻”的坦率自陈。这种自我指认似在与文本内外的声音对话,暴露出主人公不易察觉的内在紧张与道德焦虑。这种焦虑真实地体现了女性在欲望与道德、肉体与精神、自由与责任的二元对立间无以自处的痛苦。

二、 对父权制主导下的两性关系的审视

上述分析并非要以女性主义理论指责乔叶小说的情爱书写不够前卫、不够彻底,与之相反,我们正是在乔叶小说对女性情爱心理和情欲处境的真实再现中解读当前社会女性的情感困境。我们说乔叶小说的情爱思考是严肃的,也是进取的、有力的,后者主要体现在乔叶对于父权制主导下的两性关系的审视上。

仍然以具体的文本为例。作品集《她》中收录了一篇名为《零点零一毫米》的短篇小说,这里所谓的“零点零一毫米”,在文中指的是一枚超薄型的安全套的厚度。小说的开篇,女主人公“她”正在药店买安全套,打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出租车司机的强暴,在确认了性暴力必然发生之际,女人竭力维持冷静并要求使用安全套,未曾想这一举动最终成为整个事件的矛盾焦点。女人要求使用安全套一方面是出于自保的本能,以避免后续的受孕或染病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虚幻的自我欺骗,“他进入的只是乳胶,不是她的身体”⑩,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身体和心理所受的伤害。但是这一举动却遭遇了罪犯和丈夫的共同误解,丈夫将其理解为女人自愿从事的表现,反复玩味着女人的心理动机:怎么就买了?怎么就主动给他了?他倒是也愿意戴?你还挺理解他的吧?那还得感谢他呢吧?一连串的逼问,仿佛面对的不是性犯罪的受害者,而是共谋犯;仿佛这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出轨的情人。强奸犯将这一举动解读为自愿的表现,以此来确认女人不会报警:“在他的逻辑里,这样的事情她都做了,她怎么还能报警呢?”妻子不愿报警,因为顾及事件的曝光会毁掉自己的生活,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嫌恶和假惺惺的同情;但丈夫不愿报警的理由则要复杂得多了:若是假装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将来离婚要好办得多,而这件案子一旦公开,对一位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提离婚,他的道德处境将会无比艰难。

丈夫劝导妻子的时候说了一句:“在中国,总还是传统的人多。”在这里,丈夫本人就是这类“传统的人”,坚信女人不会报警的罪犯也是这类“传统的人”。但是当小说最后,读高中的女儿跟父母闲聊时说起,外教上社会学课时建议女孩子们包包里备一个安全套以防不时之需时,父亲沉默地离场,母亲却表示支持女儿也在包里放一个,这样的情节安排其实意味着母亲已经决意要和女儿一起对抗(逃离)这个所谓的“传统”。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通过拼凑各种文本细节我们看到,这一传统,是丈夫无所顾忌地驰骋着欲望,任由妻子的身体承担自己欲望的后果,一再地受孕、流产、再受孕、再流产;是丈夫贪图房事的尽兴拒绝佩戴安全套,却让妻子忍受下腹的不适和经期的痛苦在体内戴上避孕环;是丈夫为了拯救自己的性无能提出更换性伴侣的设想,却在妻子表示“我也去换”的时候命令禁止道:“你不准!”“‘咱们’不包括你。”——“‘咱们’不包括你”中的“咱们”,本质上其实是占据性主体地位的男性同性社会同盟(homosocial society),“你”则是性行为受到严格管控的女人,在这个由“咱们”主导的社会中,所谓的性道德“传统”势必只能是单向度的对于女性的禁锢和对于男性的豁免。

值得一提的是,乔叶小说对于两性关系的描绘既不同于那种以女权理论为先导的先验叙事,也与通俗文学中那种专门兜售男女情爱的地摊言情判然有别,后者主要体现在她对时下盛行的恋爱意识形态的解剖上。例如在新近出版的小说集《七粒扣》中有一篇非虚构作品《小瓷谈往录》,记录的是一位叫小瓷的中年女性的个人成长史,通过展示她的几段婚恋经历,我们看到了在看似浪漫的恋爱图谱中,男性如何以暴力和支配的方式表达爱欲。小瓷的第一段恋爱的对象是一个公司的上级领导,两人有着十四岁的年龄差,二人的日常相处是通俗小说中盛行的“大叔与小萝莉”“霸道总裁与娇妻”的情感模式。男人事无巨细地关注和照料着小瓷的饮食、穿衣、发型、健康,女人在男人强烈的恋爱攻势下很快沦陷,二人同居并谈婚论嫁。然而在这则看似美满的爱情童话背后,作者却洞察到“甜宠”的假面背后其实是露骨的权力支配关系。在确信已将女人收入囊中后,男人变得“越来越无所顾忌,对我也越来越霸道,指教得越来越厉害,也越来越具体”。当小瓷得知男人刻意隐瞒婚史后,男人却反过来长篇大论地教育女人要“乖”,要“包容”和“珍惜”,与此同时男人不惜以家务做不好、房间不会收拾、饭菜不合口味等一切借口贬损女人,依靠对恋爱对象的“调教”和掌控来获得心理的快感和优越感。当最后小瓷终于不堪屈辱提出分手时,男人依然滔滔不绝地对女人进行高强度的心理打压:“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还年轻吗?”“你以为你还十八九呢?”“男人的年龄可以打折来算,四十能当三十用。女人呢,三十差不多等于三十五,三十五等于四十,四十就干脆混同于五十了……”“我告诉你,离开我,你吃屎都赶不上热的。”正是通过对恋爱细节中的男权话语和性别政治的辨识,乔叶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霸道总裁”式的恋爱关系其实是一种主人圈养宠物式的主与从、驯服与被驯服的关系,是占据着阶层和性别强势地位的男性在“你是我的人”的浪漫说辞下宣布对于女性的占有与控制。这样的两性关系对于女性来说势必是不幸福的,无路可走的小瓷最后只能选择吞安眠药自戕(所幸后来被救下)。

不过,《小瓷谈往录》在历数了小瓷的多次失败的情感经历之后依然让主人公收获了一段圆满的爱情,这样的结局意味深长。学者王文胜曾经撰文讨论21世纪以来学院型女作家笔下的两性关系问题,在肯定了作家们在两性关系书写表达的积极思考之后,她转而指出,她们大多未能书写持久美好的爱情关系,作家们“越来越失去了对于爱情的信心和表达力”。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反观乔叶的小说,她对父权制主导下的性别权力体制的深刻洞察,并没有倒向个人主义式的享乐与虚无,她的书写始终饱含着一种对于平等、多元、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殷切期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的爱情理想主义并行不悖,这是乔叶小说情爱叙事的可贵之处。尤其是《小瓷谈往录》的最后,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说出:“爱情,就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我自己是锦,爱情是花。很多女人把这个事搞错了,以为男人是锦,自己是花。结果抽走了锦,花就成了流水落花,这是不行的。”这种建立在女性主体性基础上的爱情理想,与才子佳人的古典爱情或霸道总裁的通俗爱情彻底划清了界限。红尘男女出于灵魂的投契而彼此吸引、相互拥抱、共同成长,这样的爱情是引领人们向上的超越性力量,是挣脱庸俗日常的闪耀灵光。就像王文胜所说的:“越是在冷漠、虚无情绪主宰人们内心的时代,我认为作家越需要一种使命感,带给人们对美好感情的咏怀和盼望。”

结 语

婚姻内外的两性情爱一直是乔叶小说的重要主题,作家从婚前的恋爱关系、婚后的家庭生活,以及婚外的两性情愫等各个方面,对当代女性的情感状态和欲望处境予以生动再现,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往往能够从婚恋生活的细微之处察觉到性别文化的不公,并以此表达对父权制主导下的性别体制的深刻反省。但是这一点似乎没有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并且常常在更加“普泛”的人性角度的掩映下变得隐而不彰。如徐洪军在分析乔叶的短篇小说《零点零一毫米》时就明确表示,比起“中国女性主义对男权思想的反抗和批判”,小说“对于人性的揭示和拷问”才是其“真正精彩和有价值的地方”。这里我们抛开“女性”“人性”的价值排序不谈,单从论证的过程来看,论者认为这篇小说所展示的人性弱点,与其说是中国男性的虚伪、孱弱和男权主义,不如说是女主人公内心的“刻薄”与“阴毒”,毕竟“她丈夫究竟做错了什么,何至于被置于这样一种难堪的境地”。于是,女性主义的批判被置换为看似公允的“人性”批判,父权话语对于女人的凌厉审视变成了轻飘飘的“思想上有些大男子主义”,且并不能构成“女主人公此时与他离婚并对他进行批判的理由”:“我想,结婚之前女主人公就很清楚,她的丈夫还有几乎所有中国男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男权思想,这是中国男人,同时也包括一部分中国女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既然如此,如果丈夫的男权思想不是特别离谱,它就不应该成为女主人公批判丈夫的理由,而不是具体到哪一个男人的问题。”之所以不避繁赘地引用此段,是因为这段话的论证过程恰好反向证明了本文撰述的必要性所在:正是因为“她的丈夫还有几乎所有中国男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男权思想”,所以我们才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深刻揭示父权制的罪恶与不公,从而能够在直面罪恶中清除罪恶。而父权话语却遮遮掩掩地举着“传统”“人性”“集体无意识”等挡箭牌,试图通过对罪恶的降格化和普泛化,进而免除个体对于罪恶的认领和承担。乔叶的《认罪书》不就是如此吗?将自己放置在性别暴力/历史暴力的参与者的角度,勇敢地领受这一份我们过分熟悉以至于习焉不察的痛苦。我们何时才能迈出这一步?

本文系2022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婚恋叙事与伦理困境研究”(2022SJYB058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原文是:“女性人物在我的小说中出现得确实比较多,因为同为女人,写起来可能比较容易抵达。所以关注女性精神世界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写作如果仅限于个人经验或者和自己很贴近的某类人的经验,那正如张爱玲同志说过的那样:‘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再怎么说,肚脐眼还是小,看够了就得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所以除了女性角度,我尽力让自己的关注不仅限于女性,当然也不仅限于男性,总之不被性别所困扰,只关注于男性女性通用的那个词:人性。” 见《乔叶:门缝里的一代》,《青年报》,2016年11月7日。

②李馨、乔叶:《我的局限也未尝不是我的根基——乔叶访谈录》,见张莉、李馨主编:《当代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汇编 乔叶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130页。

③乔叶:《无耻适合每个夜晚》,见乔叶:《一个下午的延伸》,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④乔叶:《无耻适合每个夜晚》,见乔叶:《一个下午的延伸》,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88～89页。

⑤乔叶:《我承认我最怕天黑》,见乔叶:《旦角》,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

⑥吕东亮:《乔叶论》,见张莉、李馨主编:《当代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汇编 乔叶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348页。

⑦乔叶:《妊娠纹》,见乔叶:《旦角》,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页。

⑧吕东亮:《乔叶论》,见张莉、李馨主编:《当代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汇编 乔叶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345页。

⑨乔叶:《最慢的是活着》,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⑩乔叶:《零点零一毫米》,见乔叶:《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4页。